貧困群體能力建設中的文化共鳴及其反貧效應
——基于符號互動的視角

袁小平

(南昌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江西扶貧發展研究院，江西南昌330031)

1 問題的提出

當前脫貧攻堅戰已取得重要進展，我國的貧困發生率從10.2%下降到4%以下[1]。但是，要實現2020年全面脫貧目標，如何解決深度貧困問題、鞏固扶貧效果依然是個難點。在反貧困研究中對該問題的回答一直存在著兩種思路，分別為福利供給思路和能力建設思路。前一思路認為貧困的實質是短缺，主張通過制度性的福利供給來反貧困，幫助貧困者收入超過短缺標準。這些制度性福利供給包括事前和事后保險[2]、津貼以及其它福利性物品或服務[3]52-53、現金福利[4]182-183等。從20世紀70年代起，國際反貧困重點由實物轉向了能力，以阿瑪蒂亞·森為代表的能力可及派注重關注貧困群體的內在能力與貧困的關系。在森看來，貧困與貧困人口可行能力的剝奪密切相關[5]14，因此，反貧困的重心應該在給予貧困群體工作機會、強化家庭支持上[6]。這一思路在1979年得到了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的支持，該理事會提出了《加強發展型社會福利政策實施方案》，主張向貧困者提供資金、技術、培訓等支持。

在社會工作領域，對貧困者的能力建設也有兩類視角，分別為制度視角和行動視角。制度視角認為，能力建設理念雖然順應了反貧困目標，但制度仍然是影響能力建設的重要因素。如新加坡在解決貧困群體能力貧困的過程中，利用全面的社會福利制度阻斷“健康貧困—經濟貧困—文化貧困—能力貧困”的惡性循環。此外，制度還包括非正式制度，這類制度對貧困者的能力提升與發揮也有著特別作用。例如，不少學者對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的關注最初就是強調社會的各種非正式制度對貧困的影響。與制度視角不同，行動視角更關注對貧困群體的具體增能策略，認為增能的關鍵是要做好賦權，如自我賦權、個體賦權、團體賦權、組織賦權、社區賦權和政治賦權等[7]。但有一些通過對具體増權實踐的分析研究發現賦權并不一定能有良好反貧效果，一方面賦權有可能是“假賦權”，并不能切實給貧困群體增能[8]，另一方面賦權會面臨“有增長無發展”困境。因此，非常有必要去尋找造成賦權風險背后的結構性原因。

自20世紀80年代增能理論應用于反貧困領域以來，眾多學者已注意到能力建設的成功與否與眾多影響因素密切相關。貧困群體增能目標的達成不僅受方案有效性、工作者專業性、服務可及性影響，同時也受文化變量影響。研究發現文化是增強自我效能、改進反貧困的工具[9];個體可行能力被剝奪很大程度源于文化失衡，從而導致貧困。因此，學界非常重視分析文化因素在各種貧困群體能力建設項目中的功能。例如，古學斌、張和清和楊錫聰認為維持社會工作者文化敏感度，避免“文化識盲”是實現能力建設的關鍵因素[10]。同時，文化可以分為物質文化、交往文化以及精神文化三部分[11]，學者主張要充分發揮好不同文化類型特點在反貧困中的價值。具體而言，可以通過運用個案、小組和社區工作等方法達到協助貧困者擺脫精神與心理困境的目的[12]，實現“內力推動”;也可以對貧困者進行賦權，充分釋放自我潛能[13];還需破除貧困者的心理障礙，因為被貧困文化籠罩的個人沒有能力突破貧困文化氛圍下的心理[14]。

以上研究為貧困群體的能力建設提供了強有力指導，但仍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在具體的能力建設項目中，簡單改變貧困者的精神和心理困境是否真的能增進貧困群體的能力?如果能，這種增能效果是否可以持久?在對貧困群體增能的過程中文化到底扮演著何種角色?改變貧困者的貧困文化的關鍵性要素是什么?這些問題需要從理論和實踐上得以綜合回答。由于文化是一種符號，它與互動密切相關，本文擬從符號互動理論出發，通過對一個增能脫貧范本案例的分析，嘗試對貧困群體能力建設中文化作用進行分析，深度討論文化功能的達成與符號、互動之間的關聯，試圖回應理論與政策的需要。

2 作為增能脫貧范本的一個研究案例

自2007年以來，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XS縣依靠社會組織實施“策略伙伴與脫貧奔小康”項目。經過10余年努力，這一行動在幫助貧困群體能力建設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與以往扶貧項目不同，“策略伙伴與脫貧奔小康”行動除了改善貧困群體的生存環境之外，也強調增強貧困群體的潛力、體力、智力、實踐力、道德力，以打破貧困群體內部的封閉，通過雙向賦權，在增能中實現可持續脫貧。

行動實施方認為導致貧困問題及社會不和諧的根源在于機會分配不均，貧困群體往往是機會分配不均的失利方[15]75-80。而改變這種現狀最有效辦法是提高人的能力和整體素質。為此，行動實施方堅持以人為中心的模式，從衛生、教育、產業、環境四個方面切入貧困群體，以求帶來整體的改變。

