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晰的認知與防御性認同:跨國婚姻女性移民的身份意識研究
——基于鄂東北山區越南女性的調查

鄭 進

(江漢大學 社會學系,湖北 武漢 430056)

一、問題的提出

身份(Identity)問題是跨國移民研究領域一個非常重要的學術話題,移民群體對自身在社會結構中位置的認知與認同、身份的命名與邊界的建構等對移民接受地的社會秩序與心態秩序均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移民的身份認知認同實況直接影響著該群體的社會適應、融入及社會穩定等問題。最近數年，越南適婚女性通過婚姻移民進入相對較為發達的中國臺灣、韓國、日本等國家和地區后,越南女性與我國適婚男性的通婚地域亦由傳統的邊境地區擴展至湖北、河南、山東等中東部省份的相對貧困山區[注]2008年前后，越南適婚女性開始進入我國中東部地區,并迅速呈現出增長的趨勢。據湖北省民政廳工作人員介紹,截至2016年6月,湖北省已有超過800名越南籍適婚女性,此數據不包括尚未統計的由這些越南籍女子非法攜帶到我國的越南籍未成年人。。越南適婚女子由域外他鄉遠嫁我國中東部地區,此類跨國婚姻與原先發生在邊境線附近的同族間跨境婚姻有著極大的不同,體現在婚姻主體雙方在語言、習俗、族群等文化領域的差異。隨著越南適婚女子嫁入對于她們而言完全陌生的異族他鄉,這一“既非公民亦非陌生人”[1]群體面對迥異的生存生活環境、文化場域和社會關系網絡,身份問題即“我(們)變成了誰”成為橫亙在她們面前不可回避的社會心理難題。

目前,關于這一跨國婚姻移民群體的身份研究成果并不多見。李娟等認為，來華女性面臨著三重身份認同危機:模糊的國家歸屬感、群體身份缺失及自我認同妥協[2],以及跨國婚姻子女復雜的國家認同感[3]。還有部分學者關注越南媳婦的身份建構問題:谷家榮發現越南媳婦對一定區域內的社會認同要高于國家認同、族群認同[4];王越平發現同屬于壯族的越南女性通過“拜后家”這種擬制姻親關系，在云南夫家生活的社區中進行新的身份建構[5];孫秋云、鄭進發現中部地區的越南女性同樣存在身份邊界難以跨越的難題[6]。當然,上述研究均限于對發生在我國邊境地區的跨境婚姻女性的身份問題的思考,而我國臺灣、韓國等地的對越婚姻發生早于此一輪中越跨國婚姻,對婚姻移民中女性身份問題亦關注較早。李美賢發現邊陲中央、下層上層、家庭的生存精英的民族尊嚴等之間的對立，使得遠嫁我國臺灣的越南女性陷入“尊嚴追求”與“靈魂之債”漩渦之中[7];龔宜君發現從越南嫁入我國臺灣的女性面臨著越南當局和我國臺灣當局較為負面的評價,公權力方均干預和監控她們的私生活領域,雖然她們獲得了正常的生活,但難以獲得正面的身份[8]。盡管如此越南媳婦也在努力建構著自己的身份認同,林開忠發現越南女性通過飲食方式的保持和延續強化身份認同和集體記憶[9]。概言之,跨國移民女性身份認同的困境和主動的身份建構成為身份研究的重要主題。

當下的身份研究,一般認為有結構主義(或本質主義)和建構主義兩種主張。結構主義強調，作為社會行動者的主體是穩定和連貫的,人們依據個人的意志和理性對自身的存在有著清楚的認識和理解。建構主義則認為，一個人之所以成為他自己,是通過一系列的知識教化機制和權力懲罰機制而建構起來的,這種知識和權力涉及一個或多個社會群體的成員資格以及與之相連的價值和情感意義。然而由于東西方語境差異及后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國內學者進行身份研究之時,對“identity”一詞很少做辨析,以致當下的研究多側重于建構主義視角下身份的認同一端,而對本質主義視角下身份的認知一端相對關注較少。

正如王小章、巫微漣強調，盡管對于自身地位和身份的認知必然帶有情感色彩和評價性的理解,但認知和認同在身份研究領域存在一定的區別,即“認知”主要是指對某種狀態的覺察、知曉和理解,“認同”則側重對上述察覺、知曉的承認與接受程度,強調主體主動或被動地認可、接受自己所處的這種身份地位,甚至進行身份的再造[10]。對于來自異文化區域的越南女性群體的身份研究而言,偏于結構主義的認知與偏于建構主義的認同同等重要,二者不可偏廢。

