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織”出來的瓷磚畫：葡萄牙祭壇瓷磚畫中的中國元素

孫 晶

(清華大學 人文學院,北京 100084)

一、葡萄牙祭壇瓷磚畫中的中國元素

圖1 辛特拉的維拉宮Palacio da Vila

葡萄牙教堂里的祭壇多為長方形石臺，在基督教宗教禮儀和慶典中的有重要的象征作用。傳統祭壇上往往蓋有織物飾罩。飾罩通常由兩或三部分組成，正前方為一幅刺繡精美的帷幔，兩側有垂下的飾帶，祭壇的正上方覆蓋著另一塊飾罩，比桌面寬數寸，這樣垂下的少許部分就蓋在側面的飾罩之上，形成門簾樣式(如圖2所示)。隨著彩繪瓷磚畫在葡萄牙的盛行，覆蓋在祭壇上傳統的織物飾罩逐漸被彩繪瓷磚畫所替代。在樣式方面，彩繪瓷磚畫逼真再現織物的質地和紋理，獲得類似傳統飾罩的視覺效果。但在具體的表現圖案方面，葡萄牙畫師則在摩爾人的瓷磚藝術基礎上，融合了歐洲傳統題材以及伴隨海上絲綢之路而來的東方元素。

圖2 繡有圣約翰生平的祭壇飾罩(意大利或西班牙，1600年，織物，118×280厘米)

圖3 祭壇瓷磚畫(里斯本，1625—1650，102×152厘米，國家瓷磚博物館，inv 132Az)

圖3是位于葡萄牙里斯本的國家瓷磚博物館(Museu Nacional do Azulejo)所收藏一幅祭壇瓷磚畫。瓷磚畫兩邊最外側的藍色繁復紋縷再現了歐洲傳統精美而細致的蕾絲樣式，上方和左右兩側的金色框內描繪著歐洲傳統的植物紋樣，藍邊表現出滾繩的紋理，而細密金色線條表現出流蘇的質地。瓷磚畫的這幾部分再現了傳統祭壇飾罩的上方蓋罩和兩側飾帶。這幅瓷磚畫的中間部分則表現出了傳統飾罩最重要的正前方的織物。畫面中間以白色為底，有三株花繁葉茂的重瓣牡丹，中間一株上棲有一只五彩孔雀，正回首展翅向右望去，左右兩側的兩只花卉上也有各種鳥雀以及蝴蝶、蜜蜂等昆蟲，下方的草地上畫著成對的梅花鹿、大象等動物。

有些西方學者認為包括祭壇瓷磚畫在內的葡萄牙彩繪瓷磚畫在圖案等方面受到了印度織物的影響[注]Alexandre Nobre Pais e Jo?o Pedro Monteiro, “The exotic in the faience and azulejo of the 17th century”, in The Exotic is Never at Homé The Presence of China in the Portuguese Faience and Azulejo ( 17th-18th Centuries)，exh.cat., Museu Nacional do Azulejo (Lisbon:2013), p. 61.。但需要注意的是，當時出口到葡萄牙的印度織物多為棉布，無花紋或花樣簡單，質量也較為一般。相比較之下，中國的外銷絲綢不僅種類繁多，有緞、綾、羅、綢、錦等絲布，而且花紋色彩異常豐富，構圖復雜，樣式精美，無論在質地還是裝飾性方面都遠遠超過印度棉布，無疑是祭壇飾罩更好的選擇，并為祭壇瓷磚畫的裝飾提供了更為重要的啟發和影響。事實上，上文所展示的祭壇瓷磚畫的花草鳥獸大多都能在中國外銷絲綢中找到類似原型，例如圖4所顯示的一幅17世紀中國外銷到葡萄牙的絲綢繡品。該繡品圖案滿鋪，構圖生動、細節豐富。繡品的左右兩側和下方的邊框中間隔繡著花卉和鳥雀。中間繡著一株枝繁葉茂的牡丹花樹，其中有三朵絢爛綻放重瓣牡丹花構成了穩定的三角形，將整幅繡品分為上下兩部分。在花間停駐著的一只俯身翹尾的五彩孔雀，與下方站在一塊嶙峋怪石上回首翹望展翅欲飛的孔雀斜相呼應，這為穩定的構圖增添了活力。在牡丹兩側還有兩株植物，繁茂的枝葉一直向上延伸最終在牡丹上方對稱形成拱形。在花卉叢中，不僅有白色仙鶴飛繞，各色鳥雀休憩，還有戲耍摘桃的頑猴、樹枝間跳躍的松鼠。牡丹左下方有一叢蘭草和一片蓮池，一對五彩鴛鴦正游在荷花間，牡丹的右下方盛開著一叢菊花。繡品下方一只褐色白點的梅花鹿正回首望向一只白色的麒麟，在這些瑞獸出現的地方還出現靈芝等仙草。

