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

陳修良（1907-1998）同志解放前曾經擔任中共地下黨南京市委書記，解放后曾經擔任南京市委組織部長、浙江省委宣傳部長等重要職務。她是一位知名的女革命家，也是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親歷者。她于晚年親筆撰寫的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從微觀到宏觀地再現了中國革命歷史變遷中許多真實的情景，以及這位知識分子型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漫長的心路歷程。本刊節選其中精華，以饗讀者。

該回憶錄系其女沙尚之女士交由本刊發表，特向沙女士致謝，郝鐵川教授亦對本文做了貢獻。

序 言

我走過的人生道路是崎嶇的、艱難的，有時自己也會感到驚奇，八十余年的生涯是怎樣度過來的，到了晚年回憶過去，恍惚如做了一場離奇的夢。個人走過的道路本來不值得寫，但這是一條很不尋常的路——革命的道路，我同許多戰友、同志一起走過的道路，也因此不完全是個人走過的小徑。這漫長的道路中所見所聞，都是真實的歷史。有許多朋友要求我在垂暮之年，寫點個人的經歷、遭遇，對后人了解歷史有益，因而，我決定發揮“余熱”，把一些不值得再提的問題寫進去，也許會提到一些人的事，這是難以忌諱的，但決沒有“攻擊”他人的惡意，是用一種特殊方式勸人為善。做一個人，特別是做一個共產黨員，該怎樣正確對待同志、朋友、敵人和自己，這是每個人都要反思的問題。20世紀是階級斗爭、民族斗爭極為復雜的時代，我從個人管見中觀察到的天地當然十分渺小，但中國社會的一種特殊的、千變萬化的歷史，終究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共同性。為了理解現在，展望將來，是不能忘記過去的，特別不能忘記錯誤的事情；忘記過去，意味著自欺欺人，背叛人民，這是萬萬不可以的。

生于破落書香之家

我的祖籍是浙江鄞縣。住在寧波城內祝都橋附近的一所百年老屋中，四扇大門，深鎖的庭院，四面高大的圍墻，三進五開間的大宅院里面，住著我們的一家和叔父的一家。祖父和父親都是所謂讀書人，即專門為科舉考試而讀書走仕途的人，可是沒有功名。1909年，父親在二十三歲時便莫名其妙地死了，誰也說不清是患了什么病，那時我還只是個孩子。

大家庭由曾祖母當家。祖父早亡故，留下一個祖母守寡，她生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就是我的父親，小兒子就是我的叔父。曾祖母是一個專橫獨霸的女人，把祖上傳下來的地產、現金多數揮霍掉了，到我的母親袁玉英進這個家門時，已經所剩無幾。父親因而郁郁不樂，神經失常，常常站在門外面一聲不響，就這樣倒下去了，留下了我十九歲的母親和一對孿生兒——我姐姐和我，還有一個前妻所生的哥哥阿慶。母親就此以后含辛茹苦在家，守寡撫養孩子，度過了凄苦的青年時代。當時的風俗是婦女只能從一而終，母親在封建的牢籠中逃不出去，可能因為有了孩子的關系，她只能犧牲自己，全力以赴撫養遺孤了。她為什么會嫁到這樣一個破落的書香之家來的，說來也是可悲的。

我的外祖父是寧波城內有名的吝嗇的守財奴，重男輕女，又性好女色，同家里的女傭人私通，我的外祖母憤而吃生鴉片自殺，留下了一群子女，我母親是她的第三個女兒，她對外祖父非常厭惡。好在她的祖父最愛憐這個孫女，留在身邊親自教讀，我的三個姨媽都是文盲，唯有我的母親是知書識字的女孩子。母親自幼聰明伶俐，專心學文化?？伤谑邭q時，被外祖父以“父母之命”用一頂花轎，強迫抬進了這陳家去當填房，自此以后不再回娘家。

外祖父開當鋪、錢莊、地田、房產，有了大量的現金和存款，但決不投資于工業，這大約是原始積累的一個常規。那個時代正是中國經濟初步走上資本主義萌芽的時代，外祖父的頭腦里還不會有辦大廠賺大錢的想法，他只想重利盤剝，積蓄大量的現金，放高利貸，開當鋪和錢莊。據母親說：“他十分吝嗇，新女婿上門，也不肯留下吃一頓飯，女婿上門在客廳上一坐，說了一番話，他就舉起茶杯送客，下逐客令了?！蹦赣H說這是一個為富不仁的守財奴，她雖然青年守寡，也絕不同他往來。

曾祖母在辛亥革命前夕患病死了，這個家庭就分開了，叔父早已娶妻成家，獨立門戶，母親也獨自經營自己的家務了。我的長兄阿慶從小就在書房中度過，家中聘有一位老年的教師教育阿慶讀書寫字、繪畫，但當時女子是不許讀書的，可是我的母親與眾不同，偏偏要把女兒教會讀書寫字。

