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權利、社會福利和個體尊嚴——論哈貝馬斯性別差異基礎上的女性主義觀

孔明安

(南開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天津 300350)

哈貝馬斯是20世紀西方著名的哲學家、社會學家，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從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開始，以交往行動理論為核心，直至20世紀90年代出版了其標志性的著作《在事實與規范之間》，它標志著哈貝馬斯的交往理論已經從一般性的交往行動理論轉到了法律商談。20世紀90年代之后，哈貝馬斯轉向了宗教問題的形而上學思考，出版了《后形而上學》和《后形而上學2》等著作。作為一名享譽世界的著名學者，隨之而來的一個問題是，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與女性主義有關聯嗎？如果有，二者之間存在著怎樣的關聯？循著這樣的疑問，我們發現，哈貝馬斯的交往行動理論，特別是他后期的商談理論對女性主義問題的思考有其獨特視角和思想。概言之，哈貝馬斯對女性主義的思考仍然從屬于其現代性的理論視域，是其現代性思想的一項未完成的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梢哉f，哈貝馬斯的女性主義觀也是建立在“事實有效性”與“規范有效性”之間，處于“事實平等”與“法律平等”的辯證法的基礎之上。而女性主義則成為觀察其法律平等與事實平等之辯證關系的一個特定案例?；诖?，本文首先對近代以來的自由主義女性主義作一簡單的考察，從中窺視女性主義爭取自身權利和地位的軌跡；其次，本文將對自由主義的女性觀和社會福利運動的女性主義觀點之間的對立及其弊端作一比較分析，并指出，社會福利運動并不能替代女性的權利。最后,我們將從哈貝馬斯商談論的視角，從權利及其合法性的視角來探討哈貝馬斯現代性視野下的女性主義平等觀點的要旨及其現代意義。

女性主義(feminism)與女權主義其實是一個詞，僅僅在我們翻譯為中文時對之作了細微的區分。然而，仔細考究，翻譯為女性主義和女權主義還是有細微的差異。尤其是結合二百多年來女性爭取性別平等的歷史，更能窺視女性在爭取婦女權利過程中的非凡歷程。概而言之，可以把女性主義的流派劃分為宏觀流派和微觀流派。馬克思主義的女性主義觀就屬于一種宏觀主義的女性觀點。它將女性主義與社會制度和階級聯系起來，認為男女兩性之間的不平等主要是由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以及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壓迫而形成的。相應地，馬克思主義認為，一旦消滅了資本主義制度，消除了階級的剝削和壓迫，對女性的不平等問題也就基本上得到了解決?？梢钥吹?，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無論在法律上和事實上，都是主張男女平等的。然而，我們不得不說，雖然馬克思主義在回答女性主義的問題上眼光是犀利的，分析方法是獨到的，但它還是低估了女性主義問題的復雜性，因為女性的解放和平等地位的獲得雖然與社會制度和階級問題相關，但并非僅僅局限于上述問題，女性主義問題的復雜程度遠不止制度和階級問題。

女性主義理論千頭萬緒，紛繁復雜，概括起來，目前女性主義理論大致有如下幾種：(1)交換理論。這一理論假設人是相互關聯的、有感情的、利他的，但它同時認為男女兩性之間是不平等的，男性比女性占有了更多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資源。(2)角色理論。這一理論主要關注的是女性的角色定位，即女性身兼家庭和工作的雙重相互沖突的角色，因而在關鍵時候，女性就不得不犧牲工作和自我以照顧家庭和孩子。(3)地位期望理論。這一理論認為由于社會對男女兩性的期望值不同，對男性的期望高于女性，進而導致男女兩性自身期望的差異。(4)符號互動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兩性之間的差異是由社會符號、標簽和話語造成的。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女性更多地接受了男強女弱的符號標簽，隨之逐漸接受并形成了兩性之間的巨大差異。(5)精神分析理論，這主要包括弗洛伊德、拉康等人的理論。這一理論假定，男性服從的是“例外邏輯”，女性服從的是“非全邏輯”。男女兩性由于生理結構不同，進而導致女性的“匱乏”，使女性渴望擁有與男性一樣的“菲勒斯”能指，因而，女性更多地是遍布自己欲望的“歇斯底里”類型。國內著名女性主義學者李銀河教授在《女性主義》的第三章中提出了女性主義的七個流派：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社會主義女性主義、后現代主義女性主義、文化女性主義、生態女性主義、第三世界女性主義和黑人女性主義。[注]李銀河：《女性主義》，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9頁。當然，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女性主義研究都是一個熱門問題。