在衛生能力建設方面，針對XS縣農民普遍存在的“因病致貧”“因病返貧”情況，當地以促進公平、提高能力、規范行醫為目標，在預防、保健、治療方面開展了婦幼健康管理、疾病防控、先心病貧孤兒童救助及篩查等一系列行動，以培養貧困群體的醫療能力，形成了“愛心連成片”模式。僅2017年就實施了21個星火燎原子項目和1個愛心帶頭人培養項目，完成了4次培養會議，3個執行項目，執行資金達66.8萬元。

在教育能力建設方面，主要以智力、道德力和實踐力提升為主，側重培養、提升村民尤其是貧困農民的素質。為此，當地首先對村干部進行專項培訓，培訓的重點對象是組織員(村民小組組長)和宣講員(村干、村醫、村教)，每年定期培訓2次，其中片區每季度培訓1次，村每個月培訓1次。之后，組織員和宣講員負責對村民進行素質培養，每月對村民培訓2～3次，具體培訓內容和方法既可以由上級機構選定，也可以組織村民參加當地扶貧協會組織的衛生、環境、法律、家庭和安全相關知識培訓。例如XS縣的三塘村就實施了電腦、產業、衛生、文化等方面培訓。

在產業能力建設方面，增能的重心在于培養人的素質思維、市場思維和合作能力，幫助貧困村民在自身產業得到發展的同時有能力去幫助那些比他們能力差的村民發展產業。具體實施以培養示范戶成為愛心產業帶頭人、培養愛心產業帶頭人成為合作社骨干為兩條主線。注重在實踐中提升產業帶頭人或示范戶的思維及能力、培育產業帶頭人或示范戶的規范與公德。具體而言，扶貧協會每月定期對示范戶、愛心產業帶頭人、合作社成員開展黃羽烏雞養殖、青錢柳種植、茶葉種植、油菜種植等產業培訓;同時組織他們外出考察學習，學成歸來后，要求他們在村里開展培訓活動，將習得經驗傳授給村民。

在環境能力建設方面，當地認為加強農村環境保護建設是促進農村社會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一環。因此，環境建設的重心在“改變人”方面，在項目建設過程中強化教育村民，讓每一個執行過程變成一個教育人、影響和改變人的過程。當地從水資源管理和農村環境保護兩個方面入手，一方面修建各種水利設施，增強抵抗自然災害的能力;另一方面通過培訓，強化村民環境素質、公德、規范意識的培養。

通過10多年的努力，至2017年底，XS縣共計投入4 331萬元，成功實施了222個項目，建立了2個愛心示范村和2個扶貧示范新村，發展出63位愛心代表。貧困群體的知識水平、勞動技能、文化素質、身心健康等方面均有較大改變，初步形成了一套可復制、可推廣的增能扶貧模式。

3 增能實踐中的文化共鳴與能力增長的閥門效應

與其他公益類社會組織和政府合作開展的精準扶貧項目不同，XS縣對貧困群體的增能實踐在反貧困過程中十分注重文化符號的作用。露絲·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認為，文化是思想和行為的一個或多或少貫一模式，每一種文化中都會形成一種并不必然是其他社會形態都具有的獨特的意圖[16]32。XS縣負責對貧困群體進行增能的社會組織非常認同文化與行為的這種關系。在具體增能實踐中所開展的“合作社”項目、“教育培訓”項目、“愛心產業帶頭人”項目均非常強調扶貧關系建立和對貧困群體價值觀引導，并將社會工作的同感、同理心、共情技巧交叉運用，在開展相關項目時強調貧困群體時間和愛心投入，注重從文化層面感受和理解對方世界，通過價值觀的滲透和幫扶關系的建立來改變貧困群體的思維觀念，實現自身發展。價值判斷影響實踐選擇[17]，由于高度重視文化在貧困群體能力增長過程中的作用，在貧困群體能力建設過程中形成了一種“文化共鳴”現象。

3.1 貧困群體能力建設過程中的文化共鳴

文化共鳴來源于文化社會學，本福德(Benford)認為文化共鳴取決于信仰和價值的中心性或顯著性，與個人日常經驗的共鳴，以及框架與主流故事情節或神話產生共鳴。當某個框架的內容與文化或亞文化中的特定項目一致時，便產生文化共鳴[18]。查爾斯(Charles M.Rowling)和蒂莫西(Timothy M.Jones)等也曾提到文化共鳴是框架研究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它包含兩方面研究內涵：一是文化的哪些方面受到威脅;二是對受眾產生吸引力的潛在機制[19]。國內學者范楠楠指出，文化“共鳴”也即文化“共振”，是指因為思想感情的相互感染而產生的相互認同[20]?？梢?，文化共鳴的實質是對特定范圍內的某種語言或非語言符號意義的理解上達到認同和一致。根據相關學者分析，文化共鳴體現在共通的語言脈絡、相同的頻率層次、彈性的關系等三個維度。