母親是我的人生導師

1911年10月發生了辛亥革命。我還只有四歲，清皇朝滅亡了，改為共和國，黃龍旗改為五色國旗。我僅僅記得在我六歲時上學，母親特別請了隔壁鄰居、一位曾留學日本的醫生做我的啟蒙老師。母親要我向他鞠躬，我很怕，不肯行禮，這位老師拿出一本新式的教科書，第一頁便是紅、黃、藍、白、黑的五色國旗給我看，我一時好奇，便對這本教科書發生了興趣。從國旗的改變，作過多少次的流血斗爭等，我的一生同反對五色國旗發生了深遠的關系，這是后來才明白起來的，在當時都是覺得好玩而已。

辛亥革命后，張勛復辟，一時風傳北老兒南下了，一定會進行搶掠，奸淫婦女，母親就帶著孩子們坐輪船到上海，在二馬路租了一層樓。馬路上人潮擁擠，商店林立，女孩子多打扮得很漂亮，一切都同寧波不一樣，真是大開眼界。當時的上海是租界，侵略者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卻也把資本主義國家的文明帶到了中國。從此，我對上海就有好感，我覺得那里的人不同于寧波，男男女女都可以自由行動，隨便出門買東西，坐電車，不用四人抬轎子。

回到寧波后，我還是忘不了上海這個花花世界。我的母親也喜歡西洋的文明，特別是西醫，她很感興趣。寧波當時有一個華美醫院，是美國人一位醫生辦的。她給華美醫院捐款，美國醫生常常說：“我們美國人喜歡女兒?！备硬┑梦业哪赣H的歡心，她常常帶我們到醫院檢查身體或治病。我十歲時出過痧子，得過肺炎，還患肺結核病，全靠華美醫院X光照出來肺部的黑影，使我得到及時的治療。西洋的文明使母親的思想更加開放，她總想讓我多讀書，將來才能出人頭地。

但我患了肺病以后，只好不上小學校，留在家里書房中，我同哥哥一起讀書寫字，老先生對待我這個女弟子也特別親切，他從不呵斥我，耐心教我讀書。我母親是我的“輔導員”，她給我講故事，解釋難懂的詞匯。她常常講秋瑾女士殉難的故事，贊揚她英勇就義的偉大精神，這對我的影響極大，開始萌發了參加革命斗爭的憧憬，想當一個為國捐軀的女英雄。

母親對于四大名著等書也頗有研究。她經常罵曹操“寧可我負人，不可人負我”的自私心。家里的舊書實在不少，書庫是我最愛去的地方，經常找出一些舊小說來閱讀，像《西游記》《封神榜》《紅樓夢》這類書是我愛好的讀物。通過閱讀，漸漸地，我了解了人生，對封建社會的黑暗有了初步體會。

后來“西學東漸”，母親讓我學英文，家里還訂了報紙，裝上電燈，她常去美國人辦的醫院，體會外國婦女的生活。這一切給我帶來了外界的新鮮空氣，我愈來愈感到深鎖的院落是多么無聊寂寞。

涉訟風波令我決心自力更生

寧波的早婚風氣很盛行，我長兄、十六歲的阿慶娶了一個商人的女兒為妻。母親以為盡了繼母的責任，對得起兒子了，可她沒有想到，一旦成婚后，阿慶就算是成人了，他怕我們姐妹兩人出嫁時會奪去他的一部分財產作為陪嫁，要母親讓他管家，只給一定的贍養費。這是宗族中一些土豪劣紳挑起來的，欺負孤寡，意欲瓜分財物。阿慶又傳播謠言，說母親是“武則天”，阿慶利用祖母的名義，共同畫押，暗地里把祖上傳下來的田地、房屋秘密出賣，后來甚至雇用流氓在報上發表啟事，說是與我母親私通。母親忍無可忍，只好請律師向法院控訴逆子的誣告罪，反對私賣不動產，并登報申明已經出賣的房產田地一律無效。這件事一時成為寧波城內的新聞，風聲自然立即傳入外祖父的耳中，這個守財奴一向不到我家來，可是這次不同了，他到我家來找母親聲色俱厲地說：“女人到法庭去露面，成何體統，你一定要撤銷訴訟，同阿慶訂一個合同，每月拿贍養費、全部財產歸兒子管理，否則，就會登報申明脫離父母關系……”母親很生氣，一定要訴訟。后來外祖父果然在報紙上登出了一個啟事，申明脫離父女關系。我從旁看著，真正覺得外祖父是為富不仁。