因此,本文意欲從身份的認知和認同視角出發,以2015年7月、2016年2月、2017年8月在鄂東北地區H和D兩縣所訪談的18名跨國婚姻女性移民為例,圍繞著“我是誰”“我看我是誰”“他人觀我”等主題,展現跨國婚姻女性即越南媳婦的身份認知和認同情況,以及越南媳婦如何努力再造新身份以適應和融入新社區環境。

二、我是誰:邊緣、弱勢與外來的疊合

同為與越南發生跨國移民關系的國家和地區,但與韓國、我國臺灣等地的情形不同的是,目前在我國中東部地區的越南女性多來自越南北部山區，沒有取得合法有效的居住證件,且進入形式較為單一,主要為介于合法與非法之間的婚姻移民而較少勞工移民、技術移民等。這些通過婚姻形式進入我國中東部地區的越南女性,有著較高的同質性,來自越南社會底層并嫁入同樣屬于社會底層的農村“剩男”,越南女性對自己的身份,即“我(們)是誰”這一問題有著較為清晰的認知。

(一)邊緣:地理與心理的感知

無論對于中國人還是越南人,由于地理位置的毗鄰和常年的政治軍事交往與宣傳,民眾相互之間對對方國家均有一定的整體感受。不過由于我國國土面積廣大和長期以來政治軍事實力強于越南,故而越南在我國民眾中的地理心理上有著較強的邊緣感。

在H、D兩縣調查到的越南女性均非來自邊境地區,故在嫁入中國之前均沒有來到我國,但她們均知道越南在中國的南邊,她們一般通過陸路交通方式從故土經過友誼關、河口、東興等口岸到達昆明,再由昆明轉車到達湖北武漢,4～5天的坐車、轉車使得她們在路途中就產生了較為強烈的距離感。從2014年開始，越南警方加強了對邊境地區的管理,為了能夠順利過關,越南女性采取走山路、晝伏夜行、避開關卡路段等方式來到我國,如阿花用了10天時間才從家鄉來到H 縣,這一次使得她覺得越南和H縣相距甚遠，回家難。

除了因距離而產生的邊緣感,越南女性在中國的居住地也使得她們產生了另一種邊緣感。由于越南女性嫁入的村落多位于湖北省經濟社會條件、地理區位較差及交通條件落后的區域,因而距離當地的鄉鎮集市和縣城均較遠,空間的邊緣也加重了她們身份的邊緣感。

(二)弱勢:社會地位的認知

適婚男女數量失衡、區域經濟條件落后及家庭發展能力不足是出現跨國婚姻的三個重要因素,這本身就決定了跨國婚姻家庭的先天弱勢。由于H、D縣男多女少的整體環境與經濟條件落后的雙重疊加影響,絕大部分迎娶越南適婚女性的男方家庭都存在著經濟條件較差的狀況。越南女性對在原家庭和新組成家庭的弱勢地位均有著較為清晰的認知。調查顯示，18位越南女性中原家庭父母幾乎全為普通農民和務工者,并且她們的家庭兄弟數量較多,最多的一戶家中有4個兄弟,她們嫁入中國可以得到一份禮金而幫助解決家庭經濟困難。對于男方家庭經濟狀況的認知,嫁入不足兩年的阿花的言論非常有代表性,她說“我跟第一個丈夫離婚后就不想待在當地了,我來之前就猜到他(指現任丈夫)家條件肯定比較差,不過沒有想到來了之后發現比我以前想的還要差些”。在目前H、D縣農村內公開打架情況已較少的情況下,嫁來不足一年的阿加因為無法忍受鄰居媳婦的侮辱，兩次同其打架,足見其在村落中的弱勢地位。

