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研究與科學方法

謝桃坊

科學方法是什么？1902年梁啟超介紹西方近代科學精神與方法說：“所謂的科學精神何也，善懷疑，善尋問，不肯妄循古人之成說與一己之臆見，而必求真是真非之所存，一也。即治一科，則原始要終，縱說橫說，務盡其條理，而備其左證，二也。其學之發達，如一有機體，善能增高繼長，前人之未發明者，啟其端緒，雖或有未盡，而能使后人因其所啟者而竟其業，三也。善用比較法，臚舉多數之異說，而下正確之折衷，四也。凡此諸端，皆近世科學所以成立之由?！彼母爬ㄝ^為全面，即客觀的求真態度是科學精神的體現，專門的、系統的、重證的、比較的研究是科學的方法。1914年9月由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任鴻雋、趙元任、胡明復、楊銓等創辦的《科學》月報由上海出版。任鴻雋在《科學》創刊號論及科學是什么，他說：“科學者，知識而有系統之大名。就廣義而言，凡知識之分割部居，以類相從，并然獨繹一事物者，皆得謂之科學。自狹義而言之，則知識之間于某一現象，其推論重實驗，其察物重條貫，而又能分別關聯抽舉其大例者謂之科學。今世普所謂之科學，狹義之科學也?！标P于具體的科學方法，任鴻雋概括為一個合理的程序——分類、歸納、假設，形成定律的學說。這是從自然科學研究重客觀、重實證而形成的有序的細密的研究過程。1926年金岳霖在《晨報副刊》第57期論述科學方法時說：“科學的方法，是由小而大，由精而博，先得事物之詳，然后求它們的普遍關系。他們所用的度量，有極妥當的權斷，他們所用的名詞有同行公認的定義……科學家研究一個問題，可以把范圍縮小，也可以把范圍擴大……約而言之科學家的思想，有試驗與實驗的可能……科學家的試驗，不限于一次，本自己的力量，可以造出同等的情形，有了同等的情形，就是試驗千百次都可以，而千百次試驗的結果都差不多?！彼斫獾目茖W方法是研究中必須有同類的規范的大前提，采用同類的方法，裁定研究的具體范圍，研究的結果具有重試的可能。西方近代自然科學是以實證為基本特征的。近代的天文、地質、生物、物理、化學等學科因采用實證方法而獲得突飛猛進的發展，它們的研究方法構成一個嚴密的程序，由此產生科學方法體系。西方實證主義哲學的創始者奧古斯特·孔德（1798—1857）是法國著名哲學家，他主張將自然科學方法運用于“社會學”——此名詞是他提出的，實指社會科學。他于1844年著的《論實證精神》里說：“實證一詞指的是真實，與虛幻相反……主要在于以精確對照模糊……精確的含義使人想起真正哲學精神的恒久傾向，即處處都要贏得與現象的性質相協調并符合我們真正需要所要求的精確度?！睂嵶C主義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為：只承認感官認識為實在的可以把握的具體對象，以邏輯分析的陳述作出真或假的判斷?？椎抡J為實證方法是完全可以應用于“社會學”的，他說：“我們在今天適度普遍推廣于實證科學方面所應追求的，首先是精神的，然后是社會的效果;這種重要效果，必然取決于嚴格遵循序列規律。為了對個人迅速傳授或是為了對集體長時間傳授，實證精神都必須從最初的數學狀態逐步過程到最終的社會學狀態，先后通過中間四個階梯：數學的、天文學的、物理學的、生物學的。將來仍然必須如此?！弊匀豢茖W的研究方法亦是社會科學理論建構的方法，但社會科學在應用時是有其特殊性的，因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的相異所致。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涉及人類的領域，因而預言的可能性受限于人類行動的決斷范圍;但是自然過程的齊一性又使準確的預測成為可能，此即是科學進步的重要原因。實驗主義科學方法之傳入中國并為中國學術界所接受的是穆勒的《名學》、培根的《新工具》和笛卡爾的《方法論》。這三位西方近代學者皆屬于實證主義哲學家，他們對科學方法作了系統的論述。

