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地方題材紀錄片的視聽語言表達

梁飛 中國傳媒大學南廣學院

一、文獻價值層面的可讀性

紀錄片不是純粹的歷史書，也不是歷史資料的集合。它除了記錄歷史、表現真實的文獻價值之外，同時還是一門影像藝術，所面對的不僅是學者或專業人士，更要面對社會大眾。因此，紀錄片應該具有可讀性與可接受性，需要以視聽語言作為載體，用藝術化的表達方式向觀眾傳播。所以，歷史用紀錄片來表達就成了“說史”，娓娓道來，引人入勝，就是視聽語言所要起到的功能和作用。江蘇作為中國境內跨江濱海的魚米之鄉、文化大省，改革開放以來同時又作為人均GDP、綜合競爭力、地區發展與民生指數(DLI)全國第一的省份，可謂人杰地靈。要用視聽語言講述江蘇這一方水土的故事，就需要接江蘇這一方水土的地氣。

(一)懷古思今的接續感

江蘇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為紀錄片的創作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其中對名勝古跡的良好保護、對歷史資料的大量積累，使得歷史的珍貴史料得以完好保存。在紀錄片的拍攝制作中，創作者無需進行情景再現就可以將成百上千年的歷史的風貌直接呈現在觀眾眼前。就算是進行情景再現或搬演，也可以在真實的環境中進行二度創作。比如明清城墻、江南古鎮、大運河、中山陵、瘦西湖，再加上紅色景點、名人故居、非物質文化遺產等資源，這些地點或事物的影像本身就是歷史在今天的重現。因此無論該紀錄片所要表達什么樣的立意或中心思想，在江蘇很容易能找到具體的承載和依托。例如常州在2009年聯合江蘇省廣電總臺等多家機構聯合攝制的《永遠的青年》，講述瞿秋白、張太雷、惲代英三位早期革命家的紀錄片，第一集就從瞿秋白故居的影像開始。又如南京電視臺在2017年攝制的五集紀錄片《南京長江大橋》，展現了南京長江大橋的古往今來，特別是將歷史影像與2016年南京長江大橋封閉維修的當今影像結合起來，反映了實實在在的時代變遷。再比如《日本戰犯懺悔備忘錄》，采用倒敘的手法，直接從當今日本戰犯的后人對于祖輩侵略中國的反思切入，體現古今對照。

(二)以小見大的漸入感

小切口是紀錄片慣用的敘事手法，這一點在江蘇題材的紀錄片中比較常見，具有普適性。它一般是用具象的物品作引子展開敘述。這個具體的物品作為紀錄片的一種符號，為敘事賦形。比如2011年江蘇廣電總臺和中央電視臺聯合制作的紀錄片《鄭和下西洋》就是從鄭和船隊的檔案這一關鍵物件的搜尋開始進行敘事，從而帶出鄭和下西洋這一歷時長久而過程復雜的事件。又如2017年南京燦景影視傳媒有限公司制作的《失落的下邳國》，其第三集《失落的繁華》中就將對古邳州的繁華歷史的敘事集中在了考古出土的一對鸚鵡螺杯上。再如2015年由江蘇多家媒體聯合制作的五集紀錄片《青果巷記憶》，將一眾江南名士的故事用一條巷子串起來，隨后又在次年制作了四集紀錄片《青果巷印象》，青果巷作為紀錄片中的具象符號，喚起當代人珍惜常州這座城市哺育人們的寶貴精神財富。

(三)韻中有律的格調感

韻，是紀錄片中所體現的抒情性的意蘊；律，是紀錄片中有規則的邏輯結構。二者緊密結合而又有機統一，既讓紀錄片有抒情寫意的藝術升華，又讓紀錄片按照邏輯，有章法地進行講述?，F場拍攝所得到的聲音和畫面，是富于真實感的生活圖景；但如果按照蒙太奇的創作方法進行剪輯、聲畫組合，就能在生活圖景中呈現出詩意。例如2019年南京市委宣傳部和南京市文聯聯合攝制的21 集電視文化系列片《金陵吟》，每一集都介紹一首傳承金陵文脈，吟誦南京的歷代詩詞，邀請中華詩詞節名家俞律先生吟誦，將古詩詞的聲律與內容中所詠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結合起來。這種每集固定的模式將21 首古詩詞統一為了一個有機的整體，形成了金陵文脈的一幅組照，而音樂、吟誦的同期聲以及畫面，三者的融合為這幅組照賦予了格調，產生了富于音樂感的氛圍。在電視紀錄片中，音樂以電視紀錄片的內容和總體情感為依托，利用其富于節奏感和情緒化的表達方式，實現對復雜情感的有效展現。[1]

