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中晚明江南地方生員力量的崛起

王丹妮

（廣州農講所紀念館，廣東 廣州 510055）

過去與生員相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個方面：科舉考試、學校教育以及社會階層的研究。日本學者大體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是士大夫與民眾的關系問題，二是“地域社會”中鄉紳力量支配問題。西方漢學界主要集中于對中國傳統紳士的研究和對科舉考試及其“社會流動”的考察。以往研究重清代，輕明代。重視把握紳士的上層，即縉紳，忽視對紳士下層的研究。文章擬就對明代中后期以后江南地方①“江南”的概念，文章采用徐茂明在《江南士紳與江南社會（1368-1911年）》中的概念界定：認為“將太湖平原的蘇州、松江、常州、杭州、嘉興、湖州、太倉六府一州視作明清江南的地域范圍?！鄙鷨T②生員，即紳士的下層。既指中央國子監的“國學生員”，同時也指獲得最初一級功名的地方政府學校的學生。我們俗稱“秀才”。在地方事務的參與、中晚明社會新局勢下的新動向、易代之際的文化堅守等方面對其群體活動進行分析與探討，凸顯江南地區生員層在中晚明以后社會中的影響力。

明季江南作為全國的經濟文化中心，且科第興盛，形成龐大的士人群體。而在明中葉以后，社會發生普遍性變化，作為士紳群體下層的生員層，經濟狀況逐步惡劣，與士紳群體的上層因在利益方面形成對立，進而相對獨立出來。同時，根據陳寶良的考察，明末全國生員數為497031人，加上三氏學及綜學生員，大致50萬，約占人口的0.38%—0.46%。[1]215-216可見生員人數在明中葉以后的龐大。面對如此龐大的生員基數，作為其仕進之途的科舉制度，在錄取數量上并未有所明顯增長，因而在生員身份持有上相對穩定。再加之明中葉以降，學校建設廢弛，多數生員從學校流入社會中。及至明末，生員人數大增，作為文化重地的江南地區，更是形成眾多的生員社團，其影響力逐漸擴大到全國。

一、參與地方事務的常規性活動

按照明代制度，士各有分。紳士入仕，擔綱家國大任。生員則在明朝被認定為不應參與國家事務。然而，生員作為初級功名持有者，在地方社會中具有一定威望，他們以道自持，參與到地方性事務中，主要包含以下幾個方面：

（一）鄉飲酒禮、鄉約宣講類公共事務

洪武年間由官方規定，鄉飲酒禮作為一種民間禮儀。從洪武五年推行之時，即有生員參與其間。由府州縣長吏主持鄉飲酒禮，而諸生可與與禮之賓共同推選與禮賓客。此外，生員還參與春秋二仲丁祭祀先師或鄉賢祠祭丁。明代松江曾是國學生員的何良俊記載“余新入學時，每一祭丁，則眾議沸騰。有輕俊好譏議者，臨祭時常以文通神主置于供卓之下，而西谷所謂斥去之者”。[2]143另外，生員也參與到地方講鄉約之事，并且對于約正、約副人選，有權與學官在公堂共同商議，共同推舉。生員頻繁參與到一些地方事務中，提高了生員在地方上的威望，進而在地方事務中的參與得到民間公眾認可。

（二）地方社會中的各類具體事務

首先，表彰先賢，勉勵后人，生員均有權參與推舉鄉賢、節婦?！坝形磁e者，諸生商榷舉之；舉之未正者，商榷請廢之”。[3]18第二，生員可以自由出入衙門，一是包攬詞訟，囑托公事。二是評判官員，甚至左右地方官的升黜。第三，明代生員按照正常程序，通過具呈民間利病，而參與地方事務。當然，生員作為已經擁有初級功名的知識分子，在鄉里間具有一定的社會威望，每當鄉里有徭役爭訟之事，往往由生員出面調解。此外在明代，地方官員在任期間熱衷編纂地方志，認為這是一項記述當地歷史沿革、表彰地方先賢、發掘弘揚地方文脈的重要文化業績。而編纂方志過程中，生員在其中承擔了大部頭的實際工作。生員參與纂修地方志的工作也一定程度上是官方對生員力量的認可。

