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知識分子身份認同危機的鏡像

內容摘要：1990年代以來，隨著高等教育市場化進程加快，很多大學知識分子積極融入市場，將“知識資本”變為可供交易的商品，顯示出大眾的、世俗的精神趣味特征。這在1990年代以來的大學題材小說中有突出表現。從立場、姿態而言，大學知識分子不再是一個相對統一的整體，而是分化為沉淪者、蛻變者、堅守者這三個精神氣質、行為特征不同的群體，這是大學知識分子身份認同危機的表征。

關鍵詞：1990年代以來 大學題材小說 知識分子 身份認同危機

20世紀90年代后，中國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巨大轉型，“社會格局發生了重大的‘結構性變化”。[1]（27）當然，此次轉型與80年代社會轉型所產生的時代影響存在本質差異：前者開啟了“一個世俗的、物質的，充滿精神危機的、向下的時代”，[2]（39）而后者則開啟了“一個理想主義的、啟蒙的、具有價值感的、向上的時代”。[2]（39）社會時代語境、價值風尚的變化，深刻地影響到某些群體或階層的命運。對知識分子群體而言，向來以“啟蒙導師”自居的知識分子迅速從中心滑入邊緣，讓知識分子深切地體驗到價值失落的痛苦：一方面源自知識分子以往所堅守的道德、價值準則在世俗市場利益面前遭到了徹底解構;另一方面來自于知識分子昔日引以為傲的知識、文化權力在市場大潮沖擊下迅速祛魅，導致了知識分子與社會意識形態以及普通民眾之間原來形成默契的“召喚-應答”關系出現了“有效性”危機。這恰如某學者所言：“主流話語作為一個道德范導者的力量逐漸消退，知識分子話語的被‘拘囿，被它們所挾裹的那些對人類精神具有深刻影響力的概念和思想也逐漸失去對普通民眾的心靈的約束力?！盵2]（52）當80年代末90年代初知識分子所崇尚、恪守的價值法則出現“合法性”危機時，知識分子真切地感受到人與自我的雙重失落，進而衍生出對自我身份認同的嚴重質疑，這樣想要繼續以一種比較統一的“聲音”對世界進行“啟蒙”已經變得不太可能，“取而代之的是人文知識分子在多元語境中的多元立場”，[3]（281）而且為了尋找一種重構話語方式的可能，“人文知識分子說話的前提已由啟蒙主義的反意識形態技術轉變為在多元語境中尋找支撐自己的話語語境的尋找技術”。[3]（281）無疑，這對以“啟蒙”為天職的知識分子的生存構成了嚴峻挑戰，其中最直接后果是知識分子“對義務的恪守以及自我犧牲的忠誠已經消失”，[4]（46）隨之，自覺不自覺地背叛了自我，主動調整了原有的角色認同，即“或顯現為對現實妥協和積極參與”、“或體現為角色認同的疏離和淡化”。[5]（81）就大學知識分子而言，他們雖然多半生活在“象牙塔”中，但是如今的“象牙塔”早已蛻變成與普通“社區”并無差異的場域。因此，面對市場時，大學知識分子不再彷徨與猶豫，將知識資本變成可供交換的商品，直接或間接地參與到市場交換之中，顯示出“更加趨同于大眾的、世俗的精神趣味”[5]（83）特征，大學知識分子表現出“欲望凸顯、道德迷失”[6]（86）的人格鏡像。這在1990年代以來的大學小說中表現突出。從文本中的大學知識分子形象的立場、姿態看，他們大致分化為沉淪者、蛻變者、堅守者這三個行為表征與精神氣質迥異的子群體，這是其身份認同危機的表征。

