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伊登個人英雄書寫的崩塌

呂鵬 張弛

內容摘要：相較同時期的美國作家，被后人尊崇為“美國無產階級文學之父”的杰克·倫敦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認識處于領先地位。他在《馬丁·伊登》中塑造了一位試圖通過個人奮斗突破自我命運、同時得以窺視社會階級形成的個人主義英雄，這是一個具有朦朧社會主義意識的形象，揭示了資產階級社會“美國夢”實現過程中個體的精神異化與社會隔離。本文試結合尼采超人理論、弗洛伊德“人格三重結構”、馬克思社會歷史批評分析馬丁·伊登悲劇形成的原因以及英雄式書寫崩塌后產生的社會影響。

關鍵詞：馬丁·伊登 個人英雄主義 杰克·倫敦

一.引言

在《馬丁·伊登》（Martin Eden）序言中作者杰克·倫敦（Jack London）選用了美國詩人奈哈特（John Neihardt）著名短詩《讓我度此一生》的第一節緬懷筆下的人物，最后一句是“終以空虛的軀殼毀于泥塵，”杰克·倫敦試圖在這部半自傳體小說中向讀者書寫一種個人英雄式人物的存在：像馬丁這樣出身卑微的小人物，通過自身的不懈奮斗和頑強意志改變自身命運，朝著自己的“美國夢”不斷前進，從而厘定了普羅大眾中依舊存在著西西弗斯式“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英雄人物。但是，主人公最后選擇投水自殺來告別世界，基于個人奮斗的英雄式書寫似乎走進死胡同。是什么致使已經實現財富自由和階級跨越的馬丁選擇告別這個世界？為什么他這樣一個懷有強烈求勝意志的人會向死亡低頭？像他一樣、為個人“美國夢”拼搏奮斗的美國人民是否也陷入馬丁這種“美國夢”崩塌的精神困境？

對馬丁·伊登形象及其命運的討論，學界多圍繞人物心理、身份轉變及社會歷史條件進行討論。不同于圍繞杰克·倫敦作品中的超人思想及精神悲劇進行單獨討論（肖曼瓊 2003），抑或另辟蹊徑，從文學市場化歷史語境下討論作家追求大眾文學市場消費的心理導向（虞建華 2011），筆者認為這些研究恰恰反映出該人物自身奮斗歷程同社會聯系的豐富性和深刻性：這個過程恰恰是個人同社會雙向影響的過程，是自我同社會聯系過程中不斷異化的經歷，是杰克·倫敦在資產階級社會集體記憶建構中書寫的濃墨一筆。本文選擇的理論著重研究馬丁個體同社會的雙重互動過程：超人理論的本質是鼓勵引領集體精神文化的重建，這與主人公的奮斗初心一致，即馬丁的個人奮斗符合社會價值期待和美好想象;人物三重人格的研究展現了個人理想同社會現實碰壁的回響：自我實現面臨瓶頸，社會思潮未必給予正面的積極反饋，相反，“本我”需要同社會理想謀求妥協;馬克思社會歷史批評則回答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展現了個人英雄書寫的價值悖論和西方資產階級體制的眾多內在弊端。在此背景下，筆者結合人物奮斗經歷，審視主人公精神狀態的異化過程及多種哲學思潮交融下的社會主義思想歸向，觀察資本主義精神建構下的美國社會階層分化及其帶給大眾的精神隔離感，探尋馬丁·伊登式個人英雄書寫的崩塌對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回歸和對資產階級社會大眾心理的邊際影響。

