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名的雅化還是地名的訛呼

藍勇

彈子石和烏龜石是重慶老地名中很有文化情懷的地名;同時，我們也知道這兩個地名在歷史上還分別有其他別名，如彈子石又稱誕子石，烏龜石又稱五桂石、夫歸石、呼歸石、望夫石、鷓鴣石?，F代人們普遍認為這兩塊石頭的名稱與大禹的傳說有關，如《四川重慶市南岸區地名錄》稱：“呼歸石，相傳禹娶涂山氏之女，婚后出外治水，三過其門不入，妻站此石呼喚禹歸，故名。俗稱‘烏龜石‘五桂石?！编嚿偾僖舱J為：“其南岸有夫歸石、誕子石……啟生呱呱而泣，故有誕子及夫歸之稱，俗乃訛呼彈子、烏龜，失其據也?！逼鋵嵲缭谇骞饩w年間國璋繪制的《重慶府治全圖》就稱“古稱夫歸石，今稱五桂石”;張云軒的《重慶府治全圖》也稱“古名夫歸，今名五桂”，好像“夫歸”這類名稱肯定更早一樣。因為人們往往在潛意識里認為大禹的歷史既然久遠，所以有關大禹的地名出現肯定也應該源遠流長，即其地名的出現應該更早;反而是彈子、烏龜、五桂之類的地名是后來衍生出來的，甚至還有將誕子、夫歸訛傳成彈子、五桂的。但是，事實真是如此嗎？

這里我們需要先將兩種地名的歷史發展軌跡梳理一下才行。

其實這兩個地名見于文獻的記載都較晚，我們發現它們也僅是在清代乾隆時期才開始在文獻中出現。當然，在重慶，有關大禹的地名出現較早，這是可以肯定的，如早在晉代的《華陽國志》就有涂山、禹王祠、涂后祠的記載。元代賈元《涂山古碑》：“至今洞曰涂洞，村曰涂村，灘曰遮夫，石曰啟母”，也明確了重慶有關大禹的地名確實較多較早，但是我們在明代和清代前期文獻中并沒有發現有夫歸石的地名出現。后來，乾隆《巴縣志》卷一《山》稱：“今洞曰涂洞，村曰涂村，灘曰遮夫，石曰望夫?！蔽覀冎馈皢⒛甘眮碓从凇稘h書·武帝紀》，宋代巨然《長江萬里圖》在重慶府的江面上標的是鷓鴣堆，在元代也只有啟母石而沒有望夫石、夫歸石的名稱。明天啟《士商類要》卷二記載巴縣江中灘險名是鷓鴣堆，也不是夫歸石。就是到了清乾隆年間也只有望夫石的名稱，并沒有夫歸石的名稱。同時，當時這專用石頭最有名的名稱是鷓鴣石，如乾隆《巴縣志》卷一《古跡》：“鷓鴣石，朝天門外江心巨石，昔時鷓鴣多集其上，鉤輈格磔啼聲到曉，一名鷓鴣堆，或日本名鷓夫堆，又名望夫石，涂后故跡也?！庇呵瑫r期的《周行備覽》記載此灘名鷓鴣灘，也沒有夫歸之名。嘉道之際的《蜀江紀程》中只記載鷓鴣堆，可以發現清代乾隆年間這個所謂夫歸石主要名稱是鷓鴣石，只是又名望夫石，也仍然沒我們稱的夫歸石、呼歸石之名。

目前我們發現最早的夫歸石稱呼始于清同治年間的記載，同治九年（1870年）洪良品《東歸錄》：“今朝天門外江中有石俗呼曰夫歸石，意謂涂后之望夫歸也，故洞曰涂洞，村曰涂村，灘曰遮夫，石曰想夫，又石曰啟母，皆禹娶涂山之證?！焙槭稀栋陀逯裰υ~》開始有“莫似過門三不入，呼歸石畔待君歸”“鷓夫灘畔鷓夫去，想夫石上想夫憐”諸句?？梢哉f，同治年間的洪良品是第一個在詩文中記載夫歸石名稱的人。其實，夫歸石、呼歸石的名稱大致是在清代光緒年間才開始較多使用的，如民國初年《重慶鄉土志》記載：“石日望夫，即今呼歸石，或稱鷓鴣石?！憋@然，清末同治年間才開始有將五桂石諧音歸夫石的現象出現，而不是夫歸石摹諧音五桂石的。光緒年間《峽江圖考》地圖上標明有夫歸石，但敘述文字仍是五桂灘，盛先良《川江水道與航行》中記載的也是彈子石、夫歸石（或烏龜石）。