一.沉淪者：與“欲望”共舞

自中國實施市場經濟發展戰略以后，以工具理性為特征、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市場經濟就迅速介入，并以絕對的話語優勢影響、左右著人們思想價值建構、行為方式選擇。不可否認，市場話語存在“建構”性因素，然而，從精神層面上說，它又表現出明顯的“解構”屬性，即“市場經濟剛剛起步就造成了傳統價值體系的瓦解，道德信仰沉入底線，正義、是非判斷的模糊，使以個人為主的相對主義、實用主義大行其道……經過漫長的禁欲時代，市場化引爆了人心向富、向享樂的心理?！盵7]（277）就知識分子而言，市場話語的負面影響是“知識分子的理性主義讓位給了實用主義和一種明顯的對待生活的工具主義態度”，[8]（39）以至于知識分子“對思想的追求不再出于任何高遠的目的?！S多知識分子發自內心地接受了與他們的活動相伴的實用主義，并堅稱他們并沒有什么特殊之處”。[8]（8）當知識分子主動降低身價時，知識分子就為其融入世俗找到了合理理由，更為其蛻變、沉淪找到了“合法性”依據。在市場利益的誘惑下，一些大學知識分子紛紛向世俗利益投降，沉湎于金錢、性欲、權力追逐的狂歡之中。對于大學知識分子沉淪問題，1990年代以來的大學小說給予了全面關注。這些小說揭開了大學知識分子墮落、沉淪的面紗，引起了社會及知識分子的廣泛關注。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小說以文藝方式書寫著90年代以來大學知識分子價值失范的歷史，具有文史通融的文本特征。

《大學軼事》描繪了一幅在G師大就讀的博士生們不惜犧牲知識分子尊嚴而追逐物質利益的群丑圖。G師大各方面條件不夠好，很難招到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極大地制約了學校的學科建設。即將畢業的博士郝建設將它視為撈取個人利益的難得機會，以稀缺的博士學位為籌碼向學校提出了很多物質方面的要求。博士小峰將博士點看成“一座富礦”，認為可以在這座“富礦”中挖掘出無窮的物質財富，甚至還可以兌換美色與權力。在G師大校園中，除了這些被視為學術新星的博士們沉迷于物質追逐外，那些文獻史的碩導們所從事的專業因無法產生直接的經濟效益而被迅速邊緣化，面對招生、學術上的現實難題，他們向世俗靠攏、鋌而走險，試圖以辦“一號雙刊”的《學養》雜志為挽救群體、拯救專業的辦法，可是，這種投機的做法產生了事與愿違的結果，不久就被查處停辦。

《大學軼事》從追逐物質利益這個角度反映了市場化時代大學知識分子人性迷失、信仰缺失等問題，而老悟的“反思教育三部曲”[9]系列小說則全面、深刻地描繪出大學知識分子學術、情感全面潰敗的現實圖景。許紀霖認為，知識分子扮演著“學者”、“思想者”[10]（30）的角色，作為“學者”，知識分子就應該生產出“有思想學術”[10]（30）的精神產品，而不是“平庸”的學術垃圾。就大學知識分子而言，學術研究是他們安身立命之根本。然而，在老悟的小說中，神圣的學術問題卻被那些大學知識分子視為“兒戲”，肆意褻瀆和踐踏?！洞髮W校長》中的學者毫無“學者”的風范，大部分學者打著教授的牌子，以學術的名義為個人牟取私利。特別是韋俊彥是一個十足的學術騙子，不懂得學術論文寫作，更不懂得學術規范，卻浪得錦都大學的“四大才子”的虛名?！督淌谧冃斡洝分械腻\海大學的人文社科部主任皇甫鐘賢毫無學術道德可言，用錢開路，雇“槍手”寫核心期刊論文，剽竊袁枚的《祭妹文》而寫成的《祭母文》。此外，老悟的小說還對大學知識分子性欲狂歡、情感墮落的現象進行了揭示?！督淌谧冃斡洝分械幕矢︾娰t的性生活十分糜爛，不僅與女生余小浪關系曖昧，而且還與同事霍麗友、潘如蓮感情牽扯不清?！墩猩k主任》中的汪得勇也與多名女性保持不正當性關系。