與此同時,在新家庭中越南女性亦居弱勢地位。最早嫁到陳家樓村的阿龍提到婚后丈夫外出務工,她跟公公婆婆同住,但公公每個月都跟她要錢,婆婆也經常跟她吵架并表揚大兒媳孝順,還動手打過她幾次,實在無法忍受后跟公公婆婆分家。才到紅安不到2年的阿花談到她的公公脾氣很大,對她看管得很嚴,并動手打過她,平時她在家不敢抱怨什么事情,因為怕父母擔心，又不敢跟父母打電話告知這邊的生活狀況。在調查中明確知道還有兩位越南女性經常遭受其丈夫和公公的打罵。在訪談中,筆者察覺當其公婆在場時,越南女性極少回答我們的漢語提問,而對用越南語提的問題則較好地應答,當其公婆不在場時,她們會更多地用漢語回答我們的漢語提問[注]在筆者一行訪談中遇到的公婆中,除村干部引導我們入戶的一家外,其他家庭的公婆均對我們表現了相當的警覺及監督之意。。不得不說,多少帶有傳宗接代的工具意味的越南女性在社區和家庭中均處于弱勢地位,并且她們很明確地察覺到了。

(三)外來:形象認知

目前我國農村內部流動程度依舊較低,在婚嫁上依然以本地流動或同省流動為主,跨國婚姻移民是極其稀少的現象。在此背景下,由于她們的飲食、語言、外貌等因素,從越南這個域外他國嫁入鄂東北的越南女性的外來特征非常明顯,“我群”和“他群”的界限相當顯著。

飲食是一個民族文化最顯著和穩定的特征之一。飲食的特殊和不適應既讓越南女性面臨著生活的難題,也讓她們覺得她們跟當地人不一樣。這群主要來自越南北部山區的女性在越南偏好吃魚蝦狗肉,以水煮為主且口味偏清淡。而鄂東北地區傾向于小炒且重油水和辛辣。相異的飲食習慣使得她們的外來特征暴露無遺。甚至一位越南女性拾撿路邊被機動車碾壓致死的小狗回家后剝皮煮之而食的真實事情至今在當地廣泛流傳,在調查中筆者一行多次聽村人以嘲諷的語氣講到此事。如阿花家僅她和公公兩個人在家,但由于飲食口味不同,盡管家中只有兩個人，但也是分鍋做飯菜。阿紅告訴我們剛嫁入該地的幾個月她吃婆婆做的飯菜腸胃容易不舒服,因此也跟婆婆分灶做飯,即使在她懷孕后也拒絕了婆婆為她燉老母雞湯。

調查中僅發現一位越南女性在來中國之前曾在以中國勞工為主的建筑工地里工作過,故而她們都是來中國之際才開始學普通話[注]越南北部地區的跨國婚姻中介市場極其發達,很多韓國、日本、中國及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的男性通過該地的中介組織選取越南女性,這些越南女性都是在被成功挑選后才開始學習其他國家簡單的日常用語和習俗,故而她們在婚姻初期的語言表達能力均極差。。加之南方農村中普通話的普及率較低,語言的障礙使得越南女性較難同當地人交往,同為外來者的越南女性內部倒是交往較為密切,特別是在農業勞作方面相互幫助較多,并以過生日等方式經常組織聚會。以語言、來源地、飲食等為邊界符號,越南女性對自己的外來者形象有著較為明確的認知。

(四)自愿的商品

由于越南國內特別是中部和北部地區長期戰亂沖突、政局不穩以及經濟條件落后,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越南適婚女性大量外流,隨之產生龐大而完備的婚姻中介市場與組織。如龔宜君發現我國臺灣和越南跨國婚姻大都在中介的操作下完成,由中介安排相親的過程與代辦結婚、移民簽證等程序,整個過程花費30萬～50萬新臺幣,因此這種婚姻也被稱為“商品化婚姻”[8]。發達的中介婚姻也出現在我國內陸地區與越南的跨國婚姻之中。

盡管越南女性及其丈夫在訪談中均強調兩個人的相遇是緣分,甚至有三位丈夫直言第一眼就看上了目前的妻子。然而,不得不承認的是,每一個丈夫為了完成這次娶妻過程而花費了不菲的金錢,這個價格是事先就與中介人商談好的,并且整個過程中男方不知道中介會給未來的妻子的家庭多少禮金,女方也不知道其未來的丈夫給了中介多少傭金。在H、D兩縣訪談的18名越南女性,在被問及是否自愿來到中國的時候均表示自己是自愿嫁到中國來的。17名通過婚姻中介而成功的越南女性也表示，知道借助了婚姻中介組織來尋找嫁出越南的機會,同樣知道他們的丈夫支付了一定的傭金給中介組織。越南女性告知筆者，她們婚姻中的確存在著婚姻買賣的事實,即她們知曉自己僅是婚姻市場中的“商品”,并且是自愿的商品[7]。