嚴復是中國近代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啟蒙思想家，他將西方近代政治學、哲學、社會學、經濟學、法學等著作譯述入中國，尤其是進化論的譯述對中國學術界的影響巨大，由此形成一種新的社會思潮。他亦是第一個將西方近代科學方法系統地譯述入中國的學者。嚴譯《穆勒名學》于1905年由金陵金粟齋刻印。約翰·穆勒（1806—1873）是英國著名的哲學家、政治學家和經濟學家，嚴復按照中國的習慣將其邏輯學著作譯為“名學”。其書分為名與辭、演繹推理、歸納推理、詭辯、倫理科學的邏輯六部分，是研究思維形式和規律的專著。關于歸納與演繹的關系，穆勒認為事物的因果和現象是極紛繁的，如果要從中尋找到某一規則，不能僅用歸納方法，還須用演繹方法，但也不能純用演繹方法。演繹方法有三個程序：開始時以歸納的實驗為前提，繼以連續的推理，再從實驗得到印證。嚴復為中國學術界引進了西方邏輯的內籀實測之學，指出了中國學術的缺憾，這使學術界耳目一新，然而他并未將內籀實測之學與科學方法明顯地結合。1909年嚴譯《名學淺說》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著者為英國的耶芳斯（1835—1882），它被作為許多高校的教材。關于邏輯學引進的意義，馮友蘭說：“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論，西方哲學對中國哲學的永久性貢獻，是邏輯分析法……西方的哲學研究雖有那么多不同的門類，而第一個吸引中國人注意的是邏輯?！边壿嫹治鍪钦軐W的方法論，它對科學研究亦具方法論的意義。

關于西方科學思想方法論的創立者培根和笛卡爾學說的引進始于梁啟超1902年發表的《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學說》，文中簡明地介紹了兩大家的哲學思想，著重介紹了他們的科學思想方法論。弗蘭西斯·培根（1561—1626）是英國哲學家和現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創始者。其《工具論》沈因明譯本于1934年由辛墾書店出版，次年關琪桐譯本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培根吸收了近代實驗科學的經驗，重新闡釋了歸納法的意義。他認為困惑人們對自然和社會現象的認識有四類假象：一、 由于人類種族、家族、宗派的認識者是為族類假象;二、 出于各人本性局限的認識者是為洞穴假象;三、 出于交際聯系所形成的認識者是為市場假象;四、 出于哲學及各種教條的認識者是為劇場假象。人們為了不受這些假象的蒙蔽，有一個簡單的方法：“我們必須把人們引導到特殊的東西本身，引導到特殊東西的系列和秩序;而人們在這一方面呢，則必須強制自己暫時把他們的概念撇在一邊，而開始使自己與事實熟悉起來?！碑斂茖W家進行研究，不僅要注意特殊東西的本身，而且要將若干雜的特殊事例或現象進行排拒和排除的工作，這時便可采用歸納法進入研究過程：確立享優先權的事例，形成歸納的一些支柱，對歸納的精訂，研究工作隨題目的性質而變化，發現一些具有優先權的性質，確定研究的界限，就人的聯系來議論事物，考慮提出原理的等級。自然科學的實驗即是以歸納為方法論的，因而它是科學的方法。勒內·笛卡爾（1596—1650）為法國哲學家和科學家，其《方法論》為彭基相譯，商務印書館于1933年出版;關琪桐譯，商務印書館于1935年出版。笛卡爾試圖告訴人們遵循科學的方法以便正確地指引理性而去追求真理。在此著第二部分中，他列舉了導致一切科學中的真理的方法的四項基本原則：一、 只承認完全明晰清楚、不容懷疑的事物為真實;二、 將一切困難的問題分解為若干組成部分;三、 以較容易的推論至較困難的部分;四、 進行列舉、比較，尋求中項，同時考察困難的各個因素，不有任何的遺漏。關于科學研究的過程，笛卡爾將它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用演繹法，后一階段用歸納法。這是認識由直觀演繹而進入歸納，歸納則是直觀所不能達到的。他將這兩種方法統一于研究過程中，特別強調列舉事實的重要意義。