從90年代以來的大學題材小說看，大學知識分子還貪婪地追逐著權力。何季洲（《大學紀事》）、張偉戈（《風華正茂》）、史可亮（《天眼》）、袁逸儒（《麗娃河》）、俞道丕（《大學之林》）等大學知識分子就是瘋狂追逐權力的典型人物，特別是史可亮已經完全被權力所異化。史可亮崇尚權力，早在學生時代就表現出來了，他為了贏得校領導的賞識和信任，違背良心、泯滅良知，造謠中傷自己的導師。通過各種不正當手段奪得文學院院長的職位后，為了穩定“江山”，動用手中的公共權力，采用各種不正當方式壓制南琦、章鶴年等有能力、有思想、有公信力的教師的話語權，充分展示出了他丑惡卑劣的人格。以正當方式行使公共權力本無可厚非，然而，史可亮之流追逐權力的真實目的在于借助“權力”這種工具，給個人帶來巨大的世俗利益，其行使權力的范圍早已超越了“合法”、“合理”的界限，也正是如此，大學小說中出現了大學知識分子掌權后“逐步使掌權者忘乎所以，逐步走向獨裁專制，逐步把公共權力攫為己有”[11]（11）的亂象。

很長時間以來，知識分子被視為人類的“導師”、社會的“良心”，甚至被視為“民眾的父母”，[3]（281）然而，曾經擁有過這些“美譽”的知識分子，遭遇了市場經濟之后，那種帶有“道德象征”意味的身份認同，已經被知識分子所拋棄?！爱敶宋闹R分子傳統角色功能的喪失，……那么，在他喋喋不休的話語背后‘死去——話語主體導化為非話語主體從而失去‘人文知識分子身份，便是再自然不過的了”。[3]（281）既然如此，大學知識分子背叛自我本應堅守的身份認同，轉向了對金錢、性、權力的追逐。從90年代以來大學題材小說中，我們從部分大學知識分子身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們自我放逐后“死亡”的種種面相。

二.蛻變者：從“堅守”到“放逐”

市場經濟所信奉的現實物質利益的最大化原則，對精神信仰具有解構作用。這使得大學知識分子精神信仰的合法性、合理性受到了嚴峻的挑戰。面對這種不容樂觀的生存處境，對于被人們“規定為古代宗教中的圣職者，……從更廣義的詞義來看，還是決定人類命運的‘預言家”[12]（1）的大學知識分子而言，“不管知識分子如何潛在地同情市場制度，他們對市場的敵意卻是公開的。在知識分子圈子里，蔑視‘利潤動機（profit motive）的現象非常普遍，正是追求利潤的動機引導著經濟活動。同時，知識分子對出于利潤動機的行為所抱的疑問，也是根深蒂固的?！盵13]（139）正是如此，大學知識分子群體中的一部分人對傳統“士人”的精神傳統與生命范式仍懷有幻想，然而，當這些懷著詩意憧憬、浪漫理想的大學知識分子去面對世俗生活時候，他們非但沒能獲得靈魂的自由，反而在世俗利益的圍剿中遭遇了更嚴重的物質危機，進而壓縮了精神自由的空間。在經受了諸多的生存困境之后，大學知識分子對既往的人格精神堅守產生了懷疑，并逐漸滑入到追逐世俗利益的漩渦之中。在1990年代以來的大學小說中，作者塑造了很多經過靈魂的陣痛、掙扎之后最終放逐自我的大學知識分子形象，這是大學知識分子精神蛻變、潰敗的表征。

