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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意外成為日本僑眷

2019-02-13 13:23李景端
世紀 2019年1期
關鍵詞:大阪國籍陳某

李景端

上世紀80年代初,隨著中日正式建交,兩國人員的來往日益增加。在前往日本的人員中,有一批人因其身份特殊而引人注目,他們就是抗日戰爭結束后曾留在中國的日本孤兒。其中大多來自我國東北,但不曾想到,在非抗日前線的沿海東南福州,竟然也留有一名日本孤兒,而且還因此使我意外地成了一名日本僑眷。其經過說起來頗有點戲劇性。

1983年春,正是我創辦的《譯林》外國文學期刊十分紅火的時期。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封來信,署名是方李云。信中說,她要隨她的丈夫回日本大阪定居,希望在到達上海時,我能前去與她相見。

抗日戰爭爆發時,我父親從福州轉到江西臨川縣開辦火柴廠。廠里一名老鄉木匠方仁鑒帶著未成年妹妹也來到臨川。這個小姑娘比我大幾歲,小時候常由她帶著我一起玩。我的母親很喜歡她,就收她做義女。她名字就叫方李云??箲饎倮?,她隨她哥哥回到老家福建福清縣去了,從此一二十年彼此沒有來往。

60年代初經濟困難時期,她打聽到了我母親在福州的住址,前來看望,這才又恢復了來往。那時她已成家,家境很困難,為此,我母親曾給過她一些幫助,使她心懷感激。1983年春,她決定隨夫回日本之際,知道我的母親已去世,特意打聽到我在南京的住址,所以約我去上海見一面。之前,我知道有這么一個人,母親曾幫過她,但對她僅有兒時依稀的印象。去上海見了他們夫妻及子女一家人之后,才知道了他們一家的傳奇故事。原來方李云的丈夫,是一名在華日本孤兒。

事情得先從福清縣陳家說起。30年代,陳家是福清縣富商,陳某曾在日本大阪經商。其鄰居日本婦女產一男嬰,無力撫養,見陳某無子,便將男嬰送給陳某為子,取名陳維鳳。此子11歲讀到初一,抗日戰爭爆發,陳某因資助中國抗日,被日本驅逐。陳某遂攜養子回到福清。鑒于當時中國抗日的背景,陳某不敢暴露其子是日本人身份,只有家里人才知道。后來陳家被土匪搶劫,陳某家道衰落,繼而去世。新中國成立后,陳維鳳已淪落做小販糊口。這個來自日本的陳維鳳,后來成了方李云的丈夫。

1955年全國開展人民代表選舉時,陳家因家庭矛盾,有家人向政府舉報陳維鳳是日本人,不能享有選舉權。當地政府經調查確認舉報屬實,取消了陳維鳳的選舉權。從此,陳維鳳就入了國籍不明的“另冊”。當時這是個打擊,哪知后來卻因此受益。

改革開放之后,陳維鳳主動去信日本法務省,申請恢復日本國籍,但因為年代已久,在日本找不到可以證明的任何資料和證人而被拒絕。對此,陳維鳳只能嘆息無奈。等到了中日建交,他再次向日本駐華大使館要求幫助恢復其國籍。經過日本方面重新受理研究,表示在日本找不到身世證據的情況下,如果從中國方面能找到證據的話,也可以予以承認。正好陳維鳳1955年普選時被注銷選舉權一事記錄在案,于是經中國當地戶籍管理部門出具的這項證明,日本當局終于同意恢復陳維鳳及其妻子、未成年子女的日本國籍。

國籍解決了,但一家人去日本的旅費沒有著落,依然無法回去。正在著急之際,卻出現了一個奇遇。一次,有個日本訪問團來到福清這個鎮,當地接待部門請陳維鳳去擔任翻譯。訪問團中有一位日籍華人,問起陳維鳳在哪里學的日語,當他了解了陳維鳳的身世及困境后十分同情。他一回到日本就在報紙上發表文章,報道《望鄉43年的孤兒,因無旅費難以歸國》的故事,引起了讀者尤其是日本遺孤團體的關注,紛紛呼吁當局給予援助。在這種輿論壓力之下,日本政府終于同意負擔陳維鳳及親屬回歸日本的旅費,這才成全了他們回日之行。這也就是方李云回日本之前約我在上海相見的來由。

到了上海,我是初次見到陳維鳳,此時他已改名為山下春雄,方李云也改名山下芳子,幾十年突然見面,本來就夠意外了,再一聽他們傳奇的經歷,更使我驚訝不已。她對我的母親很念舊,說了很多感激和思念的話,我也對他們全家能順利返回日本表示欣慰和祝福。在這期間,還發生過一段有趣的小插曲。

上飛機前一天,有日本駐滬領館官員前來賓館對山下春雄說,日本政府批準負擔他們赴日本的旅費,只包括火車票和機票,他們在上海的食宿費用要自理。山下芳子征詢我的意見。本來這些錢由我來出沒有問題,但我覺得日本領館這種態度不負責任,哪有旅費不包括中途中轉費用的道理。我讓山下對日本領館說,離開福清縣前,已把僅有的錢都留給在中國已成年的子女了,現在無力支付在滬食宿開支。眼看明天就要上飛機,為這點錢拖著也說不過去。日本領館官員找了說法給自己下臺階。他對山下說,按規定,這些錢政府不能出,但考慮到你們的困難,現在由我私人來墊付。我對山下說,行,就由他墊付,讓他去找政府還。

山下一家輾轉回到大阪,當時也算一大新聞,日本媒體作了很多報道,許多華僑和日本孤兒親屬熱情地給山下家送去家具,如生活用具等。山下春雄后來當上了大阪歸國者協會副會長,熱心幫助查找在華日本孤兒,并多次回到養育他的福清縣從事公益活動,為促進中日人民的友好而盡力。山下芳子因為曾被我母親收為義女,自然成了我的姐姐。正是因為這一段緣分,使我在對外開放頭幾年一下子意外變成了日本僑眷。山下及子女多次來華,他們捐錢為家鄉福清高山鎮修路,支持當地公益事業,熱心幫助好幾名日本留華孤兒踏上回國之路,還在大阪日中友好促進會里推動日中友好工作。如今山下春雄和山下芳子夫婦已經辭世,但他們的兒孫或與中國做生意,或來中國留學,盡量維系和傳承與中國友好交往的情誼。這樁故事,如今也成了中日民間交往中的一段佳話。

(作者為《譯林》雜志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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