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全國黨代會代表群體結構分析

賈晉瑞

(上海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上海 200234)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作為黨的最高領導機關和黨內最高權力機構，不僅在黨內制度和權力體系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而且大會的召開已成為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頭等大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和權力是由全體黨員授權黨代表而形成的，從根本上體現了黨內民主的意義[1]；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承擔著決策和選舉這兩項最重要的功能，直接影響著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全局。對于中國共產黨這樣超大規模的政黨來說，在全黨范圍內實行直接形式的黨內民主并不具備可行性，發展黨內民主必然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賴黨內代議制，即由黨員選舉產生的黨的各級代表大會來行使黨員的部分權力。相比黨的其他各級領導機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具有最高的地位與最大的權力，而與會黨代表作為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直接參與者和決策者，凝聚著全黨意志，承載著人民的期望，其政治素質、履職能力、組成結構不僅影響議事決策質量，更關系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

一、改革開放以來歷屆黨代會黨員總數與正式黨代表數量發展變化情況

中國共產黨作為依照民主集中制而建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從建黨伊始就高度重視黨內民主建設，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后對黨內民主及其與人民民主的關系有了更深入的認識。從十三大首次提出“以黨內民主來逐步推動人民民主，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一條切實可行、易于見效的途徑”[2]，到十八大強調“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健全黨內民主制度體系，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3]，黨內民主建設始終貫穿于黨的建設中，是其不可或缺的內容。其中，黨的代表大會的定期召開作為一種成熟有效的黨內制度，從根本上體現了“黨內一切權力來源于黨員”，是黨內民主建設的基礎。作為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組成人員，黨代表由黨代會產生，其身份一方面依賴于黨的代表大會召開的現實前提，另一方面基層黨員的選舉是黨代表產生的根本途徑，其基本職責就是要“代表那些選出自己的黨員群眾，反映和表達他們的要求和愿望”[4]。因此，選好黨代表就成為保證黨代會圓滿成功召開的重要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共產黨在思想路線上撥亂反正的勝利完成和各個方面偉大轉折的實現，黨的各項事業蓬勃發展，黨組織不斷發展壯大。 表1中詳細列舉了改革開放以來歷屆黨代會黨員總數與正式黨代表人數的變化情況。其中，黨員規模從十二大時的不足4000萬人，到十五大時接近6000萬人，再到十八大時突破8000萬人，黨員數量與上屆相比始終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長。黨員數量的迅速增加增強了黨的活力，但同時也為給黨的隊伍建設和黨內民主建設帶來新的挑戰。

表1 改革開放以來歷屆黨代會黨員總數與正式黨代表人數變化情況

黨的隊伍建設方面，黨員素質參差不齊、理想信念不堅定、組織紀律觀念不強等問題突出。為了有效應對挑戰，進一步加強黨員隊伍建設，提高黨員隊伍整體質量，必須處理好黨員數量與質量的辯證關系。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正確認識和準確把握黨的建設規律的基礎上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把提高黨員素質建設作為中心任務，提出了“控制總量、優化結構、提高質量、發揮作用”[5]的總要求，積極穩妥地調控黨員數量，實現了自十二大以來黨員增長幅度最小的轉變，完成了黨員隊伍建設從數量規模型到質量效能型的躍遷。

黨內民主建設方面，雖然黨代表人數隨著黨員隊伍的擴大逐屆增長，但由于選舉程序和現實條件等各種因素的限制，除十三大外，黨代表的增長速率總體上低于黨員總量的增長速率，這就對黨代表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須具有更強的廣泛性和代表性，既能準確地反映廣大黨員的意見和建議，又能充分地表達人民的利益和訴求。新挑戰產生新辦法，為了達到這樣的高要求，與國外選舉的選區基本按地域和行政區域劃分不同，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黨代表的選舉還按照行業、領域、群體劃分，以便廣泛征求多方意見,聆聽各方聲音，進而使黨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更加符合實際。

