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資本對區域綠色低碳創新效率的影響效應研究

秦天如,康 玲

(廣西財經學院 會計與審計學院,廣西 南寧 050001)

一、引言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創造了世界矚目的“奇跡”,國民財富與日俱增,人民生活趨于小康。但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一系列的環境和社會問題隨之而來,對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造成了嚴重傷害。據統計,中國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已居世界首位[1],資源枯竭、氣候異常和環境污染相伴而生,區域發展失衡與兩極分化正在加劇[2]。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曾經支撐經濟高速發展的人口紅利和要素低成本優勢正在衰減,依托人力資本的創新效應，走綠色低碳發展道路，帶動經濟全面轉型升級成為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一條有效路徑[3]。世界綠色生產程度較高國家的經驗表明,經濟發展往往伴隨著國民素質的提升,走低消耗和低污染的綠色發展道路更需要高質量人力資本的支撐。只有高質量人力資本才能提高物質資本的生產效率[2],實現美麗中國的宏偉目標。由于中國各地區經濟、技術及人力資本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人力資本對不同地區綠色低碳創新效率的影響也存在差異,深入探索人力資本對不同區域綠色低碳創新效率的影響作用,對挖掘區域人力資本潛力，提升人力資本水平有重大現實意義。

人力資本在科技創新和綠色低碳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已不容置疑,許多學者對此進行了深入研究。如劉曙光等[4]以歐盟28個成員國為樣本,對人力資本在科技創新中的作用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大多數國家的人力資本對創新產出具有正向作用,且人力資本層次越高,作用效應越大。梁文群等[5]對人力資本存量及結構對中國30個省域的研發創新效率的影響效應進行了研究,發現人力資本存量對區域創新效率具有顯著促進作用,但不同質量的人力資本對區域創新效率具有不同的作用效應。王少國等[6]研究了人力資本與企業創新的協同效應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發現高層次人力資本積累與企業創新的協同效應可以帶動經濟增長,低層次人力資本與企業創新的協同效應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顯著,中國要注重人力資本量的積累,更要保證其質的提升,否則將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宋濤等[7]對人力資本在綠色低碳轉型中的作用進行了研究,發現人力資本是助推綠色生產的重要驅動力,人力資本的空間集聚和溢出效應對綠色生產具有正向影響,人力資本水平的提升能為綠色生產提供更好的動力和智力支持。李榮杰等[8]對人力資本在低碳轉型中的作用進行了研究,發現人力資本是支撐可持續發展的動力,是緩解資源環境約束的途徑,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長可提升教育人力資本對低碳生產率増長的貢獻。秦天如等[9]在資源環境約束條件下,研究了人力資本對工業企業綠色低碳創新效率的影響作用,發現人力資本對工業企業綠色低碳創新效率均有正向作用,但東中西部不同地區的影響效應存在差異。這些研究成果為本文的研究打下了扎實的基礎,但是到目前為止,基于省域層面研究人力資本對綠色低碳創新效率的影響效應的文獻還不多,對東中西部分地區研究成果則更少。鑒于此,本研究選擇2006—2015年中國內地30個省域的面板數據,分別以全國及東中西部為樣本,對不同區域的人力資本和綠色低碳創新效率進行測算,運用SBM-Tobit模型,分別研究不同指標測度的人力資本對區域綠色低碳創新效率的影響效應,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二、區域人力資本的測度與比較

(一)人力資本指標的選取

人力資本是通過投資形成的,凝結在勞動者身上的知識、技能和健康狀況的總和,可用勞動者的數量和質量表示。常用的人力資本的測度方法有收益基礎法、累計成本法、教育存量法和異質型人力資本比重法[10],每種方法都是根據一定的理論和假設得出的,均具有一定的有效性。收益基礎法由于收集和獲取數據的難度較大,因此較少采用。教育存量法的優點在于直觀、易于操作,且數據容易獲得,所以應用較為廣泛。