根據哈貝馬斯的女性主義觀，我們將數百年來女性爭取自身平等權利的主張劃分為自由女性主義、女性主義社會福利論以及哈貝馬斯現代性意義上的女性主義?，F在我們分別作一論述。

一、自由女性主義與爭取權利平等的斗爭

自由女性主義(liberal feminism)也稱女性自由主義，是從18世紀到20世紀60年代掀起的女性主義運動和產生的思想派別。自由女性主義的主要傾向與自由主義的傳統一脈相承，它發端于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以及美國革命所宣稱的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張。它認為，與男性一樣，天賦人權，尤其是人的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適用于所有人，自然也包括女性。自由女性主義強調女性的個人權利、政治自由、宗教自由、女性的個人選擇權與自我決定權，等等。然而，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面對的一個殘酷現實是，女性大多數是被排除于主流的社會生活之外的。因此，它為了爭取女性的權利一直在奮斗和抗爭，它不能容忍現實社會特別是資本主義社會對女性權利的剝奪。它堅定地宣稱男女雖然具有性別差異，但在基本權利方面則是平等的。自由女性主義經歷了如下兩個發展階段：

首先，自由女性主義運動的第一階段是平權運動，也就是圍繞著爭取女性的平等的繼承權和選舉權而展開的活動。所謂“平權運動”，通俗地講就是女性要求與男性具有平等的權利，它具體表現為女性在財產繼承和投票選舉中的平等權利。我們知道，在中西方社會，兩性之間的不平等都源遠流長，根深蒂固，男性對女性的偏見和歧視由來已久，這種歧視的典型體現就是在家庭生活中的財產繼承權和政治生活中的選舉權上的不平等。在家庭事務中，由于財產繼承為男性所壟斷，相應地，家庭中的話語主導權也掌握在男性手里。女性因為要嫁給他人而離開原來的家庭，因而也就喪失了家庭財產的繼承權。同樣地，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由于傳統社會的家庭模式是男主外、女主內，所以，女子幾乎就沒有可能或者是極少有機會參與公共事務，因而也喪失了在政治選舉中的投票權利等各種政治參與的權利。直到歐洲啟蒙運動以后，天賦人權、自由平等、主權在民等思想才開始影響近代一大批知識女性，她們開始發出自己的聲音。1791年9月，法國女權主義者和政治活動家奧蘭普·德古日(Olympe de Gouges)發表了《女權宣言》，要求廢除一切男性特權，但不久她就被送上了斷頭臺。之后，許多著名的女權運動家也積極呼吁女性應該享有 “教育權”、“繼承權”和 “就業權”，但大多歷經坎坷，有些甚至付出了生命的沉痛代價。英國婦女直到20世紀初期仍然沒有政治上的選舉權，而瑞士直到1970年才給予本國婦女以選舉權。從大規模的女性維權運動興起到真正在法律上實現男女平權，這一過程歷經了近200年，由此可見女性主義平權運動的艱辛和不易。

其次，自由女性主義運動的第二階段是對隱性歧視和不平等的反抗。隨著女性在家庭內的權利和受教育權、選舉權的獲得，女性似乎已經獲得了多方面的權利平等。然而，女性主義仍然認為，在男權社會中，這種權利平等的表象下其實隱藏著多方面的隱性歧視。法國著名作家波伏娃在其《第二性》中就列舉了男性對女性的隱性歧視現象，波伏娃的主要貢獻是把存在主義哲學思想運用于女性狀況的分析和研究，她的女性主義思想存在主義的味道十足。波伏娃把男性視為主體，將女性視為“他者”。因而，男女之間的關系就成為主體與“他者”的關系。然而，女性并非天生就是“女性的”，女性的特質都是后天形成的或生成的。換句話說，女性并不存在什么本質性的東西，女性的諸多特質都是塑造出來的。那種認為女性本就應該是“溫順的、迷人的、羞怯的、有氣質的、美麗的”等流行觀念都是在各個歷史時期不斷產生和積累起來的偏見造成的，更不要提中國諺語中所謂的“女人頭發長，見識短”等明顯貶低女性智慧的口頭禪了。波伏娃認為，所有這些不平等和歧視都是男權社會強加給女性的，并使女性本身在一個男權社會中逐漸適應并不自覺地接受了這一切。所以，男女的差異和社會偏見本身都是男權社會的歧視所塑造的結果。她說：“男人的極大幸運在于，他，不論在成年還是在小時候，必須踏上一條極為艱苦的道路，不過這是一條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則在于被幾乎不可抗拒的誘惑包圍著；她不被要求奮發向上，只被鼓勵滑下去到達極樂。當她發覺自己被海市蜃樓愚弄時，已經為時太晚，她的力量在失敗的冒險中已被耗盡?！盵注][法]波伏娃：《第二性》，陶鐵柱譯，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版，第728頁。所以，社會對女性的歧視是女性一生下來就必須面對的。從存在主義的觀點出發，波伏娃有關女性主義的名言是：“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寧可說是逐漸形成的?！盵注][法]波伏娃：《第二性》，陶鐵柱譯,中國書籍出版社1998版，第309頁。這句名言典型地反映了波伏娃的存在主義的觀點，即“存在先于本質”的觀點。

