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文化與現當代文學研究再思考

史建國

一

1990年代以來，從區域文化角度研究20世紀中國文學開始成為現當代文學研究界的一個學術生長點，并陸續出現了一批重要成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1995-1997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嚴家炎先生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這套叢書分別從湘楚文化、三秦文化、三晉文化、巴蜀文化、齊魯文化、黑土地文化、江南文化、雪域文化、消費文化等多個角度切入，對不同地域文化孕育、影響下的文學創作進行了系統深入的研究，開創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新格局。這批研究成果的“集體亮相”在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隨后，許多學者都加入這一研究行列，發表和出版了一系列成果，許多研究機構也在不斷推動這一研究繼續前行。迄今為止，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評論》編輯部、重慶師范大學文學院等單位聯合舉辦的全國“區域文化與文學”學術研討會已經召開了四屆;其中2009年召開的第二屆會議上還成立了“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區域文學委員會”、編輯出版了《區域文化與文學研究輯刊》;另外，重慶師范大學也專門成立了區域文化與文學研究中心……可以說，區域文化已經成為新時期以來學術界解讀和闡釋中國文學的一條重要路徑，對于研究特定作家、創作群體的創作，彰顯其獨特價值和魅力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這樣一種研究之所以蔚然成風，既與倡導者們的推動有關，同時也是學術界面對新的文學環境和研究對象自我調適的結果。嚴家炎先生在《〈20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總序》中回顧自己關注這一研究課題的經歷時說，1989年在蘇州舉行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理事會上，他就建議杭州年會以“中國現代作家與吳越文化”為討論主題之一并得到了理事會的贊同?！暗髞淼膶嶋H研究成果似乎不多。它可能就和學術界對區域文化的研究還剛剛起步，文學研究者對區域文化更是比較陌生，知識結構有待調整等狀況有關?！痹谛蜓宰詈?，他也表達了對現當代文學區域文化研究視角的希望與祝愿：“愿區域文化這一研究視角隨著本叢書的面世而能引起更多研究者的重視，并結出大量豐碩的果實！”a后來這一研究視角被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所采用并且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應當說確實是與嚴家炎、凌宇等先生的著力倡導與推動分不開的。但回顧這一研究視角被發現與開始實踐時所處的社會文化語境，則又可以看作是學術研究“自然生長”的結果。1980年代相對開放的文化環境使得大量外來文化進入中國，在外來文化的刺激下國內出現了席卷思想文化界的“文化熱”;而拉美文學繁榮與輝煌的成績也使得中國作家在對比之下開始思考和尋找自身的文學之根，韓少功在《文學的“根”》中明確指出：“文學有根，文學之根應深植于民族傳統的文化土壤里，根不深，則葉難茂”b，阿城、李杭育等也隨之紛紛跟進，參與理論探討并開始創作實踐，于是尋根文學正式登上文壇。應當說，在這樣一種文學環境中研究者們開始注意到文學研究的“文化”視角是自然而然的事。更何況從理論上來講，文化學視角原本就是除社會學視角之外文學研究最為重要的視角之一。只不過在中國的社會語境中，政治思維長期被過度張揚，文化視角則一直被遮蔽、淡忘而已——嚴家炎先生在“叢書”《總序》中提到過魯迅的例子，在魯迅生前就有人將其文風的犀利深刻與“紹興師爺筆法”聯系起來，魯迅本人對此也并不以為忤。而魯迅的同鄉蔣夢麟更是在《談中國新文藝運動》中肯定了紹興師爺筆法與魯迅文風的關系。這樣一些零星的研究個案盡管缺少理論自覺，因而不能明確將其上升到文學研究的地域文化視角來看待，但至少已經在實踐層面做了有益的研究嘗試。所以，考察這一研究視角的確立過程，“文化熱”和“尋根”思潮確實提供了重要背景，正如何西來先生所指出的：“……文化尋根小說的意義在于，它擺脫了純政治、或唯政治的思維模式，對人們的文化心理、文化傳統，給予了較為充分的關注。它對理論批評和文學研究的文化角度的確立，顯然起了某種促進作用?！眂文學研究的區域文化視角既是為闡釋新的文學現象而生，同時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也有助于推動文學研究從狹窄的政治視界中跳出來，從而向縱深掘進，開啟學術研究的新生面。