母親在城內絲戶巷找了一幢石庫門住宅，自立門戶，但訟事一直拖延了幾年后才有判決。法院多是貪官污吏，最高興大戶人家訴訟，從而可以伸手要賄賂，所以鼓勵拖著不辦。我勸母親不要這些財產，我們自己可以設法謀生，也不要什么嫁妝。我的打算就是進女子師范學校，畢業后可以做教員，獨立謀生。

1922年初我實現了自己的理想，以一篇文章考上了寧波女子師范學校。從此開始了新的生活，從家庭走到學校里去了。生活的浪花更加不斷地向我襲來，這正是“五四”運動時代，我的思想也正在起變化，后來我家母女三人終于卷入大革命的巨浪中去，也結束了封建家庭的束縛，開始新的人生道路。

因信仰孫中山改名陳逸仙

我投考寧波女師之前，已經讀了孫中山先生一些文章，粗知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張，這大約是同盟會的革命運動引起的。我到女師報名時，因為仰慕孫中山先生，決定取名“陳逸仙”，因為“逸仙”二字是孫中山先生的“字”，我還為姐姐改名“陳逸僧”，一僧一仙，超脫凡俗，確也有趣味。

我跨入寧波女師后，姐姐陳逸僧到啟明女中讀書，母親還在應付訟事。當時的訴訟像拉鋸戰，又像馬拉松賽跑，有時得勝，有時敗訴，全靠人情關系，法律其實是徒有其名，涉訟結果有時也能分到一些財物，幸而母親手頭尚有現款與首飾，母女三人的生活尚算不惡。

啟明女校是寧波黨組織辦的，由楊眉山、蔣恩菁等人創辦，那里有團組織活動。1925年“五卅”以后，姐姐入了團，母親很喜歡新人物，同楊眉山等時有往來，她捐助啟明女校一些經費，啟明女中的團員有時借用我家召開一些重要會議，母親還供應他們吃飯，生活有困難的，常常加以接濟，因此人們稱呼我的母親為“眾家姆媽”，意思是說她如慈母一般，愛護年青的革命者。她把他們當作自己的兒女一般，“五卅”以后，寧波地委書記趙濟猛烈士住入我家隱蔽，姐姐幫助寫油印傳單。我的家在1925年起就漸漸成為黨的一個秘密機關。我當時還住在寧波女師學校宿舍。

寧波女師是一個極為守舊的封建式的學校，校長施竹展是前清的舉人，除了四書五經外，凡是革命學說，他都視為“邪說”，不許女學生讀“五四”以后的新刊物，他還禁止女學生自由外出，來往書信均要私自拆閱，以防有男子寫情書給女生。女師地處寧波月湖中間，四面是水，只有一條小橋可通行，數百女學生被關在這樣一個水榭樓閣之中，我們只能憑窗遠眺月湖，無法看到游人的影蹤。大教室與教師的宿舍隔著一個花園，立著一塊牌子，“女生到此止步”，不許女生進花園去觀賞花木，以防接觸男教員。管理女生的是兩位女教師，一位教縫紉兼學監，專管學生思想行動的；另一位女教師專管女生的宿舍生活的，叫做“舍監”，這位老師每夜查宿舍熄燈時間，學生進出校門以及生活的瑣事都要管。最滑稽的是，女生星期天下午回家時，不許自己拿箱籠等物，必須由女傭人代拿。有一次我自己拎了一只箱子出去，遭到校長斥責，說是“不成樣子”，這大約是以為勞動是下賤人干的，千金小姐不許可負重提物的緣故。

這個學校名為“女子師范”，顧名思義，應當培養師資，但校章上卻寫著以培養賢妻良母為宗旨，還規定女生不論年紀大小，一律上穿藍布衫，下著黑裙子，蓄發梳髻，剪發者不能上學，十幾歲的姑娘們看上去活像小孤孀。頭發對于婦女的重要是何道理，我也不能理解。

師從沙孟海習字

寧波女師是多科性的學校，預科一年，本科四年，課程設置有英文、國文、數學、歷史、地理、修身、縫紉、邏輯學、烹飪、體操、音樂、繪畫等。這許多課目中，以英、國、數為主要功課。英文、國文我從幼在家自修，有老師指導，這兩門課不成問題，尤其是書法與國文，最為出色，我的作文經常得到老師的表揚。唯有數學這門功課，我可是太不行了，除了加減乘除之外，幾乎一無所知。這門功課好像是一堵前進途上的障礙物，如果不能跨越這道難關，那就別想在女師畢業，去當老師，自力更生了。因而我帶著十分沉重的心態，發誓要同困難作斗爭。我拋開其他學科不管，專心致志學數學，不懂就去請教老師或同學，這樣一步步地克服困難，終于懂得了代數、幾何，數學老師特別喜歡我這個好學不倦的女弟子，他給我打上很高分數，而且同學們表揚我，要向我學習艱苦奮斗刻苦學習的好學精神。