二.尼采超人學說影響下的馬丁·伊登式英雄書寫

小說中多次出現了“赫伯特·斯賓塞（英國唯心主義哲學家，主張社會達爾文主義）”、“朗費羅（美國詩人，詩歌多歌頌人生、催人奮發上進）”、“卡爾·馬克思（德國歷史唯物主義者）”等字眼，這些都凸顯出杰克·倫敦試圖將馬丁塑造成為一個懷有堅定意志、不斷奮斗的中心英雄人物。在與羅絲交往的過程中，馬丁就深刻感受到了他與羅絲之間的階級差距：無論是家境、社會身份，還是個人的儀表、言辭，兩人彼此差距懸殊。但是，他首先想到的不是逃避或者欺騙，他選擇講述他所知道的、上層人物頗感興趣的冒險經歷，通過虛心求問來感受知識、修養帶來的“未知的魔力和浪漫的誘惑，”[1]21剛開始羅絲并不欣賞這個人粗魯的舉止和缺乏教養的細節，她甚至試圖用彈奏鋼琴向馬丁宣示進攻，“要著重指出他們之間的那道鴻溝是不可逾越的?！盵1]23長期過著水手生活的馬丁未曾體驗過這樣被酒會、音樂和藝術充斥的上層生活，加之他初見羅絲的美好印象，很快他便陷入了徜徉其中、加入上層生活的想象。

弗里德里?！つ岵桑‵riedrich Nietzsche）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Also Sprach Zarathustra）中談及對“上帝已死，超人誕生”的舊有宗教秩序被顛覆、重建人類社會自由秩序和價值觀的憧憬。[2]尼采希望人類社會擺脫對神權的崇拜和宗教束縛，轉而關注人類自身的社會秩序與道德觀念，“超人”的提出正是為了解決人如何確立生活的意義這一命題。通過“末人”、“超人”的對立，尼采認為可以推動社會種族的流動與進步，作為人類所能進化成的最高價值的人類代表，超人是擁有英雄美德和實現幸福的載體，也是推動整個人類社會進步的力量。他指出超人就是大地的意義，喻指人類取代上帝之后，超人這一英雄形象成為生活在大地之上無數奮斗者的目標。而在書中，馬丁的形象與氣質都在昭示他成為尼采“超人”理想的可能。

羅絲初次見到馬丁時便已經感受到了他身上強烈的男性氣質：勇敢、直率、毫無矯飾;而尼采“超人”思想也很快在馬丁對羅絲的追慕行為上顯現出來：他決定“把自己來一次全面的改造，”[1]39他希望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縮小和上流社會的差距，哪怕只是買些牙刷、領結之類宣示階級身份的標簽。在奧克蘭公共圖書館借閱書籍時館員詢問他是否是水手后，他決定改變自己走路的姿勢，以衡量上流階層的那套標準來改造自己;另外，在羅絲悉心糾正他的語法錯誤、不斷向他灌輸文學作品魅力時，他希望融入上層社會的“新世界”，為此他努力擺脫下層階層那套保守狹隘的眼光和生活方式，在人人以過上上層生活為榮的社會觀念下，馬丁所代表的奮斗階層符合社會共同的價值期許，即通過自我奮斗來改變個人命運。

在回舊金山的航程中馬丁萌發了寫作這一實現階級跨越的夢想?！斑@個世界里多的是朦朧而模糊的地方，可是他一眼看到了整個，并不只是局部，他還看到了征服這世界的辦法。寫作！”[1]87馬丁懷有雄心，他知道快速擊潰這些階級堡壘可以通過寫作這種捷徑實現飛躍，通過作品創作，他可以獲得想要的名氣、身份、財富等等，盡管彼時他還不得不為生計發愁、靠出海探險等底層生計存活。深受斯賓塞思想影響的馬丁嘗試結合自身經歷去探索身邊事物的屬性本質，他將時間和心血傾注在不停的寫稿、寄稿、退稿的過程之中，“他在黑暗中掙扎著，”[1]134他始終懷有信心，哪怕周圍人甚至是羅絲逐漸對他的選擇失去信心。在最絕望的時候，他選擇了底層生活最野蠻也最激發斗志的方式——與人搏擊，“跟一切有生命的東西一樣，‘擺脫了殘暴的獸性，并且從一切強有力的權威手里奪取最好的命運?！盵1]155