圖3瓷磚畫與圖4的中國刺繡有著極為相似的畫面構圖和布局，兩者都以遍布畫面的纏枝花卉為背景，突出中心的孔雀，花叢間有各種成對出現的鳥雀，底部有梅花鹿等走獸。畫面同樣運用大量的曲線，使得花卉姿態優雅，鳥獸生動活潑，具有動感，呈現出一種非對稱的構圖方式。畫面的花鳥題材中的重瓣牡丹，五彩孔雀等都可以在這幅中國刺繡中找到極為類似的原型?？梢哉f，該瓷磚畫的主要元素都取材于中國的織物。顯然，圖案精美、題材豐富并具有異國情調的中國絲織品為貼在祭壇上模仿織物效果的瓷磚畫提供了生動的摹本，葡萄牙的瓷磚畫師無疑從外銷到葡萄牙的中國絲綢中獲得了想象的靈感和創作的源泉。

圖4 繡有孔雀的織物(中國，17世紀，絲綢，226×175厘米, Jorge Welsh, 里斯本)

但葡萄牙畫師所獲得創作靈感只停留在對中國絲綢紋樣裝飾性層面的理解，無法對外來文化的紋樣所代表的寓意進行深層解讀。中國絲制品上的紋樣不僅在色彩、樣式方面追求美觀，更隱含著美好寓意，體現了中國傳統審美情趣。以花鳥題材為例，自宋代起，花鳥畫的流行就對絲織品中的花鳥紋樣起到了推動作用，花卉和禽鳥瑞獸的組合也傳達了各種美好寓意。北宋的《宣和畫譜·花鳥敘論》中就有明確描述：“花之于牡丹芍藥，禽之于鸞鳳孔翠，必使之富貴。而松竹梅菊，鷗鷺雁鶩，必見之幽閑。至于鶴之軒昂，鷹隼之擊搏，楊柳梧桐之扶疏風流，喬松古柏之歲寒磊落，展張于圖繪，有以興起人之意者，率能奪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臨覽物之有得也?！盵1]明代的絲綢紋樣繼承了宋代以來的世俗化潮流，避兇納吉的花草樹石、鳥禽瑞獸、人物以及幾何圖案都成為吉祥紋飾，出現“圖必有意，意必吉祥”的現象。繡工多以形象、諧音、象征等手法來傳達各種吉祥寓意，如國色天香的牡丹象征富貴吉祥，被稱為文禽的孔雀飛舞象征德播人間，猴捧桃表示祝壽增歲，靈芝象征如意，蓮河象征清貞，鴛鴦類比夫婦和美，鹿諧音“祿”，喜鵲諧“喜”等。因此這幅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銷往葡萄牙的繡品花紋繁復鳥獸眾多，實際上體現了中國傳統的福壽有余、幸福如意等諸多吉祥寓意。然而，葡萄牙本土的瓷磚畫師對這些中國傳統題材的寓意并不了解，他們對這些元素的接受僅停留這些紋樣的繪畫性和裝飾性層面，并不關心具體花卉、鳥雀、走獸的描繪細節和大小比例。因此，在這幅瓷磚畫中，孔雀并沒有成對出現，鳥雀在枝杈上站立的空間位置也并不合理，而且除了各種鳥雀，還出現了蝗蟲、蜜蜂、蝸牛等葡萄牙常見的昆蟲。畫面下方的瑞獸不僅有鹿和大象，還有兔子、野豬等動物。此外，瓷磚畫的上方垂幔、兩側垂飾以及中間起分隔作用的飾帶都是歐洲傳統紋樣。因此，葡萄牙的瓷磚畫師在創作基督教教堂中的祭壇瓷磚畫時并非簡單模仿中國絲綢的紋樣，而是迎合本土祭壇的裝飾風格，借鑒一些中國元素，并將之融入本土文化的藝術風格之中。

要進一步探討中國外銷絲綢與葡萄牙祭壇瓷磚畫之間的關系，還需要關注以下問題：16世紀起中國銷往葡萄牙的絲綢的情況如何？葡萄牙人對中國外銷絲綢有著怎樣的態度？葡萄牙本土藝術為何從中國外銷商品的裝飾圖案中借鑒靈感？