雖然如此，自由女性主義所面臨的一個尷尬現實是，它所強調的女性權利都是“抽象的”權利，如何將它們落實到現實社會生活中，做到事實上的男女平等，仍然是一個有待解決的棘手問題。這也就是為什么自由主義女性主義容易遭人詬病的主要原因。其中的關鍵在于自由主義的基本立場仍然是一種抽象的社會正義觀。所以，在平等(equality)與公正(equity)的爭論中，它更主張公正，更強調機會均等和公平競爭(公正)，反對照顧弱者或弱勢群體(平等)。按照這一邏輯，在一個復雜性社會中，只要女人得到了與男人同等的競爭機會，自然是巾幗不讓須眉，女性照樣可以與男人一樣獲得成功。所以，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樂觀地認為，一旦在現存體制內部爭取到男女的平等法律權利，男女都享有平等的公平競爭機會，剩下的事就靠每位女性個人的努力了。

顯然，自由主義女性主義所強調的女性權利仍然是抽象的權利，它并沒有考慮現實社會結構的復雜性以及男女兩性在生理和心理上的結構差異。所以，哈貝馬斯從法律視野出發指出：“法律自由的原則造成事實不平等，因為它不僅允許而且促進不同主體對同樣權利的不同運用；它因此而滿足自主地實行私人生活規劃所需要的主觀權利前提。就此而言，法律平等與事實平等是不能合二為一的?！盵注]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童世駿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515頁。哈貝馬斯在此想強調的是，雖然自由女性主義強調法律意義上機會均等和法律平等，但由于“不同主體對同樣權利的不同運用”，由于女性主體與男性主體對法律所規定的權利的運用不同，結果就造成了不同主體在社會現實面前的事實不平等。所以不能將形式上的法律平等與事實平等混為一談。因而自由主義女性主義不得不面臨著其在現實社會中難以克服的理論和現實困境。所以，自由主義的這一明顯缺陷，必然為女性主義福利理論所部分地取代。

二、社會福利不能替代女性權利

女性主義的社會福利理論是在反對女性自由主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與20世紀初西方福利社會的興起與福利政策的大規模實施密切相關?！案＠麌页１豢醋魇且徽坠竦姆蓹嗬?，它把強制性的社會保障計劃變成了國家組織起來的服務(如健康和教育等)，以滿足多樣化的需要和應對各種突發事件。福利國家的干預方法包括官僚統治、法律調節、匯兌和各行業的專家，如教師、醫生和社會工作者等?！盵注]克勞斯-奧菲：《福利國家的矛盾》，郭忠華等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2-163頁。女性主義的福利主義與福利國家政策是相輔相成的。福利國家的興起本身就是為了消除自由主義法律及其政策所導致的社會貧富兩極分化，進而導致社會動蕩的風險。相應地，在男女兩性的關系結構上，無論是在社會上還是家庭中，女性長期處于附屬和被壓抑的地位，因而在社會政策層面對女性予以照顧和傾斜就被提到了重要的議事日程上。