由此，馬丁的形象成為尼采超人思想影響下一種正面、積極的英雄書寫，個人追求進步即生活的意義，成為繼“上帝已死”之后最能代表人類生存呼聲的最強音，也最容易贏得上層社會羅絲們的傾心。種種行為昭示著馬丁類英雄宣誓自我存在的嘗試，即突破宇宙“永恒性”來獲得一種超越體驗。[3]馬丁無視物質、精神層面的現實差距，這種英雄書寫是對惟個人奮斗決定成功的英雄主義價值取向的褒揚，也是清教傳統建構下的美國夢的真實寫照。

三.精神分析視角下的個人英雄書寫悲劇

馬丁的奮斗離不開女友羅絲的幫助指導，但隨著彼此心理距離的拉近、語言障礙逐漸消解，當兩個人平等坦誠地交流更為深刻的話題，兩個人之間更為尖銳的階級身份差異、世界觀沖突開始凸顯。羅絲對馬丁的指導實質上只是滿足上流階層制造階級壁壘的設想，以阻止像馬丁一樣的底層人民書寫他們的奮斗史。主人公有意識地向上流階層靠攏并未得到上流社會的認可，羅絲不接受他的寫作謀生打算，他自身的粗鄙水手烙印難以抹去，他在上流文化生活中的身份沒有得到明確，只是淪為資產階級身份中的“他者”。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人格三重結構說”詳細分析了人類心理活動過程中三種意識力量的沖突過程[4]，這恰映射著馬丁邁向上流階層過程中“他者”身份解構、重建的心理過程。作為持續展露英雄氣質的人物，該人物的奮斗初衷開始伴隨他的寫作經歷發生變化，馬丁對自我奮斗的目的開始產生懷疑，感情破裂、遲到的成功帶來的巨大反差使人物心理產生扭曲，個體狀態發生異化。作為從底層出來奮斗的小人物，他期待上流社會優渥美滿的生活，這種主觀的欲望被阿瑟邀請到羅絲家聚會的機會觸發，源自享樂原則的自我意識開始通過自我努力嘗試使壓制在心底的原始欲望和沖動得以滿足，為此，他不惜花光積蓄買來書籍和打印機，在羅絲的指導下學習糾正語法錯誤，借縮小和上層階級的表面差距，來滿足自己突破時空約束的自我意識，突破自身潛能完成自我實現。

但是，隨著他借助寫作開始將自己的底層生活經歷寫進創作的作品中，馬丁實際是以“他者”視角開始審視身邊的上層人士。當他再次與他們騎車兜風、參加社交聚會時，他已不再是過去那個舉止粗魯而頭腦簡單的底層青年，“他者”身份賦予他客觀看待身邊人思維方式和言論判斷的獨特視角：“淺薄無知而又見解獨斷”“過去，他真傻，竟然以為凡是工人階層以上的衣冠楚楚的人士全是智力過人、具有審美力的，”[1]284知識和見識不再成為上流階層獨占的優勢，某種意義上他和羅絲阿瑟們的階級身份鴻溝已經填補，而上層仍試圖把控和底層工薪階層的距離：他們把反對他們的聲音稱之為“流氓式的社會主義者，”[1]287由此，馬丁開始意識到自己所要追求“自我”準則和上層社會樹立的“超我”標準已然兩立：上流階層統治的那些律師事務所、大企業根植于剝削和不平等，個人主義的激進選擇加劇了階層之間的分化，不平等由此開始產生。