中國學者引入的西方近代邏輯分析方法和培根與笛卡爾的科學方法論，在學術界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它們對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工作具有方法論的指導意義。國學運動新傾向的倡導者們在吸收西方文化時，也受到科學方法的嚴格訓練，但他們采用西方實證方法時卻有各自的選擇。他們采用美國實驗主義方法和德國實證主義史學方法，對國學研究起到了方法論的指導作用。中國在二十世紀初年興起的國學運動，以1905年上海國學保存會主辦的《國粹學報》的創刊為標志，迄于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這一運動持續了將近半個世紀。我們回顧國學運動的發展過程可以明顯地見到，它自始至終是存在兩個不同的傾向，即以文化保守主義者為主的國粹派和以新文化學者為主的新傾向派?！秶鈱W報》于1911年?？?，表明國粹思潮的衰微;北京大學的《國學季刊》于1923年創刊，則表明國學運動新傾向的形成。雖然新傾向迅即成為國學運動的主流，并得到顧頡剛發起的古史辨派和傅斯年領導的歷史語言學派的支持與推動而取得巨大的成就和深廣的影響，然而國粹主義的緒余仍盤根錯節地存在。國學運動新傾向之所以成為國學運動的主流，是由眾多新文化學者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新的觀點、新的態度，并采用了新的方法，適應了學術發展新的趨勢，成為新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胡適于1919年2月1日《新青年》第七卷第一號發表的《新思潮的意義》代表了新文化學者對國學研究的態度。他認為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種評判的態度，目的是再造文化，這一切均落實于對國故的整理。他發出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號召，這得到學術界熱烈的響應。北京大學學生創辦的《新潮》雜志于1919年5月1日出版的第一卷第五號發表毛子水的《國故和科學精神》，他認為，“用科學的精神去研究國故，第一件事就用科學的精神去采取材料。凡考古的學問和他種的學問相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有精神的材料。論斷的價值和材料有密切的關系，材料不精確，依據這個材料而立的論斷，也就沒有價值了”。時任《新潮》編輯的傅斯年在同一期發表《毛子水〈國故和科學的精神〉識語》，大力支持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號召。他說：“研究國故必須用科學的主義和方法，絕不是抱殘守缺的人所能辦到的?！?926年顧頡剛在《北京大學國學門周刊發刊詞》回答了某些學者對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的質疑。他說：“國學是科學中的一部分（如其是用了科學方法而作研究），而不是與科學對立的東西。倘使科學是不腐敗的，國學也絕不會腐敗。倘使科學不是葬送青年生命的，國學也不會葬送青年的生命?！边@將國學運動新傾向與國粹派的根本區別歸結為研究方法的相異，因此以科學方法研究國學是國學運動新傾向學者們的基本學術特征。