在研究案例對貧困群體的增能實踐中，一直提倡“敬天愛人”“授人以漁”“愛心關愛”“誠信”等文化價值觀，努力通過一系列方法，讓貧困群體與增能的工作人員在語言脈絡、頻率層次、幫扶關系上達到共振，產生共鳴。為此，當地設定了一系列量化指標對文化共鳴進行測量。語言脈絡主要從服務對象的言語、文化習俗、與外界溝通與互動技巧等指標進行衡量，頻率層次從服務對象的思想、處境、對新事物的接受能力等進行衡量，彈性關系從對工作人員認知度、對幫扶效果認可度以及現狀滿意度等三個指標進行測量。在具體的增能項目實施前，通過對以上要素的測量，能準確把握貧困群體對自身貧困狀況的認知以及希望采取的增能措施。在具體實施中，相關人員又會將語言脈絡、頻率層次以及幫扶關系的測量結果運用于實施村落的衛生能力建設、教育能力建設、產業能力建設和環境能力建設方面，并不斷調整建設過程，及時關注服務對象的思想認識轉變和主動參與活動狀況，努力幫助貧困群體建構起對增能項目的共鳴。

10余年來，追求文化共鳴目標貫穿當地對貧困群體能力建設的始終。經過長期建構，增能對象對增能項目的文化價值觀產生了強烈共鳴，能力得到較大增長。如在衛生建設領域，貧困群體的健康意識和習慣得到較好改善，健康觀念在當地農村得到廣泛傳播。在產業建設領域，“愛心帶頭人”數量和質量的上升有效帶領了其他貧困戶參與項目，將那些處于觀望和徘徊狀態、“等、靠、要”思想比較嚴重的貧困群體塑造成脫貧的積極分子。例如，在XS縣ZD村，作為愛心帶頭人的TDH帶領20多戶貧困戶脫貧。但調研發現，文化共鳴在縱向和橫向上存在著差別。在縱向方面，文化共鳴的產生與時間有關，在增能初期貧困群體對增能項目處于弱文化共鳴狀態，增能效果較差;到了項目成熟期，貧困群體與增能項目相關工作人員之間才逐漸形成共鳴并不斷被固化。在項目實施地域分布上，由于不同村莊的增能項目實施程度、深度不一，貧困群體對增能項目和相關人員的文化共鳴程度也呈現較大差別。能力建設項目實施越多的村莊，貧困群體的文化共鳴程度明顯比實施能力建設項目少的村莊要強。

3.2 文化共鳴的能力建設閥門效應

通過對研究案例深度考察發現，由于各村落點在對貧困群體增能的過程中所建構出來的文化共鳴程度不一，貧困群體的能力增長效應也呈現出明顯差別，文化共鳴對貧困群體能力增長具有閥門效應。根據類型學方法，將從弱和強兩方面來進行分析。

3.2.1 弱文化共鳴與貧困群體能力的“內卷化”式增長

在研究案例早期，當地的增能效果普遍不佳。即使當地在一些村莊對資金、方法和內部結構上不斷完善、資源的投入力度不斷增強，也難以達到增能的預期效果。貧困群體與項目實施方僅能產生弱文化共鳴，主要表現在語言脈絡、頻率層次、幫扶關系未能達成文化共振。弱文化共鳴會嚴重制約貧困群體的能力增長。在案例啟動實施初期以及那些僅實施單一能力項目的村莊，教育、環境、產業、衛生等領域任一個能力建設項目的實施往往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而且效果還不顯著。部分貧困群體雖然經常參與培訓項目，但其能力并未有所增長，他們不接受增能中所提倡的各類價值觀，跟項目工作人員的關系松散，整個培訓過程呈現“有參與無增長”特點。一些貧困群體對于培訓內容和技能的習得與掌握呈反復狀態，能力并未能隨著項目的不斷推進而增長，有時甚至還會退化。還有一些貧困群體的能力高度依賴幫扶環境和項目所給予的資源，一旦培訓中止其能力就會出現反彈甚至消亡?？傮w而言，弱文化共鳴使貧困群體能力建設呈現“內卷化”式增長，扶貧過程中的“主動幫扶”與“被動接受”的矛盾、政策導向與需求導向的矛盾以及“扶貧依賴”現象依然普遍存在。

此外，調研也發現在增能實施過程中，有“等、要、靠”思想的貧困群體和“中間派”的文化共鳴較弱，能力增長難度較大。同時，進一步考察發現貧困群體弱文化共鳴現象在XS縣精準扶貧領域也存在。一些貧困群體在精準扶貧中處于相對被動地位，對政府提供的脫貧幫助產生角色距離，不認可政府提供的脫貧手段。幫扶工作人員始終扮演著傳遞政府信息的“第三方”角色。貧困群體和幫扶人員之間始終無法達到共情、共景、共振。以上現象說明弱文化共鳴的存在會導致貧困群體能力增長“內卷化”[21]，扶貧效果陷入“有增長無發展”的循環。

3.2.2 強文化共鳴與貧困群體能力“線性”式增長

強文化共鳴指貧困群體與增能實施方達成高度的認同和一致，對項目的價值觀與目標高度認可，其實質是在貧困群體與增能工作者之間成功建構出了共振與認同的關系。這種關系會對增能的實施效果產生重要影響。強文化共鳴會大大增強貧困群體參與能力建設的自覺性和主動性，也能使貧困群體快速塑造出能力提升所必備的思想觀念和方法技巧，主動產生能力獲取意愿，增進社區參與度和獲取社會資源的能力。這些改變使得貧困群體在增能過程中能力增長呈線性增長態勢，能力提升的質量高、可持續性強。

