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中國文化的發展

〔摘要〕五四新文化運動，是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發展的重要轉折點。它對孔子及儒家文化的批判和揚棄，不僅推動了儒家文化的新發展，為現代新儒學的興起奠定了基礎，而且還促進了思想的解放，為“民主”“科學”思想的傳播，以及批判和創新精神的彰顯，廓清了障礙，創造了條件。不僅如此，五四新文化運動還為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時間起點和思想源頭，影響深遠。

〔關鍵詞〕五四新文化運動;儒家文化;新民主主義文化;五四精神;五四運動

〔中圖分類號〕K261.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8048-（2019）02-0023-10

近代以來，在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進攻下，在西學東漸的影響下，中國文化經歷了劇烈的陣痛與變革。在這個過程中，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期間，新文化知識分子一方面對孔子及其學說進行批判和總結，促進了儒家文化的現代轉型;另一方面則主張以一種開放的心態學習西方文化，大力倡導“民主、科學”，呼吁效仿蘇俄，推動了社會主義運動在中國的發展。這昭示著中國文化的發展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為之后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思想上的源頭活水。

一、“促進儒家思想發展的一個大轉機”

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所以“新”，不僅在于它主張學習西方的堅船利炮、聲光電化及各項制度，而且還在于它主張以開放的姿態學習西方文化，尤其提倡學習西方的民主、科學等精神文化層面的思想和觀念。究其根本，是因為經過洋務運動、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之后，西方文化對中國人的影響步步推進，已經開始由器物、制度層面逐漸深入到精神文化層面。也就是說，歷史發展到民國初年，新舊文化流派爭論的主題已經不同于以往。就對西方文化的態度而言，其分歧點已經不在于該不該學習西方，而在于學什么，即除了學習西方科學技術、新式教育及政治制度之外，是否還需要進一步更全面、更深層次地學習和引進。同時，就對中國文化的態度而言，其分歧點，也不在于該不該保存中國文化，而在于究竟應該保存中國文化的哪些方面。就此而言，新文化運動將爭論的重點和焦點放在精神文化層面，不是偶然的，而是時勢使然。

如果說五四新文化運動將中西文化比較的重點放在精神文化層面，具有一定的必然性的話，那么，新文化知識分子將批判的矛頭直指孔教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則既有必然因素，也有偶然因素。倘若打開陳獨秀創刊的《青年雜志》創刊號，我們的確并沒有看到該刊物一開始就批判孔子。但是，后來為什么批孔的文章多了，并且批得越來越厲害。究其原委，其深層次原因固然是因為儒家文化所倡導的綱常倫理觀念和仁義道德信條，與新文化所倡導的自由平等觀念相沖突，然而，直接原因則是因為民國初年孔教運動的發展，以及袁世凱、張勛等帝制復辟派對孔子學說及儒家文化的尊崇。

孔教運動是康有為及其弟子發起的一場儒學復興運動。民國初年孔教運動的勃興，是促使新文化知識分子批判孔子的重要誘因。為了實現儒學的革新，康有為曾經撰寫《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為其進行理論奠基。維新運動期間，康有為也曾奏請清廷效仿西方國家設立國教。戊戌變法失敗后，康有為在海外設孔教會，宣揚孔教。民國初年，康有為回國，從而使孔教運動在全國范圍內發展起來。截至1913年底，孔教會的各地分會共有130個?！?〕當時，孔教運動的重要目標，就是說服國會能夠定孔教為國教，從而在法律上保證孔教的獨尊地位。為此， 1913年8月15日，陳煥章、嚴復、梁啟超、夏曾佑、王式通等人聯名向國會兩院遞交《請定孔教為國教請愿書》，要求國會在憲法草案中規定以孔教為國教。為了壯大定孔教為國教的聲勢，1913年9月底，孔教會在山東曲阜召開了第一次全國孔教大會。參加會議人數多達3000人。對于尊孔讀經，袁世凱是支持的，不僅于1914年9月28日率領文武百官至北京孔廟舉行秋丁祀孔典禮，而且責令教育部門要求中小學讀經。但是，迫于各方壓力，袁世凱并不贊同在憲法中規定孔教為國教，所以經過一段時間辯論后，《天壇憲法草案》第19條第2項便以“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的折中方案暫時結束了這場論爭?？傮w而言，這一時期關于孔教及儒家文化的評判還更多地局限于學理方面。

