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中國水庫移民與政治動員研究
——以丹江口水庫淅川縣移民動員為例

化世太

(河南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河南 開封 475001)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水利水電工程建設得到迅速發展,庫區移民是各級政府需要認真處理的一個社會問題。截止到2008年,我國共興建水庫86 000余座,淹沒耕地3000萬畝,移民1250多萬人。僅1959年興建的大型水庫就有42座,移民達43.48萬人[1]。學術界對動員庫區人民群眾遷移的研究雖取得一定的成果,但與水利建設移民數量之眾和任務之難是不相匹配的。一是動員庫區人民遷移本身就是一個社會重大課題。它涉及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與歷史學、政治學、社會學、管理學諸多學科理論相關,對研究者提出較高的理論要求。二是庫區移民的檔案資料散見于國家和有水利建設工程的省(自治區、直轄市)、市、縣等各級檔案館,搜集、整理資料需要花費較多的時間、精力，且部分檔案館對查閱者還有一定的手續要求,更增加了研究的難度。三是雖有學者對此問題進行持續關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仍未形成中國化的現代水利移民理論。為使研究主題明確,更清晰地呈現中國水利建設移民與政治動員的特點,本文僅以1959年丹江口水庫河南省淅川縣淹沒區移民為個案展開探討,嘗試從一個側面揭示20世紀50年代中國水利建設移民政治動員的多元復雜面相。

一、移民工作與支邊建設的結合

為更好地治理長江、發揮長江的綜合效益,1958年3月8日,中共中央成都會議做出《中共中央關于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的決議,指出“由于條件比較成熟,漢水丹江口工程應當爭取在1959年作施工準備或者正式開工”[2]。該《意見》于1958年4月5日經政治局會議批準。6月12日,漢江丹江口工程委員會及漢江丹江口工程局在武漢正式成立,湖北省長張體學任主任[3]。6月16日,中共湖北省委、省人委和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聯名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報送了《關于丹江口工程鑒定會的報告》。該報告涉及丹江口水庫的壩高、正常蓄水、總庫容、電站裝機容量及樞紐布置等內容。至此,丹江口水庫的前期準備工作基本完成。經國務院研究決定,漢江丹江口樞紐于同年9月1日開始動工興建。

為不影響丹江口水庫建設進度,河南、湖北兩省在1958年10月分別提出移民計劃。丹江口水庫淅川縣淹沒區需要移民18.2萬人,計劃在桐柏縣、鄧縣、泌陽縣和淅川縣安置移民[4]814。在全民“大躍進”的社會環境下,12月27日丹江口工程局總指揮部(1958年10月31日,丹江口工程局改組為漢江丹江口工程總指揮部)主持召開移民會議,提出了丹江口水庫“三年建成,兩年掃尾”的施工計劃。按期遷移丹江口水庫淹沒區人民群眾就成為當時河南、湖北兩省各級政府至關緊急的任務。1959年1月13日,丹江口工程局總指揮部以“(59)丹總字第4號”文發函至水庫涉及的各縣衛生、林業、文化等相關部門,指出:“丹江口水庫移民遷移線為170米,1959年汛前居民遷移線為150米”[4]815;僅“125米以下淅川縣應遷移民26 725人”[5]。因遷移人數較多,且時間較短,再加上當時“移民理論滯后”[5],淅川縣僅憑一己之力是很難按時完成移民遷移的。

在淅川縣苦尋遷移、安置庫區人民群眾之策時,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關于動員青年前往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中共中央決定1958年到1962年的5年內(主要是后4年),從內地動員570萬青年到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參加社會主義的開發和建設工作。河南省共計有80萬名青年的支邊任務,其中,“動員去青海省六十五萬人,去甘肅省十五萬人”[6]。中共河南省委指示,“這是一項政治任務,必須保證完成。不許講價錢,不許打折扣”。根據河南省委指示,河南省移民委員會“決定在1959年動員完成25萬青年去青海和甘肅兩省”,其中“南陽專區需要動員3.5萬名青年”[7]去青海省。

為使淅川縣順利完成移民任務,不影響丹江口水庫建設進度,河南省移民委員會與南陽專署研究決定,南陽專署將1959年支邊任務分撥給淅川縣8000個人員名額。淅川縣決定動員丹江口水庫淹沒區的青年遷往青海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由此,丹江口水庫淅川縣淹沒區的移民工作與青年支援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社會主義建設相結合。