強文化共鳴主要發生在研究案例的后期，成熟的項目點往往能產生共通的語言脈絡、相同的頻率層次、彈性的幫扶關系。這些在該縣已經全面鋪開能力建設項目的村莊都有所體現。村莊貧困群體對項目目標與價值觀高度認同，贊同“以人為中心的改變”的脫貧模式。實地走訪發現，參與了能力培訓的貧困群體均能用自己的話說出“以人為中心的改變”的具體含義。他們在教育、衛生、產業等領域的參與度非常高，與增能實施人員和其他貧困群體的互動頻率強、層次深，結成了團結、共振關系。

強文化共鳴群體主要來源于項目前期篩選出來的那些具有愛心帶頭人、愛心示范戶培養潛質的貧困群體。通過對他們實施情感教育，加之以社會資源和實踐技能補給，能夠很快激發他們對能力建設的強烈期盼和對增能實施人員的信任，迅速產生文化共鳴。這些群體在后期往往能變成項目骨干力量，在自身能力得到增長的同時還能帶動周邊貧困戶脫貧。強文化共鳴的增能效果在一些實施時間較長的單科項目點也有所體現。例如，XS縣的ZJ中學實施了6年多的教育能力項目，項目包括留守學生關愛、住校生管理、學生自主能力培養以及義工小組參與等，以提升學生素質、擺脫貧困文化。項目后期發現，那些能主動接受項目價值觀、與工作人員和老師互動多、形成了對項目和工作人員強文化共鳴的貧困學生的素質能顯著、可持續性地增長，不良習慣得到了矯正，并能主動發揮好“傳、幫、帶”作用，幫助其他貧困學生。

圖1 文化共鳴的能力增長閥門效應

總體而言，強文化共鳴促成貧困群體能力的線性增長。這種增長對內而言是能增強貧困群體參與反貧困的主動性、積極性和自覺性，對外而言是能幫助他們在物質上達到當地生活的最低標準，提升資源整合能力，重新建構社會關系網絡，增加可支配資源。這些能力能經得住時間考驗，即使后期減少對其幫扶，貧困者本身也可以維持原有的發展狀態。而弱文化共鳴由于沒有激發貧困群體的認同，會導致貧困群體能力增長的“內卷化”。文化共鳴對貧困群體能力增長的閥門效應可以用圖1來展示。

4 貧困群體能力建設中的符號、互動與文化共鳴

貧困群體對增能的文化共鳴不是源于天然情感，而與當地有關人員在增能實踐中與貧困群體的長期有效互動相關，并通過持續不斷強化符號運用逐步成型和固化。

4.1 貧困群體能力建設中的符號運用

在符號互動論看來，互動過程涉及“符號、符號對象和符號的闡釋之間的彼此協作”[22]21。任一個互動過程若沒有符號都無法順利展開。符號是能指和所指的二元關系，“能指”是指符號形式，亦即符號的形體;“所指”指的是符號內容，也就是符號所能傳達的思想感情，或者說“意義”，總而言之，“所指”就是“能指”所指出的東西[23]88-89。這些符號系統會形成組合關系(Syntagmatic Relation)和聚合關系(Paradigmatic Relation)，并通過特定的符號修辭方法將符號意義有效傳達。

在研究案例中，當地注重使用培訓符號和示范符號(愛心帶頭人)兩類符號。在具體表達這些符號時所使用的視頻、姿勢、神情都是“能指”，而通過這些符號形式傳遞出來的意義就是“所指”。工作人員在增能過程中非常強調兩類符號意義的理解，即通過人的改變來脫貧以及愛心、時間和金錢的投入。培訓就是改變貧困者自身的過程，需要愛心、時間和金錢投入，愛心帶頭人是培訓和投入的示范戶。為了更好傳遞兩類符號的意義，實施方在使用符號時注重在符號具體意指過程中與周圍其他符號結成聯系，形成組合效應;與此同時輔之以比喻和轉喻的修辭手法，將核心符號文本與意義簡單化，以便能簡潔地傳達至貧困群體。

具體而言，實施方在培訓過程中尤其注重培訓符號的運用，工作人員通過言語、姿態、手勢、神情表演，有時候借助視頻、圖片以及文字等輔助符號進行表現，賦予培訓以脫貧的喻義。此外，工作人員還會借助一些牙膏、洗臉巾等生活用品的獎勵營造“人在改變”的情境定義，引導貧困者在培訓與脫貧之間產生相似性聯想，鼓勵他們在培訓與脫貧的特征之間找到某種對應，從而制造出增能所希望達到的幻象。為了讓貧困群體更容易接受符號的意義，工作人員還注重符號修辭運用。例如，項目實施方將脫貧成功群體轉喻成“愛心帶頭人(示范戶)”符號，貧困群體通過扮演“愛心帶頭人(示范戶)”角色，形成自己行動計劃和積極的自我觀念，也給其他貧困群體直觀傳遞了脫貧的喻義，進而產生模仿效應。