二、銷往葡萄牙的中國絲綢

1497年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King Manuel I，1469—1521)派遣航海家達·伽馬(Vasco da Gama，1460—1524)率領船隊從里斯本出發，尋找通往亞洲更為便捷的新航線，以便進行利潤豐厚的香料貿易。[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歐洲的香料貿易主要由意大利的威尼斯掌控。船隊首次繞過非洲南部的好望角，最終在1498年到達了印度西南部的卡利卡特。這一新航線的發現對歐洲歷史和世界歷史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并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歐洲與亞洲文明之間的關系。當達·伽馬在1499年返回里斯本時，他呈獻給曼努埃爾一世的禮物不僅有香料，還有各種具有異國情調的物品，其中就包括從卡利卡特等地獲得的中國瓷器和幾箱“裝滿來自中國錦緞和綢緞的箱子”。[注]Helen Espir, European decoration on oriental porcelain 1700-1830, London: Jorge Welsh Books, 2005, p.25。達·伽馬的第一次航行并沒有到達中國，這些瓷器應當是經由亞洲內陸的貿易航線或陸上絲綢之路運往印度。兩年之后探險家Pedro á lvares Gabral也帶回珍貴的中國絲綢和“精美的瓷器”。[注]Gaspar Correia, Lendas da India (c.1563-1583), Lisbon, 1858, Vol. I, p.141, 225-226. 轉引自Rui Loureiro, “Building an Image of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in The Exotic is Never at Hom? The Presence of China in the Portuguese Faience and Azulejo ( 17th-18th Centuries)，exh.cat., Museu Nacional do Azulejo (Lisbon:2013), p. 28。1502年葡萄牙人在馬六甲得知中國(“land of the Chins”)的地理位置在馬六甲以東，而且是極為富饒的、可以找到“珍珠、麝香和精美的瓷器以及很多其它商品”的地方。[2]這些來自神秘東方的精美絲綢、瓷器等物品無疑激起了葡萄牙人的極大興趣。所以當曼努埃爾一世在1508年2月13日委派迭戈·洛佩斯·德·塞奎拉(Diogo Lopes de Sequeira)去往亞洲更遠的地方探險時，他給出如下指令：

你要向秦人(Chijns)[注]1502年的一份地理資料上首次將中國標注為“Land of the Chins”，這有可能是歐洲首次使用“Chins”來命名中國。詢問，他們來自什么地方，有多遠；他們到馬六甲有多頻繁或者去什么地方；他們帶什么商品以及每年有多少船只來；(你要問)他們船的樣式與類型……他們是否是富有的商人，他們是否是軟弱的人，或是勇士，他們有沒有武器或大炮，他們穿什么樣的衣服，他們是否是大塊頭的人……他們是基督徒還是異教徒，他們的國家是不是一個極大的國家……如果他們不是基督徒，他們信仰什么崇拜什么，他們遵守的習俗是什么，他們的國家向哪個部分延伸，與誰交界。[注]引自J.M.Braga, The Western Pioneers and Their Discovery of Macao, Instituto Portugues de Boletim, No.2 (Septermber.1949), p.60；以及Rui Manuel Loureiro, Building an Image of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p.28。

這些問題表明16世紀初的葡萄牙人對中國的認識微乎其微，他們對中國人物相貌、宗教信仰、風俗習慣、武器裝備以及地理特征等極為感興趣，而且最為關心的是商業貿易，迫切想要了解中國商人在馬六甲進行貿易的商品。由于缺乏文獻記載，我們并不知道塞奎拉是否帶回一些關于中國更詳細的信息。但1512年至1515活躍在被葡萄牙征服不久的馬六甲的一位里斯本藥劑師托梅· 皮萊資(Tomé Pires, 1468—1524/40)的確搜集和整理了大量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南亞國家的信息，并匯報給曼努埃爾一世。[注]關于皮萊資的生平及其在東南亞地區以及中國的活動, 見Tomé Pires and Francisco Rodrigues,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é Pires, an account of the East, from the Red Sea to Japan, written in Malacca and India in 1512-1515, and The book of Francisco Rodrigues, rutter of a voyage in the Red Sea, nautical rules, almanack and maps, written and drawn in the East before 1515,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944, xviii-liii。但遺憾的是，與當時大多相關文獻一樣，皮萊資的手稿很長一段時間并沒有面世，甚至被認為丟失，直到1937年才在巴黎被發現并在1944年在英國翻譯并出版。記載東南亞各國的情況很有可能也是在他離開里斯本前獲得的任務。他在馬六甲撰寫的手稿《東方志》(TheSumaOriental)[3]116-128中就用了大量篇幅描述葡萄牙國王所關心的中國商品問題[注]皮萊資在書中提到在馬六甲來自中國的主要貨物有大量白色生絲、各色精美綢緞、錦緞 、塔夫絲綢，妝花緞，還有很多薄紗等。：

