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何以塑造理想國
——《理想國》卷八芻議

劉貴英 蔣學孝

（西南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四川 重慶 400041）

在《理想國》的開篇，色拉敘馬霍斯提問，“正義與不正義的人何者更快樂？”初看之下，不正義者似乎更加快樂。出于明晰問題之目的，蘇格拉底提出要以“由大見小”的方式，先探討城邦正義，然后考察不同城邦政制下個人之正義。為滿足這一論證目的，柏拉圖必須先預設并證明個人與城邦之間何以存在同構關系。

一、個人與城邦之同構

在卷二中，柏拉圖初步建立了城邦和心靈的同構關系，提出了個人正義放大后即是城邦正義[1](P368e)，通過探討城邦正義可以更好地回答“何為個人正義”的問題[1](P368a)。于是，柏拉圖在卷八中逐一探討了各種不同的政制。借蘇格拉底的辯論，柏拉圖明確了城邦與個人之間的同構性，不同的政制起源于不同的人們的個性，而不同的人們個性又受不同政制的政治環境和社會風氣所影響。以從個人正義的定義為起點，蘇格拉底逐一論證了靈魂的正義，最終又把個人正義與國家正義進行比較和探討。卷八便是這種同構性學說的證明。

何為個人正義？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指出，個人與城邦之間都有三種品質，而且城邦的這些品質都來源于個人，這些品質就是理性、激情和欲望[1](P435e)。理智是靈魂的理性部分，欲望是感性部分，而激情則介于兩者之間。在三者之中，理性處于主導地位，同時三者的和諧共存便產生了正義[1](P434c)。

在《理想國》的開篇，色拉敘馬霍斯提出了一個問題，即“正義與不正義的人”哪一方更快樂[1](P545a)。蘇格拉底是從個人正義到群體正義的角度作辯論，蘇格拉底得出結論，不正義的人初看之下似乎更快樂，但是一旦將這種不正義的行為擴大到群體范圍，那么這種不正義帶來的快樂隨之消失，所有不正義的人就都會因為不正義的行為導致痛苦的結果。因而，在這里蘇格拉底就建立了同構關系的初步設想。

在卷八中，柏拉圖進一步細分個人正義的三個部分，欲望被分為不節制的、節制的和非法的。因而，人性的三個部分被擴展為五個部分，同時五種不同的政制各自對應其中一個部分。貴族政制好比理性、激情與欲望的和諧，貴族政制以靈魂的理智為主導，為智者所掌權，最為正義和完美。榮譽政制不重視哲學，喪失了靈魂的理智部分，勇敢和好戰占據了上風。如果說貴族政制是以理性為主導的政制，那么榮譽政制便是以激情為主導的政制。榮譽政制與寡頭政制的統治者都貪財好色，但是寡頭政制受詬病的主要原因在于無節制的貪欲[1](P555b)，寡頭政制以財富的多寡分配財力，整個國家從上而下都徹底淪為貪財奴，所有美德和智慧都必須讓位于錢財。因而，寡頭政制就像一個追求欲望滿足的人在城邦中的放大。與寡頭政制相比，民主政制追求過度的不節制的欲望，民主政制追求寬容和自由，這種自由是一種無度的自由。最后，僭主的統治依賴于剝奪人民的自由，因而僭主獨裁縱欲便是非法的欲望。

城邦正義與個人心靈的同構性，意味著不同的政制以不同的個人品質為主導，也意味著不同的政制以不同的代表人物為主導。不同政制的政治環境孕育了不同的代表人物，這些代表人物又反過來主導著不同政制的形成。由于“生物周期”的影響，貴族政制被分為優秀和不優秀的群體，不優秀的人也就意味著理性不再為主導，因而這些不優秀的群體引起內戰并最終過渡到榮譽政制。榮譽政制由激情主導，因而榮譽政制的平民勇敢而好戰，其崇尚統治階級的品質就好像士兵服從與長官一般。榮譽政制青年由于家境衰落，又逐漸變為熱愛財富的人，因而又促使了政制從崇尚勇敢向崇尚財富的轉變。這種城邦與個人的演變過程，正是卷八所要呈現的個人正義與城邦正義的相輔相成、互為影響的同構關系。