勃力森登和馬丁一樣，過去也追求“在命運的當頭痛擊之下，我頭破血流，可還是不低頭，”[1]314他告訴馬丁資產階級小姐們愛的是她們那套微不足道的上流階層道德觀念，他們跳出階級差別的局限，開始追索心中真正的“超我”狀態。馬丁憎恨勃朗特法官和摩斯先生這類人一邊相信“強者生存”競爭策略、一邊又“剝奪其他強者力量爭取平等的權利”的虛偽面孔[1]363，來自工人階層的馬丁靠自我奮斗實現了命運的改變，但是這些個人主義者靠壟斷的特權和身份來鞏固上流階層的地位，他的“自我”觀念開始動搖，他渴求階級躍升，但是階級躍升后的骯臟和虛偽卻讓他無法茍同。由此，馬丁苦苦建立的階級跨越理想崩塌，“本我”意識源自對資產階級上流社會的羨慕、以享樂為符號的功利性奮斗，底層生活經歷和資產階級虛偽真相的反差讓他陷入了個人臆想的美好理想與眼前殘酷現實的倫理困境之中。[5]這種生存倫理強調的是人與周圍人、社會之間的良性互動，努力重塑自我的馬丁既無法重新融入到工人階級群體中，也不被有優越感的資產階級所接受，主人公難以承受由此形成的精神錯位，直至陷入倫理身份界定的困境。

而勃力森登的死再次給馬丁的生活帶來沉重打擊，他同羅絲的分手使他的生活陷入了空虛。盡管他可以嘗試回到舊日的工友身邊參加他們的聚會，但他已經沉浸在物質成功帶來的虛無狀態中，亦無法接受生活的真相，即階級躍升后帶來的同身邊階層的疏離和面對現實的無奈。馬丁的英雄式奮斗經歷、他在書中展現的英雄主義的美和力量無法被熱捧他的資產階級所真正理解，只是淪為一種消費資料和談資需要，哪怕他身邊擁躉無數，羅絲重新回到他的身邊。馬丁的悲劇源自他對“自我”的難以把持，古希臘悲劇所強調的人神對立為生存意志與命運主宰提供了反抗原由[6]，而一旦當人的主觀力量被放大，意志空白開始出現，強力意志走向消極的虛無，大地的意義不再，[7]個人英雄書寫走向崩塌。

四.朦朧的社會主義者：馬丁·伊登英雄書寫的社會影響

在馬丁身上出現了兩種對立：他追求極端的個人主義，希冀靠自我奮斗改變命運;另一方面他深知階級之間的鴻溝和難以對抗的社會現實，英雄理想最終破滅。馬丁的個人英雄式悲劇是建立在特定的資產階級社會條件之上：以羅絲為代表的資產階級企圖架空社會生活的全部價值，使得一切秩序和制度變得“虛偽而庸俗?！盵1]442他不愿被這種條框束縛，他堅持自己的個人英雄主義應當是走現實主義道路，他清楚地認識到羅絲給他的幫助實質是想“用階級理想、階級價值和階級偏見來把我改造成你自己階級的一員，”[1]442如此個人主義奮斗便失去了“超人”哲學推動全社會和全人類進步的積極意義，相反，資產階級將剝去人與人之間的一切美好，徒留赤裸裸的欲望。

馬克思·韋伯（Max Weber）曾將近代資本主義精神中以職業概念為基礎的理性行為這一基本要素構成歸結于基督教的禁欲主義[8]，清教精神建構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似乎破除了原罪之論，但在“上帝已死”論調下的資產階級價值判斷和信仰堅守開始模糊：理性主義受到動搖，消費主義不斷掀起，技術異化與人格空虛不斷重演，社會階層間的社會矛盾持續激化。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內容即承認階級斗爭與生產方式兩個概念的有效結合關系到整個社會的發展，如社會關系、物質分配和意識形態等。[9]在參加勃力森登所在的無產階級黨支部會議時，馬丁與眾人有過一番深談：勃力森登指責他“懷著那套尼采思想，反正是個時代落伍者了，”[1]370馬丁則在五分鐘發言中抨擊了“那幫奴隸（工人階級分子）的道德觀念和斗爭策略，”[1]370他仍堅持進化論下社會的競爭機制，卻也看穿了“由精明狡猾、無孔不入的生意人和債主建立的所謂共和國”[1]372的實質，他認識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弊端，物質泛濫及消費貪婪驅使下的社會惡性競爭誘使個人主義者只關注結果和價值，忽視個體存在的最基本價值和意義[10]，而當個人實現夢想時只能陷入價值迷失，就像馬丁的無產階級意識始終沒有喚醒，他沒有真正思考過個體存在的社會意義，因而階級斗爭沒有成為他選擇的武器。這是馬丁作為個人主義英雄人物的局限所在。