為了全面考察人力資本對區域綠色低碳創新效率的影響效應,本研究分別采用累計成本法、教育存量法和異質型人力資本比重法對人力資本進行測度,分別選擇人力資本投資、勞動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和從業人員中大專以上人力資本所占比重來表征人力資本變量。根據人力資本理論,人力資本投資包括教育、健康、在職培訓及遷移流動投資等。由于在職培訓和遷移流動投資所占的比重較小,且數據無法有效獲得,所以本研究只考慮教育和健康投資,用人均教育和健康投資之和來表示人力資本投資。人力資本受教育程度是反映人力資本存量水平的重要指標,常用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來表征,這一指標兼顧了勞動力受教育程度的層級性與時間跨度,數據獲取相對容易,所以受到了學者們的青睞。但在勞動力受教育層次的選擇上學者們采用的方法不同,常用的有五級計量法和七級計量法兩種,本文參照Thomas[11]對學歷教育的七級劃分法,依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鑒》的統計口徑,將教育層級依次劃分為文盲、小學、初中、高中、大專、本科及研究生七個層次,各級教育對應的年限分別為0、6、9、12、15、16和20年,因研究生教育包括碩士和博士兩級,所以將研究生教育年限取其均值定為4年[9],計算公式為: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小學學歷從業人員比重×6+初中學歷從業人員比重×9+高中學歷從業人員比重×12+大專學歷從業人員比重×15+本科學歷從業人員比重×16+研究生學歷從業人員比重×20。異質型人力資本是反映人力資本質量的重要指標,本研究選擇以大專以上學歷從業人員占全部從業人員的比重來衡量。

(二)區域人力資本的比較

表1為2006—2015年全國及東中西部人力資本測度結果的均值。

表1 全國及東中西部人力資本的比較

由表1可見,2006—2015年全國及東中西部人力資本投資(單位:元)呈“東部最高,西部次之,全國第三,中部最低”的格局,勞動力人均受教育年限(單位:年)呈“東部最高,全國次之,中部第三,西部最低”的格局,異質型人力資本呈“東部最高,全國次之,西部第三,中部最低”的格局。東部人力資本無論在數量還是質量方面均優于中西部,中部和西部相比則各有優勢,中部的平均受教育程度高于西部,而西部的人力資本投資和異質型人力資本比重均高于中部。2006—2015年全國及東中西部人力資本投資、勞動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和異質型人力資本比重均呈上升態勢，這得益于“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戰略的實施,2006—2015年中西部的人力資本有了較快增長,增長速度均超過了東部,西部人力資本投資增長幅度最大,中部平均受教育程度和異質型人力資本比重增長幅度最大。從人力資本總量來看,中西部與東部還有較大差距；從變異系數來看,人力資本投資的區域差異較大,代表人力資本質量水平的異質型人力資本比重的變異系數也較大,而代表人力資本存量水平的勞動力平均受教育程度的變異系數較小,說明區域人力資本質量的差異比數量的差異更為顯著。

三、區域綠色低碳創新效率的測度與比較

(一)模型構建

(1)

其中,ρ*為被評價單元的創新效率;s-、sg和sb分別為投入、期望產出與非期望產出的松弛變量;λ為權重向量。對于特定的被評價單元,當且僅當ρ*=1,即s-=0,sg=0，sb=0時是有效的;如果ρ*小于1,說明被評價單元是無效的。

(二)變量選擇

綠色低碳創新系統是一個由多種要素投入和多種期望與非期望產出組成的復雜系統,在選擇評價指標時應對其投入產出進行系統全面的分析與考量?？紤]到中國各區域人口與經濟規模的異質性,借鑒樊華等[13]的做法,本研究在指標選擇上采用比重值,經過梳理文獻,借鑒學者們的研究成果,創新投入采用資本、勞動和能源三類要素,分別用R&D人員全時當量占從業人員的比重、R&D經費內部支出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及能源強度指標來表征;期望產出采用科技論文數、發明專利數和新產品銷售收入來衡量,分別選擇國外三大索引系統收錄中國科技論文數與從業人員之比、人均發明專利授權數和新產品銷售收入占主營業務收入的比重來表征;非期望產出采用代表環境效應的環境污染指數和代表低碳效應的碳排放強度來衡量,環境污染指數和碳排放強度的計算過程見下文。

(三)數據來源

本研究的對象為中國內地30個省域(西藏由于統計數據不全,暫未考慮)。由于創新投入與產出間存在一定時滯,所以測算效率時應將其滯后期考慮在內，借鑒大多數學者的做法,選擇了一年的滯后期。國外三大檢索系統收錄科技論文數的數據來源于2005—2017年《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其余數據來源于2005—2016年的《中國科技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勞動統計年鑒》和《中國能源統計年鑒》,東中西部的劃分采用常規的三區域劃分法。