對于南陽專署分配的移民任務,淅川縣委決定在1959年上半年一次完成。經淅川縣委研究決定:支邊任務完全分配至丹江口水庫淹沒鄉,主要動員李官橋、埠口、三官殿、下寺、馬蹬五個鄉的全部合格青年。此外,允許符合條件的家屬和青年同時移民支邊。根據1958年8月中央北戴河決議精神,淅川縣委從青年到達邊疆后生產、生活需要和安置鞏固出發,提出被動員對象必須符合“六比十不準”的要求[8]?！傲取笔?比思想進步,比身體健康,比勞動態度好,比熱情支援青海,比出身歷史清楚,比家庭拖累不大,且年齡在18至30歲的批準條件(技術人員可以在45歲以內)?！笆粶省?，即“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不準，身體不健康(嚴重慢性病、傳染病)不準，6個月以上孕婦不準，現役軍人、國家工作人員與工人的愛人未經對方同意不準，正規學校學生不準，歷史復雜、政治面貌不清不準。

二、青年移民支邊政治動員工作的宣傳內容

為保質保量完成支邊任務、遷移群眾,淅川縣進行了必要的政治動員工作。政治動員是指政治主體為實現既定的政治目的而進行的政治宣傳和政治鼓動等行為。本文所講的丹江口水庫淅川縣青年移民支邊工作的政治動員,是指淅川縣為使淹沒區的青年能夠按時搬遷至青海省而進行的政治宣傳與思想教育。由于政治動員兼具庫區移民工作與支援邊疆建設的雙重屬性,所以，政治動員的主要對象是淹沒區的青壯年。根據支援邊疆社會主義建設的政策,結合庫區移民的現實情況,淅川縣制定了合乎青年情況的政治動員內容。

(一)宣傳青年支援邊疆建設的重大意義

青年支援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社會主義建設是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做出的重大戰略決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的10年,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政治、經濟、社會等各領域均有很大的發展,可并沒有改變地區發展不平衡的現實。中共中央認為,“勞動力不足是加速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大困難”,因而，需要從內地省市進行移民以支援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社會主義建設。支援青海省社會主義建設是一項具有重大和深遠意義的政治任務,是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全面大躍進的情況下提出來的新任務,是加強我國各族人民之間大團結的有效措施。全國各民族的大團結和大發展,將能更好地保衛我國邊疆地區,它也是一項具有國防意義的任務。

(二)號召青年在支援邊疆建設中實現人生價值

支援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社會主義建設是全黨全民的事,人人有責。支援青海省社會主義建設是黨和祖國交給青年一代的極其光榮的任務。在政治宣傳中,著重說明了黨和國家把重要使命交給青年的原因。一是在黨領導下的青年,有光榮的革命傳統,一向站在時代前沿,是黨和國家各項事業的重要依靠力量。青年具有開發祖國資源的政治熱情和勇于克服困難的英勇氣概。青海省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最需要的就是這種英雄氣概。二是青年們在黨的教育下,在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指引下,在“大躍進”形勢的鼓舞下,共產主義思想覺悟空前高漲。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為社會主義建功立業,是青年們的遠大理想和崇高愿望。三是處在成長期的青年們需要到艱苦的地方去鍛煉。而青海省的開發和建設工作,正是改造和培養青年的一個大熔爐。參加青海省的社會主義建設,是青年們為祖國大顯身手的最好機會,是一項艱巨而又無上光榮的任務。青年們要積極地行動起來,響應祖國號召,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安家落戶,到少數民族地區去安家落戶,把青春獻給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宏偉事業。

(三)宣傳青海省的社會民族和經濟狀況

青海省是個“好地方”,主要介紹青海省的社會、民族和經濟發展。一是宣傳青海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青海解放10年來,青海人民在黨中央和青海省委的正確領導下,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方面都取得很大的成就,迅速地改變了在國民黨統治下那種貧窮落后面貌。二是宣傳青海省的自然資源。青海省地下礦藏非常豐富,有祖國的聚寶盆、萬寶山之稱。青海省北部的柴達木的石油馳名全國;鹽的產量估計有兩千億斤。祁連山、昆侖山鐵蘊藏量初步估計有50萬噸左右,鋅、鋁有500萬噸,露天煤礦長達400公里。三是宣傳青海省的民族構成。青海省是一個多民族地區,漢族有160萬人左右,藏族有53萬人左右,還有回族、土家族、蒙古族、哈薩克族、滿族等少數民族。四是宣傳青海省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主要介紹青海省少數民族的服飾、飲食和民族節日等。

