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中西合璧的歷史書寫

陳曉琦

2018年，“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的公共話題，反映出改革開放在國人心中的地位，相關慶祝紀念也成為一種普遍的心理期待。11月17日上午，由中國攝影家協會和鄭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中外攝影對著拍—慶祝中國改革開放40年攝影展”在河南鄭州升達藝術館開幕，將以改革開放40年為主題的全年持續不斷的攝影活動推至高潮。

展覽現場熱烈隆重，中國文聯黨組成員、副主席李前光，中國攝協分黨組書記、駐會副主席鄭更生，鄭州市委宣傳部部長張俊峰，河南省文聯黨組書記王守國等領導和部分中外入展攝影師出席開幕式。有關展覽開幕的盛況我是后來通過工作人員的介紹和圖像了解的，當時我正在石家莊到鄭州的高鐵上，從剛剛結束的河北雙年展研討會趕往于當日下午舉辦的“中外攝影對著拍”系列活動之“中外攝影面對面交流會”，從一個現場轉向另一個現場。

午后的展場安靜下來，離交流會開始還有一個多小時，我借機仔細地觀看了這個自征稿起就引發業界關注的展覽。此次展覽由中外攝影師的80幅作品以兩兩并置的形式呈現。主辦方首先選出布魯諾·巴貝（法國）、阿德里亞諾·馬達羅（意大利）、馬可·呂布（法國）、閻雷（法國）、伊芙·阿諾德（美國）五位外國攝影師于改革開放前后的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在中國各地拍攝的40幅作品并公布出來，征稿啟事中寫道：“誠邀中國攝影師拍攝當下或近幾年場景、內容相似，地點最好相同，可反映出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發生巨大變化的作品予以對照回應，1幅當代新作對應1幅老照片”通?；仡櫺哉褂[自然地會在時間維度上使用對比的手法，但這個策劃卻同時引入了空間維度，視野從國內擴展到了國外，“改革開放40年”成為世界的觀看對象，所以不僅有時間維度上社會變化的前后對比，又有空間維度上不同文化背景下觀看的中外對比，無疑大大增強了展覽的價值和意義。雖然這種設計增加了操作的難度，但展覽的完成度依然很高，如果把國外攝影師的作品比做上聯，那么中國攝影師對的下聯也很是工整，或珠聯璧合、相映成趣，或各臻奇妙、異曲同工，真正下足了功夫。

這個展覽明顯區別于那種宏大敘事的成就展，著眼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讓人感到親切，更能喚起觀眾的記憶、產生共鳴。對于這類記錄社會生活的作品，我喜歡的并非完美的形式，而是能夠超越表象有更深一層表達的作品。比如阿德里亞諾·馬達羅的“1979年春，上海和平飯店窗外景象”與朱耀忠的“2018年8月19日，從上海和平飯店屋頂遠眺今天的黃浦江兩岸”這一組，在我看來，兩幅照片不僅展現了城市面貌的巨大變化，而且具有深層的象征意義：一種樸素的自然經濟景觀與一個當代的市場經濟景觀，揭示了社會的實質性的轉變，而后者的照片也完全可以看作一個市場經濟下資本愈發強大、愈發無所不能的“資本景觀”。再比如閻雷的“1986年，北京長安街，上海牌轎車”與吳波的“2018年8月5日，北京國貿橋附近，開著敞篷跑車的青年路過CBD核心區”這一組，32年過去了，從洋氣的復古轎車到時尚的現代“超跑”，既能看到國人物質生活水平及品位的不斷提升，還能看到拔地而起的北京第一高樓“中國尊”這一新地標呈現出千年古都經歷改革開放蓬勃發展所展露的新面貌。所以，我認為作品的內涵結構應該是復式的，表層與深層或者說明線與暗線，也有人稱之為“雙螺旋結構”。就像莎士比亞是英國平民百姓捧出來的戲劇家，精妙的故事情節和語言讓觀眾如醉如癡，但他們并不一定理解學者們所解讀的悲劇美學和人性揭示。從這個層面而言，雅俗共賞是可以做到的，復式結構可以滿足雅俗不同的審美需求，而如果沒有深層的表達，作品則往往會限于表面與單薄。

中外作品兩兩并置的形式互相支撐參照，對比中凸顯變化，互映中平添新意，產生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這也是展覽取得成功的重要方面。不過在操作中，中國攝影師實際上處于根據上聯對下聯的被動的一方，所以中國一方的作品有時會出現按圖索驥的刻意，如新型動力車輛與老式蒸汽機車的僵硬對比；還有不太匹配的問題，如布魯諾·巴貝的“1973年，山西大同進廠的工人”，樸實的畫面顯示出工人的生活狀態和精神面貌，反映了一個時期的社會生活特征，是一幅能夠讓人凝視、給人感染的作品，而與之相對的“員工在車間拍合影照”的作品則多少有些夸張、表面化，甚至會讓人產生莫名其妙之感—為什么在生產車間里拍這樣的合影？當然，這些都發生在展覽的規則之中，我以為一些作品的刻意和不匹配很大程度上來自雙方的不對等，它使展覽在時間維度上強化了改革開放帶來的社會變化這一主題表現的同時，在空間維度上弱化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觀看的對照。但是，這同時也成為吸引人的地方，為展覽增添了懸念，增加了魅力，可謂有得難免有失。