從中國輸出的主要商品是大量白色生絲、染色的散絲，數量很多，各色緞子、各色帶格卷緞、線緞及另一種叫做“紗”的細絲綢，還有其他各種顏色的品種；大量各種形狀的小粒珍珠，大多形狀不規則；他們也有一些大而圓的珠子——據我看來這是中國的一種和絲綢一樣重要的商品，盡管他們把絲綢作為主要商品……還有其他樣式的花緞，及不計其數的瓷器……你可以花錢買到你想要的任何這類商品……[3]125

此外，他還進一步指出出產這些商品的地方：

生白絲來自漳州(Chancheo)；色絲來自交趾支那(Cauchy，越南)，錦緞、緞子、花緞、紗、羅來自南京(Namqim)和杭州(Am～qm)。[3]126

雖然皮萊資此時所獲得這些信息都源于他在馬六甲直接或間接接觸的中國及東南亞其他國家的商人和水手，這些描述的確反映了明代后期絲綢業的發展情況。[注]皮萊資所帶領的使團在1517年10月抵達廣州，并在此等候數月以便獲得進京覲見的準許。該使團在1520年1月在廣州踏上前往北京的路途，途徑南京等城市，并于1521年2月之前抵達北京。但由于種種原因，此次訪華未能成功，而皮萊資也被關押在廣州直至逝世。明代中后期的桑蠶絲綢業主要集中在江南地區，蘇州、杭州、南京等地不僅設有大規模的織染局，還有發達的民間絲織業，是絲綢的核心產區。[4]隨著明代晚期奢華之風的興起，絲織品消費普及到社會各個階層，明人筆記和地方志中都曾記載市井階層穿綾著緞的時尚。[5]在商品經濟的促進下，江南地區的絲綢產量大增，花色也更為繁多，不僅成為市場上流通的重要商品，也是海外貿易的最主要商品。明代前期僅允許有限的官方朝貢貿易，實行嚴格的海禁政策，隨之興起海上走私貿易。在隆慶元年(1567)掃平倭患之后，明代政府部分開海，準販東西兩洋，中國絲綢作為大宗商品源源不斷出口到東南亞地區。加入葡萄牙艦隊的佛羅倫薩探險家Andrea Gorsali(1487—?)在1516年1月6日寫給佛羅倫薩大公洛倫佐·德·美第奇的一封信中提到“中國的商人也穿過大海灣到達馬六甲來購買香料，同時也從他們自己國家帶來麝香、大黃、珍珠、瓷器、絲綢和非常精美的綢緞、花緞、錦緞等”[注]Chang Tien Tse, Sino-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 to 1644: A Synthesis of Portuguese and Chinese Sources, Leyden, 1934, p.36.。這些記載都說明16世紀初有各式各樣的中國絲綢、瓷器等物品銷往馬六甲。雖然當時已占領馬六甲的葡萄牙商人把亞洲的貿易重點放在黃金和香料(胡椒、豆蔻、丁香、生姜、姜黃等)上，但同時也把在東南亞市場上發現的珍稀的中國絲綢、各式各樣的“漂亮的瓷器”以及家具等帶回里斯本。[注]早期葡萄牙商人在亞洲的貿易更感興趣的是黃金和香料，后者尤其帶來巨額利潤。見唐納德·F·拉赫：《歐洲形成中的亞洲》第1卷，《發現的世紀》第2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95頁。1518年，就有超過兩噸半的絲綢和其它中國織物被葡萄牙商人從印度的科欽運往里斯本。[注]Maria Jo?o Pacheco Ferreira, ‘Chinese Textiles for Portuguese Tastes’, in Amelia Peck(ed.), Interwoven Globe. The Worldwide Textile Trade, 1500-1800,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2013, p.47.