女性主義的社會福利訴求主要關注的是婦女福利狀況的改善與國家政策的關系。它不再像自由主義女性主義那樣簡單地認為，只要制定平等主義的法律來確保男女機會平等，就足以消除女性地位的不平等等問題。在社會政策的制定方面，女性主義福利理論主要關注婦女及其家庭的社會福利、經濟福利和政治福祉，它從社會差異的結構關注導致婦女處于屈從地位的結構性體制的原因?？傮w來說，婦女角色與家庭責任、家庭結構與婦女福利的關系,在女性主義福利理論中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概而言之，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以及如何采取相應的福利政策，成為女性福利主義思考的核心問題。按照傳統結構功能主義的觀點，從家庭和社會分工角度看，無論女性的經濟狀況和能力如何，由于女性擔負著生兒育女的功能，因而女性無論如何都難以完全擺脫家庭照顧和養育兒女的角色，而且這一角色定位是理所當然和天經地義的，由此導致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中總是處于不利的、從屬的地位。相應地，社會政策的制定應該充分考慮到男女兩性在家庭和社會中的這一結構差異，并給予女性在哺育子女和家庭照顧方面以福利補償，從而使得女性能夠獲得實質性的經濟收益和社會利益。如對女性懷孕和生育給予產假的政策，等等。

與福利國家和福利政策所帶來的社會福利及其相應的弊端一樣，社會福利在提升女性社會角色地位的同時也招致了大量尖銳的批評聲音。這些女性主義的批評者認為，社會福利政策對女性的照顧非但沒有提升婦女的地位，反而使女性陷入更深的依賴和從屬關系之中。哈貝馬斯說：“女性主義堅持法律平等對待的解放意義，因為它所指向的是福利國家‘分配性范式’所掩蓋的依附性結構：‘構成統治的，是這樣一些建制條件，它們阻止或妨礙人們參與決定她們自己行動或這種行動的條件。具體地說，福利資本主義創造了一些新的統治形式。日常工作和日常生活的活動越來越受到合理化的科層控制，將人們置于許多生活領域中的權威和專家的訓誡之下?！盵注]轉引自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童世駿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520-521頁。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福利主義范式所提供給女性的社會福利，包括經濟方面和社會政策方面的利益并沒有改變男女之間的政治權利關系結構。所以，女性主義者在承認國家和社會在改善了她們福利狀況的同時,又強化了父權制和男女兩性之間的不平等狀況。它不但沒有消除父權制，反而強化了男女角色定型，擴大了男女性別差異的制度性安排與政策模式。由此所得出的一個結論是：無論實施怎樣的社會福利政策和補償性幫助，女性都難以獲得她們為改變自身地位而積極爭取來的權利。哈貝馬斯認為，福利國家雖然能夠給女性帶來實質性的關懷和幫助，但由于其“家長主義”的濃厚色彩，它必然嚴重地限制了個體的活動空間。因而，盡管福利國家改善女性地位的初衷和目的是積極的良好的，但它的實現其目的的手段卻是有問題的。他說：“雖然從權利平等的角度來看，福利國家的規定應該保障生活狀況和權力地位的事實平等，但這些規定為達到這個目的所利用的前提或手段，卻同時明顯地限制了(對于被認為是受益者的人們來說)自主地實行私人生活規劃的需加保障的活動空間。在這個時候，法律平等與事實平等之間的上述關系就演變為一種悖論?！盵注]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童世駿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516頁。哈貝馬斯在此想說的無非是，隨著福利國家的政策范圍的日益擴大，其政策嚴重侵害或限制了私人自主的個體自由，這自然也包括女性的私人自主。換句話說，在福利國家的政策導引下，國家可以以統一性政策的名義給予女性及其家庭以各種各樣的福利補貼，但同時相應地，它必然伴隨著諸多的附加性的條件和限制，從而加重了女性的從屬性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講，社會福利政策就變成了一把雙刃劍。對此，哈貝馬斯還援引了德國法學家斯密迪斯(Simitis)的有關論述和觀點來說明福利政策對個體的影響。斯密迪斯就肯定地指出，個體在“在物質能力方面的可能收獲將變成為一種新的依附”[注]見J.Rüsen，Die Zukunft der Aufkl?rung, Frankfurt/Main, 1988, S.193.。 他以家庭法為例，指出教育行政機構制定的教育政策與家庭或者個體所愿意接受的教育之間不應該是控制性的，而是應該給予家庭成員以選擇的自由。他指出：“它們的干預首先不應該改變家庭成員的這樣的權利和義務：依靠自己去確定他們之間的關系必須采取什么樣的形式……為了相關人們的自決能力而保護他們避免那些危害交往的負擔，不應該導致這樣的結果：使他們受到比以前更大的導控影響?！盵注]轉引自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童世駿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553頁注釋45。哈貝馬斯列舉了福利國家的諸多政策有可能導致干預個人權利的現象：就法律法規而言，如勞動法、家庭法有可能迫使公司雇員和家庭成員不得不使自己的行為適應“正常的”的勞動關系或標準的社會聯系模式；社會福利的受益人是否不得不在就業、青年、社會和家庭住宅方面付出如下必要的代價，即受到這些官員的常規化干預或法院判決的實質性干預；或要想獲得集體性法律保護、組織工會的自由或有實效的利益代表，就必須犧牲組織成員的決策自由，使他們注定要聽天由命、逆來順受，等等。一句話，“在所有這些關鍵性問題上，所涉及的是同一個現象：滿足機會平等地行使主觀行動自由的事實性條件，以某種方式改變了生活狀況和權利地位，從而在補償不利境遇的同時帶來了一種監管狀態，它把本意是利用自由的授權，轉變成了看管”[注]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童世駿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516頁。。