4.2 貧困群體能力建設中的互動形態

互動是社會成員間的相互響應方式，可以有效反映人們之間的社會聯系狀況?；幽Ｊ椒譃樽晕一雍腿后w互動兩種類型，自我互動主要來源于喬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對“自我”的研究，群體互動的雛形來源于赫伯特·布魯默(Herbert Blumer)的“共同行動”概念，指兩個以上的人通過語言及非語言符號進行信息交換、思維影響的互動過程。在研究案例中，項目實施方從“自我互動”和“群體互動”入手，利用互動來增進貧困群體對符號的接納、認同，產生文化共鳴。

第一，自我互動層面。自我互動即“主體我”和“客體我”之間的互動?！爸魑摇笔莻€人的沖動傾向，是人類經驗中最初始的、自發的非組織的方面;“客我”是受到道德規范的約束，表現為“我應該怎么樣”。貧困戶個體行為的最后呈現是“主我”和“客我”共同作用的產物。增能的實施人員為了讓貧困戶產生文化共鳴，依據米德自我互動四階段理論，在“懷疑階段—認知過程—學習階段—回憶理解”各個階段均強調被增能的貧困群體的自我互動。在懷疑階段，針對貧困個體“主我”對外來幫扶措施存在懷疑和抵觸情況，相關人員從其“客我”入手，不斷讓其接觸扶貧文化信息和各類增能舉措。當信息收集到一定程度后，又引導他們對收集的信息進行評估，對接下來的幫扶活動做出是否參與抑或退出決定。此時“主我”已經對增能舉措形成了比較明晰的認知，它與“客我”看到的、聽到的、感受到的各類增能方法進行相互對比、交互印證。進入學習階段后，相關人員又會采用多種方法促進貧困群體的“主我”不斷調整思維，與增能實施的文化產生互動，“客我”繼續觀察、接觸和參與各類活動，并將這些信息持續提供給“主我”;在回憶階段，針對某些能力建設時間跨度較長、貧困群體對項目文化會淡忘的現實，相關人員又會鼓勵貧困群體通過回憶方法將“主我”留下的對扶貧文化認知和“客我”保存的信息再次進行系統性的溝通和互動[24]，并將其與自我的貧困現狀進行比較，最終形成對增能項目的認同與理解。

第二，群體互動層面。除干預自我互動外，相關人員還會積極創造和強化群體互動來增進貧困群體對增能項目的共鳴。群體互動形式包括增能實施者與項目對象、貧困群體與貧困群體、示范戶與貧困群體以及各類項目人群之間的互動。群體互動的方式與頻率隨著增能的深入而有所不同。在初期，每個貧困戶對增能的文化及脫貧措施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不盡相同，不同人群對互動的最初理解各執一詞甚至針鋒相對。為防止出現不良互動，相關人員會依據文化共鳴的程度將貧困群體分成不同的項目小組，組員間擁有相近的價值理念。項目小組定期見面討論各自需求，并相互評判，最終在各項目小組內慢慢形成共持的文化理解和扶貧共識，并采取固定模式的行動。群體互動也就在這個過程中得以增強。

當群體內部形成固定行動模式后，項目工作人員就開始著力創造不同群體間的互動，它可以發生在社會機構的內外。社會機構內的互動在一定界限內發生，具有經常性、可持續性特征。實施方定期開展的產業培訓、教育培訓、文化培訓以及義工活動都是在社會機構內完成。這些互動如同是一個大舞臺，每個項目小組都會在其中扮演角色，項目的所有互動由參與者共同完成。它不僅包括工作者和貧困群體的表演、情感的表達、信息的發出，也包括其他人對表演者呈現出來的動作、姿勢、神情等語言或非語言文化符號的理解。通過培訓舞臺的角色扮演，貧困群體不斷習得“印象管理”技巧[25]。社會機構外的臨時性互動沒有界限，在街頭、田邊、池塘、菜場、小賣部等都可以發生，以面對面的一對多互動為主。在這類公共場合中，貧困群體與貧困群體、貧困群體與非貧困戶、貧困群體與增能實施人員通過“偶遇式”方法自由交流對扶貧文化、幫扶措施、脫貧成效的心得。對項目實施方而言，這種“偶遇”是精心安排的結果，往往以“愛心帶頭人”“示范戶”與貧困群體的偶遇交流為主，間接性地傳遞增能價值理念和使命，力爭在輕松的互動中不斷相互強化，將互動持續下去?？梢哉f，“偶遇”是互動鏈條的開始。

自我互動偏向主觀層面，更強調的是個體內在互動，而群體互動則減少了主觀成分，是“客體我”的主要塑造過程。研究案例充分利用了自我互動與群體互動的相互作用，共同用于增進貧困群體對增能的接納與認同。