當1557年澳門成為葡萄牙在華的合法通商口岸后，中國的瓷器、絲綢和茶葉等等商品成為從澳門出發的葡萄牙商船裝載最多的商品。在1587年的一艘駛向里斯本的葡萄牙船只S?oSalvador號的載貨清單顯示，其裝載的貨物中就有141箱中國絲綢和188捆各種織物。[注]Niels Steensgaard, The Asian Trade Revolution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hicago, 1974, p.166.曾在1613年到過南京，隨后因南京教案被流放到澳門的葡萄牙傳教士曾德昭(又名謝務祿，Alvaro Semedo，1585—1658)也記載了大量葡萄牙在澳門的貿易情況，葡萄牙商人一年要購買“5300箱數種中國絲綢，每箱有一百件最好的絲綢，如天鵝絨(漳絨)、錦緞damask 和satin等”。[注]在曾德昭返回歐洲后，他的關于中國的記載先以葡萄牙語出版，隨后在1642至1645年翻譯為西班牙語、意大利語、法語，在1655年由John Crook 在倫敦出版了英文版本 The history of That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 Wherein all the particular provinces are accurately described: as also the dispositions, manners, learning, lawes, militia, government, and religion of the people. Together with the traffick and commodities of that country，Chapter2，pp.8-9。這些絲綢不僅銷往葡萄牙，還銷往亞洲各國，如印度、日本等地。但這些絲綢的大部分被用于葡萄牙在亞洲內部的貿易，僅少量的生絲、絲綢布料以及制成品被進口到歐洲。這些絲綢多被銷往亞洲各國，如日本、印度等地來換取金銀，少量被運往葡萄牙。[注]據統計，絲綢僅占葡萄牙進口到歐洲的亞洲織物的5-6%，見Rui Manuel Loureiro, ‘Chinese commodities on the India route in the late 16th-early 17th century’, Bulletin of Portuguese-Japanese Studies, Vol. 20, 2010, pp. 81-94。隨著16世紀中后期香料的利潤回落，中國絲綢和瓷器逐漸成為里斯本市場上利潤豐厚的奢侈品，進一步激勵了葡萄牙冒險家和商人們運回越來越多的中國商品。

里斯本也因此很快成為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最為重要的貿易中心之一，連接東方和西方。大量來自亞洲的奢侈商品通過這個中心樞紐銷往威尼斯、安特衛普、熱那亞等地。里斯本新興的商業街(Rua Nova dos Mercadores，The New Street of the Merchants)，“至1580年就已有六家專門出售各種精美瓷器的商鋪，因為國王(若昂三世，John Ⅲ，1502—1557)在1522年就聲明從印度返回的船艦可以帶回占載貨總量三分之一的瓷器和絲綢”。[注]在1522年葡萄牙國王諾奧三世(John Ⅲ，1502-1557)寄往印度的信中聲明從印度返回的船艦可帶回占載貨總量三分之一的“瓷器、綢緞、鐵釘、皮護甲及其他必須之物”。轉引自 Maria Antonia Pinto de Matos，“Chinese Porcelain in Portuguese Written Sources”, Oriental Art, Vol. 48, No5, 2002-2003,p.38.，在這條商業街上，歐洲各地的買家 “可以漫步在走廊里挑選來自東方的各種各樣的瓷器、珠寶、金銀器皿、奇異的木材和紡織品”。[注]Donald F. Lach,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A Century of Wonder, Book One, The Visual Arts, p.11.

與其他僅帶來商業利潤的香料、黃金白銀等貴金屬不同，中國絲綢除了實用價值外，還直觀地傳達了具有異國情調的文化和藝術。這些大量流入歐洲的中國商品激發了16世紀歐洲人對遙遠的中國想象。學者和藝術家們熱切而驚奇地觀察這些遠方的物品，進而推測創作這些物品的民族、文明和藝術。例如在16世紀里關于中國最有影響力、最全面的著作，由胡安·岡·薩雷斯·德·門多薩(Juan Gonzalez de Mendoza)在羅馬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Pope Gregory XⅢ)的贊助下出版的《中華大帝國史》(Dell’historiadellaChina)中曾描述對中國工藝的深刻印象：

……許多在印度群島和葡萄牙的人，看見他們(中國人)在衣物上繪畫，在從那里運來出售的陶器上繪畫，因此這說明他們的繪畫有一定的基礎。

男人和女人都是靈巧的，他們從事刺繡和雕刻工作，是花草鳥獸的優秀畫師，這可從那里運來的床具和鋪板上看到。我親自看見過，是1582年馬尼拉大軍利伯拉船長送到里斯本來的，其漂亮得令人稱羨，引起國王陛下的驚嘆，而他是個很少對事物感到驚奇的人。所有的人都稱羨它，連著名的裝飾師都對它的奇妙嘖嘖贊頌。[6]