(四)宣傳青海省安置支邊青年的措施

青海省安置移民的總原則是,除極少部分支邊青年參加工礦企業外,大部分將到農村參加農業生產建設。青海省提出三條安置原則:一是安置在主要居住點(安置在一些點上);二是安置在具有生產條件的農場(居民點);三是集體而非分散的安置方式。支邊青年到青海后,一般是集中安置在具有生產條件的若干居民點或盡可能接近居民點,然后由點到面,由里向外,有依托地發展前進。根據河南省與青海省達成的協議,青年們到達后,每5000人建立一個全民所有制的工農兵學商互相結合,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的人民公社,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斗化、生產集體化和管理民主化。為了照顧全面開發和建設,為今后打好底子,1959年安置點可能鋪得散些、多些,幾千人、幾百人,甚至百余人先扎一點,將來再逐年擴大集中。生產經營上,采取因地制宜發展,同時注重副業和多種經濟的綜合發展,以擴大發展。在方法上,青海省具體提出:劃分墾區,統一規劃,包干負責,貫徹“邊勘測,邊開荒,邊生產,邊建設”的原則,高速度實現水利化,逐步地實現良種化、機械化、電氣化和綠化,充分利用地上資源,積極開發地下資源,發展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并按全民所有制的性質進行經營管理。

青年到達青海省的生活待遇,除原來脫產管理干部按照國家規定的工資待遇執行外,直接生產人員按當地實際情況,在不浪費的原則下,保證吃飽、穿暖。以后在大力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實行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制度。

三、青年們對支援青海省社會主義建設政策認同的原因分析

在政治動員移民支邊初期,淅川縣部分人對移民支援青海建設有種種思想顧慮。這些顧慮主要有“六怕”:怕天冷受不了;怕跑遠今后看家會有困難;怕有毒蟲、野獸;怕去后不能提前搬家屬;怕走后家中困難沒人管;怕去后人員分散和語言不通等。另外還有一部分人員存在游山望景等思想。經淅川縣委政治動員和思想政治教育后,青年們喊出了“為祖國奔赴邊疆,為幸福辭別爹娘,為人民足踏千里,為后代離開故鄉”的口號;老年人表態說:“年邁不能去支建,在家勞動搞生產,內地邊疆齊躍進,增產糧食堆如山?！备刹空f:“為了動員青年去支援建,寧愿眼熬爛,腿跑斷,嘴說破,腰坐酸,完不成任務心不甘?！盵9]截至1959年3月5日,全縣報名34 893人[10]。經審查研究,最后審定8008名青年[注]此數據取自于《淅川縣移民志》編撰委員會編撰的《淅川縣移民志》一書第59頁。但《淅川縣1959年支邊工作簡結和1960年的工作安排》(淅川縣檔案館:5-13-18)記載:“共有8010名青年移民青海省進行支援邊疆社會主義建設。其中,男性5835名,女性2175名?！睍簳r無法說明誰更精確和客觀，特標出以記之。(男5565人,女2443人)遷往青海省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淅川縣委取得富有成效的移民支邊政治動員,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一)“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形成的政治環境,是政治動員的制度保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全國人民站起來了,真正當家做了主人。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土地改革、“三反五反”運動和抗美援朝的勝利,人民公社化運動的興起,國民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層獲得了以前任何政治力量都無法比擬的群眾支持和政治權威,使黨發出的任何號召都足以引起廣大民眾的熱烈響應”[11]。這也是國家政權的全面擴張,把高度集中的社會管理體制推倒頂峰的客觀反映。這無疑給人民群眾造成了強大的政治壓力。正如美國學者吉爾伯特·羅茲曼所說,“共產黨取得勝利后還不到10年,就將其社會控制政策推到了極端,在農業地區尤為顯著”[12]。在現實社會,國家權力能夠廣泛介入鄉村經濟、社會、文化、生活的各個層面,“黨和國家的意志幾乎沒有障礙地貫徹到全國各地基層的每一組織,國家的社會組織能力、動員能力和控制能力極大加強”[13]。毛澤東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于領導?！盵14]通過人民公社,國家對農民個體的控制就有了完全組織化的渠道,從而保證了淅川縣對庫區青年進行黨的支邊政策和水庫移民政策宣傳的有效性。盡管部分青年存有各種顧慮,但是人民群眾對中共及其領袖的深厚感情有助于他們接受黨的政治動員。