胡適在美國留學時接受了實用主義——實驗主義，歸國后大力傳播，使它廣泛地在社會科學和國學研究中產生影響。二十世紀初年在美國興起的實用主義是西方近代實證主義的一個流派。美國著名的實用主義哲學家威廉·詹姆士（1842—1910）于1906—1907年在波士頓羅威爾研究所和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發表系列講演，于1907年出版專著《實用主義》，中譯本由孟憲承譯，商務印書館1924年初版。詹姆士認為實用主義將理論視為僅是我們可以依賴的工具，人們借助理論工具向前推進，它幫助人們改造自然。這樣理論變活了，使每一種理論可以發生作用。實用主義的方法不是什么特別的結果，而是一種確定方向的態度。這個態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則、范疇和假定必需的東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獲、效果和事實;因此這種哲學最關注實際效應。在科學研究中對實用效應的要求是求事實之真。美國哲學家約翰·杜威（1859—1952）最注重實驗方法，以“實驗主義”作為最有應用價值的工具。杜威說：“科學是一種工具，一種方法，一套科學體系。與此同時，它是科學探索者所要達到的一種目的，因而在廣泛的意義上是一種手段和工具?！彼J為科學的程序是通過考察后作出這一批判所依據的其他判斷的可能性來確定有效性，同時通過考察作出此一判斷所允許的其他判斷的必要性來確定意義?？茖W的判斷就是經過這樣反復的驗證與比較而成為定論的。為求得判斷在邏輯上的合理意義，則每一個概念或敘述都須從別的概念和敘述而來，又須引到別的概念和敘述上去;各種概念和命題互相包含，互相支持;這即是“引出后面，證實前面”。胡適介紹杜威的方法分為兩種：

一、 歷史的方法。從發生學的角度來看，任何事物都是一種歷史狀態，不是孤立的，而存在著一定聯系。因此研究的對象僅是一個中段，它有發生的原因，有自己發生的效果。這如祖父—兒子—孫子的關系，兒子是中段，因而胡適比喻為“祖孫的方法”。

二、 實驗的方法。首先以具體的事實與環境為對象進行研究，將一切學說、理論、知識都視為等待證實的假設而非定論，將一切學說、理論、知識都進行試驗或實驗，只有經過實驗的證實才可以成為定論。

胡適說：“自從中國文化與西洋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這樣大的……他只給了我們一個科學方法，使我們用這個方法去解我們自己的特別問題。他的哲學方法總名叫做實驗主義?！倍磐P于科學研究方法的程序，胡適概括為：一、 疑難的境地;二、 指定疑難之點究竟在什么地方;三、 假定種種解決疑難的方法;四、 把每一種假定所涵的結果一一想出來，看哪一種假定能夠解決這個困難;五、 證實這種解決使人信用，或證明這種解決是謬誤。胡適將這種方法予以簡化，他說：“科學的方法，說來其實很簡單，只不過‘尊重事實，尊重證據。在應用上，科學的方法，只不過‘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睂嶒灥姆椒ㄊ亲钪匾曌C據的，胡適論及對證據的態度時，以為一切史料都是證據，但要辨析。他提出辨偽的原則是：這證據是什么地方尋出的，什么時候尋出的，什么人尋出的，此人有做證人的資格嗎？他有作偽的可能嗎？因而胡適主張“有一分證據，只可以說一分話，有三分證據，只可以說三分話”。他采用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取得最大的成就并產生巨大影響的是關于中國古代白話長篇小說的系列考證，為中國學術開拓了一個新的方向。

在胡適的引導下顧頡剛從對古籍辨偽進而考辨古史，他主編的《古史辨》第一冊于1926年由樸社出版，至1941年共出七冊。顧頡剛發起的古史討論是整理國故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他對古籍的辨偽與古史的考辨皆發展了胡適提倡的科學方法。他自述：“西洋的科學傳了進來，中國學者受到它的影響，對于治學的方法有了根本的覺悟，要把中國古今的學術整理清楚，認識它們的歷史價值。整理國故的呼聲始于太炎先生，而上軌道的進行則發軔于適之先生的具體計劃。我生當其傾，親炙他們的言論，又從學校的科學教育中略略認識到科學的面目，又性喜博覽，而對于古今學術有些知曉，所以能夠自覺地接受……我固然說不上有什么學問，但我敢說我有新方法了?！惫攀繁媾梢砸晒诺膽B度，采用科學方法進行辨偽工作，對傳統的學術予以破壞。這種辨偽的破壞，實質上是對國學運動中國粹觀念的顛覆，由此才可能從事新的學術建設。