三、外銷絲綢與祭壇瓷磚畫

中國絲綢復雜而精美的圖案、絢麗的色彩和輕柔的質感引起歐洲人的驚嘆，但16世紀運往葡萄牙的中國絲綢數量有限，價格昂貴，多為王室的壟斷貿易。葡萄牙國王若昂三世、塞巴斯蒂安一世(Sebastian I)都曾頒發節約法令，限制奢侈珍貴物品的使用。因此，中國外銷絲綢的消費對象多限于上層社會的王室成員、神職人員和達官貴族，并因其稀缺性和珍貴性而成為社會地位、身份、政治權利的象征。葡萄牙王室記載中最早提到中國絲綢是國王曼努埃爾一世在1521年的衣櫥清單，其中有一件中國織錦制成的禮服。[注]Jordan Gschwend, “Catherine and Juana of Austria: Defining feminine royal spaces and contexts of display in Portugal and Spai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alatium Workshop: Inventories and Courtly Spaces, Sintra, 2012, p.112.他的繼任者若昂三世在1534年的財產清單中也記載著有大量來自中國的絲綢制品，包括超過100碼的羅和薄紗(gauze)，超過4碼的錦緞(satin)以及一些絲綢制品，包括三面旗子，一面是有著葡萄牙徽章的花緞/綾(damask)，和兩面有著基督教十字架裝飾的白色塔夫綢(taffeta)。[注]Teresa Canepa, Silk, Porcelain and Lacquer: China and Japan and Their Trade with Western Europe and the New World 1500-1644 : a Survey of Documentary and Material Evidence, unpublished PhD thesis, 2015, p.55。1碼約0.9米，三面旗中的裝飾，不確定是否是在中國定制，還是中國絲綢運往歐洲之后有葡萄牙的工匠完成。1528年的一份清單也顯示若昂三世的王后凱瑟琳(Catherine of Austria, 1507—1578)購買了40碼的中國白色絲綢，用來做服飾、壁掛等。[注]53 covads，covads為葡萄牙的計量尺寸，約3/4碼。凱瑟琳王后的收藏，見Annemarie Jordan, The Development of Catherine of Austria’s Collection in the Queen’s Household: its character and cost,未發表博士論文，Brown University, Providence, 1994, p.435。

中國絲綢也被大量運用在天主教教堂內的禮拜儀式和宗教慶典活動中，如祭臺飾罩、壁掛、帷幔、華蓋以及神職人員的法衣等。據1595年的一份記載，當科英布拉大教堂的圣物被轉移到同城的奧古斯丁修道院時，圣物上覆蓋著“來自中國的繡著各色鳥雀的絲綢”。[注]轉引自Teresa Canepa, Silk, Porcelain and Lacquer: China and Japan and Their Trade with Western Europe and the New World 1500-1644 : a Survey of Documentary and Material Evidence, unpublished PhD thesis, 2015,p.65。1619年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葡萄牙國王腓力三世(1578—1621)到里斯本訪問時，圣安東尼耶穌會學院曾安排一場表演。不僅在序幕出現的13個天使身著中國織錦，國王等王室成員看表演的座位處也懸掛著各種顏色的中國絲綢。[注]轉引自Teresa Canepa, Silk, Porcelain and Lacquer: China and Japan and Their Trade with Western Europe and the New World 1500-1644 : a Survey of Documentary and Material Evidence, unpublished PhD thesis, 2015,p.65。1620年和1622年在葡萄牙連續發生兩件重要宗教事件，耶穌會的創始人Ignatius Loyola和FrancisXavier被教皇Gregory XV(1554—1623)先后宣福和封圣[注]宣福禮(beatification)是天主教追封已過世人的一種儀式，以尊崇其德行。，據一位神父的記載，在慶祝的典禮上，有人穿著“長袖的中國白色絲綢，上面用金線繡著很多的鳥雀和花卉”；里斯本的街道的窗戶上也都裝飾著很多刺繡精美的有光澤的中國絲綢。[注]轉引自Teresa Canepa, Silk, Porcelain and Lacquer: China and Japan and Their Trade with Western Europe and the New World 1500-1644: a Survey of Documentary and Material Evidence, 2015, p.65。1622年在里斯本卡爾莫修道院(Carmo Convent)舉行的另一場封圣活動的記載中描述道：“用繪畫比用語言更能描繪出修道院被裝飾得如何精美和繁華……墻上、柱子上、拱門上都覆蓋著來自中國的白色絲綢，上面繡有停駐在綠色枝蔓上的各種顏色和種類的鳥雀”[注]轉引自Maria Jo?o Ferreira, “Among Birds and Flowers”, in The Exotic is Never at Homé The Presence of China in the Portuguese Faience and Azulejo ( 17th-18th Centuries)，exh.cat., Museu Nacional do Azulejo (Lisbon:2013), p. 93。。