隨著袁世凱建立洪憲帝制，思想文化界在分析和反思帝制復辟的緣由時，開始將批判的矛頭指向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錢玄同就說，自己在袁世凱復辟以前“曾經提倡保存國粹，寫過黃帝紀元，孔子紀元;主張穿斜領古衣;……自洪憲紀元，始如一個響霹靂震醒迷夢，始知國粹之萬不可保存”〔3〕。洪憲帝制失敗后，孔教運動有所收斂，但是，1916年9月，當國會重新審議國教議案時，孔教會再次提交請愿書，要求定孔教為國教?！?〕1916年11月12日，參、眾兩院中頑固堅持定孔教為國教的100多議員在北京組成國教維持會，通電“吁請”各省督軍支持;1917年2月23日，以張勛為首的16省區督軍、省長聯名致電總統黎元洪，要求國會定孔教為國教。3月4日，山東、浙江、江蘇、安徽等十余省的尊孔社團又在上海組成“全國公民尊孔聯合會”進行聲援，并派代表進京請愿。經過激辯，5月14日，憲法審議會議否決了定孔教為國教的議案，規定：“中華民國人民有尊崇孔子及信仰宗教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边@意味著孔教運動所期望的定孔教為國教的目標已經無法實現。為此，康有為及其弟子陳煥章等人十分沮喪，認為“是而可忍，孰不可忍，愿與天下人共救正之”〔5〕。

然而，張勛復辟的失敗則使孔教運動進一步遭受致命打擊。由于張勛、康有為等人一方面主張尊孔讀經，另一方面又極力鼓吹清帝復位。這不能不引起當時思想界的反思和思考。陳獨秀則直接將孔教會與“復辟黨”等同起來，指出：“張、康雖敗，而所謂‘孔教會，‘尊孔會，尚遍于國中，余皆以為復辟黨也?！?〔6〕這種情況下，新文化運動以抨擊帝制復辟為契機，開始對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進行了尖銳批判。陳獨秀的《一九一六年》《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復辟與尊孔》，易白沙的《孔子平議》，吳虞的《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李大釗的《憲法與思想自由》《孔子與憲法》《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等一系列文章，是五四時期批判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的代表性著作。

首先，針對孔教運動要求在憲法中定孔教為國教的主張，新文化知識分子強調孔教不是宗教，指出：“孔教絕無宗教之實質（宗教實質，重在靈魂之救濟，出世之宗也?？鬃硬皇鹿?，不知死，文行忠信，皆入世之教，所謂性與天道，乃哲學，非宗教）與儀式，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薄?〕他們認為，無論是從狹義的，還是廣義的角度來考察，孔教與宗教都有很大距離，不能稱之為宗教，指出：“自廣義的宗教言之（信仰心），必有形而上之人生觀及世界觀。而孔子無之，其所有者，皆倫理學、教育學、政治學之范圍?？鬃幼匝詿o可無不可，孟子評為圣之時者，其不立一定之信條可見。自狹義的宗教言之，必有神秘思想，而孔子又無之。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洳簧嫔衩乜梢?，故孔子絕非宗教家，而孔教為不辭?！薄?〕在新文化知識分子看來，孔教或者儒學在本質上不是宗教，它實際上與其它諸子學一樣，“曾經只是盛行于古代中國的許多敵對的學派中的一派”，因此，應該恢復其本來面目，“不把它看作精神的、道德的、哲學的權威的唯一源泉，而只是在燦爛的哲學群星中的一顆耀眼明星”?！?〕