二、藝術表達層面的風格化

(一)秀麗的畫面質感

作為南北交匯之地的江蘇，既有中原地區的大氣豪邁，又有江南地區的清麗婉約，體現在紀錄片的攝影畫面中，根據題材的不同，畫面質感是富有反差的。但總體來說，柔性的氣質較我國其他地區更加突出。江南山川秀美，氣候溫暖，水域眾多，人性普遍較靈秀穎慧，利于藝術。[2]水所具有的影像特征有三：一是為紀錄片畫面提供鏡像的功能，不同質地和透明度的水就像鏡子一樣反射現實景物，豐富畫面的表現手法；二是為紀錄片畫面提供豐富的光影變化，不同顏色、不同造型的水體，在不同的環境光線下，呈現出千變萬化的造型，能夠很好地提升紀錄片的寫意功能；三是作為江河湖海的象征，特別是對于有長江、東海、淮河、秦淮河、京杭運河、太湖、洪澤湖等水體的江蘇，水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們，可以說有水的地方就有一方獨特的文化。地域文化中體現群體人格的深層文化是判斷地域文化差異性的主要依據。[3]比如《中國大運河》、《城河》、《太湖美》、《淮河六章》等反映江蘇境內水體風貌的紀錄片，還有反映人與水體關系的《福根治水》、《崇啟大橋》、《泰州大橋》、《南京長江大橋》等紀錄片，水鄉和人民成為了江蘇紀錄片重要的視覺元素。

(二)淡雅的色彩影調

城市或一個區域的色彩使用是一個集體性的表達。在城市領域，它不再反映個體或主觀選擇；當它賦予某個地方以特定身份時它就成了文化符號。[4]比如以江淮文化為代表的南京城市建筑的色彩主要以青瓦白墻，輔以民國建筑的白、藍；以園林和吳文化為代表的蘇州建筑的色彩以碧藍、草綠、白色為主；以玉石和漢文化為代表的徐州則以翠綠、黃色為代表。雖然這些只是城市建筑外觀的色彩，但紀錄片若能根據題材的所異，將城市建筑色彩貫穿到全片之中，使城市色彩成為紀錄片中的一種色彩體系，能有效地樹立觀眾的視覺印象。創作者對于色彩影調的把握，除了關注場景的色彩之外，還應該關注不同季節與天氣下的色彩變化。江蘇是文人氣息比較濃厚的一個省份，正如紀錄片《江南文脈》中所體現的影像風格一樣：其配色是清新淡雅，超然精致的。但江蘇紀錄片的配色不意味著完全在光譜上相鄰，也有對比濃烈的配色情況，比如《烽火淮安》、《新四軍1941》、《不能忘卻的偉大勝利》、《朱瑞將軍》等紅色題材，鮮明的革命紅色體現在傳統的煙雨江南畫卷之上，使人眼前一亮。

(三)靈動的聲畫關系

聲音在江蘇紀錄片中的作用正在悄悄地發生變化，嚴肅的解說詞風格和第三者解說的方式正在轉變為出鏡解說。在江蘇廣電總臺集團2015年出品的《你所不知道的中國》第二季中，借鑒了當下流行的vlog 視頻風格，邀請了九位不同國家的個性和經歷相異的外國青年，帶著各自的文化背景與興趣愛好，行走中國各地，體驗不同中國名片中所體現的時代變化，用親身體驗感受對中國的深入認知。與第一季相比，第二季雖然貫穿了對中國文化對外宣傳的核心任務不變，但是宣傳方式卻轉為了更為柔性的策略。由觀察者，即紀錄片出鏡者的同期聲音作為解說詞，增強了觀眾的代入感，而且親歷者的所見所聞也更具有說服力。再加上出鏡的是說中文的外國人，紀錄片本身的趣味性也增強了。這種聲畫關系，使得紀錄片由“報道體”向“紀實體”轉化過渡。外拍全程不設固定臺本，每個主題開拍前，編導與外籍嘉賓溝通，交流想法，然后由外籍嘉賓親身體驗感受，真實記錄，讓報道更自然更流暢。[5]

三、傳播價值層面的形象建構

習近平總書記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如下論述：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要努力展示中華文化獨特魅力……要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以人們喜聞樂見、具有廣泛參與性的方式推廣開來。[6]江蘇地方題材的紀錄片對于江蘇形象，乃至中國形象的建構，本質上是紀實影像與社會現實之間的語境建構，同時也是紀實影像與假定受眾之間的語境建構。視聽語言只有貼近受眾，體現出對于一方水土所養育的一方人的重視，將人作為紀錄片話語所表現的主體形象，才能以人們喜聞樂見、具有廣泛參與性的方式進行推廣。對于地方形象的建構，視聽語言的表達策略需要建立一個覆蓋人、事、景、物、古、今、中、外的聲畫體系，這一體系是多元化的，既有傳統紀錄片敘事的嚴肅大氣，又有利于國際傳播和新媒體傳播的開放性。觀眾被紀錄片的視聽語言承載的影像感染力所觸動，從而投身到觀影之外的現實行動之中比如《福根治水》，喚起了觀眾對于江蘇水資源保護的行動力；比如《“淘寶村”有個李支書》，呼喚觀眾對于新農村建設的關注，提倡“擇一事、終一生”的不懈追求。這些題材的視聽語言表達策略都是有感染力的，從大局著眼，從小事著手，延展了紀錄片的社會意義。對于重大題材和典型題材，通過不同的紀錄片其進行多角度，全方位地表現：比如《幸存者——見證南京1937》，呼喚觀眾對于南京大屠殺史實的銘記，號召觀眾對于右翼軍國主義分子否認南京大屠殺的行徑進行斗爭。同樣的南京大屠殺題材，既有苦難敘事的體系，又有類似于《外國人眼中的南京大屠殺》這樣國際主義敘事的體系，這就構成了紀錄片傳播過程中的開放性，有利于地方形象和國際形象在多角度上的立體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