由于16世紀起進入葡萄牙市場的中國絲綢樣式精美而珍稀，在神圣的宗教場所和宗教活動中使用中國的絲綢制品一方面具有裝飾作用，凸顯了宗教活動的神圣性，同時也在宗教和政治層面展現了葡萄牙國力的強大，在亞洲貿易的成功以及耶穌會的榮耀。耶穌會也因此可謀求葡萄牙的更多支持，以便在亞洲進行更多的傳教活動。

上述文獻記載還顯示用于宗教活動的中國絲綢多為花鳥紋樣，這實際上也表現了17世紀葡萄牙天主教對此類絲綢的青睞?，F收藏在荷蘭國立博物館的一幅中國錦緞絲綢殘片(圖5)就曾是天主教神職人員在禮拜儀式時穿戴的法衣的一部分。錦緞中間部分重復的圖案是哈布斯堡家族統治葡萄牙時期奧古斯丁修會(Augustinian Order)的徽章：頭戴王冠的雙頭鷹，鷹爪各持一支箭扎向下方的花瓶。這一徽章裝飾主題也見于16世紀的中國外銷瓷器和家具，很有可能是由當時活躍在澳門的奧古斯丁修士所定制。[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收藏了十六世紀類似裝飾主題的瓷器,見http://www.metmuseum.org/art/collection/search/680974。這樣的定制體現了中國和葡萄牙在絲織品方面所進行的藝術交流。一方面，中國織工用傳統錦緞織造技術表現出歐洲雙頭鷹的徽章紋飾，并在此過程中以自己所熟悉的本土圖像來解讀外來文化的陌生題材，因此西方雙頭鷹的形象看起來更像中國傳統的鳳凰。另一方面，在雙頭鷹四周還圍繞著中國傳統的纏枝花卉和鳥雀紋樣，兩者相結合后呈現出融中西藝術元素為一體的新形式。

現存在葡萄牙波爾圖的圣Pedrode Miragaia教堂的一件17世紀上半期神父做彌撒時所穿的十字褡(圖6)也進一步表明當時中國花鳥紋飾絲綢在基督教宗教儀式中的運用。這件無袖長袍是一件刺繡織品，中間繡有巨大的十字架通過領口連接長袍的前后身。前身的十字架兩側各繡著一株牡丹花樹，樹根也都清晰可見，枝杈間中各站著兩對相呼應的五彩禽鳥；后身的十字架外也是同樣的題材，只是因構圖空間更大，有三對五彩禽鳥。這五對禽鳥種類不同，神態各異，或俯身、或回首、或對望，極為生動。禽鳥的形象和姿態以及牡丹花卉都與明代絲綢的花鳥紋飾相似。十字架中間的圖案則是歐洲傳統的裝飾紋樣，后身還繡有雙手合十的基督教人物形象。這表明，中國絲綢的花鳥紋飾不僅與基督教的傳統題材相結合，并且成為基督教重要宗教儀式上所穿的法衣的主要裝飾。

圖5 絲綢殘片(中國，1580—1640，荷蘭國立博物館，BK-1997-13)

圖6 十字褡，church of S. Pedro de Miragaia (Porto)

中國絲綢上的花鳥紋飾之所以被17世紀葡萄牙的天主教所青睞的原因之一也在于從圖像學的角度而言，它讓人們想起基督教的天堂或《舊約》中所描述的伊甸園。在圣經中，伊甸園被描述在東方的，富饒的、各種樹木開滿各種奇花異卉，結著各種果樹，有各種走獸飛鳥的樂園。在文藝復興時期德國畫家老盧卡斯·克拉納赫(Lucas Cranach the Elder，1472—1553)的一幅宗教題材繪畫《伊甸園》(圖7)就表現了一個生意盎然的世界，這里綠草如茵，盛開著各色花卉，遠處有泉水和各種結滿果實的果樹，孔雀、天鵝等鳥禽，以及獅子、牛、鹿、馬、狐貍、甚至想象中的獨角獸，都悠閑地休憩或漫步在伊甸園中。上帝、亞當和夏娃多次出現，敘事化地表現了上帝創人、亞當夏娃偷食智慧果，并被逐出伊甸園的情節。不難想象，在這樣的基督教語境下，來自遙遠東方的中國絲綢上的花鳥與人們想象中的伊甸園相重合，從而被賦予了宗教象征意義。