（三）生員與言責

朱元璋創立明帝國后，對生員參與朝政顯示出抗拒與排斥。洪武十五年頒禁例于天下。禁例共計12條，期望生員能夠潛心修學，遠離政治。明確規定“軍民一切利病，并不許生員建言”[4]452生員雖受禁例約束，卻往往有以身試法者來挑戰這樣的權威。在明中葉以后，出現不少生員上書議論政事之狀況。天啟年間，魏黨專橫，生員于此不平者甚眾，尤其南方生員更為活躍。嘉興縣貢生錢嘉征參魏忠賢十大罪疏，道“忠賢封公，膏腴萬頃?！盵5]81生員言事在明中葉以后，雖朝廷屢有禁令，但以身試法者不勝其數?！吧鷨T言事，臥碑有禁。而吳下弟子，好持公論，見官府有貪贓不法者，即集眾倡言，為孚號揚庭之舉，上臺亦往往采納其言。此前明故事也?！盵6]14b-15a可見，生員通過上書言事等渠道實現個人的聲音表達，尤其是江南地方生員的活躍，他們以道自任，試圖以此將個人政見滲入到中央，是實現自我價值的期待，也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政府的決策。

二、書院、講會與生員社盟

相較于縉紳可以僅憑一己之力便干預地方事務的權力而言，生員層則需要借助群體和輿論的力量在明代地方社會中產生作用。中晚明大量興起書院、講會以及生員社盟，生員都參與其中，并對地方社會產生影響，甚至于這種影響突破了傳統的地域限制而遍及全國。

書院之制，明代無設明制。明初雖有書院，其風不盛。明正德間，王守仁聚集生徒講授良知之學于江浙兩廣之間，書院之風興盛。萬歷三十二年，東林書院在江南落成，“當是時，士大夫抱道忤時者，率退處林野，聞風響附，學舍至不能容……”[7]6032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是時江南士人們獨立批判意識的萌生。明代學者大多在書院興講會，設壇講學。在這些講會中，江南各地方生員紛紛聞聲而附。書院及其所屬講會，事實上起到了向生員灌輸知識、儒家道德的功能。而一些學者在書院講學之余，諷議朝政，裁量人物，主持清議，儼然成為在野政治力量活動的中心，而這股力量的興起離不開生員龐大群體的支撐。明代在嘉靖十六、十七年間、萬歷初張居正當政期間、天啟年間三次禁毀書院，無不說明當政者對書院懷有一種疑懼心理。

自古以來，公論出于學校。到了明中后期，學政廢弛，公論轉而出于社盟。生員社盟干預政治，主要通過兩個途徑：一是“聲氣”與“清議”；二是通過社稿或選政，把持科舉進身之階。[8]32-33明代士人的文會多種多樣，至嘉靖、萬歷以后，明代士人會文已蔚然成風，在當時多是為了改變學校敗壞，挽救士風、士習。至崇禎朝更是文社四起。明末學者張履祥曾言“其以文社鼓煽，歲窮鄉邃谷，無不至者，好曰聲氣”[9]17b張溥創設的復社在生員中產生了極為強大的影響力?！耙怀浅鲇^，無不知有復社者?！盵10]83明末的生員社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明代政局，明末學者吳麟徵有言：“秀才不入社，作官不入黨，便有一半身份?！盵11]2生員紛紛入社，將其看做是仕進之途。社盟聲望，于此可見一斑。

三、晚明學變

學變，主要指生員群起鬧事，而實際上，伴隨晚明社會各類社會矛盾不斷凸顯，傳統社會內生的諸多問題不斷出現，“學變”并非無端生事，大多事出有因，對社會不平之事提出抗議。學變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維護社會穩定的，而生員在其中則是主力，發揮了重要作用。

永樂年間，便有生員罵內使的案例。[12]781到了晚明，生員鬧事，學變不斷，直至明亡。成化十九年，太監王敬以采辦藥材、書籍至江南，大肆其惡，至及于士類，激起三學師生憤怒，“諸生乃大噪”。蘇州府學生員趙汴“指敬面而罵之”，道：“汝輩擾害百姓不已，又欲害吾儒生耶？”事后，趙汴等二十人以此坐罪。[13]451隆慶元年，無錫知縣韓應元以某事不厭眾心，導致諸生大嘩，面加唾辱。是年，常州李知府亦為五邑諸生合擊，“幾斃于市”。[14]8a萬歷年間主要是反對礦監稅吏，萬歷二十年，浙江嘉興府學生員呂協祖等因嘉興府通判征稅過于嚴酷而發生暴動，城內400余人群起響應。[15]404從以上文獻中記載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俗語云：不平則鳴。生員學變都是事出有因的，并非無理取鬧，反映出生員層對于現有社會狀況或者當局者的一些不合理舉動所表現出來的逆反與抵抗。