二、改革開放以來歷屆黨代會中基層黨代表數量發展變化情況

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作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其性質是“階級性、廣泛代表性和群眾性的統一，因而要求吸收全民族的先進黨員進入黨代表隊伍”[6]。來自生產和工作第一線的黨員，處于黨的執政鏈條的最下層，他們不僅有著豐富的實踐經驗和基層經歷，而且與基層黨組織和廣大群眾聯系最密切，對中國的改革發展有著最深刻、最直接的感受。他們代表著我國最大基數的群體，將他們吸納到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中，不僅能體現黨代會制度的合理性、代表性、權威性，而且能將來自基層黨組織的聲音直接傳達到黨的最高層，使我們黨的決策更加科學化、合理化，更能體現廣大人民的利益。 改革開放以來歷屆黨代會中基層黨代表統計情況見表2。

表2 改革開放以來歷屆黨代會中基層黨代表數據統計

通過表2不難發現，十四大以來，基層黨代表的數量逐屆增加，他們正在成為黨代會的主力成員。事實上，為了發揚黨內民主，體現政治標準和先進性，我們黨一貫重視基層黨代表作用的發揮。以十九大為例，在黨代表選舉中，黨中央特別提出“突出向基層傾斜”這一黨代表選舉的具體意見[7]。按照這樣的標準，黨代表結構進一步優化，來自生產和工作第一線的黨員代表比十八大增加了79人，提高了3.2個百分點。其中，工人黨員代表由十八大時的169人(包括農民工黨員26人)增加到198人(包括農民工黨員27人)，占代表總數的8.7%.相應地，農民黨員代表增加到86人，專業技術人員黨員代表增加到283人，在黨員代表中的占比分別為3.8%和12.4%.

基層黨代表數量的增加，不僅有效擴大了基層代表的覆蓋面，使普通黨員參與黨內事務的民主權利得到了充分保障，而且也為他們充分發表意見、科學參與黨內決策提供了重要前提，對于進一步激發基層黨員參與黨內生活的積極性、主動性發揮著重要作用。

三、改革開放以來歷屆黨代會中女性黨代表數量發展變化情況

婦女作為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偉大力量，“沒有婦女事業的進步，就沒有全社會的進步”[8]。如果說婦女事業的進步是衡量人類文明進程的標尺，那么女性參政議政的程度則是測度婦女事業進步的重要指標。做好黨的婦女工作，不僅關系到能否團結凝聚占我國人口將近半數的廣大婦女的力量，更關系到黨執政地位和群眾基礎的鞏固。正是對婦女事業重要性的深刻認識，我們黨始終把婦女工作視為黨和人民事業不可分割的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伊始，黨和政府就著手制定相關法律法規來保障婦女權益，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中國共產黨從我國兩性發展的實際狀況及現實需求出發，順應時代文明進步的潮流，確立了男女平等的基本國策，大大激發了婦女參與黨和國家事務管理的積極性與主動性。 表3列舉了改革開放以來歷屆黨代會中女性黨代表數量的統計情況。

表3 改革開放以來歷屆黨代會中女性黨代表數據統計

由表3可知,黨的十二大以來，女性黨代表的人數逐屆增加，女性黨代表在正式黨代表中所占的比例呈現上升趨勢。由十二大時的占比15.0%，到十七大時突破20.0%，再到十九大時達到24.1%，婦女代表人數的增長、比例的擴大，表明中國婦女的地位在不斷提升，意味著婦女代表可以和男性代表一樣，擁有充分表達意見,依法參與黨內事務管理的權利。事實上，為了保障廣大婦女的合法權益，我們黨一直都在強調女性代表的比例，這既是關心婦女地位的做法，也是進一步提高婦女參與黨和國家事務管理的重要舉措。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婦女參政議政地位的不斷提高，女性黨代表發揮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在新時代、新征程中，為了順利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目標，必須更好地凝聚與發揮廣大婦女“半邊天”的力量。 “婦女能頂半邊天”形容男女之間有平等的社會地位，是對女性最大的尊重。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再次提出要“堅持男女平等基本國策”[9]，充分彰顯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心系婦女福祉的為民情懷，清楚表明了我們黨在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同步推進婦女事業發展的政治主張，為新形勢下做好婦女工作、凝聚婦女力量提供了遵循，指明了方向。