總之，雖然自由女性主義的平權主張及其運動會造成男女事實上的不平等，但社會福利主義的主張也存在著自身難以克服的缺陷，它限制了女性的發展空間，并過多地干預了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哈貝馬斯的觀點是，用社會福利來替代個體權利的觀點同樣是站不住腳的。他說：“福利國家的法律范式和自由主義的法律范式之間的歷史性爭論，也可以理解成關于這種劃界的爭論、關于各自的平等對待標準的爭論?，F在這場爭論已經具有了反思的性質，沒有哪一個法律范式還可以天然地占據統治地位。因此必須對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以決定公民(他們同時既具有私人自主又具有公共自主)的法律平等是不是需要為之提供事實平等，在哪個方面需要提供事實平等?！盵注]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童世駿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515頁。換句話說，在對待女性主義的實質性的權利平等的個人訴求上，自由女性主義和女性福利主義的政策各有弊端，必須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以滿足女性主義的對性別正義的真正訴求。面對雙方各執一詞的悖論性局面，哈貝馬斯從法律平等和事實平等的辯證法角度出發給出了女性主義問題上的“商談論”的解決方案。

三、協商基礎上的女性權利和尊嚴

權利的合法性問題是哈貝馬斯20世紀70年代之后就開始關注的核心問題，也是哈貝馬斯建構其女性主義權利論的基石，我們也可以將之稱為協商基礎上的女性權利論。所以，商談或協商就構成了哈貝馬斯權利合法性的來源。

首先，在《重建歷史唯物主義》中，哈貝馬斯在“經驗主義的合法性概念和規范主義的合法性概念的基礎上提出了第三種合法性的概念，即“重建的合法性概念” 。 在后期著作《在事實與規范之間》中，他明確將合法性(legitimacy)與合法律性(legality)兩個概念區分開來，并指出合法律性并不等于合法性。他說：“規范的法律有效性(關鍵就在這里)的意思是，兩個東西在同時得到保障：一方面是行為的合法律性(Legalit?t)，也就是必要時借助于制裁來強制實施的對規范的平均遵守，另一方面是規則本身的合法性(Legitimit?t)， 它使任何時候出于對法律的尊重而遵守規范成為可能?！盵注]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童世駿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37-38 頁，也可參見38頁的譯者注。那么，這種合法性是如何產生的呢，哈貝馬斯認為，只有通過程序性的商談模式才可能保證權利的正當來源及其合法性。哈貝馬斯認為，就權利及其來源的合法性問題而言，權利只能來自于商談，而作為程序的商談則來自于法律平等與事實平等的辯證法。他說：“從福利國家角度對資產階級形式法的批判，引起人們注意法律承受者的法律平等和事實平等之間的辯證法。也就是說引起人們首先注意社會基本權利的執行情況。事實平等的衡量標準是法律規定對于相關人們的可觀察社會效果，而法律平等則涉及他們在法律框架內根據自己偏好來做出決定的能力?！盵注]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童世駿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515頁。所以，只有奠基于法律平等和事實平等的共同基礎上，才可能建構起權利來源合法性的大廈。因而，法律平等與事實平等對于合法性的建構缺一不可。他說：“程序主義的法律范式從規范上強調的，正是法律平等和事實平等之間的關系與私人自主和公共自主的這種雙重關聯。政治系統的權利循環如果要沿著法治國家調節所確定的方向的話，就必須以商談的方式就一些原則上有爭議的平等對待標準進行政治爭論，而程序主義范式所重視的，則是進行這種爭論的所有公共論壇?！盵注]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童世駿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515頁。在這里，程序主義的法律范式也就是哈貝馬斯基于商談的合法性。