圖7 老盧卡斯·克拉納赫，伊甸園(1530, 80×118厘米，藝術歷史博物館，維也納，奧地利)

因此，中國花鳥紋飾的絲綢被用作祭壇的罩飾，則進一步凸顯了彌撒等宗教儀式的神圣性和天主教的榮耀。圖8展示的是一幅17世紀上半期的祭壇飾罩，在白色絲綢上繡滿了各色植物花卉和飛鳥走獸。在整幅繡品的上方中間位置，五彩祥云紋樣環繞著光芒四射的太陽，太陽中間繡有一個“日”字。太陽左右兩側分別有兩大株相互纏繞的石榴和菊花/牡丹，花間有兩對姿態各異的鳳凰和孔雀遙相呼應，還有各色鳥雀、松鼠、蝴蝶穿插于花卉枝葉之間?；ㄏ逻€有兔子、錦雞、梅花鹿、貓和蛇等動物。兩對花樹中間還有荷花、蓮蓬和鴛鴦。整幅繡品不僅樣式精美，構圖細致嚴謹，而且細節生動活潑。各種花卉和果實與其枝葉形態相匹配，繡工還注重表現飛禽走獸的神態，例如百鳥之王的鳳凰口銜如意傲然行走的神氣，松鼠立于枝杈上專注于捧食石榴的生動姿態，花下小貓和蛇的緊張對峙，小梅花鹿的悠閑漫步以及鴛鴦捕食鯉魚等細節都表現得極為形象生動。這幅繡品中的牡丹、荷花、石榴、鳳凰、孔雀、鴛鴦、鹿等花卉鳥獸無不是明代絲綢的常見題材，主要表達對美好生活的吉祥寓意。這些表現植物花卉和動物的圖像同時也符合基督教中對伊甸園景象的想象，因此被用在祭壇裝飾上。同時值得注意的是，這幅繡品下方兩側的半圓形構圖也表明它最初可能被用為斗篷一類的服飾，后來在下方兩側又分別補上了一塊圖案并不銜接的三角形繡品，在上方又添上一條繡有牡丹、荷花、鳥雀、小貓和鹿等動植物的邊飾，這樣整幅繡品就變為一幅長方形的織物，便于覆蓋在祭壇之上。這幅繡品的用途發生了改變，一方面表明17世紀在葡萄牙的中國絲綢因珍貴性而被重復使用，另一方面也表明葡萄牙人在使用時，因具體需要而將之進行本土化改變。

圖8 祭壇飾罩(中國，1600—1615，86×195厘米，Coimbra, museu Nacional de Machado de Castro, Inv. 6459)

葡萄牙人所進行的本土化改變還在于用瓷磚畫來代替花鳥紋樣的中國絲綢罩飾。由于中國絲綢價格昂貴，并且多次使用之后容易破損。因此，用葡萄牙傳統的瓷磚畫來再現中國絲綢的圖案和質感，并獲得相似的效果則成為一種理想的替代。但瓷磚畫畫師并不是簡單模仿中國絲綢的紋飾，而是在模仿和借鑒過程中把這些東方的裝飾元素納入葡萄牙本土的傳統藝術框架之中，從而實現外來文化的本土化。因此，我們看到圖3的祭壇瓷磚畫上既有歐洲傳統的蕾絲、流蘇和植物紋樣，又有中國趣味的花鳥走獸圖案。

四、結語

源于北非和西班牙的葡萄牙瓷磚畫在16世紀起受到了銷往葡萄牙的中國絲綢的影響。精致的中國絲綢是葡萄牙上層社會競相收藏的珍品，它不僅豐富了葡萄牙人對中國的想象，也因稀缺和珍貴而被賦予了政治與宗教方面的涵義?；B題材的中國絲綢被用作教堂里的祭壇飾罩，而瓷磚畫的畫師則進一步將中國織物上富有異國情調的題材畫在祭壇瓷磚畫上。

因此17世紀葡萄牙瓷磚祭壇畫是多種不同文化相融合的藝術表現形式。它以北非穆斯林傳往西班牙的彩繪瓷磚技術為基礎，借鑒了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銷往葡萄牙的以中國為主的亞洲織物上具有異國情調的圖案和題材，同時融合葡萄牙天主教的圖像和需求，而形成本土化的藝術表現形式。這表明葡萄牙的瓷磚工匠不僅借鑒中國外銷絲綢的裝飾圖案并將之與伊斯蘭、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藝術風格相融合，形成本土化的瓷磚藝術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