四、改革開放以來歷屆黨代會中少數民族黨代表數量發展變化情況

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其代表包括漢族及各少數民族在內的整個民族共同體的利益。對中國共產黨來說，維護民族團結，創造各民族共同的幸福生活，始終是其努力的方向和追求的目標。為了實現這一崇高理想，中國共產黨一貫重視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因為“策略上的錯誤在一定情況下也能夠導致原則破壞”[10]。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們黨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中國民族問題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制定了關于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民族互助、民族和諧和各民族共同繁榮等一系列民族政策。在各項民族政策中，民族平等是我們正確處理民族關系和解決民族問題的一項根本政策。堅持民族平等，首先要保證各民族有平等參與黨和國家管理事務的權利。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吸納少數民族代表加入，意味著少數民族代表可以和漢族代表一樣，平等地參與黨內政治生活，平等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就少數民族代表來看，他們不僅對本民族有著深厚的感情，也最了解自己民族的需求。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為他們提供了表達利益訴求與參與處理國家事務的機會，使他們的聲音得到了充分重視，并影響著黨和國家的重大決策。 表4列舉了改革開放以來歷屆黨代會中少數民族黨代表人數情況。

表4 改革開放以來歷屆黨代會中少數民族黨代表數據統計

由表4可知,十二大以來，少數民族黨代表數量與其在正式代表中所占的比例總體上均呈現上升趨勢。就少數民族代表數量來看，十二大時是80人，到十五大時突破200人，到十九大時達到264人，幾乎每屆都有增長。就少數民族黨代表的占比看，十二大時是5.0%，到十九大時達到11.5%.數據變化的背后反映的是黨和國家對民族工作問題的重視，為了充分保障少數民族的權利，31個省區市選出的少數民族黨員代表占黨代表總數的比例往往高于少數民族黨員占本地區黨員總數的比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極大改善。與此同時，我們也意識到“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問題尚未解決”[9]，我國民族問題突出集中地表現為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的相對落后與其迫切要求加快經濟社會發展的矛盾。當前，我國正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強調的不僅是‘小康’，而且更重要的也是更難做到的是‘全面’”[11]，這就促使我們必須努力縮小城鄉、地區和民族的差距，實現協調發展、協同發展、共同發展。面對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民族地區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重視。梳理作為十九大代表的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參選單位，既有脫貧攻堅的主戰場云南、貴州、湖南，也有“一帶一路”的前沿陣地廣西、陜西，還有少數民族的聚居地內蒙古、新疆，體現出鮮明的政治導向和實踐指向。對于我國這樣的多民族大國來說，要繼續把民族地區各項事業推向前進，就必須“全面貫徹黨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團結進步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9]。

五、改革開放以來歷屆黨代會中黨代表的年齡結構發展變化情況

黨代表是黨代會的組織細胞和責任擔當者，黨代會作用的發揮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黨代表個人履職能力的發揮。因此，在黨代表選舉中，必須要注重代表履職的綜合能力，只有把那些善于履職、敢于履職的人選為黨代表，才能擔負起廣大黨員和人民的重托。值得注意的是，黨代表的年齡結構作為衡量其履職能力的重要標準，是黨代表選舉中必須要考慮的問題。如果黨代表年齡偏大，即使履職熱情高昂，很多情況下也難以履職、不便履職或者履職效果不佳；而如果黨代表隊伍年輕化了，通常在生理和心理上就具備了精力充沛、思維活躍的特點，有了能勝任更加繁重、復雜任務的可能。因此，優化黨代表的年齡結構，不僅是提高黨自身生機和活力的內在要求，而且也是充分發揮黨代會整體運作效能的重要前提。表5列舉了改革開放以來歷屆黨代會中代表的年齡結構情況。