整體上而言,越南女性對自己的身份認知較為明確,他們知曉自己的邊緣地位、家庭及個人的弱勢地位和外來者形象,以及商品的性質。無論她們是有著“共同生活機遇”的人的集合體,還是正在形成一個有著身份邊界的群體,由于她們身上所擁有的符號標簽在鄂東北的村落里太過于明顯,使得她們很容易完成類屬化,即她們將自己歸入某一群體,而同時她們身邊的人也很自然地將她們歸入一類群體。其實可以明確地說，“越南媳婦”就是她們最顯著的身份標簽,她們也清晰地知道這一身份標簽所含有的邊緣、弱勢、外來與自愿的商品形象等意味。

三、防御性認同與艱難的建構:中國人還是越南人

由于身份符號邊界作用,特別是“女性常在國族建構里被賦予邊界標志,女性移民更易承接來自接待社會對原生國家強加的標志烙印”[11],來自越南成為該群體的身份標簽,并成為身份區分的一個重要邊界。在清晰的身份邊界和認知的基礎上,越南女性并沒有形成積極的身份認同,而呈現為國族國家認同極強的模糊性、曖昧性并充滿了內在張力,并且呈現出防御性的認同,越南女性在此形式下只有策略性地建構自己的小群體身份。

(一)想而非的“中國人”

俗話說“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在東亞文化圈中女子出嫁意味著脫離原關系網絡而進入新的網絡,剝離原身份而獲得新的身份。嫁入中東部地區的越南女子與嫁入邊境地區的越南女子不同的是,她們遠離原文化、族群。然而,深居內陸的越南女性與邊境地區的越南媳婦一樣都沒有生成清晰的“中國人”認同,即沒有清晰地認同于“中國”的文化和族群,她們想成為中國人卻發現自己無法成為中國人。

面對著“你想成為中國人嗎”的提問的時候,受訪者無一例外給出了肯定性的回答。但在回答“覺得你是中國人嗎”這一問題時,她們或是臉露遲疑之惑,或直接給予了否定。圍繞著居住地這一維度形成的身份認同處于“想而非”的境地。與此同時,此種“想而非”的認同還存在著宏觀與微觀的區別與張力。關于“中國人”的身份對于越南女性而言,存在著兩個層次,宏觀層次是以戶籍為基礎的國民身份認同,微觀層次則為村落(社區)人的身份認同,而且微觀的村落人認同上要強于宏觀的國民認同。盡管目前該群體還是“懸浮”于當地村落關系網絡之上[12],但由于包括此次調查的18名受訪者在內的所有越南籍女性均沒有取得合法的戶籍,而且她們及家人多次向公安機關申請、咨詢卻依舊無果,在這種情況下她們形成了“要我們做中國的媳婦,但不要我們做中國人”(阿龍語)的無奈。由于她們一直沒有獲得中國的國籍和辦理有效居民身份證,這對她們的生活產生了很嚴重的影響,比如不能合法地進入勞動力市場、無法進入農村合作醫療體系、無法辦理個人通信業務等。這些現實因素對她們國民認同產生了阻礙作用。

如同在我國臺灣務工和移民的越南女子所強調的，自己是為了原家庭生存而遠嫁臺灣的“好女孩”一樣,結婚已經六年的阿香亦認為自己是好人。她說：“我是好人,從來沒有做過犯法的事情,我來得早,但我一個也沒有介紹人來這邊,為什么不給我中國國籍呢？”沒有國籍和相應的公民待遇使得越南女性無法認同于宏觀層面的中國人。

不過,越南女性對于生活村落的認同逐步在形成。調查中阿龍明確地告訴筆者，“我覺得我是陳家樓人,我是最早嫁到這里的越南人,我來了已經有八年了”。不過由于她們一直以來沒有分得作為村民所應有的責任田地,這使得村落認同程度較弱,她們的家人都難以認同。即使已經嫁入陳家樓村八年的阿龍和六年的阿翠也沒有分得個人的責任田地,使得阿翠的丈夫直言：“她們連責任田都沒有,你說她們能算陳家樓人嗎?”