4.3 貧困群體能力建設中的互動、符號與文化共鳴

4.3.1 經過修辭化了的符號為增能的互動提供了基礎

在符號互動理論者看來，符號是互動的前提和工具。在研究案例中，符號的這種工具性功能更加突出。增能過程所確定的培訓符號和示范(愛心帶頭人)兩類符號都經過了修辭處理，使之變得非常的生活化、在地化。對貧困群體來說，培訓無時不在，而愛心帶頭人并不是遙遠的存在，而是完全可感知的對象。這些在地化、日?；?、情景化了的符號會使得符號的質感性強，變得可觸摸、可模仿、可比較。對被增能的貧困群體而言，符號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再是純粹的媒介工具，而是成為了互動雙方相互之間了解并認同各自思維和行為模式并采取行動的依據。例如，在具體的培訓過程中，相關人員將一些技能符號、榜樣符號進行了在地化喻義轉化，他們常常將自己比喻成“播種人”，將“愛心帶頭人”轉喻成“大哥”“大姐”。喻義的轉化能拉進互動各方的心理距離，為后續的互動創造了空間?？梢哉f，符號成為促成個體行動、群體互動并形成共同行動的催化劑。

4.3.2 互動的制度化使符號意義容易顯現化和固化

從研究案例可以看出，增能過程中的互動具有制度化特征，制度化的互動容易結成一個互動鏈條。同時，互動又和符號緊密相關。在案例開展初期，由于尚未形成成熟互動模式，增能的符號意義不能被貧困群體理解。到了案例中后期，大量互動被引入增能過程。在互動過程中相關人員既注重推動貧困群體對增能符號的運用，也注重促進貧困群體將符號理解公開表達。例如，教育和環境領域的增能重點是培養貧困群體的公德和規范意識，它涉及村民公共性養成以及貧困群體對公德、規范等概念的理解與掌握，是增能的難點。受傳統小農意識影響，大部分貧困群體最初對這類概念認同度不高。相關人員在群體互動中(尤其是機構內的培訓中)經常讓培訓對象用這些概念和相關案例來說明公德與村莊環境之間的關聯。高頻率的概念運用會增進貧困群體對符號意義的好奇心與熟悉度。公開表達表面上是貧困者將自己對符號的理解進行公開陳述的過程，實質是在接受符號及其意義的基礎上對符號進行自我加工的過程，是將符號話語轉變為自身話語的過程。在研究案例的后期，不論是在自我互動還是在群體互動中，相關人員均鼓勵貧困群體公開分享自己對項目符號的體驗。例如，在自我互動中鼓勵貧困群體通過回憶方法表達自己對增能舉措的文化認知;在群體互動中鼓勵貧困群體向項目小組成員表達自己對項目知識的理解。

通過互動中的符號運用與公開表達，貧困群體在互動過程中可以將對增能符號的理解顯現化出來，從而有助于幫助貧困群體對增能符號及其意義的理解，實現由熟悉到認知的跨越。這種跨越最初雖然是暫時的，但制度化互動會將認知固化下來。

4.3.3 互動與符號相互建構促進了文化共鳴的誕生，最終強化了能力建設

研究案例展現了符號與互動的雙向良性建構關系，修辭化了的符號有利于將貧困群體卷入能力建設的互動進程中，而制度化了的互動又使得增能的符號意義不斷被互動以恰當的方式表達、彰顯。這一雙向良性建構過程將貧困群體與增能實踐及其相關人員在語言脈絡、頻率層次和幫扶關系上逐漸產生了共鳴。

在語言脈絡上，符號與互動的雙向建構促進了貧困群體形成與增能方共通的語言脈絡。在案例實施前期，由于貧困群體與增能人員處于不同的文化層次，文化背景以及文化儲存有很大的差異，言語上的溝通斷崖現象使增能在開始階段便障礙重重。例如，工作人員在談到產業發展時就說到，“貧困群體往往無法理解，因為在他們的詞匯庫存中沒有產業一詞”。到了案例實施的中后期，經過修辭化的增能符號對貧困群體而言具有生活化、在地化特點，非常適合貧困群體掌握，而互動過程對符號運用的強調很容易使貧困群體高頻運用，由此使貧困群體逐漸產生與增能方相一致的共同語言脈絡。一位參與項目的貧困戶WX說到：“天天變了法地跟我說，讓我看，讓我學，讓我說，我自然也就知道了這些話的意義，培訓還是為自己好?！边@個看、學、說的過程，就是互動的過程。

在頻率共振上，符號與互動的雙向建構促成了增能方與貧困群體在文化上的共振。在案例實施早期，由于工作者與貧困群體的處境、思想、價值觀、人生觀不在同一個頻率，導致二者的互動交流有較大困難。例如一位工作人員說到：“第一次入村時，只有兩位貧困戶參加我們開展的項目，我們當時很難理解，我們是去幫助脫貧的，他們應該非常積極參加才對，但是為什么沒有人參與，后來多次了解之后，站在貧困群體的角度才慢慢了解其中原因?！钡搅嗽瞿艿闹泻笃?，增能方知道了與貧困群體共振的功能，他們為了與貧困群體處在相近頻率層次，一方面調整自己的認識，將符號不斷地進行修辭化，使符號能更加在地化，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對貧困群體的思想觀念教育和具體產業能力、教育能力、環境能力、衛生能力的培養。在此過程中，除了加大經濟投入外，增能方也加強了互動的頻率，通過持續不斷的互動來培養貧困群體對增能的認識?？梢哉f，共景的互動、共述的符號加快了二者共振的誕生。