但是，任何一種研究視角都不是“萬能鑰匙”，都必然有其局限性，而且，一旦某種研究視角被“套路化”或“公式化”，問題自然也就隨之產生。關于區域文化研究視角的局限性，已多有學者論及，比如李永東先生就曾撰文指出“區域文化與文學”研究模式的兩個薄弱環節：“其一，由于靜止孤立地看待特定區域文化，因此，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流變與區域文化、時代語境之間的動態結構關系，未能引起研究界的重視;其二，由于孤立靜止地看待區域文化，把區域文化等同于鄉土文化，因此，除了北京、上海這兩個中心城市，其他城市的區域性文化風尚對文學的影響，未能受到應有的關注和深入的闡釋?！眃而在歷次的“區域文化與文學”學術研討會上，也有不少學者嘗試對已有成果進行批判性反思。但是這些批判和反思并未能夠阻擋作為一種研究視角，文學的區域文化研究越來越被“套路化”的趨勢。當然，限于篇幅，本文無法對區域文化與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進行全面系統地梳理評說，而只選取關于“齊文化與莫言、張煒等作家的研究”作為一個橫切面來討論區域文化與現當代文學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之所以以此為切入點，是因為其在整個區域文化與文學研究格局中還是比較有代表性的。而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也更加激發了學界對文學創作的外來資源與本土資源的思考與探索，近些年來從區域文化視角對張煒、莫言等主流作家的研究闡釋甚至成為了現當代文學研究界一種值得注意的“現象”。從這一點來說，也有對之進行考察的必要。

二

齊魯文化是中國地域文化中引人注目的一種文化類型，所以嚴家炎先生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中就有魏建先生和賈振勇先生合著的《齊魯文化與山東新文學》。在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從齊魯文化這一視角去研究山東新文學，此書應當算是開山之作。此后隨著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進入這一研究領域，也不斷有新的成果問世，僅以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專著而論，就有房福賢、馬征、孫鳳等人的《齊魯文化形象與百年山東敘事》，以及李少群、喬力等人的《齊魯文學演變與地域文化》等等，其中后者更是將研究視野擴大到了從先秦一直到20世紀。而更多的研究者則將目光鎖定在張煒和莫言兩位文壇主流作家身上，從地域文化角度去探討他們創作的文化背景、文化內涵與文化意義。不過《齊魯文化與山東新文學》及上述兩部專著，跟后續的許多研究成果雖然都立足于區域文化去研究文學，但差異還是比較明顯的。三部專著將“齊魯文化”作為一個整體來加以觀照，而后續的研究者則主要從齊文化切入去分析作家創作同齊文化之間的關聯，對于魯文化則很少論及。

以《齊魯文化與山東新文學》為例，書中雖然也注意到了齊文化與魯文化之間的差異，但更多的是考慮到了文化的融合，即所謂“從‘齊、魯文化到‘齊魯文化”e，并且以此為基點來探討齊魯文化與山東新文學之間的關聯。書中也將張煒、莫言的作品作為重點研究對象來加以討論，但是由于所持的文化融合的立場，認為他們是受到了“齊魯文化”的整體性影響，所以并不刻意突出齊文化或魯文化。比如書中認為基于“圣人”崇拜而形成的文化守成主義是齊魯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而張煒作品中那種道德理想主義的高揚正是根植于這一文化傳統。對于莫言，書中在分析高密東北鄉的文化形態時也指出“正統化了的儒家實踐理性規范下的重視現世倫理實踐價值趨向的魯文化，和保存著東夷文化荒誕不經、燦爛絢麗的遠古神話氛圍的齊文化，氤氳化生，共同奠定了這方土地的精神氣質與文化走向。這種精神氣質和文化走向又建構了莫言小說世界文化家園的基本框架……”f所以雖然同是著眼于從地域文化入手去解讀作家作品，但《齊魯文化與山東新文學》中對張煒、莫言的解讀，跟后續研究者主要扣住齊文化對兩位作家進行闡釋還是有明顯的區別的。當然，后續研究者舍棄“齊魯文化”的整體觀，轉而立足齊文化來解讀張煒、莫言的創作，或多或少都跟作者本人或其親屬的言說有關。