(二)愛怯交織的“越南人”

由于養育之恩等感情因素的影響，從由傳統社會中走出的人們會有很深的故土之情,特別是這群遠嫁他鄉的越南媳婦,由于簽證、護照等原因，她們中每年都回越南者不到1/6,因此，她們非常懷念家鄉和親人。然而,由于越南主流社會和精英文化將外嫁女性貼上“唯利是圖、低水平、壞女孩、愛錢甚于愛情、國族之恥”等負面標簽,嚴重挑戰了她們對越南的國族認同[7]。并且越南政府也在限制越南適婚女子外嫁上頒布了一些法令，采取了一系列非常不友好的措施。越南政府于2002年開始對跨國婚姻雙方的年齡差距、語言、身心健康等方面進行了限定,并且越南女性在辦理簽證、婚姻證明等時也遭遇到了更為不友好和嚴格的對待,這也迫使她們不得不采取非法途徑進出越南。在調查中有三位受訪者告知筆者，她們是通過偷渡的方式第一次來到中國,一名重回越南探親的受訪者在2014年后均沒有能夠再獲得有效的簽證,因而被迫采用偷渡的方式過境。

由于她們無法在越南取得有效的婚姻關系證明材料,致使其難以在中國辦理結婚證和居住簽證,更沒有一名越南女性取得中國戶籍,而到處流傳的“與外國人通婚而連續十年不在越南國內有效居住者將取消越南國籍”的相關規定,使得越南女性面臨著十年到期而成為無國籍者。另外,越南方面也加強了對有買賣性質的婚姻中介的打擊,使得部分越南新娘對越南的認同情感更顯復雜。從2011年開始,H、D兩地先嫁過來的越南女性逐漸參與婚姻中介[注]此次調查中的18名越南媳婦中有10名越南媳婦是由先來兩地的越南媳婦介紹而來,而于2007年底嫁入H縣的阿龍已經介紹了超過30個越南女子嫁入該地。不過在越南,私人性質的婚姻中介是非法而被禁止的。。從2014年開始越南警方加強了對中越邊境地區的檢查,嫁入張寨村已經五年的石氏縮莊在回越南探親并充當中間人過程中有兩次被越南警方臨時拘留(最終并沒有被提起訴訟),鄭氏辰在2015年2-5月原計劃帶4名越南女性到中國,因越南警方的注意和阻撓而未能成功。

對于以從事中越婚介為其主要職業和重要經濟來源的她們,對越南政府的行為深感恐懼。鄭氏辰和阮氏鵝均擔心越南政府因為她們從事被禁止的跨國婚姻中介行動而注銷其國籍和限制回國,并且她們也確實接到過一些威脅電話。不過在筆者詢問鄭氏辰對此行為的看法時，她表達道：“我們這是做好事,讓這里想找老婆的找到老婆,我們不來他們就是你們中國人說的光棍?！毖酝庵獗磉_了對越南政府的管控行為的不滿。與此同時,婚介也造成了越南女性群體內部的嫌隙,由于中介人收取欲娶越南女性者的傭金高達5.5萬元人民幣左右,而越南女性家庭收到的禮金只有0.5萬元左右,婚后知道此事的越南女性大有受騙之感,阿花就曾為鄭氏辰收取其丈夫8萬元而自己家庭只得到0.3萬元的禮金而當面質問過她。阿花提到，“阿龍這個人說的話根本不可信,我不喜歡她,但越南人就我們幾個,平時只能一起玩,不然沒有人玩”。

“越南人”盡管是越南女性最重要的身份標簽,然而由于越南精英文化對外嫁女的蔑視、對跨國婚姻的干預以及存在于越南女性之間的嫌隙矛盾,使得她們對“越南人”的身份認同充滿了愛和怯的張力。正如戴維·斯沃茨認為，符號也是一種有效的社會資源,正是爭奪符號再現的斗爭決定了群體是否能夠發展出一種重要的社會身份[13]。由于越南國內精英文化對外嫁女的符號控制和排斥行為,越南人這一族群和國家認同已經無法在跨國婚姻移民中繼續發育和保持。

(三)身份的建構

在國家認同和族群認同遭遇張力的同時,越南女性也通過個體與群體的努力進行著新的群體身份建構。弱勢和外來是越南女性對自己身份的兩個重要認知,雖然絕大部分越南女性對此不利地位均采取了隱忍的態度,但部分越南女性也采取了積極的抵制措施。在國家國族身份無法有效形成的情況下，她們正在策略性地建構自己的小群體身份。