其次，認為定孔教為國教，實際上是一種思想專制和偶像崇拜，不利于人們探索和追求真理。為此，陳獨秀指出：“愚之非難孔子之動機，非因孔子之道之不適于今世，乃以今之妄人強欲以不適今世之孔道，支配今世之社會國家，將為文明進化之大阻力也，故不能已于一言?！薄?0〕李大釗也認為，“即孔子之說，今日有其真價，吾人亦絕不敢蔑視。惟取孔子之說以助益其自我之修養，俾孔子為我之孔子可也。奉其自我以貢獻于孔子偶像之前，使其自我為孔子之我不可也”〔11〕。他強調，“余之掊擊孔子，非掊擊孔子之本身，乃掊擊孔子為歷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權威也;非掊擊孔子，乃掊擊專制政治之靈魂也”〔12〕。在新文化知識分子看來，孔子及其學說并不代表真理，“吾人與其信孔子，信釋迦，信耶穌，不如信真理”。鑒于孔子學說也有合理的成分，他們主張對孔子采取一分為二的辯證態度，對孔子之道中合乎真理的部分，“我則取之;否者，斥之”〔13〕。

再次，認為尊孔與復辟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分析和回顧尊孔讀經與袁世凱復辟、張勛復辟之間的聯系，他們得出結論認為：“孔教與帝制，有不可離散之因緣?！薄?4〕“蓋主張尊孔，勢必立君;主張立君，勢必復辟，理之自然，無足怪者?！薄吧w復辟尚不必尊孔，以世界左袒君主政治之學說，非獨孔子一人。若尊孔而不主張復辟，則妄人也，是不知孔子之道者也?！薄?5〕為了掃除復辟的思想基礎，他們主張對孔子學說乃至整個中國文化進行系統總結和價值重估。胡適等人的整理國故運動便是要達此目的。也有的人主張儒教革命，指出：“儒教不革命，儒學不轉輪，吾國遂無新思想、新學說，何以造新國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已吁！”〔16〕更激烈的是，有的人甚至主張廢除孔學，認為“二千年來所謂學問，所謂道德，所謂政治，無非推演孔二先生一家之說?！畛V五常之奴隸道德，當然以廢孔學為唯一之辦法”〔17〕。

不可否認，在批評孔子及其學說的過程中，部分新文化知識分子說過一些十分絕對的話，有矯枉過正之嫌，但是，總體而言，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人們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獲得了解放。其意義正如胡適所說：“新文化運動的一件大事業就是思想解放。我們當日批評孔孟，彈劾程朱，反對孔教，否認上帝，為的是打倒一尊的門戶，解放中國的思想，提倡懷疑的態度和批評的精神而已?！薄?8〕在這種背景下，人們對孔子及其學說的認識和研究將日趨客觀、理性。這為現代新儒家的出現創造了條件。正因為如此，作為現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賀麟，在評價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明確肯定了其對儒家思想發展的積極影響，指出：“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可以說是促進儒家思想發展的一個大轉機。表面上，新文化運動是一個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的大運動。但實際上，其促進儒家思想新發展的功績與重要性，乃遠遠超過前一時期的曾國藩、張之洞等人對儒家思想的提倡?！挛幕\動的最大貢獻在于破壞和掃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軀殼的形式末節，及束縛個性的傳統腐化部分?！薄?9〕的確，回望五四新文化運動，我們不能只看到新文化知識分子對孔子的激烈批判，還應該看到它對儒家文化發展的獨特作用和影響。

總之，由于儒家文化是中國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文化的重要代表和象征，因此，五四新文化運動對儒家文化的批判，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了中國文化的發展趨向。就儒家文化自身而言，在五四時期激烈批判孔子的浪潮中，一方面是西學和諸子學研究熱潮的興起，加劇了傳統儒學的衰微;另一方面則是儒家文化的自我革新，推動了現代新儒家的興起。這為中國文化的發展注入了活力，豐富了中國文化的內涵。

二、“對于世界之未來文明，亦宜有所努力，有所貢獻”

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所以“新”，還在于參與五四時期文化爭論的知識分子能夠對中國新文化的發展，乃至世界的新文化提出自己的建言和主張。

關于什么是“新文化”，五四時期的新文化知識分子普遍認為西方文化代表了世界文化，就是當時新文化，指出：“所謂新者無他，即外來之西洋文化也;所謂舊者無他，即中國固有之文化也?！薄?0〕“須知西洋文化實在已不僅是西洋的了，已大部分取得世界文化的地位?！餮笪幕仁谴蟛糠稚泻惺澜缥幕囊?，則我們采取西洋文化便不是直抄他族的東西乃是吸收人類公同的東西?！薄?1〕在他們看來，西方文化代表了近代世界文化的趨勢，學習西方文化是中國實現近代化的必由之路，指出：“東洋文明和西洋文明之異點，實在就是古代文明和現代文明的特點?！?“世界上只有古代文明和近世文明，沒有東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區別?，F代西洋的文明，是世界的，不是一民族的。是進化線上必經的，不是東洋人便不適用的?！薄?2〕