傅斯年于1923年6月離開英國到德國留學，學習比較語言學、邏輯學、心理學、人類學和梵文，1924年轉向史學，由于追求客觀的、科學的、嚴密的傾向，遂選擇并接受了實證主義史學的蘭克學派。他歸國后于1928年11月受聘為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主張用自然科學方法來研究中國文獻與學術問題，因而致中國歷史語言研究之學于自然科學之境界中是其堅定不移的理想;這源于在德國接受蘭克學派的影響。利奧德波·蘭克（1795—1886）是德國著名史學家，為西方近代實證主義史學的創始者。他在《拉丁與條頓民族史·導言》（1842）里聲稱：“歷史學問向來被認為有評判過去、教育現在、以利將來的職能，對于這個重任，本書不敢企望。它只是想說明事情的本來面目而已。要做到如實直書，史料從何而來呢？作為本書以及本書所涉及的主要內容的基礎——史料，是回憶錄、日記、信函、外交報告、當事人的原始記錄。除此之外，要引述其他類型史料的話，則必須滿足以下條件，即是從上述第一手數據中直接推演出來的，或上述材料一樣具有第一手的性質。這些史料的每一頁都必須經過嚴格考證?！碧m克提倡以科學的客觀的態度研究歷史，力求認識歷史事實的真相，注重史料的搜集與考證。他說：“我相信，一位以誠摯的精神與熱情來追求事實真相的研究者，當他研究權威可信的史料到一定程度之時，盡管而后的研究發現或誤會使我們對具體歷史細節更清楚，更確定，但后來的研究者們只是進一步強化了他研究的基本概念而已——探索事實真相，這也是唯一的研究基本概念?！备邓鼓陮茖W方法的理解并不限于蘭克學派的方法，以為凡是用某一方法能獲得新知識的便是好方法，每個時代都有新觀念和新方法，作為方法論而言并無新舊之分。他提倡用新方法整理材料的純學術研究風尚，反對理論的疏通，也反對研究工作與現實的社會政治的聯系，因此他說：“假如有人問我整理史料的方法，我們要回答說：第一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三還是比較不同的史料……歷史事件雖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個事件既不盡只有一個記載，所以這個事件在或種情形下，可以比較而得其近真;好幾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互關聯的地方，更可比較而得其頭緒?！备邓鼓晖砟暝诳偨Y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工作經驗時認為：“最近百年來，文史的學問趨向于考證，誠然考證是一種方法，而不是一種目的，但人類的工作，目的和方法是不容易分別的?？甲C學發達的結果，小題大做，可成上品，大題小做，便不入流?！边@種小題大做的考證，不僅是歷史語言學派治學的特點，而且是古史辨派和其他國學新傾向的學者共同的治學特點。由此可以認識國學研究的性質。

國學研究采用實證的科學方法是與其研究對象相適應的，但這種方法是有自身局限的，它在某些學科不一定適用。新傾向的國學家們是有理論的，例如胡適的《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發刊宣言》，顧頡剛的《古史辨第一冊自序》，傅斯年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它們是國學運動新傾向、古史辨派和歷史語言學派的理論綱領。他們對中國傳統文化采取疑古的批判的態度，他們提倡客觀的純學術的實證研究，以探求真知為目的。國學家正是在這種新文化理論的引導下從事研究工作的，其研究的成果起到掃除學術思想的謬妄，揭示歷史的真實，并為其他各種學科提供事實的依據。他們研究某一問題，固然不可能獲得全部資料，如果選擇的具有典型意義，則其他發現的數據便可證實這種選擇是正確的;當然如果選擇的不具典型意義，則其他發現的材料便可證實這種選擇是錯誤的。我們從許多國學研究的結果來看，同一課題的考證可能出現相異的結論，甚至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似乎難以達到公認的結論。這種現象是極正常的學術現象，不僅存在于國學之中，它反映了人們尋求真知的過程，而真理必將會出現的?？茖W方法的重事實、重證據、求真知的精神體現了人類文明進步，它所產生的力量是難以簡單估計的。

（作者單位：四川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