五種城邦政制的演變，同時又代表著人性在五種政制中的退化。從崇尚智慧、以哲學家為王的貴族制，轉向崇尚好戰勇敢的榮譽政制。一個受到良好教育的青年，慢慢地受社會風氣的影響，從一個熱愛智慧的人折衷為好勝青年。而后，這個柏拉圖筆下的“青年”逐漸變得貪財，降級為寡頭政制青年。這個“青年”在民主政制下，又追求越來越多的自由和欲望。最終，“青年”的自由被完全禁錮，淪為了統治者剝削的對象。在這一系列的政制演變過程中，柏拉圖向我們演示了，每一種政制向后一種政制的演化，都伴隨著不同程度的人性退化。

二、政治環境對心靈德性造成影響

在柏拉圖看來，德性不完全是道德層面的含義?！榜R受傷，所以馬的德性壞了”，在此處，德性指代事物功能意義上的特質。人與動物有所不同，人“具有一種本質的本性和一種本質的目的或功能的人的概念”，只有心存正義者才有人生意義，心靈德性的概念因而被自然而然地提出[2]。

在《理想國》前七卷，柏拉圖提出個人正義在于靈魂三個部分的和諧協作、各安其位，那么又是什么因素導致靈魂出現不協調和混亂呢？就卷八而言，這種混亂的產生乃政治環境和社會風氣使然。

在榮譽政制中，柏拉圖先對其政制特點加以描述，然后以典型人物的假設，柏拉圖刻畫了政制對德性影響的具體過程。榮譽政制的統治者貪財好色，而平民階層又崇尚統治者[1](P547d)，這種特點是不良風氣得以自上而下進行傳播的前提。榮譽政制輕視哲學[1](P548c)的特點，又加劇了青年人對理性的不重視。以一個典型人物為例：一個受到良好教育年輕人，其靈魂起初處于和諧。然而社會不良風氣不斷地侵蝕年輕人，他難免會對自己所受的教育產生懷疑。久而久之，年輕人心中便有了善與惡兩種念頭，這時原本和諧的靈魂便混入了不和諧的因素。年輕人最終在兩者中取折衷，好戰的激情便開始主導靈魂，于是榮譽青年因此產生[1](P550b)。

寡頭政制又是如何使好戰青年轉為貪財者呢？柏拉圖指出，寡頭政制內部充斥著各種矛盾，這些矛盾的根源在于寡頭政治的統治階層都是富人階級[1](P550d)，而窮人則由于缺乏教育，很容易會變成乞丐和扒手[1](P552d，552e)。由于這種特點，寡頭政制本身就很容易使人產生財富欲望。如果家族由盛轉衰，父輩由于財富減少不再掌權[1](P553b)，這些因素加劇了貪財欲的產生，榮譽政制青年的好戰心也隨之轉為對財富的熱愛[1](P553c)。

柏拉圖在描寫民主政制的部分區分了兩種欲望，一種為必要的，而另一種則不是必要的[1](P558c)。柏拉圖把那些懂得節制不必要欲望的青年稱為“節儉的寡頭型人物”[1](P558d)，與之對應的便是不懂得節制欲望的民主式青年。民主政制主張以寬容和自由的態度對待一切事物[1](P557b、558a)，這是民主式青年得以誕生的外在因素。在寡頭政制的影響下，寡頭政制父親的貪財欲為年輕人的貪財思想提供了模范。受這種家庭環境的長期影響，青年人常常陷入貪財與否矛盾之中[1](P560)，這是民主式青年誕生的內在因素。最后，年輕人的美德讓位于貪財欲[1](P 5 6 0 c)，民主式青年就是這樣產生的[1](P561a)。在柏拉圖的描述中，頭型人物與民主式青年的特點都是貪財，區別在于寡頭型人物僅僅追求財色等肉體上的滿足，而民主式青年除了這些欲望外，尚對寬容和自由有過度要求。