正因為在當時很多人的思想中，西方文化代表了近代以來世界文化的趨勢，所以，他們把介紹和學習西方文化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指出：“時至今日，吾人所當努力者，惟在如何以吸收西洋文明之長，以濟吾東洋文明之窮。斷不許以義和團的思想，欲以吾陳死寂滅之氣象腐化世界?！?〔23〕需要指出的是， 盡管提倡學習西方在民國初年已經成為各方的普遍共識，并不新鮮，但是，同其他人相比，新文化知識分子更強調學習西方的“民主”“科學”。在他們看來，西方國家之所以在近代能夠迅速發展起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民權”學說的傳播和民主運動的興起。如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在《青年雜志》創刊號上發表《警告青年》一文，指出：“自人權平等之說興，奴隸之名，非血氣所忍受。世稱近世歐洲歷史為‘解放歷史：破壞君權，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認教權，求宗教之解放也：均產說興，求經濟之解放也;女子參政運動，求男枚之解放也?！薄?4〕汪叔潛在《新舊問題》一文中，也認為：“歐美現今一切之文化，無不根據于人權平等之說。在二百年前，其為君權政治、特權社會，固無異于中國，或且加甚焉。乃自法蘭西革命以還，人權之說大唱，于是對于人生之觀念為之大變，人生觀念既變，于是對于國家之觀念亦不得不變。人生之觀念變，于是乎尊重自由，而人類之理性始得完全發展，國家之觀念變，于是乎鏟除專制而憲政之精神始得圓滿表現，是謂之西洋文化，而為吾中國前此所未有，故字之曰新?！薄?5〕同時，他們認為科學技術的蓬勃發展，也是近代西方國家迅速發展的重要秘訣，指出：“近代歐洲之所以優越他族者，科學之興，其功不在人權說下，苦舟車之有兩輪焉?！薄皣硕撁擅習r代，羞為淺化之民也，則急起直追，當以科學與人權并重?！薄?6〕

在認定“民主”和“科學”是促使西方國家在近代迅速發展的文化原因之后，新文化知識分子便高舉“民主”“科學”的旗幟，奔走呼號，將新文化運動推向了高潮。1919年1月15日，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中，他進一步明確指出：“本志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為擁護那德謨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薄拔餮笕艘驗閾碜o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為擁護這兩優先生，一切政府的壓迫，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27〕

除了倡導學習西方的民主和科學之外，新文化知識分子還特別強調要以一種“評判”的眼光、“進化”的態度和“創造的精神”去認識中西文化及其他問題。為此，胡適指出：“新思潮的根本意義只是一種態度。這種新態度可叫做‘評判的態度?！?〔28〕蔣夢麟也認為“新思想不能用時代來定，也不能以西洋輸入的來作標準。照我的意思來看，新思想是一個態度，這一個態度是向那進化一方面走”〔29〕。而陳獨秀說的更明確，強調“新文化運動要注重創造的精神。創造就是進化，世界上不斷的進化只是不斷的創造，離開創造便沒有進化了。我們不但對于舊文化不滿足，對于新文化也要不滿足才好;不但對于東方文化不滿足，對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滿足才好;不滿足才有創造的余地。我們盡可前無古人，卻不可后無來者;我們固然希望我們勝過我們的父親，我們更希望我們不如我們的兒子” 〔30〕。在此基礎上，他們進一步提出了創造世界新文化的主張。李大釗就指出：“東洋文明與西洋文明，實為世界進步之二大機軸，正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須時時調和、時時融會，以創造新生命，而演進于無疆?！?〔31〕胡適則在《新思潮的意義》一文中主張“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很顯然，當時的很多知識分子既對中國的固有文化不滿意，又對西方文化不滿意，他們更期望在綜合東西文化的基礎上出現一種新的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時期的所謂新舊之爭、東西之爭是相對的，并非截然對立、互不關聯。比如魯迅、胡適可謂新文化的翹楚，但是，具體到生活中，他們的衣著、生活習慣以及婚姻觀念實際上還是比較傳統的。再比如，康有為主張定孔教為國教，似乎很保守，但是，看了他的《大同書》之后，對他保守的印象蕩然無存，反而會覺得他比誰都“激進”。還有辜鴻銘，總是扎著小辮子，穿著長袍馬褂，簡直是個冥頑不化的老朽，但實際上他曾長期生活在國外，諳熟中西文化，精通多國語言，翻譯了大量中國文化的經典，在國際上頗有聲譽。凡此種種，告訴我們，研究五四時期的人物與思想，一方面要明了時代潮流和人物的主體思想，另一方面也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避免絕對化。