同時，我們發現早在清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年間，五桂石的名稱就已經廣泛使用，如乾嘉之際的陶澍《蜀鞘日記》卷三談到的是五桂石，而非夫歸石。特別是有關清代巴縣檔案中“五桂石”地名出現的頻率相當高，如道光、咸豐、同治年間有關五桂灘救生資料甚多，卻并無夫歸石名稱出現。同治三年（1864年）官府公布的“實貼得所碼頭”名稱中也稱五桂石碼頭，并無夫歸石碼頭之說。咸同之際的《渝城圖》中標明的也是五桂石，而不是夫歸石。同光之際羅縉紳《峽江救生船志》所附的《行川必要》中記載的五桂石，也無標夫歸石的。道光江北廳志地圖中標的是鷓鴣石，民國時期的其他地圖中均為五桂石。只是在民國三四十年代，重慶才形成夫歸石、望夫石、呼歸石、烏龜石、鷓鴣石并稱的局面。

此外，夫歸石的另一個名稱烏龜石出現的時間也是在清乾嘉之際，如李元《蜀水經》卷五采訪當時的船工談到烏龜灘與鷓鴣灘為兩灘，并不是一個灘，可以肯定當時的名稱為烏龜灘，而不是夫歸灘。道光年間編的《云南通志·食貨志》及《云南銅志》卷三附的京銅運輸的灘險中，仍稱烏龜石灘，也略比夫歸石的名稱出版較早。民國時期的文獻中烏龜石的稱呼仍然較多，如民國初年孝順武《川行日記》就記載為烏龜石。

實際上我們發現彈子石在整個清朝都是稱彈子石，并無誕子石之稱出現，如乾嘉之際的陶澍《蜀鞘日記》卷三談到的是彈子石，而不是誕子石。咸豐八年（1858年）巴縣檔案也記載為彈子石，同治三年官府公布的“實貼得所碼頭”名稱中也稱是彈子石碼頭，咸同之際的《渝城圖》中標明的也是彈子石，而不是誕子石。同光之際羅縉紳《峽江救生船志》所附的《行川必要》中記載的是彈子石，也無標誕子石者。光緒年間黃勤業《蜀游日記》談到的是彈子灘。道光《江北廳志》地圖中標的是彈子石，民國時期的地圖中亦均為彈子石，并無誕子石之名。所以《重慶南岸區地名錄》中仍然記載：“彈子石來源于長江邊有三石頂著的一巨石，形似‘彈子而得名（一九二六年夏，彈子被雷擊毀）?！蹦敲?，誕子石的名稱是何時出現的呢？現在看來可能是在近幾十年才經文化人演繹出來的，如鄧少琴認為：“其南岸有夫歸石、誕子石……啟生呱呱而泣，故有誕子及夫歸之稱，俗乃訛呼彈子、烏龜，失其據也?！睉撜f鄧少琴可能是最早演繹此說的學者之一，因為在此之前并無任何文獻將彈子石稱為誕子石。只是到了1993年出版的《重慶市南岸區志》，才將彈子石演化為誕子石的傳說予以文本化，所以，彈子石在民間最終雅化為誕子石的時間可能并不久。顯然，與鄧少琴先生觀點完全相反的是，彈子石、烏龜石的名稱見于文獻記載當遠遠早于誕子和夫歸;不可能是訛呼失其原，而是后人在彈子石、烏龜石地名上的文化演繹和地名雅化。

我多次談到在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存著作為文化的歷史和作為科學的歷史的兩種歷史;特別是在鄉土歷史重構中，這種作為文化的歷史往往氣場巨大。而這種文化的歷史也融入在地名的命名之地，往往是通過大事不虛、小事不拘的原則新編故事后注入到地名中，使傳說固化到景觀上。從地名學的規律來看，一般說來中國傳統鄉土地名往往自然地名相對較為穩定，而文化地名往往會在新的社會背景下被不斷重新建構翻新，所以我們看到的是從元代到近代夫歸石經過了啟母、望夫、鷓夫、夫歸、呼歸等不斷演化。從地名學規律來看，地名的雅化是作為文化歷史的一種重要手段，而地名雅化往往更多是將自然地名賦予文化內涵，寄予文化訴求，一般少有將文化地名再賦予自然名稱。從以上的歷史文獻的梳理來看，可以肯定的是，在歷史上五桂石、烏龜石、鷓鴣石、彈子石的名稱要早于夫歸石、呼歸石和誕子石的。而且一般來說社會下層對于自然地名的流傳更會廣泛，而中上層社會可能對于雅化了的文化地名更有情懷。不過從社會整體來看，社會性下層往往占多數，所以到近代，不論是口頭語言、文字書寫、地圖標注，都是以五桂石或烏龜石、彈子石為主。

這個案例告訴我們，中國的上古歷史往往被后人不斷地重構，不僅是在遙遠的古代，甚至在近代我們仍然在重構中。作為歷史學者重要的是從紛亂的歷史現象中去剝離那些文化重構的東西，盡可能發現其中原始的、真實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