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孝武接班夢碎

吳建國

蔣介石“求人不如求己”的“傳子”心志

上世紀40年代末，在大陸兵敗如山倒的國民黨政府退守臺灣。由于此前飽受各地軍閥與國民黨內派系的要挾與挑戰，蔣介石感到痛苦不堪，有諸多難言之隱。如今到了臺灣之后，局面小了，權力容易集中控制，蔣介石基于以前尋覓繼承人難求的經驗，加上以往信任的許多核心干部，均在重要的時候背叛了“領袖”，紛紛投共。在“求人不如求己”的考慮下，蔣介石的“傳子”心志，于是日益明顯，蔣經國已成為臺灣地區有實權的政治領導人，是名實相符的“太子”。蔣經國到了臺灣以后，遵父命從抓黨權、抓軍權、抓青年、抓特務著手，先后出任中國國民黨臺灣省委員會主任委員、“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等職務，就是要熟悉統治的要訣，方便日后的傳承。 在此同時，蔣介石也為蔣經國日后的繼位，排除了人事上的障礙。舉凡與蔣經國不和的黨政軍高層，均適時、適當地予以或撤職或查辦的處分，例如長期自認是蔣介石副手、久任“行政院長”的陳誠、臺灣省政府主席吳國楨、“陸軍總司令”孫立人上將等人，均因與蔣經國不睦，而遭到罷黜。

在蔣介石如此精心的安排下，蔣經國的繼承大位，只是時間問題，絲毫不存在任何其他的問題。臺灣政界也無人敢攖其鋒，全部心甘情愿地臣服在蔣經國的威權之下。 這段時間，唯一有意見的還是美國政府。他們心中認為以“自由民主”為號召的蔣介石政府，不能也不應以這樣的方式完成權力的傳承。他們試圖影響、以致改變蔣介石“傳子”的心意，甚至提出由美國軍方直接接管臺灣軍隊的建議，還有發動政變，推翻蔣介石政府的想法，結果都不能如意成功，只是美國政府從來沒有放棄另由他人“取代”蔣介石的思維方式，隨時等在一邊伺機而動。

蔣經國順利接班

1972年5月，蔣介石眼見時機已經成熟，加上自己的健康受到1969年發生在陽明山仰德大道上車禍的影響，已大不如前，于是不避嫌地任命蔣經國為“行政院院長”，臺灣已公開上演了一出“父傳子”的大戲，蔣經國從“臺面下”實權人物，晉升“臺面上”實權人物，臺灣正式進入了“蔣經國時代”。

擔任“行政院院長”后的蔣經國，表現不凡，一方面全力推動臺灣重大的經濟建設，提出“十大建設”以完善臺灣邁向現代化不可或缺的建設工程，為日后發展高科技產業，奠定了扎實的基礎。一方面蔣經國嚴厲整肅官箴，要求全體公務人員必須遵守“十大革新”的規定，不能參加無謂的餐宴應酬，推出“五菜一湯”的梅花餐，杜絕不必要的浪費，身體力行地在全臺雷厲風行地嚴格執行。一時之間，臺灣社會風氣大變，蔣經國成功樹立了自己在臺灣的威信，穩定了臺灣的政局。而在具體的政府施政上，蔣經國總是能夠做到“苦民所苦”，從基層庶民的角度，思考政策與做法。為了照顧基層百姓的生活，對于公用事業的漲價，如水費、電費、瓦斯費、學費、油費等，他一律反對。這種“以人民之心為心”的執政心態，很快就贏得臺灣的民心支持，鞏固了蔣家政權持續在臺灣的統治，而且時至今日，蔣經國仍然是最受臺灣人民擁戴與懷念的政治人物。

1975年4月5日凌晨，蔣介石在臺灣病逝。由于蔣經國早已順利接班，臺灣的政局沒有掀起絲毫的波瀾，平穩完成了權力的傳承。

蔣氏父子精心安排的蔣孝文意外出局

1978年5月，蔣經國就任臺灣地區領導人，只是此刻的他，身體健康也已亮起了紅燈。在長期糖尿病的折磨下，他的眼睛、手腳、內臟均逐漸發生病變，臺灣政壇提早進入了必須面對“后蔣經國時代”權力傳承的問題。 坦白說，自1950年代開始，蔣家站穩了在臺灣的統治后，蔣介石與蔣經國就已屬意蔣孝文，刻意地栽培他，盼望他能成為蔣家第三代權力傳承的目標人物。

當時在蔣介石父子精心的設計安排下，蔣孝文擔任臺灣電力公司駐金門島最前線戰地的經理，并在軍方全力的配合下，快速地完成了金門全島的電力工程建設。蔣氏父子為了讓蔣孝文做出亮麗的政績，逐步建立在民間的聲望，為日后的第三代接班，做了不落痕跡的安排。 蔣孝文在金門經理任內，不負祖父、父親的殷殷期許，的確有了正面的評價，于是蔣孝文得以順理成章地調返臺灣電力公司桃園區經理，同時兼任國民黨桃園縣黨部主任委員。 此時的蔣孝文正值青春得意，前途一片大好，準備大顯身手，好好地有番作為之際，卻是命運弄人，他在一次參加朋友的婚宴之時，受到典禮的延誤，推遲了正常進餐的時間，因那時他已罹患了家族遺傳的糖尿病，在低血糖的情況下，頓時陷入昏迷，沒有及時得到適當的照料，使得他的腦部神經受損，產生了明顯的后遺癥，從此生活不能自理，必須有人照顧。蔣家父子精心安排的第三代接班人計劃，不得不戛然而止，畫下了遺憾的句號。