倘若我們換個思路，先打破思想上固有的文化流派的劃分，然后具體分析當時每個知識分子的言論的話，我們會發現，五四時期不少觀點還是很有創見的，甚至對今天都有一定的借鑒和啟示。例如，當時正當新舊文化之爭、東西文化之爭激烈進行時，有不少人敏銳地意識到，不僅中國文化自近代以來面臨困境和挑戰，而且西方文化也是困難重重，步履維艱。為此，他們呼吁中國能為未來世界的新文化有所貢獻，指出：“新時勢之來，中國與西洋各國必處于相同境遇，故未來文明之創造，不能視為西洋人獨有之要求，即不能諉為西洋人獨具之責任。中國既為人類之一部分，則對于世界之未來文明，亦宜有所努力，有所貢獻。中國固有文明雖非可直接應用于未來世界，然其根本上與現代西洋文明，差異殊多，關于人類生活上之經驗與理想，頗有足以證明西洋現代文明之錯誤，為世界未來文明指導者;茍以科學的法則整理而刷新之，其為未來文明中重要之一成分，自無疑義?！?〔32〕這種積極參與世界新文化建設的精神狀態和志向，無論是五四時期，還是現在，都是很值得借鑒和思考的。

三、為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的形成提供源頭活水

“民主”“科學”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旗幟，一方面在當時發揮了引領時代潮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為之后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思想源頭。不僅如此，后人在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思與揚棄過程中，又為新文化注入了“民族”和“大眾”的內涵，從而為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的構建與形成奠定了理論基礎。

思想文化界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總結，實際上自五四運動爆發之后不久，就已經開始了。如1920年4月1日，陳獨秀就寫了《新文化運動是什么？》，對新文化運動進行總結，指出：“新文化是對舊文化而言?！薄靶挛幕\動，是覺得舊的文化還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學、宗教、道德、文學、美術、音樂等運動?！彼J為今后新文化運動應該注意三件事，即：“要注重團體的活動”，“要注重創造的精神”，“要影響到別的運動上面”?！?3〕4月22日，他又在中國公學發表了《五四運動的精神是什么？》的講演，指出：“五四運動的精神，的確比前此愛國運動有不同的地方?！痹谒磥?，五四運動特有的精神就是“直接行動;犧牲精神” 〔34〕。同一時期，羅家倫、蔣夢麟等人也對五四運動有所總結。