由于這一難關飛渡過去了，連頑固的校長施竹展對我也青睞有加，從二年級起指定我為班長，這是女師學生最高的榮譽，列為優等生的標志。由此我更得到同學們的敬愛，成為班上的模范，我的一舉一動受到人們的關注，這是我后來能夠領導女師同學參加“五卅”運動的一個極好的條件。在女師里面凡是功課不好的人，是不受人們信任與尊敬的，自然不會有人跟著去冒風險同軍閥、官僚、學究們作斗爭了。

我對數學實在并無多大的興趣，只不過是逼上梁山，被動去鉆研而已；但我對于中國的古典文學和書法，都是真心的愛好，我很想成為一位“名士”，一個清高自好的學者。我從小在家里有一個特別嗜好，每天一大早就要臨王羲之的《圣教序》，到了女師還是照老習慣，第一個最早進入教室自修，第一課就是揮毫學書法。同班同學蔡亦云是一個富商的女兒，她家請了沙孟海先生做教師。沙孟海先生是書法家，寧波的名士，她介紹沙孟海先生作為我的校外指導老師，真是我的幸運。孟海老師十分欣賞我好學不倦的精神，他盡力指導書法之道，并教我學古文，改作文。他很喜歡桐城派的文章，因此我時常學寫桐城派的文章，這對我的寫作影響很大，我從來不喜歡寫西方小說那種冗長的、形容詞過多的文章，而喜愛簡明整潔、特樹一幟的桐城派文體。沙孟海先生也學王羲之，但他又愛明朝人的字，如黃石齋、倪元璐等，后來他又介紹我學清朝沈寐叟的字體，這一派字體有其特點，秀麗堅挺，不拘一格，使人喜愛，至今我還是很愛好明人字跡，可惜已經荒蕪（編者注：大約是疏于練習之意）了。

本來我的前途是做女教師，我的志愿是做書法家或文學家，但這不過是幻想?，F實的殘酷生活，是不允許青年人可以隨心所欲，實現自己志愿的。舊社會的惡勢力，反動的政治權勢，迫著我不能不改道而行，我終于投筆從戎，踏上革命的征途，跳出了“賢妻良母”的小圈子，沖上了荊棘滿地的社會，這個巨大的推動力就是愛國思想的日益成長，讓我終于選擇了一條革命道路。

我在學校中除了教科書之外，我還愛讀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梁啟超慷慨激昂的言語，像是利刃一般刺著我的心。我時刻想起秋瑾女士的殉難故事，并暗暗下了決心，人生數十寒暑，做人就要做這樣光明磊落、視死如歸的英雄，我決不到金絲鳥籠里去當別人的玩物，我要飛翔了，我要走一條不尋常的新的生活之路——革命家的道路！

避難鎮海勵志革命

1924年夏曾發生過一次江浙軍閥混戰，浙軍失敗，北洋軍得勝，大軍南下，掠奪浙江的土地，劫掠人民的財產。我們母女三人能到哪里去呢？母親決定同姐姐在寧波城內隱蔽，我則由一位友好的女同學朱楓（即朱貽蔭、朱彌明）邀請我去她家鎮海避難。朱彌明同學比我年長，與我結為金蘭，為人和善，希望我到她家去避難，朝夕讀書、賦詩、寫字。我那時無處可去，我得此機會，自然欣然偕同前往。她父親是一個魚行的大商人，家頗富有，建有“憩園”（即朱家花園）?！绊瑘@”內有假山，引泉石池，彌明的繡房小樓一角，如《紅樓夢》中的生活，她家還新建了一所樓房，內部設有書房，四面滿地字畫。我就住在這個新房子里與彌明朝夕相處，研究文章、詩詞，這段生活，最是難忘。

我在那時其實思想已經改變，要求男女平等，憎惡舊社會制度，我的思想漸漸灌輸給了彌明，她也有了覺悟，后來在抗戰時，她在上海入黨，解放后去臺灣做地下工作，不幸被捕犧牲。1983年我曾去看過這個朱家花園，舊居還在，但人去樓空，面貌全非，唯獨彌明住過的那個小樓還依然保存著，我慨嘆人生如夢，聚散匆匆，不勝哀痛。

軍閥混戰，江浙人民遭殃，我開始懂得“打倒軍閥”的口號是什么意義，開始體會到軍閥政府同地方上的官僚統治、土豪劣紳互相勾結，魚肉人民的禍害，我漸漸地覺悟到要推倒這個反動統治，才能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于是又對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革命理論深為信仰，我要追隨他，去爭取自由、民主、民族獨立的革命道路。1925年爆發了“五卅”運動，我覺得這是一條真正革命的道路，毅然決定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從此以后，我成了職業革命家。

（全文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