其次，哈貝馬斯指出，自由主義的法律范式和社會福利的法律范式都犯了一個共同的錯誤，即二者都是一種權利的分配模式。然而，作為一種政治權利，特別是女性的政治權利，是不適應這種分配模式的。他說：“福利國家法律范式與自由主義法律范式之間的互補的盲點，根源于兩者共有的這個錯誤：把對自由的法律構成誤解為‘分配’，把它等同于所獲得的或所指派的物品的平等分配模式?！盵注]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童世駿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519頁。說福利主義是一種分配模式當然是沒有問題的，因為福利主義的法律范式追求的是實質公平，是現實中的結果公平。那么，自由主義的法律方式強調法律要保證男女兩性之間的機會均等，它何以也是一種所獲得之物的分配模式呢？我們認為，哈貝馬斯在此是從機會均等的視角來看待自由主義法律范式的“分配”特性的。也就是說，一個在于強調都是法律保證下的“機會均等”式的分配，著眼于所獲取權利的機遇；另一個則著眼于“結果”的實質性公平。就此而言，哈貝馬斯的對自由主義范式和社會福利范式的批評可謂一語中的，切中了問題的要害。在此，哈貝馬斯吸取了艾麗絲·馬里恩·楊的政治權利觀。艾麗絲·馬里恩·楊認為，只有東西或商品可以用來分配，權利是不能用來分配的。那么，權利是什么呢？楊認為，權利是關系而不是東西。權利不是像商品那樣可以擁有和分配的，而是被用來行使的。權利的關鍵在于“運用”權利。她說：“ 分配一種權利是什么意思?人們談論的可能是擁有對物質的東西的、資源或收入的一個分配份額。但在這樣的情況下，所分配的是物品，而不是權利?！褭嗬O想成占有，效果并不好。權利是關系，而不是東西；它們是在建制上確定的規則，明確規定什么人可以相對于彼此做什么。權利所指的是做而不是有，是使行動成為可能或給行動施加限制的社會關系?！盵注]I.M.Young，Justice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Princeton, 1990, 25。當然，對權利的這種看法也完全適用于女性主義問題的研究。強調機會均等的自由女性主義結果卻造成了實質上的不平等；反過來，追求實質平等的女性主義福利論則導致了對女性個體的束縛，反而導致了女性地位的下降，這與其初衷是背道而馳的。

最后，女性主義的權利觀是建立在性別認同和性別差異基礎上的現代主義女性觀。針對女性主義追求自己平等地位的斗爭，哈貝馬斯提出的策略是在“具體的情境中平等者要被平等對待，不平等者要被不平等對待”[注]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童世駿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527頁。。具體如下：

其一，哈貝馬斯認為，在爭取女性權利的斗爭中，要防止出現福利政策的“負反饋循環”[注]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童世駿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523頁。。何謂“負反饋循環”呢？哈貝馬斯在此想說的是，某項社會福利政策的出臺的本意是為了保護女性的權益，甚至是為了最大限度地保護女性權利，如維護女性的懷孕保護權和女性的生育權，然而結果卻導致了婦女更為依附性的地位，使得他們在工作應聘中處于極為不利的地位。他認為，在一個復雜性的社會中出現了某些成功實施的綱領所帶來的“模棱兩可結果”。如勞動法、婚姻法等法規，本意是為了保護婦女的權益，結果卻適得其反。如婚姻法中對婚前財產和婚后財產的規定就有可能導致婦女權益的直接或間接受益或受損?！爸灰霈F這些情況，旨在反對歧視婦女的法律實質化過程所產生的，就是一些事與愿違的結果?！盵注]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童世駿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523頁。從法律的角度看，哈貝馬斯把這種“負反饋循環”的現象稱之為“自返地產生的歧視……本來應該是推進婦女平等的東西，結果往往只是有利于一個范疇的(擁有特權的)婦女而有損于另一個范疇的婦女?！盵注]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童世駿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523頁。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哈貝馬斯認為，一是由于社會太復雜了，以至于人們對與特定性別有關的不平等無法一目了然地加以辨別；另外一個主要的原因是立法和司法部門“對情境的感受是受一種過時的范式性法律觀引導的結果”[注]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童世駿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524頁。。 在這里，哈貝馬斯所謂的“過時的范式引導”，其實指的就是人們視而不見的“男權主義”社會里的規范或范式。如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的激進女性主義就堅決反對這種社會規范，他們“反對福利國家的平等政治和自由主義的平等政治這兩者所共有的一個假定：兩性受益權利可以在現行建制框架之中、在一個由男子所定義和所主導的文化之中得到實現”[注]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童世駿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524頁。。