蔣孝武主動表現接班意愿

在蔣孝文生病之后，蔣經國的次子蔣孝武基于傳承家族權力的使命感，于是義無反顧地主動跳出來，表達了強烈的接班企圖心。 對于蔣孝武的野心，身為父親的蔣經國也極為清楚，只是蔣孝武從小就不好好認真讀書學習，反而在諸多蔣家侍從人員的放縱下，恃寵而驕，又喜歡玩槍舞刀，在朋友面前不知收斂，反而故弄玄虛，裝帥?？?，經常在外惹禍，給蔣經國帶來許多不必要的困擾與苦惱。因此對于蔣孝武有意接班，蔣經國并不看好，更沒有積極扶持，而是靜觀其變，看看蔣孝武本人是否有足夠能耐，逐漸建立自己在臺灣各界人士心中的聲望，得到大家的認同支持，才是蔣孝武首先要完成的艱巨任務，然后才談得上蔣經國是否愿意栽培他。 曾在蔣介石身邊做過六年武官、與蔣家成員有許多接觸的臺灣前“情報局長”汪希苓，對蔣孝武的言行乃至心中所想，都相當了解。他并不諱言，蔣孝武野心很大，有接下蔣經國政權棒子的企圖。不過，那只是蔣孝武個人的意圖，蔣經國絕無此安排或交代。 既然有接下政權的想法，蔣孝武就試圖走蔣經國當年接下蔣介石權力的老路——從掌握情報系統著手。汪希苓是如此解釋：“蔣孝武是與情報系統走得很近，但那是他個人的意愿而已。經國先生年輕時也是先從掌控情報系統開始的，蔣孝武因此覺得，要接父親的政權，就要拉攏情報單位?！?那時擔任臺灣“國家安全局長”的王永樹、“調查局長”的沈之岳都是蔣孝武用心經營的對象。至于汪希苓，曾擔任過“國安局副局長”，以后成為“國安局”駐美的情報負責人，后來又調派為“情報局長”，自然也成為蔣孝武交往的對象。以前汪希苓在美國任職，每逢生日，蔣孝武必然會打個祝賀電話給他，返臺述職時，蔣孝武多半會請吃頓飯。之后，蔣孝武出訪或回臺，這位蔣家二公子的秘書必定會聯系汪希苓。汪希苓了解這是請他到機場迎送，他也去過兩三次，就不再去了。不過，由于蔣孝武是蔣經國的兒子，包括汪希苓在內，幾位情報單位長官并未怠慢，都與其有相當來往，特別是身為“國安局長”的王永樹（請參閱《忠與過》一書第198～199頁）。

記得在1980年代初，臺北政壇就傳說蔣孝武在“警備總部”有個辦公室，參與了臺灣的情報工作。當時就有蔣孝武可能接班的說法。 蔣孝武刻意與情報單位保持密切關系與聯系的做法，后來終于給自己帶來了麻煩。

“江南命案”發生以后，海外始終認為“情報局”所以涉入案件，必然受到“高層”的指示或“默許”。會是蔣經國直接下的命令嗎？有人如此猜測。不過包括江南的遺孀崔蓉芝在內，大多不相信蔣經國會下如此的命令。 雖然不相信蔣經國會下令“制裁”，但是不少人揣測蔣孝武應該與“江南命案”有關，就是因為長期以來他自己給外界的印象，就是與情報單位關系密切。這種揣測絕非“空穴來風”，這是由于整個案情爆發之后，竹聯幫的中堅分子、外號“白狼”的張安樂就一口咬定是蔣孝武下令的。以后連下手槍殺江南的董桂森于被捕后，在美國受審時，也斬釘截鐵地指出，是蔣孝武下了誅殺令。 然而汪希苓肯定地說，蔣孝武和“江南命案”絕對沒有關系：“ 毫無正式關系，蔣孝武是因為與情報系統走得近，被外界誤解是經國先生指派他去掌控情報系統?！?汪希苓解釋，其實蔣孝武和情報系統毫無正式關系，也沒有擔任任何職務，自然無法命令“情報局”做什么，或不做什么。 蔣經國的三子蔣孝勇日后也批評他哥哥： “他就是喜歡那個調調，讓人家以為他和情報系統有特殊關系，以后反而害了他！我認為江南案是個相當愚蠢的事情，這件事情發生后，父親非常生氣，但是我叔叔（指蔣緯國）或二哥絕對沒有卷在里面。不過對于二哥被牽扯，我寧可持平一點講，有百分之八十是別人在造謠，百分之二十，是自己給人家這種印象?！?“記得那個時候，外頭還給他安個什么‘國安會副秘書長頭銜”，蔣孝勇回憶：“根本沒這回事，但既然在事前未曾否認，等到事后再設法解說就難了?！蓖饨鐐髀劜粩嘀?，蔣經國為了杜眾悠悠之口，終于決定把蔣孝武調離政治是非中心的臺北，擔任“駐新加坡副代表”（請參閱《忠與過》第333—334頁）。1986年2月17日，臺灣外事部門正式宣布“中國廣播公司總經理”蔣孝武為“駐新加坡副代表”。次日上午，蔣孝武就搭機前往履新。從此，再沒有與蔣經國見面，父子天人永隔，相信這是蔣經國心中永遠的痛，也是蔣孝武永遠的遺憾。 1985年8月16日與12月25日，蔣經國兩度公開表示：“從來沒有考慮蔣家成員接班”“ 蔣家不能也不會參選下任‘總統?！笔Y經國就這樣終結了蔣孝武的接班夢。蔣經國逝世后的蔣家，也步出了政治圈，褪下了光環，成了平民百姓家！

（作者為臺灣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原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