表5 改革開放以來歷屆黨代會中代表的年齡結構統計

由表5可以看出，黨代表的年齡結構總體呈現出“一降一增”的模式，除個別年份外，55歲以上代表在正式代表中所占的比例正逐漸下降，55歲以下代表在正式代表中所占的比例正逐漸上升。這樣的變化反映出我們黨對黨代表年齡結構的重視。事實上，為了更好地堅持民主集中制原則，我們黨會適時就代表的年齡結構提出一定要求。1980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關于十二大代表選舉工作的幾點意見》中，就對各方面代表應占的比例提出了具體意見，要求55歲以下的代表力爭做到不少于2/5[12]。此后，盡管黨代會制度在不斷發展，但提高中青年代表的比例始終是黨代表選舉關注的一個重點。

黨代表年齡結構的變化，呈現出黨代表隊伍正逐漸年輕化、年齡結構更加合理的發展趨勢。一方面，年輕黨代表在工作中有更多的熱情，有更大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更能把握未來的發展方向，會使黨的決策更加科學化、民主化；另一方面，在提高中青年黨代表比例的同時，我們也認識到保持老中青搭配的必要性。只有實現老中青不同層次干部的有機結合，才能充分發揮各年齡段代表的優勢，從而提高代表群體的整體效能。這樣的年齡結構既有利于確保代表履職的基本能力，又有利于黨代會工作的連續性與穩定性。

六、改革開放以來歷屆黨代會中黨代表的學歷水平發展變化情況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在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為出席大會的每一名黨代表投下的關鍵一票，直接影響到大會議事決策的質量，關系到黨和國家事業的興旺發達。中國共產黨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黨的領導能力的提升，依靠的不是鼓掌同意，而是實踐基礎上的調研分析和中肯的政策建議。這就對黨代表的專業素質和綜合能力提出一定要求。毋庸置疑，黨代表的學歷水平作為衡量其綜合素質的重要標準，往往與黨代表的履職能力有著密切關系。一般來講，黨員的學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專業素質和綜合能力越強，履職能力也就越強。 表6為改革開放以來歷屆黨代會中黨代表的學歷水平統計情況。

表6 改革開放以來歷屆黨代會中黨代表的學歷水平統計

由表6不難發現，黨的十三大以來，歷屆黨代會代表的學歷結構都在發生變化，代表的學歷層次不斷提高。十三大時具有大專以上文化學歷的代表占代表總數的59.5%，到十六大時上升到91.0%，十九大時更達到94.2%.在十九大有2154人是大專及以上學歷，具有大學學歷代表有727人，具有研究生學歷的代表數為1227人，在高學歷代表中分別占比31.8%和53.7%.事實表明，高學歷代表已成為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正式代表的主體。一方面，隨著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的發展，國家對教育事業的重視程度和投入力度不斷加大，中國人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另一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一部分黨代表由于年齡較大正逐漸被年輕的、學歷水平普遍較高的代表所代替。而這些年齡較大不再擔任黨代表的群體，由于歷史的、社會的原因，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學歷水平是比較低的。

黨代表學歷結構發生的變化，反映了黨代表參政議政的能力、參與黨內科學決策的水平在不斷提升，對推動黨內民主發展起著重要作用。同時，我們也應看到，學歷層次作為衡量黨代表履職能力的重要標準，絕不是唯一標準。一些基層代表雖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們靠著敬業與奉獻贏得了大家的信任，這樣的黨員就應該被選為黨代表。事實上，我們黨也始終秉持不以文化層次“一刀切”的黨代表推選原則，履行好黨代表的神圣職責，既要講好“普通話”也要講好“地方話”。

通過對改革開放以來召開的八次全國黨代會代表群體結構變化進行梳理分析，發現以下特點:一是基層黨代表、女性黨代表、少數民族黨代表數量不斷增加；二是黨代表的年齡結構、學歷層次更趨合理。這樣的變化，反映了黨代表選舉的與時俱進，體現了黨內民主不斷進步與發展的方向。進入新時代，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領導下，我們黨的事業必將更加燦爛輝煌。在這樣的形勢下，如何增強黨代會的合理性、擴大黨代會的代表性、樹立黨代會的權威性仍將是黨內民主建設的重要課題。上述梳理，或許可以為新時代下黨內民主建設提供一些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