馬丁并不是盡善盡美的英雄式人物：他在萌生對羅絲的愛意時也曾拿她和工人階層的女工進行比較，“根據她們那特定的階級的標準來衡量，她們全是好姑娘，為了菲薄的工資辛苦干活……在生活的荒漠里渴望抓到一丁點兒幸福，”[1]56在努力實現階層跨越時，他也同樣產生過和資產階級一樣的想法，“在他生活其中的下層是那些低賤的人們，他過去一輩子沾染了不少低賤的品質，向上爬到那個純化的王國里，那邊住的是上層階級?！盵1]76他會不顧生計花光積蓄買一輛自行車同羅絲們外出游玩，他有虛榮的一面;這種個人主義和對資產階級的迷戀切割了他與工人同志們的緊密聯系，精神上的疏離流浪、缺乏認同使他最終走向自我朽化，個人主義奮斗走向宿命論。馬丁·伊登堅守的是一種愛默生式的個人主義，即帶有心智和超驗色彩的追求個人自由和權利的奮斗信仰[11]，是同大眾理想的一種主動抗拒。所以馬丁選擇接觸社會主義思想，只是反映他個體對大眾理想的不屑和罔顧，他只是想將社會主義思想同自己的個人主義理想調和，以達到自己主觀上奮斗的目的，這也使得他無法用更加宏大的眼光看待資產階級社會的工人運動斗爭思潮，也使得他無法懷著個人英雄式的精神和勇氣邁向共產主義信仰，突破社會歷史局限。

書中勃力森登不愿將自己的著作《蜉蝣》（Ephemera）等給雜志社出版，他覺察到了潛伏在看似龐大的讀者閱讀興趣下的消費浪潮和商業化社會的虛偽勢利[12]。正如杰克·倫敦的著作在20世紀初的美國報紙上和其他消費產品廣告同列一樣，“（杰克·倫敦）這些書不可避免地參與了更大范圍內關于生產和分配過程、商品的地位……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變化等討論，”[13]馬丁所處的美國資產階級社會已經和過去不同：歷史遵循著特定的發展規律，完成近代工業化、開始向壟斷資本主義轉型的美國社會內部出現多種來自底層的聲音，工人運動和罷工斗爭此起彼伏，尼采、斯賓塞的唯心觀點也被大肆鼓吹，隨后中產階級掀起的進步運動開始尋求自身的改良，基督教義重新闡釋清教精神所界定的“美國夢”，經濟危機下面臨的物質財富獲得與政治道德滑坡“二律背反”現象再次得到遏制，政府和中產階級的自我改良緩解了社會矛盾，“病態”的美國夢復歸正常旋律。本就不為馬丁所感興趣的社會主義思想也就沒有立身之地，這也是馬丁個人主義英雄書寫崩塌后所留下的隱喻。

五.總結

“以空虛軀殼毀于泥塵，”馬丁·伊登的悲劇取決于自身和社會環境兩大因素，相互牽扯，彼此影響：個人主義的極端意志最終在階層差異的鴻溝前瓦解，而基于尼采學說的競爭機制無法化為尋求革命、謀求改變秩序的社會主義意識。同時，馬丁的成長曲線折現出美國社會轉型時期的深刻文化沖突，馬丁·伊登對馬克思主義的曖昧態度為我們今天研究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回歸提供了種種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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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紹：呂鵬，南京林業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本科生;張弛（通訊作者），南京林業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