四、易代時空下的文化影響力

回看明末清初文化底蘊深厚的江南地區的遺民群體，顧炎武、黃宗羲、歸莊等眾多易代名士，大多是只具備低級功名的知識分子。他們致力于表彰明末抗清志士和遺民的民族氣節和忠義大節。他們在易代環境中創設文化陣地、以詩文會友，著書表彰氣節之士、通過參與光復舊朝的實際斗爭中踐行士的文化擔當與對道的堅守。正是他們對于儒家傳統文化的堅守與表達，有效彌合了易代時空下士人與新朝統治之間的隔閡，與清廷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不謀而合?？梢哉f，很多只具備初級功名的生員群體在易代鼎革之際于文化傳承上產生強大而久遠的影響。

顧炎武，昆山人，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崇禎年間以捐納成為國子監生。在明覆亡之后，投入光復舊朝的戰斗中。順治六年，驚隱詩社于江西吳江成立，顧炎武、歸莊等都參與其中，是政治意味極為濃厚的社團之一。他們于此抒發感懷舊朝之情，以名節相砥礪。秘密進行抗清活動。他于全國各地奔走聯絡，結交各地正身之士，交流學問，砥礪志節。他還曾六謁孝陵。在復國無望之時，拒絕清朝官方的招攬。他用自身行動踐履了士之致于道的擔當，他提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主張。提出“亡國”與“亡天下”的區別。如果不堅持維護中華文化，就不只是亡國，而是亡天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就是要維護儒家文化的道統，維護大節不虧，這是天下士子、普通百姓必須堅持的大義。

黃宗羲作為明遺民，與顧炎武有近乎相似的易代際遇與表達。他終生堅守明遺民的身份，不仕新朝，并在文化領域造就卓越的貢獻，著書立說、表彰先賢。他為謝泰階寫的墓志銘也表達了他在文化意識領域的堅守與標榜。他說：“故遺民者，天地之元氣也?！枪史N瓜賣卜，呼天搶地，縱酒祈死，穴垣通飲饌者，皆過而失中者也?！庇终f：“自有宇宙，祗此忠義之心，維持不墜，但令凄楚蘊結，一往不解，原不必以有字無字為成虧耳。君之子孫，可置勿悲?！盵16]213謝泰階臨終將平生所著一燒了之，有人以為可惜，黃宗羲認為不必以有字無字為成虧，謝泰階的忠義之心應予表彰。

歸莊，昆山人，明末諸生，與顧炎武相友善。順治二年，清兵南下，在昆山參加抗清起義，后失敗。他將自己居所名為“己齋”，意與新朝劃清界限。在他的詩文中，抒寫對前朝眷戀之情，表明自己反清復明之志的詩文不勝枚舉。他在《元日三首》中如是說：“花落但余心向日，劍埋終有氣干霄”[17]66他的作品《悲昆山》[17]38，更是展現了清軍南下欺凌百姓的血淚場景。

顧炎武、黃宗羲、歸莊等出身江南的易代名士，他們通過自身的遺民實踐、對抗清志士和明代遺民的民族氣節和忠義精神的表彰、對文化創造方面的孜孜不倦，他們的影響力超越了江南地域的局限，產生廣泛影響。清朝官方對此也逐步加以認可?？滴跏吣?，康熙帝決定明年開博學鴻儒科，招攬天下名士。乾隆年間，張廷玉總裁、萬斯同主筆的《明史》得到清朝的頒布發行，后來又專門編撰《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并上升到綱常名節的理學范疇，從意識形態上對一大批抗清志士和明代遺民給予肯定。清朝通過對抗清志士和明代遺民的認可和表彰，使社會意識形態達成統一，成為清朝的主流意識形態。

五、結語

在明中后期時，面對社會普遍性變遷，江南地區作為文化底蘊深厚的區域，生員群體顯現出自己在地方社會中強大的影響力。他們通過參與在地方社會中的常規性活動，通過書院、講會以及社盟活動等群體性活動操縱社會輿論，實現對自身身份的標榜，對儒家道統的傳承。行至晚明，在江南地區大量興起的學變，則是生員群體通過相對激憤群體性活動來表達對社會問題的不滿，體現了其在地方事務中的重要影響力與聲音表達，是江南地方生員勢力膨脹的重要表現。易代之際，江南地區的遺民名士致力于堅守儒家傳統文化與適應新朝之間所進行實踐，更是與清廷的官方行為之間有效彌合進而統一?？偠灾?，江南地區的生員群體，在中晚明以后的社會中呈現蓬勃力量，并產生了廣泛深刻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