(四)效率測度

1.環境污染指數測算

首先,收集中國30個區域廢水排放總量、廢氣排放總量及固體廢棄物排放總量原始數據(i和k分別表示指標及區域，i=1,2…，m；k=1,2…，n),由于原始數據具有不同的量綱,在進行分析之前必須對其進行無量綱化處理,消除對分析結果的影響,見公式(2)和(3)。

(2)

(3)

其次,計算各指標的熵權wi,見公式(4)和(5)。

0

(4)

(5)

最后,根據公式(6)計算區域環境污染指數。

(6)

碳排放強度是碳排放總量和地區生產總值之比。本研究碳排放總量的計算是依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2006年版的碳排放測算方法,根據《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各地區能源平衡表中九類能源(煤炭、焦炭、柴油、汽油、燃料油、煤油、天然氣、原油、電力)的終端消費量、各類能源的標準

煤轉換系數和碳排放系數進行計算,見公式(7)。

(7)

其中,cik、ck、gdpk分別表示第k區域的碳排放強度、碳排放總量和地區生產總值,eik表示第k區域第i類能源的消費量,αi為第i類能源折算標準煤的系數,其數值參見2015年《中國能源統計年鑒》附錄4,cefi為第i類能源的碳排放系數,其數值參見金萬富等[14]的研究成果。

2.區域綠色低碳創新效率的測算

本研究采用包含非期望產出的SBM模型對全國30個區域的綠色低碳創新效率進行測度,結果見表2。

表2 全國及東中西部綠色低碳創新效率測算結果

由表2可見,全國及東中西部綠色低碳創新效率普遍較低,無效率現象嚴重,改進空間較大。東中西部綠色低碳創新效率由東到西依次呈遞減的梯度特征,與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基本一致。從變異系數來看,全國各區域間及三大地區內部各省域間均存在嚴重的發展不平衡問題。

四、人力資本對區域綠色低碳創新效率的影響效應

(一)模型與變量

由于綠色低碳創新效率的值介于0到1之間,屬于受限因變量,如果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進行回歸會導致參數估計有偏,所以本研究采用美國經濟學家Tobin[15]提出的隨機效應Tobit模型進行研究,該模型采用最大似然估計法,可以使截斷型數據得到一致性的估計結果。模型設定見公式(8)。

effit=α+xitβ0+zitβi+εit.

(8)

其中,i和t分別表示區域與年份,effit代表綠色低碳創新效率,xit代表人力資本變量,zit代表一系列控制變量,α為截距項,β0與βi分別為人力資本變量和控制變量的待估系數,εit為隨機誤差項,服從正態分布。

由于綠色低碳創新效率不僅受人力資本因素的影響,還受其他環境因素的影響,本研究在綜合考慮學者們的研究成果和自變量之間的多重共線性問題的基礎上,選擇碳排放水平、產業結構、對外開放和環境規制作為控制變量。其中,碳排放水平用各區域的人均碳排放來表征,碳排放總量為前文所計算的各區域的碳排放總量,人口數為各區域年末總人口;產業結構用第二產業產值占地區GDP的比重來表征;對外開放水平用外商投資企業年底投資額占地區GDP的比重來表示;環境規制水平用工業企業污染治理完成投資占地區GDP的比重來表征。

(二)結果分析

運用Tobit模型,借助STATA 14軟件,估計人力資本對全國及東中西部綠色低碳創新效率的影響效應,結果見表3。

表3 人力資本對區域綠色低碳創新效率影響效應的估計結果

注:***,**,*分別表示在1%,5%,10%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括號內為Z值。

從表3可以看出,以人力資本投資與平均受教育年限度量的人力資本對全國及東中西部綠色低碳創新效率的影響均顯著為正；以異質型人力資本度量的人力資本對全國及中西部的影響顯著為正,對東部的影響為正,但不顯著,不顯著的原因可能與東部異質型人力資本相對短缺有一定關系。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教育概覽2012》的統計數據顯示,在25—64歲人群中接受高等教育人員的比例，美國為42%，日本為45%，加拿大為51%[16],而中國東部從業人員中大專學歷以上人員的比重只有18.07%(見表1)。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東部高層次人力資本的差距還非常大。學者李雪艷[17]認為,人力資本的稀缺性是相對于特定經濟體的需求而言的,東部物質條件和基礎設施較好,技術密集型產業集中,對高層次人力資本的需求更大,由于高層次人力資本的短缺,導致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沒有形成最優匹配,所以東部異質型人力資本對綠色低碳創新效率的影響作用不顯著。