在這個展覽之前，我曾先后看了多個省、市舉辦的紀念改革開放40年攝影展，發現一個共同的主題就是“見證時代，記錄歷史”，這在當下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一位英國學者的研究指出，當代人的生活經驗和上一代人的生活經驗的連接機制已經崩潰，人們始終處在一個永遠的當下狀態之中。隨著工業化、全球化的推進，人們與自己過去的文化傳統、生活經驗越來越疏遠，精神的溝通與聯系不斷弱化，對于今天的年輕人來說，不久的“過去”都已經遙遠而模糊。而失去了與過去的聯系，人會變得無所依附，只能“無根地活在當下”。這些展覽，彰顯了攝影見證和記錄歷史的獨特而強大的功能，讓我們想到攝影應該在重建人與歷史的“聯接機制”中充分發揮出其無可替代的作用。

“中外攝影面對面交流會”于11月17日下午舉辦，以“焦點與時光”為主題，由中國攝協副主席居楊主持。研討會從“中外攝影對著拍”出發，對攝影與生活、時代的關系，以及改革開放對攝影的影響等話題進行了探討與交流。40年來，中外攝影家的交流經歷了不同階段，改革開放讓東西方的交流更充分，各種攝影流派和各種攝影觀點、風格相互影響、借鑒和融合。

在交流會上，我見到了兩位參展的外國攝影師，意大利的阿德里亞諾·馬達羅和法國的閻雷。作為中國改革開放前夕第一個以私人身份來華采訪的西方人士，馬達羅用他自己買的二手柯尼卡相機拍攝了1976年至1990年間中國各地的彩色照片3.5萬余張，出版《一個意大利記者眼中的北京1976-2008 》《巨變前夜：1976-1979阿德里亞諾·馬達羅鏡頭中的中國》等著作。他說自己有著42年的拍攝中國的情結，此次特地從意大利前來出席展覽是他第208次來到中國，并特地帶來了自己的私人珍藏：4歲時看過的一本《兒童的夢想》小人書，種下了要來中國的種子；6歲時的漢字練習本，學寫中國字、畫著來中國的地圖；第一本意大利版的《中國畫報》周刊，豐富的圖文打開了他對中國的認知和好奇。除了稱贊此次展覽的創意，他希望能巡展到更多地方，讓更多的中國年輕人看到中國的巨大發展變化。

而對在1985年以自由攝影師身份來到中國，從此開始其30余年的中國拍攝之旅，在中國積累了60多萬張照片的閻雷來說，中國已是名符其實的第二故鄉。他不僅在中國安家，娶妻生子，還在現場用流利的中文介紹自己拍攝中國的緣起。此外，布魯諾·巴貝雖然未能親自赴約，但他特地在法國錄制了視頻，對本次展覽的舉辦表示祝賀，同時表達了對中國人民的友好和想念。令人遺憾的是，除這3位以外，另兩位參展的外國攝影師伊芙·阿諾德、馬克·呂布均已作古。

對于長期關心中國、拍攝中國的外國攝影師我一直心懷敬意，他們以巨大的時間跨度、遼闊的拍攝地域和巨量的圖片規模給我們留下了珍貴的歷史影像，也為反觀中國攝影提供了極有價值的參照。從嚴肅的記錄或紀實的角度說，我認為外國攝影師進入中國的路徑主要有兩條，一條是以19世紀中后期的英國攝影師約翰·湯姆遜和20世紀早期的美國攝影師西德尼·戴維·甘博為代表的以西方人類學視角記錄中國社會民生的路徑；另一條是以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法國攝影師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和20世紀中后期的法國攝影師馬克·呂布為代表的以報道角度和馬格南風格見證中國社會變化的路徑。前一條路徑的攝影是文獻的、規范的、系統性的，著眼于生活的普遍性與一般性；后一條路徑的攝影是藝術的、自由的、碎片化的，著眼于生活的特殊性與個別性。在我看來，阿德里亞諾·馬達羅和閻雷應該屬于后一條路徑，盡管閻雷曾說自己和卡蒂埃-布列松、馬克·呂布不是同一個類別的攝影師，而應和同為馬格南成員的美國攝影師史蒂夫·麥凱瑞在一個類別。其實，我看重的不僅僅是兩條路徑各自的特征和價值，還有兩者之間天然的互補性，比如前者會深入地整理經過時間沉淀的，具有穩定性和帶有標本性的生活形態，而后者則著重于敏感地發現與眾不同的事物和捕捉鮮活的生活瞬間。所以，兩條路徑既是不同的觀看之道，也是書寫歷史的不同方法。

關于“中外攝影對著拍”展覽，我想可以把它看作一個獨特的歷史書寫文本，由此引發的問題和思考正是它的價值和意義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