其二，性別差異的恰當定義和身份認同是“平等者平等對待，不平等者不平等對待”的邏輯前提，否則女性主義的權利保護猶如空中樓閣，甚至適得其反。這一點典型地體現了哈貝馬斯現代哲學前提下的女性主義觀。在此情形下，給予性別差異恰當的定義就顯得異常重要?！扒‘敗被颉扒∪缙浞帧笔枪愸R斯在此要強調的。他說：“每一條應該補償婦女不利地位(在勞動市場或工作場所、在婚姻中或離婚后、在社會保障、健康服務、性騷擾、色情作品中等等中的不利地位)的具體規定，都依賴于對同特定性別有關的生活情景和經歷中的種種差異的詮釋?！盵注]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童世駿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524頁。哈貝馬斯在此想說的是，性別差異的認定和女性身份認同，本身就是很復雜的事情，是需要進入商談的視域之中的。他舉了一個極端的例子，即婦女是否應該服兵役，應該以什么方式來服兵役。這個例子涉及到權利與義務的關系。換句話說，如果法律規定一個女性可以不服兵役，或者說，服兵役僅僅限于護理類的工作，那么，現在的問題是，這個婦女是否還享有與男子同樣的“權利”，這個權利不僅是具體的物質權利，還包括與男子享有“同等的尊重”，也即女性的“尊嚴”問題。哈貝馬斯對此的回答是商談論的回答，即“在具體的情境中平等者平等對待，不平等者不平等對待”。為此，哈貝馬斯援引美國女性主義學者羅德(Rhode)的觀點，即對待女性，不僅要平等對待，而且要把他們當作平等者對待。羅德說：“我們必須堅持的不僅僅是平等對待，而且是把婦女當作平等者對待，這個策略要求對我們的法律范式作實質性變化……”。[注]D.L.Rhode, Justice and Gender,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81哈貝馬斯最終還是回到了商談論的原點上來。他說：“如果把主體間性主義的權利概念作為基礎，實際的錯誤根源是不難發現的：(特定群體的)婦女和男子的體驗和生活狀況之間的差異在哪些方面是與機會平等地運用主觀行動自由相關的，必須首先在公共討論中加以澄清。在建制上定義的刻板性別模式，不應該被設想為某種既與的東西。這些社會構造，今天只能是以自覺的方式來形成的；它們要求說明比較的角度、要求論證相關的考察方面，而這只能由相關的人們自己在公共討論中進行?！盵注]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范之間》，童世駿譯，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版，第526頁。因而，走向“公共討論”也即商談論就成為哈貝馬斯回答女性主義問題的不二選擇。

四、結語

權利的合法性及其來源是后期哈貝馬斯政治哲學的核心問題。政治權利、社會福利和個體尊嚴則構成了其主體間性哲學理論的邏輯鏈條。哈貝馬斯既反對自由主義的法律范式，也反對社會福利主義的法律范式，并在法律平等與事實平等之間辯證地建構了其商談論基礎上的女性主義觀。與當代以巴特勒為代表的后現代主義者所提出的激進女性主義理論不同，哈貝馬斯仍然固守其現代性的理論視域，承認性別認同和性別關系是社會建構的結果，強調復雜性社會情境下的性別差異和性別認同，并要求“平等者平等對待，不平等者不平等對待”。如此，從權利來源的商談論到主體間的相互承認，最后到女性主體的尊嚴，就成為哈貝馬斯現代性視域下女性主義觀的必然歸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