《裸體問題》關注的是“一個飄蕩的、閃爍的、回旋的形而上的主題，即人的精神歸宿”[14]（395）問題。然而，小說中東方大學的很多大學知識分子找不到精神的歸屬，迷失在市場利益追逐的大潮當中，梁守一就是其中的一個迷失者。從字義上講，梁守一的名字蘊含有“始終如一”的意味?？墒?，梁守一的行為表現逐漸偏離了其名字的意義指歸，從一個“堅守者”轉向了欲望的“追逐者”。梁守一是研究《楚辭》的知名學者，從早期的行為價值取向看，他對況達明“隨心所欲地對古典橫加閹割和演繹”[15]（15）的褻瀆傳統文化的做法極為不滿，堅決反對況達明改編的《山鬼》上演，認為“學校應該是至圣之地，即使天下都被銅臭污染，至少學校多少要有幾分自愛自重”，[15]（216）以致絕決地否定了開辦作家班的建議。這是梁守一堅守儒家人倫精神、抵制世俗價值觀的處事原則的生動體現。然而，梁守一作為一個系領導，必須重視經濟效益，為教職工利益著想，提高教師福利?！皥允亍边€是“放棄”，是擺在梁守一面前的兩難選擇。為此，其內心經歷了痛苦的掙扎，最后經不起現實利益的誘惑，“商品經濟觀念……擊穿了堅韌無比的典型的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甲胄”，[15]（228）他放棄了原來堅守的“君子恥言利”的價值信條，蛻變成世俗利益的追逐者。于是，他打破傳統的學術慣例，授予香港大款兼職教授頭銜，又不惜犧牲知識分子的尊嚴開辦作家班、舉行校慶等等。

《桃李》中的邵景文來自農村，本科時期讀的是中文，愛好詩歌、音樂，立志成為一名作家或詩人。然而，當社會進入轉型時期以后，“文學已被擠到了社會的邊緣，而法律卻走到了社會的中心位置，依法治國這是現代社會的需要”，[16]（20）正是如此，邵景文的人文理想缺乏現實生成的“土壤”，從而遭遇了生活的困境。殘酷的現實，讓邵景文瞬間感受到虛構的文學及其所謂的人文理想的脆弱無力感，由此他做出了從人文科學向更加符合世俗社會需要、能獲得更大市場利益的法學學科轉換的人生選擇。從文學向法學的轉變，給邵景文帶來了不菲的物質利益，如給民營企業家宋天元代理的“28%案”獲得了五十萬元代理費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賺到這第一桶金后，邵景文日漸遠離了作為一個人文知識分子應該恪守的精神準則，逐漸墮入欲望的狂歡之中，以至于作為一個堂堂的大學教授、博導、著名的法學專家，在面對香車美女以及巨大的物質利益時，可以無視法律的公正公平，泯滅良知而通過多種不合法的方式獲得非正當的利益。從這個角度上說，邵景文掌握的法律知識不再成為捍衛人與社會尊嚴的武器，而是成為了換取美女與財富，滿足私人欲望的資本。

從上可見，90年代以來大學小說中大學知識分子的精神蛻變表現出一種非常矛盾或困惑的心理特征：一方面他們因放棄知識分子良知而經受著靈魂的拷打，內心充滿愧疚感;一方面在世俗現實的步步緊逼下，如果堅守知識分子精神，拒絕融入現實，就可能在物質上出現嚴峻的危機。面對這個兩難選擇，大學知識分子最后放棄了堅守，墮入了世俗，顯然這是大學知識分子墮落、蛻變的生動表征。

三.堅守者：道德良知的守護者

受市場化時代世俗利益的誘惑，曾經表現出相對統一的價值訴求的“知識分子共同體”瓦解、分化了。當大學知識分子統一的陣營不復存在時，大學知識分子話語權力的效用就大打折扣了。面對這場時代變革，那些禁不起市場利益誘惑的大學知識分子，要么沉湎于欲望的狂歡中，要么在經歷了靈魂的掙扎后無法抵制物質誘惑而蛻變了。人們對于知識分子的未來命運憂心忡忡，甚至有人聲稱大學知識分子已經“死亡”。然而，讓人倍感欣慰的是，大學知識分子群體中還是存在一些特立獨行、不與世俗合流的抗爭者。從90年代以來的大學小說看，大學知識分子中的“堅守者”表現出“抗拒世俗利益”、“敢于向權力挑戰”、“堅守學術良知”的優秀品質?！洞髮W軼事》中的博士生導師郁峰甘于寂寞、腳踏實地的做學問，頗有傳統知識分子的風范?！秾熤馈分械奶泼鬏x不僅教學認真、治學嚴謹，而且安貧樂道、人品高尚，是一個具有“士大夫”氣質的大學知識分子。正是這種淡泊名利的人生價值理念，使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但是他從不埋怨，堅守著自我人格精神，將整個身心獻身于學術，將愛撒播給每一位學生。郁峰、唐明輝等大學知識分子不隨波逐流，以一種平淡的姿態看取這個世界，堅守、保持著那種崇高的人格姿態，不隨世俗利益的得失而改變自己的人生價值觀念，這種精神令人肅然起敬。