在幫扶關系上，符合與互動的雙向建構促進了彈性幫扶關系的建立。在案例的增能過程中，符號所傳達的意義是要“改變人的能力”，互動的過程所塑造的是支持與被支持的關系，而不是之前扶貧過程中所塑造的給予與被給予的關系。增能過程中組織員(村民小組組長)、宣講員(村干、村醫、村教)對貧困群體不是直接給予實際的物質幫扶，而是通過宣傳教育、促進加入產業項目小組、鏈接機會、共同討論等方法來影響貧困群體。他們的關系雖然是結構化的，但又是彈性的，而非責任與義務性的。對此，ZD村的愛心帶頭人TDH說：“我和貧困戶組成一個項目小組并不說我就一定要給貧困戶多少雞鴨，我主要是給他們傳授一些養殖技術，平時和他們討論該怎么來養烏雞，該養多少只烏雞，當時我是義務的，他愿意聽就聽，如果不愿意聽我也不會強制?！边@種彈性的幫扶關系使得貧困群體仍然采用道義式的標準來評價各類幫扶舉措和愛心帶頭人，而不會視他們為“百寶箱”，缺什么都向他們提要求。ZD村的一位貧困戶W說到：“他教我養雞，我當然感謝他，我跟他又不是親戚，人家都是犧牲自己時間幫我?！蓖瑫r，彈性的幫扶關系很容易促使貧困群體與增能方合作關系的建立。例如一位“愛心帶頭人”Y表示：“過去村民們就靠種田，閑下來的時間就打牌打麻將，后來在工作者的幫助下，村民也投入到發展產業中來，我們村民出力氣和土地，工作者為我們開展培訓，并且幫助我們把山藥給賣出去?！?/p>

總體而言，符號是互動的基礎和依據，互動則是符號意義的表達和固化，二者的交互交錯和作用建構起了貧困群體對增能實踐的文化共鳴，而后直接影響到貧困群體能力建設的效果。因此，文化共鳴的產生是符號和互動雙向建構的結果，通過多種形態的反復性互動達成行為共識，使符號的意義得以彰顯和延續;同時將已經修辭化的符號形態的形成、運用及其意義的表達、強化貫穿于互動的過程之中，以此形成一個特定的符號互動場域(其關系詳見圖2)。各種符號在這一場域的互動關系中碰撞融合并趨向穩定固化，從而產生強烈的文化共鳴效應。

圖2 符號、互動與文化共鳴的關系

5 結論與政策建議

5.1 結論

通過上述對研究案例的深度解剖可以發現，貧困群體能力建設成功與否的關鍵變量是貧困群體對增能項目的文化共鳴程度。文化共鳴對貧困群體的能力建設具有閥門作用，強文化共鳴會使貧困群體的增能過程駛入快車道，而弱文化共鳴則會讓一系列針對貧困群體的增能舉措不斷內卷化。文化共鳴的產生需要一系列的結構化機制，研究案例揭示出增能過程中所使用的符號形態、互動策略以及二者的雙向互動是貧困群體產生文化共鳴的深度機制。因此，要切實給貧困群體增能，不能僅僅注重具體的微觀增能策略，也不能簡單給貧困群體進行賦權，而應該注重在增能過程中營造出一種結構化機制，使貧困群體與增能項目共情、共景、共振，最終產生共鳴。這一發現有助于回答文章開篇所提出的問題。在反貧困的過程中，簡單改變貧困者的精神和心理困境可能增進貧困群體的能力，但是增進的程度與貧困者對改變措施的共鳴程度相關。如果共鳴程度弱，增能效果可能不好，也不持久。因此，在對貧困群體增能的過程中，文化是一個關鍵性的變量。而文化共鳴的誕生不會自然而來，需要一種結構性力量來塑造。具體而言，需要經過符號的文化修辭、制度化互動以及二者的雙向良性互動來塑造。

以上發現對貧困群體的賦權研究具有重要啟示價值。一直以來，社會工作者在使用賦權理論時較為重視微觀性和策略性的介入研究，強調社會工作通過各種途徑和技巧進行介入，為服務對象激發潛能，擴展外部資源。它強調社會工作者在對貧困群體賦權的過程中不僅要成為服務者、資源鏈接者、溝通者、教育者、使能者，同時還要扮演支持者、引導者、指導者，在發揮角色功能的同時要用鼓勵、支持、傾聽、同理、賦權等技巧倡導貧困者參與到增能實踐中。因此，這一語境的研究會不自覺地將賦權的成功與否轉向社會工作者個人技巧的運用和角色扮演的狀況?？梢哉f，該研究傾向具有一定的風險，它很容易將社會工作者看成全能的專業者與拯救者，將賦權轉向賦權者而非貧困者，與賦權的假設相違背。本研究的發現不僅倡導對貧困群體的賦權應該關注貧困者本身，也倡導在微觀層次的賦權策略中積極地運用結構化場景來建構貧困者認同?？梢哉f，它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變當前賦權研究和實踐的困境。