(二)統一干部思想,是政治動員的組織保證

基層干部是動員青年支邊青海的主要力量。淅川縣委意識到,統一干部對支援青海省社會主義建設的認識,是保質保量完成動員青年的重要保證。1959年1月28日,淅川縣委強調:“我們必須對動員青年支援邊疆社會主義建設有一個一致的、正確的認識?！盵8]為此,淅川縣委認真研究部署,組建移民支邊委員會,并制定《動員青年支援邊疆建設的意見》,為動員青年提供了依據。有移民支邊任務的公社、大隊也層層建立移民支邊指揮組織。此外,淅川縣委多次召開移民骨干會議。1959年2月25日,淅川縣委研究決定召開城關、馬蹬、宋灣、滔河、大石橋、埠口、下寺、李官橋、三官殿9個鄉的中隊長以上干部會議[15]。本次會議共2天,上述9個鄉共有319人參加(其中鄉干部37人，公社生產大、中隊長254人，青年積極分子28人)。會議通過報告、學習文件、座談討論等形式,采取務虛與務實相結合的方法,批判了右傾保守和本位主義等錯誤思想,從而提高了對支援青海省建設工作的認識,樹立了完成任務的信心和決心。諸如此類的會議,淅川縣委曾召開多次。

淅川縣委要求干部在宣傳內容上實事求是。淅川縣委堅決貫徹黨的方針政策,對宣傳動員提出,宣傳要防止片面性,必須貫徹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原則;既要講安置區的有利條件和美好遠景,又要把初到安置區可能遇到的各種困難講清楚,以啟發青年參加邊疆建設的熱情和有足夠克服困難的精神準備;同時還要講清楚到達安置區的安排方式和任務,反對囫圇吞棗,只講有利不講困難的片面夸大的做法[16]。

(三)堅持行前鞏固教育,是成功政治動員的重要措施

在支邊青年臨行前,淅川縣委繼續做好其思想鞏固工作。這是保質保量按時遷送的重要一環。青年即將遠離故土,生活上有很大變動,因而思想上的變化也是很多很快的。在審批后,淅川縣委始終沒有放松思想教育工作。

淅川縣經常性地對支邊青年進行思想排隊,掌握其思想變化,以公社大隊或生產隊為單位進行集體教育,以鞏固政治動員成果。鞏固教育的方法是,領導報告與自學結合,討論與辯論相結合,聯系實際與檢查思想相結合,定期測驗與評模相結合,教育鞏固與留念性生產相結合。思想教育內容非常廣泛。一是深入學習縣委關于支邊工作運動的報告;二是全國一盤棋教育;三是學習省、專署、縣編寫的支邊工作材料;四是進行黨的基本知識教育;五是進行團員義務教育;六是進行階級教育;七是講革命先烈的斗爭史(如劉胡蘭、黃繼光等英雄人物的高貴革命品質);八是進行安全乘車、旅行常識公共衛生教育。在移民青海之前,要求已批準青年做到三統一:住宿統一,勞動學習統一,吃飯統一。實踐證明,淅川縣委這樣做的好處有:一是能及時掌握隊員思想變化情況;二是便于領導和加強教育;三是能及時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四是便于組織生產。淅川縣委允許已被批準的青年探家和接待家屬、親友訪問,以使他們思想輕松愉快,情緒飽滿,干勁更大。通過思想教育和復查工作,進一步提高了青年群眾的覺悟,解除了其以往的思想顧慮,更加堅定其參加邊疆建設的思想。如下寺鄉青年郭榮華說:“青年志氣大,天大困難也不怕,一心一意建設邊疆去,要把共產主義紅旗插邊陲;不怕苦、不怕難,思想意志堅,想念家庭不應該,建設邊疆為了咱?！鼻嗄陱埑捎裾f,保證“把青海建設好,天大困難壓不倒我的決心”[17]。

根據河南省移民墾荒經驗,淅川縣委十分重視政治動員與中心工作的結合。在鞏固過程中,淅川縣委強調指出,“支邊移民與中心工作結合得不好,才會影響生產,也必然不能很好完成任務。結合得好,才能有力的推動當時當地生產和各項工作”[8]。有移民支邊的鄉、社發動組織青年隊員進行有紀念意義的生產活動，植樹造林、挖渠、修路、積肥等,進一步提高青年們的勞動積極性,促進了生產發展。