在民主政制向僭主政制演化中，柏拉圖先假設富人被平民污蔑為寡頭[1](P565b)，這是富人轉變為寡頭的前提，而后謠言四起，這是轉變的社會因素，最終變成了寡頭[1](P565c)。

三、靈魂德性主導政制演化

政治環境影響個人德性的成型，而個人德性的轉變又伴隨著政制轉向，兩者的影響是相互的。卷八開篇，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把關于個人正義的探討，放大到了城邦正義的探討之中。格勞孔提出，通過探討各種政制的利弊，便可以確定個人善惡與快樂與否的關系[1](P544b)。在這里，柏拉圖開始預設個人德性對與城邦政制轉向的主導作用，并指出城邦與人的個性一一對應，不同的人們性格是導致不同政制的主要原因[1](P544b)，個人德性導致社會風氣發生轉向，這些風氣的蔓延又導致了不同政制的出現[1](P544e)。

榮譽政制是如何從貴族政制演化而來的呢？卷八表明，這種轉變萌芽于教育。生物的周期性決定了人的先天差異，其結果是國家分裂為優秀和不優秀兩個群體[1](P546b)。然后，群體內部的思想差異造成矛盾，進而導致群體內訌，最終促使不同利益集團生成，原本思想的矛盾此時轉為利益矛盾[1](P546)。最后，內戰爆發，貴族政制被瓦解，取而代之的便是榮譽政制[1](P545d)。柏拉圖在這里描繪了這樣一幅圖景，貴族政制看似最為正義和完美，然而一旦教育敗落，德性退化，那么整個國家墮落為榮譽政制也就不遠了。

榮譽政制向寡頭政制的過渡也大致如此。在這個轉變過程中，人的德性從崇尚勇敢和好戰，進一步退化為崇尚金錢，金錢便代替了法律，有錢人可以蔑視法律、恣意妄為[1](P550d)。其結果是，拜金主義之風盛行[1](P550e)，所有人淪為貪財奴[1](P551b)。一個寡頭政制的雛形便由此生成。

生活在寡頭政制下的貧民階層，由于階層的矛盾激化[1](P556e)，這時貧民轉而渴望一場革命[1](P555e)。當持有這種想法的貧民數量愈加增多，寡頭政制的國家就產生了戰爭的苗頭[1](P556e)，然后內戰爆發，民主政制應運而生[1](P557a)。

民主政制主張過度的自由和欲望，一旦其欲望和自由生活被稍加約束，他們就會稱約束者為寡頭[1](P562d)，從而把國家引向平民與寡頭的戰爭中。此時，處于戰爭的需要僭主被推舉為領袖，因而僭主得以把握權力，在僭主本性的引導下，僭主個人的非法欲望的意志便實現于城邦，同時由于僭主的德性的缺失，僭主政制得以在城邦中建立。

柏拉圖在卷八中還提到一類特殊群體——雄蜂，通過對雄蜂的考察，可以幫助我們更清楚地明晰個人德性對城邦政制轉向的作用。僭主政制由于剝奪了平民的支持，因而僭主與平民之間矛盾重重。僭主政制要想不瓦解，就必要圈養雄蜂以鞏固僭主的統治為目。在卷八中，雄蜂是不良風氣的傳播者，意味著政制墮化的開端[1](P564b)。雄蜂主要通過輿論宣傳的方式影響政制，使社會風氣轉向有利于民主政制和僭主政制的方面，從而達到穩定政權的目的[1](P564e、568)。

綜上所述，卷八描繪了這樣一幅圖景，個人德性的墮化導致國家政制從最完美的貴族制轉向剝奪所有人自由的僭主政制，揭示了心靈德性的轉向是城邦政制演化的主導力量。卷八正面回應了“城邦是放大的個人”這一命題，同時也回答了色拉敘馬霍斯開篇提出的“不正義者更快樂”之詰難。