5.2 政策啟示與相關建議

5.2.1 在精準扶貧中要高度重視貧困群體對各類增能舉措的理解與共鳴

黨的十九大提出打贏脫貧攻堅戰要注重扶貧同扶志、扶智相結合，其實質是對貧困群體進行能力建設，激發他們的內生動力。當前雙志(智)幫扶存在著許多不足。例如，不少地區仍將重心放在外部措施上，對產業扶貧、教育扶貧、就業扶貧較為強調，希望通過這些外部刺激提升貧困戶的能力，卻對貧困群體對這些外部措施的反應較為忽視;再如，一些脫貧攻堅工作人員在幫扶中存在著急躁情緒，比較在意脫貧項目短期結果，而忽略了貧困環境改善的時間性與歷史性;又如，一些幫扶干部對幫扶存在畏難情緒，認為貧困者很難改變其貧困文化，而事實上只要貧困者一旦具有了強文化共鳴，他們的能力也就能得到突飛猛進的增長。因此，要對貧困群體進行“志、智”雙扶，應重點做好以下工作。

首先，要從思想認識上樹立正確的扶貧觀，將貧困主體的改變作為扶貧成功與否的重要指標。即政策層面而言，應當從主體能力再造的角度來改變貧困群體的文化以及共鳴的實現程度，不僅僅關注貧困群體外部條件的改善，更關注貧困群體自身的改變以及對扶貧的認知感受對脫貧的影響。在“志、智”雙扶的過程中，不僅要發掘貧困群體的潛能，更要幫助他們改變認知、促進共鳴。

其次，在對貧困群體進行能力建設的過程中，要拋棄短期思維、樹立長期視野。因為共鳴的產生需要一定的條件和時間，是增能方與貧困戶長期交往、互動的產物。這決定了在文化共鳴產生前，貧困群體的能力是內卷式的增長。因此，幫扶干部要樹立服務意識，戒除急躁情緒，按照既定的計劃逐漸培養貧困群體對幫扶措施的認知與認同。當貧困群體文化共鳴產生后，他們的能力增長就會駛入快車道。

最后，在對貧困群體進行扶貧、扶智的過程中，要堅信貧困文化是可以改變的。一些實際工作者將文化的穩定性錯誤地當成不可改變性，在精準扶貧中存有畏難情緒，對扶志和扶智持悲觀態度，以為無法從根源上改變貧困戶的文化。文化共鳴現象的存在表明，貧困者的文化受多種因素影響，只要有相關的社會機制，具有可改變性。

5.2.2 在反貧困宣傳中要注重符號的修辭及其意義的轉化

研究案例之所以具有成功導向，是因為該案例聚焦符號意義輸入，通過特定的修辭方法將增能符號生活化與在地化。符號是所有互動的基礎和媒介，它的形態直接關系到社會成員對符號背后的意義接納程度。在當前反貧困的各類宣傳實踐中，所塑造、使用的脫貧符號具有碎片化、政治性、強制性、抽象性特征，其話語也是懲戒性、拒絕性的，造成符號的“能指”和“所指”二元分離，大部分貧困戶不接受、不理解當前扶貧宣傳話語及其背后的意義，迫切需要改變。

首先，要積極塑造反貧困宣傳符號的生活化特征。反貧困宣傳符號的來源應該與貧困群體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具有質感，能夠被使用。即使宣傳話語與貧困群體表面不相關，也應該通過一定的修辭方法將符號的意義顯現化出來，用以增進貧困群體對相關符號的使用可能和使用頻率。

其次，反貧困宣傳符號要注意在地化。在地化的過程需要經過貧困群體本身的話語進行轉換，也就是符號背后的意義被貧困群體所理解和接受的過程。具體而言，各類符號的意義喻義設定要與貧困群體所處的亞文化特點密切相關。

總體而言，符號的生活化會讓符號快速被貧困群體接受，在地化則會讓符號在貧困群體內快速傳播，二者共同使貧困群體盡快建立對扶貧符號意義的認同。

5.2.3 在對貧困群體的幫扶過程中，要有系統性視角，注重對貧困群體的全方位改變

現有的精準扶貧政策提倡因村因戶施策，針對貧困戶的致貧原因展開針對性幫扶。但在具體反貧困實踐中，許多幫扶陷入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困境。一些幫扶干部以貧困戶的需求為導向進行幫扶，例如為低收入者給予低保，為因病致貧者解決大病救助，對殘疾者利用扶貧車間進行就業幫扶，對缺乏技能者進行就業培訓等。這類舉措看似有針對性，但對貧困群體而言是碎片式的，無法從根本上改變貧困者的能力弱勢地位。借鑒研究案例中的互動特征，要想真正對貧困群體進行幫扶、增能，應該要有系統性思維，倡導全方位的改變。

首先，要為貧困群體制定一整體套的幫扶方案。針對之前的精準扶貧側重因戶施策的不足，在對貧困群體的增能過程中，應該樹立起整體介入思維，不求從某一方面來改善貧困者，而是從整體視角出發，全方位地介入貧困群體的生產、生活、娛樂休閑、社會交往等方面，為貧困者塑造一個全新的互動空間。

其次，幫扶人員與幫扶對象的互動要深入、全面。深入而全面的互動與之前碎片式的幫扶不同，它通過將幫扶互動制度化、長期化，有助于將幫扶對象自覺地卷入被幫扶的過程中，加大他們對符號及其意義的理解、認同，徹底拋棄之前的貧困話語和符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