“九一八”事變之后，伴隨著民族危機加劇，開始有越來越多的人對五四運動進行總結和反思。1930年代中期，陳伯達、艾思奇、張申府、何干之等人發起的新啟蒙運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們首先肯定了五四運動的歷史功績，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作用，在消極方面，是反對舊的封建傳統文化，也就是反對那種使大眾蒙昧的，只當做少數特殊人物的裝飾品和御用品的舊文化。獨斷、迷信、吃人的不合理的教條，充滿了這個舊文化的內容。為要對抗這種舊文化，在積極方面，就不能不建立一種新的合理的文化：用民主的自由的思想來對抗獨斷的教條，用科學的文化來代替迷信的愚昧。這就是民主主義和科學精神的要求”〔35〕。在他們看來，民主和科學是新文化運動的旗幟，指出：“在‘五四運動的戰土們的面前，飄揚著一面戰斗的旗幟，在旗幟的正面寫著‘民主，反面寫著‘科學。這旗幟，在消極方面是對于封建的黑暗的傳統思想的反抗，在積極方面是助長了‘人的發現，助長了理性的發揚?！?〔36〕不過需要指出的是，新啟蒙運動者在主張繼承和發揚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倡導的“民主”“科學”的同時，也指出：“五四也有它的缺欠，有它的時代限制，也正不必諱言?！?“在思想上，如果把五四運動叫作啟蒙運動，則今日確有一種新啟蒙運動的必要;而這種新啟蒙運動對于五四啟蒙運動，應該不僅僅是一種繼承，更應該是一種揚棄?！?〔37〕他們認為，五四時期人們對孔教的批判更多的是流于形式，在實際上并沒有徹底批判其本質，即 “對于儒學孔教，人們大半采取著一種排斥、嬉笑怒罵的態度。過去人們把綱常捧到天上去，如今人們卻把它罵得狗血淋頭，一文不值。痛快的確是痛快了，干脆也的確是干脆了，但可惜缺了歷史主義的評判，依然不能搖動著儒學的根底。所以‘五四時代的反孔教運動，只使人憎惡孔教，但卻未曾徹底評判了孔教”〔38〕。這樣造成的結果是“多年的打倒孔家店，也許孔子已經打倒了，但孔家店的惡流卻仍然保留著，漫延著”。為了更加深入的批判封建的綱常禮教，他們主張采取歷史主義的態度評判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學。如張申府就主張在“打倒孔家店”口號之后加上“救出孔夫子”，將孔子和綱常禮教區分開來?！?9〕在反思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過程中，他們一方面主張思想的理性和解放，強調民主、科學精神，另一方面，還呼吁“這個新啟蒙運動的文化運動卻應該不只是大眾的，還應該帶些民族性”〔40〕。認為“（新啟蒙運動）必須貫徹的幾點積極原則就是：一理性的顯揚;二思想的解放;三科學知識的灌輸;四民族意識的喚起;五民主習慣的養成” 〔41〕。

不僅如此，這一時期他們還把“中國化”“通俗化”“大眾化”等概念引入到馬克思主義傳播和研究領域。1936年，陳唯實比較早地提出了“辯證法之實用化和中國化”的主張，認為研究和宣傳辯證法，“最要緊的，是熟能生巧，能把它具體化、實用化，多引例子或問題來證明它。同時語言要中國化、通俗化，使聽者明白才有意義”?！?2〕1936年9月，陳伯達也提出“使唯物辯證法在中國問題中具體化起來，更充實起來”的主張?！?3〕1938年4月，艾思奇進一步強調“現在需要來一個哲學研究的中國化、現實化的運動”，認為“過去的哲學只做了一個通俗化的運動，把高深的哲學用通俗的詞句加以解釋，這在打破從來哲學的神秘觀點上，在使哲學和人們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們也知道注意哲學思想的修養上，是有極大意義的，而且這也就是中國化現實化的初步”〔44〕。這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概念的提出，做了重要的鋪墊，也為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思想源頭。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隨著新啟蒙運動的發起者陳伯達、艾思奇、何干之等人輾轉到達陜北，“中國化”“大眾化”“通俗化”等概念名詞也逐漸在延安理論文化界廣泛使用起來。1937年11月13日，從賢在延安《解放》周刊發表《現階段的文化運動》一文，認為：“要啟發民眾抗戰的偉大力量，必須使文化運動和他們的生活密切結合。我們說現在要加緊文化的大眾化運動，就是要使這運動真正成為中國廣大民族的文化運動，要使我們的文化運動充分中國化！”作者對五四及之后的新文化運動進行了反思，認為“過去的新文化運動，外國氣味實在太重了，這是它不能成為大眾文化的一個原因”。鑒于此，他強調，新文化運動應該包括“民族的”、“民主的”和“大眾的”內容，指出：“目前文化運動的任務是要動員廣大民眾參加抗戰，保證抗戰的勝利，所以它的內容首先就是民族的?！薄盀橐ＷC統一抗敵的強固，文化運動不能不有民主的內容?！薄安缓兔癖娚畎l生真實聯系的文化，不會被民眾接受，不能成為真正通俗的大眾化的文化?！薄拔幕说囊磺袆撟骰顒?，應該以中國民眾的實生活為內容。應該提出民眾所要提的問題，反映著他們的各種要求，和民眾的生活打成一片?！?“從賢”究竟是誰的筆名，尚無從得知。不過，從該文的內容來看，他很明顯受到了新啟蒙運動的影響。這也難怪在文章中，他還專門談了新啟蒙運動的方向問題，指出：“抗戰以前所提出來的新啟蒙運動，也應該向著這樣的方向展開，因為新啟蒙運動的目標是要喚醒中國民眾的民族自覺。要喚起民眾的自覺，首先就必須要認識民眾的生活?！薄?5〕