如果說從《大學軼事》的郁峰、《導師之死》的唐明輝等人身上看到了大學知識分子對世俗物質利益的那種反抗姿態，那么在盛副校長、寧可、邱儀方等人身上則表現出了大學知識分子堅守正義、反抗權力的“斗士”品質?！洞髮W紀事》中的盛副校長富有強烈的正義感與反抗精神，表現出很明顯的“為民請愿”、“仗義執言”、“揚善懲惡”的現代大學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質。在面對事關全校師生生命與財產安全的煤氣管道修復問題時，他敢于向掌握著權力的校長何季洲叫板;對何季洲在H大鼓吹的爭創一流大學，急功近利、揠苗助長的辦學思路與辦學理念表現出強烈的質疑;對阿古的新書《宋詩辨》涉嫌抄襲年輕博士小林及其博導論著的學術不端行為，他更是義憤填膺，迅速做出懲處學術造假、抄襲行為、以儆效尤的批示。從這些細節可見，盛副校長具有薩義德所認同的“知識分子為民喉舌，……即使面對艱難險阻也要向大眾表明立場及見解;……也代表/再現自己的人格、學識與見地”[17]（5）的人格風范與精神氣質?！兜拙€》、《角力》以河州學院作為觀察對象，清晰地呈現出大學知識分子的多重人格鏡像。院長張力行不顧河州學院的實際情況，盲目掀起了申報碩士點工程，很多干部、教師強烈不滿卻又無可奈何，只有政治系主任寧可挺身而出，反對張力行推行這項政績工程，認為這是一種極不負責任的行為。在河州學院，另外一個令人肅然起敬的人物是邱儀方。邱儀方始終堅守著傳統知識分子的人格理想，不沾染官場習氣，不屑于同那些唯利是圖、爾虞我詐的人為伍，表現出“自然”、“無為”的精神氣度。

當然，大學知識分子也擔當著學術研究者的角色，“最好的學者是思想家和智者，表達人類的理想，探索宇宙和人自身的奧秘”。[18]（343）既然如此，那么大學知識分子在進行學術研究時，就不能因為物質利益得失而褻瀆科學道德與科學良知。倘若學術與市場利益發生沖突時，應該堅守知識分子的責任良知，為學術進行有力的辯護?！端^教授》中的宋義仁心存感恩、心系百姓，是一位有大愛情懷的善者。同時，他恪守科學精神、堅守學術良知，埋頭實驗、潛心探索，是一名優秀的學者。在馬瑞芳的“新儒林”長篇系列小說中，也塑造了一批超越世俗、勇于擔當、人格高尚的“老”、“中”、“青”三代大學知識分子。他們雖然年齡差距大，但是都表現出“‘真誠和清高”[19]（32）的人格品質。劉樹人的生活壓力很大，但是他并沒有為了滿足一己之私去挖空心思撈取名利。同時，他全身心地獻身于學術事業，不計個人利益得失，為導師整理著作。米麗才華橫溢，為人真誠，坦然面對汪弋之流的中傷，從不計較個人利益得失，心無旁騖地從事科研教學，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從現實狀況看，具有上述人格精神的大學知識分子已越來越少，但是并不能否認他們依然存在的事實。從作者的價值訴求看，他們在大學題材小說中塑造那些有擔當、有責任的大學知識分子形象，主要源于以下因素：一方面試圖以此來拯救市場化時代日漸式微的知識分子精神;一方面表達了作者對正直知識分子精神生活的一種向往，彰顯出作者強烈的人文情懷。從這個角度論，大學題材小說寄托了作家們對于大學知識分子未來命運的深切思考及其精神重構的理想，表現出作者十分強烈的憂患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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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戴海光，湘潭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小說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