由于H、D兩地男性娶妻或再婚存在著較大壓力,本地婚姻市場中女性資源較為缺乏,越南女性成為本地婚姻市場中女性資源的重要補充,使得中越間的婚姻中介成為一個重要的獲利途徑。由于在越南北部地區關于涉外婚姻的中介一直存在并有一定的市場,早期嫁入H、D的越南女性就抓住這一機遇,在介紹自己的親戚外嫁中國的同時,也與越南國內的中介機構或當地村莊公務人員合作,介紹當地的適婚女性來到中國。從2011年開始當地的婚介所收取的費用已經高達5.5萬元左右,經過幾位受訪者對各項開支的計算,介紹成功一個越南媳婦可以賺約3萬元,個別從事婚介的越南女性已經成為當地的經濟女強人,對越南女性的整體邊緣和弱勢形象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改觀。

越南女性也通過頻繁的互動而組織小群體以強化自己的越南人身份。一方面,她們以早嫁入此地的同胞為主要核心,通過相約集體購物、舉辦生日聚餐、互助干農活等方式而加強互動。雖然越南女性嫁到鄂東北地區后面臨著飲食上的不適應,不過她們通過分灶做飯等方式依然在努力地維持著飲食上的可能連貫性。生日聚餐則是一個非常重要和獨有的空間。一般十多個越南女性會形成一個較為緊密的小群體,每逢有人生日,她們就會到過生日者家中為之慶祝,這個時候過生日者會想辦法準備越南口味的菜招待大家,有些人也會帶上拿手的越南菜跟大家一起分享。另一個類似的平臺則是越南女性在農忙時組織幫工,在播種、收割、脫穗等環節上組織集體勞動,這種集體勞動在當地是一種更具有公開性、表演性的集體身份建構儀式。據不完全統計,雖然H、D兩縣相鄰的兩鎮有至少12名以上的越南女性,但由于各種原因和內在矛盾,她們會以私人情感、地域、丈夫直接的關系等分成數個小群體,在群體內越南女性互動較為頻繁。

四、結語

雖然從生活層面上講,這些嫁入鄂東北、生育子女并居住于此的越南女性已經是事實上的中國公民，但由于語言、經濟條件等因素的限制,特別是我國一系列公民身份政策的缺失,使得她們陷入“既非陌生人亦非公民”狀態。在中國生活期間，面對著壓迫性的生存環境,她們對于自己在社會結構中的邊緣、弱勢、外來地位和自愿的商品性質形成了較為明晰的認知。

在認同方面,越南女性則形成了防御性認同而非進取性認同。越南女性一方面受到本國主流精英文化的鄙夷和排斥,不得不面臨著日益嚴格的移民、婚姻政策及不友好的態度；另一方面亦無法融入中國的文化、習俗和社會關系網絡,國民身份和待遇也無法得到落實,使得她們在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上均無法形成積極的認同趨向。盡管面臨著窘境,她們在鄂東北的日常生活中利用自身條件積極組織集體生活,以此建構小范圍內的新群體身份。不過,由于內部的利益糾紛與當地地理條件的限制,越南女性并沒有形成較為有利的生存局面和認同,也沒有能夠積極爭取自身的群體利益和地位,而是形成了防御性的身份認同。當然也存在著特殊情況,個別越南女性表現了與眾不同的形象,如不滿鄰居的鄙視和欺負,阿翠在嫁過來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已經兩次跟鄰居婦女打架；另據村干部介紹，一越南女性時不時謾罵毆打其性格懦弱的丈夫和公公。這些無疑是她們對社會結構性力量的反抗,或許說“越南媳婦”的群體名字本身就是一種不對等權力下刻板形象的結果,而這些行為則成為異數。

打造公民身份的認同或許是越南女性群體身份認同的重要塑造方向,然而能否走向公民身份對于越南女性而言尚未可知。處于中越兩方的推力之下,整合力量并不突出,這一現實情況使得越南女性會生成何種認知和認同充滿了未知數。對于這一特殊的移民群體如何適應、融入并安心的生活，如何有效引導和塑造越南女性的身份認同,怎樣給予該群體或者更多的涉外婚姻人員以公民身份及其待遇，將是關于涉外婚姻人員社會治理中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