四、教育何以實現理想城邦

正義是貫穿整部《理想國》的線索，所有問題都是以正義的討論為開端，然后逐步深入探討。在柏拉圖的假想圖景中，個人正義引導城邦的正義，社會的動蕩混亂，根源在于人們內部靈魂的混亂[3]。那么如何保證靈魂的正義呢？柏拉圖把正義的實現寄希望于對德性的教育[4]。柏拉圖的教化不是短暫和淺層的調和，而是深入人的靈魂深處的，進而培養一個完善的靈魂[3]。同理，柏拉圖所要建立的理想城邦也不是短期不存在矛盾沖突的政體，而是以教化為基礎，建立一個自上而下的具有完美德性的國家，這個國家要求平民階層接受良好的教育，所有公民都以理性為主導，從而達到城邦內部的團結和思想認識的統一。同時，這個國家還要求統治者必須同樣崇尚理性，而不是崇尚好戰或為欲望所主導，從而保證城邦不會因為統治者的原因墮化為僭主政制。因而，一個理想的城邦還要以哲人為王。

在卷八中，柏拉圖多次強調了教育對構建理想城邦的作用。柏拉圖在描寫寡頭政制特點時提到，寡頭政制很容易產生大量乞丐和扒手等群體[1](P552d，552e)，這些群體汲取國家的血液又反過來禍害國家[1](P552c)。在這一段描述中，柏拉圖認為諸如乞丐和扒手這類群體禍害國家，因而對柏拉圖來說，一個理想的城邦不應存在這類群體。那么是什么原因為這類群體提供成長土壤呢？柏拉圖指出，這類群體的存在與寡頭政制的政治環境不無關系，所提到的“政治環境”即是一個缺乏教育和良好政治制度的國家[1](P522e)。于是我們不難得出結論，要使寡頭政制變為一個“善”的城邦，就要消滅寡頭政制下諸如乞丐和扒手這類群體，而消滅這類群體最好的方法便是為他們提供良好的教育。

貴族政制的瓦解則提供了另一個視角。生物的周期性使人可以被分為優秀和不優秀兩者[1](P546b)。如果不優秀者不接受教育，優秀者與不優秀者就有思想認識上的矛盾[1](P546d)，分裂和沖突便由此誕生。在柏拉圖看來，貴族政制在五種政制之中最為完善，其瓦解初看之下是國家派別分立的結果，但通過柏拉圖的描述不難發現，貴族政制的瓦解同樣是由于缺乏教育所致。這個案例實際上為我們的論點提供了一個反證，即一個理想政制必須是從上而下，從統治者至平民都具備完善的德性，接受良好的教育。如果只有統治者為智者所掌權，而平民不完全為接受過教育，其后果便是這個完善的國家也會因此分裂并瓦解。

當然，只有民眾接受過教育，而統治者為欲壑難填的人也不行。因而，柏拉圖又以寡頭政制和僭主政制為例，證明了哲人為王的必要性。在寡頭政制之中，柏拉圖提出了一個假設——窮人擁有智慧和美德，而統治者則既沒有美德也沒有智慧，有的只是貪財的欲望[1](P550、551)。在這種情況下，統治者的立場便于民眾的立場相反，甚至以對待敵人的方式對待民眾[1](P551)。由此可見，一個只有民眾擁有美德和智慧，而統治者則沒有這些德性的城邦也不是柏拉圖心中理想的城邦。

在僭主政制的探討中，柏拉圖進一步強化了哲人為王之必要性。僭主四處樹敵[1](P566)，消耗國家的錢財用以圈養不產生社會價值的“雄蜂”[1](P567、568)，僭主最大的惡在于剝奪公民的一切自由，傳播虛假輿論，并奴役公民[1](P569)。因而，僭主無疑是最糟糕的君主，生活于在這種糟糕政制之下，民眾即使擁有智慧和美德，也無法改變僭主政制為所有人帶來痛苦這一事實。

綜上所述，通過對各種不同政制的考察，卷八回應了哲學為王的必要性這一命題，同時體現了教育實現城邦正義和個人正義這一思想。理想城邦既要求統治階層為智者掌權，也要求以教育提高全體公民之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