從控制變量來看,碳排放強度對全國及東中西部綠色低碳創新效率的影響方向與顯著性均不相同,對全國及東西部有負向影響,對中部有正向影響,但不顯著,原因與中部的產業特征有關,因為中部是中國的能源生產和消費大省,產業結構以高碳行業為主,經濟產出與碳排放相伴相生,碳排放減少的同時會伴隨經濟產出的降低?？梢娬{整產業結構，實現綠色低碳轉型是中部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產業結構對全國及東中西部均有負向影響,但對西部不顯著,可見第二產業占比越高,綠色低碳創新效率越低,說明產業結構轉變是提高區域綠色低碳創新效率的重要舉措。對外開放對全國及東西部綠色低碳創新效率均具有積極促進作用,但對中部則有顯著負向作用,說明對外開放是一把“雙刃劍”,對區域創新活動既可能起正向作用,也可能起負向作用,對中部產生負向影響的原因與中部的產業結構倚重及經濟發展的粗放方式有密切關系。所以各區域在實行對外開放時,一定要考慮資源環境約束,嚴格對項目進行審批。環境規制對全國及東中西部綠色低碳創新效率均有正向作用,但不顯著?？梢姯h境規制能改善區域環境,提高區域的綠色低碳發展水平,但由于目前政府對環境規制的力度還不大,所以對綠色低碳創新效率的提高還沒有起到明顯作用。

五、結論及政策建議

運用SBM-Tobit模型,本文實證研究了人力資本對全國及東中西部綠色低碳創新效率的影響效應,得出以下結論。(1)區域綠色低碳創新效率普遍較低,東中西部從東到西依次呈遞減的格局,全國各省域間及東中西部內部各省域間均存在較嚴重的發展不平衡問題。(2)各區域人力資本存在顯著差異,質量差異大于數量差異。(3)人力資本投資和勞動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對全國及東中西部均具有顯著正效應,異質型人力資本對全國及東中西部均有正向效應,但對東部不顯著。因此,提升人力資本水平和質量是提高區域綠色低碳創新效率的重要途徑。鑒于以上結論,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第一,加大人力資本投資,形成多元化的人力資本投資體系。政府應繼續加大財政對教育的投入,延長義務教育年限,提高勞動者受教育水平,同時制定各種優惠政策鼓勵企業加強對在職員工的培訓和開發,提高勞動者技能;加大醫療衛生投入,改善區域醫療衛生設施,提高勞動者健康水平;創新人力資本流動機制,改革戶籍和人事檔案制度,降低人力資本遷移流動成本;引導民營資本進入人力資本投資領域,形成多元化的人力資本投資體系。

第二,優化人力資本結構,提高高層次人力資本比重。政府應加大對高等教育的投資力度,提高異質型人力資本比重,加大高層次人力資本積累;加大關鍵技術領域領軍人才的培養和引進,強化高端專業人力資本積累,使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達到高效匹配與相互支撐。

第三,加強區域交流與協作,縮小區域人力資本差距。政府應制定優惠政策,鼓勵區域間人才協作和人力資本共享,鼓勵東部發達地區的高層次、高技術人才以技術參股或咨詢指導等形式支援中西部的經濟發展,發揮人力資本的創新溢出效應;鼓勵中西部企業積極與東部企業合作培養和培訓在職員工,提升中西部地區人力資本水平,縮小區域人力資本差距。

第四,制定差異化人才政策,提升區域核心競爭力。各區域應根據自身的特點,因地制宜地制定差異化的人才政策。東部基礎設施較好,科技水平較高,人才聚集效應顯著,應制定各種優惠政策,吸引海內外高層次、高技術和創新型領軍人才,形成高層次人才聚集區,在全國發揮創新引領作用;中西部能源富集,資源豐富,經濟技術相對落后,應充分利用各自的資源優勢,大力提高經濟發展水平和基礎教育水平,改善基礎設施,為人才發展創造良好的工作環境,加大對綠色低碳技術人才的引進和培養,形成綠色低碳人才培養基地,在全國發揮轉型示范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