(四)組織歡送會和加強安全教育并舉,是政治動員的重要手段

公社、大隊組織青年隊員的家屬參加聯歡會和工作會,既活躍了青年們的政治生活,又鞏固了其思想。淅川縣委、公社領導親臨現場做報告,勉勵青年隊員努力生產,并要服從黨政領導,團結兄弟民族,共同把青海省建設成美麗的大花園。要求他們有克服困難的勇氣,保證在邊疆開社會主義的花,結共產主義的果。人民群眾深受鼓舞,個個充滿豪情壯志。在淅川縣遷送第三批支邊青年的工作會中支邊青年代表、家屬代表、未批準青年代表均向黨表態。支邊隊員說:“我們處在一天等于二十天的時代,參加邊疆社會主義建設是我們青年人的光榮任務,我們要用雙手勞動來創造幸福,以高度的共產主義風格,響應祖國和黨的號召,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不驕傲不自滿,想盡一切辦法克服困難,團結一致,齊心協力加油干、爭模范、奪狀元,破除迷信創奇功,十月一日北京見”;留家青年代表說:“你們走了,我們更加加緊干,一天當兩天,三天任務一天完成,措施加十倍,產量翻幾番,保證咱縣永遠是元帥縣,國慶節去首都會見”;家屬代表說:“你們去后好好生產,聽黨的話,服從領導,積極興建家園,爭取早日接我們去青海共同建設?！盵17]參會人員互相勉勵,贈送禮物、賀信、錦旗。

在組織歡送會的同時,對支邊青海的青年加強安全教育。為充分保證支邊青海的青年移民路途安全,淅川縣委對支邊青年加強進行安全乘車、行軍紀律、衛生常識等各方面的教育。淅川縣委要求隊員做到“三要三防止”：要行動聽指揮,要按時上下車,要注意公共衛生;防止誤車出事故,防止偷盜和丟失東西,防止掉隊或逃跑。集中前的食宿工作由專人籌備,以保證隊員吃好、休息好。在由鄉往縣集中時,公社派負責干部帶領到縣,做到發現問題及時解決。

(五)丹江口水利樞紐建設現狀,給人民群眾傳遞了現實壓力

根據“長辦”與丹江口工程總指揮部于1956年的調查意見,水庫正常蓄水位是170米。根據“三年建成,兩年掃尾”施工進度安排,淅川縣委要求蓄水位在150米以下的三官殿、李官橋、下寺、滔河、宋灣、城關、馬蹬、埠口8個鄉的大部分地區居民,在1959年6月份以前全部遷移。其中,大石橋、下寺、埠口、三官殿4個鄉要在4月份左右遷移[18]。在“大躍進”的社會環境下,丹江口水庫在緊急建設中。生活在即將被淹沒的淅川民眾知道自己的居住處境。在當時的情形下,響應黨的號召,支邊去青海無疑是最正確的抉擇。

四、結語

在淅川移民支邊工作實踐中,存在諸多方面的不足。一是個別社、大隊干部對移民支邊政策貫徹不到位。如下寺鄉幸福大隊有干部說:“搞生產他們(青海省)為啥不給生產工具,咱不帶總不叫空手?！盵17]二是審批工作簡單粗糙、物資準備不充分。在淅川縣遷送第三批移民遷移前夕,淅川縣羅副縣長深入李官橋、下寺鄉進行現場檢查。檢查發現,已審批青年移民中,“年齡過小的36人,在校學生3人,有病的5人,偽排長1人”；“李官橋鄉生產工具缺412件,龍成大隊160個隊員只帶30件工具”；“干糧也不充足”[17]。三是組織工作不嚴,領導不統一,隊伍混亂。淅川縣第一批行前護送干部、汽車帶隊干部、隨遷干部沒有在一塊開會,互不相讓,因此在由公社往縣城集合點的途中出現上下車指揮不靈,隊伍混亂,嚴重影響汽車行速,最后導致不能按時到達接待站[19]。

1959年的淅川縣移民支邊青海省,是丹江口水庫建設與全國支援邊疆建設的產物。因此,淅川縣移民支邊青海具有中國水庫移民和支援邊疆建設的雙重屬性。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時期,淅川縣移民支邊青海的思想動員和宣傳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強烈的政策性干預與時代局限。淅川縣委打出了“支援邊疆社會主義建設是每個青年的光榮政治任務”“要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紅旗插到邊疆,加強民族團結、共同發展、齊頭并進”“我們要到邊疆去開花結果,推動邊疆地區建設事業的飛躍發展”“我們要在青海扎根發芽、安家落戶、搞好生產”等口號[20]。淅川縣的政治動員雖著重批判了小農思想、個人主義等非無產階級思想,增強了移民的社會主義信念和共產主義思想；但在客觀上,也造成諸多不良后果，如宣傳與動員過分強調國家利益與集體利益,忽視了青年移民的合法權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