繼從賢之后，1937年11月20日，李初黎更是明確強調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提高文化水準，使馬列主義更具體化、中國化，同時更廣泛地深入進行通俗化、大眾化的工作”〔46〕。1938年5月22日，陜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在《我們關于目前文化運動的意見》中，進一步提出新文化“民族化”“大眾化”問題，指出：“從我們過去一切文化運動的經驗已經證明了出來，忽視文化上舊的民族形式，則新文化的教育是很難深入廣大的民眾的。因此，新文化的民族化（中國化）和大眾化，二者實是不可分開的。忽視民族化而空談大眾化，這是抽象的，非現實的?！?〔47〕

在總結以往新文化運動的基礎上，1938年10月中上旬，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所作的《論新階段》的報告中，明確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概念，指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薄?8〕1939年5月1日，為了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毛澤東寫了《五四運動》一文，特別強調了團結民眾和“大眾化”問題，指出：“五四運動到現在已有了二十周年了，抗日戰爭也快到兩周年了。全國的青年和文化界對于民主革命和抗日戰爭負有大的責任。我希望他們認識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動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農民眾結合起來，到工農民眾中去，變為工農民眾的宣傳者和組織者?！薄?9〕同年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陜甘寧邊區文代會準備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又對新文化的性質和內容進行了闡釋，認為新文化的性質“以提中華民族的新文化為好，即徹底的民主主義文化”。在他看來，新文化宜采用“民族化（包括舊形式）、民主化（包括統一戰線）、科學化（包括各種科學）、大眾化（魯迅提出的口號，我們需要的）”這四大口號?！?0〕

這一時期，不僅毛澤東對新文化的性質和內容進行了闡釋，而且張聞天也對新文化的內容進行了深入思考。1940年1月初，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1月5日，張聞天在會上做了《抗戰以來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運動與今后任務》的報告，認為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必須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指出：“中華民族的新文化必須是為抗戰建國服務的文化，要完成這個任務，它必須是：甲，民族的，即抗日第一，反帝、反抗民族壓迫，主張民族獨立與解放，提倡民族的自信心，正確的把握民族的實際與特點的文化。乙，民主的，即反封建、反專制、反獨裁、反壓迫人民自由的思想習慣與制度，主張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與民主的作風的文化。丙，科學的，即反對武斷、迷信、愚昧、無知，擁護科學真理，把真理當作自己實踐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學與科學的思想，養成科學的生活與科學的工作方法的文化。丁，大眾的，即反對擁護少數特權者、壓迫剝削大多數人，愚弄欺騙大多數人、使大多數人永遠陷于黑暗與痛苦的貴族的特權者的文化，而主張代表大多數人民利益的、大眾的、平民的文化，主張文化為大眾所有，主張文化普及于大眾而又提高大眾?！?〔51〕

為了進一步明確新文化的性質和內涵，1月9日，毛澤東在大會上作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后在《解放》發表時改名《新民主主義論》）的報告。報告中，毛澤東以五四運動為界限，將近代以來的中國新文化分為舊民主主義文化和新民主主義文化，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國的新文化，是舊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于世界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國的新文化，卻是新民主主義性質的文化，屬于世界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彼J為，所謂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由于在毛澤東看來，“民主”是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應有之義，并且“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大眾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因此，在談及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內涵時，他們沒有把“民主”單獨列出來，而主要強調 “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 〔52〕。至此，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的構建基本完成。

總而言之，從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的形成過程，可以看得出，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僅為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時間的起點，而且為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思想源頭。特別是五四時期所倡導的民主、科學成為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此而言，五四新文化運動，標志著近代中國文化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為中國新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思想上的重要思想源泉，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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