就張煒研究而言，張煒本人就有著很高的文化敏感與文化自覺，他對給自己提供了豐厚滋養的文化傳統有著無限的熱情。作家王蒙在其自傳中曾敘及一則趣事：“一次張煒（可能不是研討會這次）講起他的一貫理論，膠東人吃海鮮多，大腦發育良好，所以齊國當年抗秦一直抗到了最后，秦國在橫掃六合之余，久久攻不下齊國來?？吹贸鏊鳛辇R人后代的咸有榮焉的得意之情。他正講著，被何西來聽到了，何是陜西人，長相如活脫脫的秦俑。他聽到哈哈大笑，他說，不管先后，反正最后是吃海鮮的齊人被吃鍋盔的秦人征服了……”g故事固然有趣，但真正有意思的其實還是王蒙所說的張煒的“一貫理論”和“他作為齊人后代的咸有榮焉的得意之情”。的確，多年來，張煒一直都在強調他的創作所受到的“齊文化滋潤”。這樣一種言說在《刺猬歌》出版后達到高潮?！洞题琛烦霭婧笏谧隹托吕私邮堋靶吕俗x書”訪問時說：“要理解我全部的作品，就要理解齊文化，這是一個前提，是文化的土壤，要作為一種文化的背景去理解。每個人腳踏的土壤都不一樣，我腳踏的這片土壤的文化就是齊文化，或者東夷的文化。從我的書中就可以發現人和動物對外部世界的幻想，里邊有瘋癲的語言、人物，就不奇怪了。齊文化滋生的就是這類色調的故事。我個人特別希望通過我的作品，讓人們注意齊文化，齊文化對這個時期的中國、世界是有作用的，是對它們很大的補充。有的人反復講儒家文化對于當今的全球一體化強大的互補作用，但是很少有人談到齊文化對于中國的現代化有什么樣的作用，當今全球一體化，在這么一個強大的語境下面它的作用是什么，很少有人說?！蓖瑫r，在訪談中他也對齊文化的精神內核進行了概括：“齊文化，簡單地概括一點，就是放浪的、‘胡言亂語的、無拘無束的文化，是虛無縹渺的、亦真亦幻的、尋找探索開放的文化，很自由、很放浪的文化?！県盡管作家本人的解讀與闡釋只是文學文本諸多闡釋中的一種，研究者在闡釋文本時不必將作家本人的說法奉為圭臬，但畢竟作家自身的闡述更能反映出創作的“原意”和“初衷”，因而值得研究者重視。從研究實踐來看，張煒本人的文化言說，也的確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研究者們的選擇。

至于從齊文化角度切入去研究莫言，則隨著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而出現了一個高潮。大批博士生、碩士生以此作為選題進行學位論文寫作，眾多學者的研究論文也紛紛發表。與張煒親自現身說法去闡述自己創作與齊文化之間的關聯不同，莫言創作與地域文化——齊文化的關聯之所以被廣泛認可并被研究者們一再探索，主要是跟莫言的大哥管謨賢先生的反復申說有關。管謨賢是莫言的文學啟蒙者，他的看法對莫言研究而言自然非常重要。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消息一經公布，管謨賢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即表示：“研究莫言必須從新（齊）文化這個根上來找，‘不是齊魯文化——魯仍然是孔子那一套，孔子是從來不談什么議論;齊文化非常浪漫，妖魔鬼怪都說，包括農村的民間故事。所以這個頒獎詞寫得非常好：魔幻現實主義和民間故事結合，歷史和現實結合——就得從齊文化找根。管謨賢稱，莫言生活的高密大地上，齊文化DNA印記很深，祖祖輩輩流傳下來很多故事，‘我爺爺就講很多妖魔鬼怪的故事，講了很多，滿腦子都是。我們這些人為什么都喜歡文學，估計跟這個有關系?！眎此后，管謨賢也在許多場合一再強調研究莫言應當注意齊文化的背景。應當說莫言的大哥還是非?！皩I”的，他敏銳地抓住了“齊文化”這一切入點，認為這才是莫言文學創作之“根”。這就解決了莫言創作的精神資源這一重要問題。也就是說，構成莫言文學創作典型特征之一的那些神秘書寫，并非是莫言向外來資源即魔幻現實主義的取經，而是來自本土資源——莫言從小就浸潤其中的齊文化。之所以說這個問題非常重要，是因為這牽涉到對莫言文學創作的價值評判。眾所周知，原創性是經典的必備要素，也是“典律構建”的本質性規定之一。如果認為莫言創作的精神資源是魔幻現實主義的話，那么其創作就不過是對馬爾克斯、?？思{等人的模仿，而即便模仿得再成功也只能算是二流的作品，只有那些具有原創性的作品才有資格成為真正的經典。也正因此，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給莫言的頒獎詞用的是“hallucinatory realism”（幻覺現實主義）而沒有沿用“magic realism”（魔幻現實主義），來肯定莫言創作的原創性。管謨賢指出莫言文學創作精神資源和內在驅動力是來自本土的齊文化，更是進一步掃清了莫言作品躋身原創經典的重要障礙，對于評判莫言的文學價值與文學貢獻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當然，作家本人或親屬的言說對于“齊魯文化與現當代文學研究”轉向“齊文化與現當代文學研究”而言只是一種顯在的外部因素，更重要的內部因素則涉及到對文化本身的認識或文化觀問題。事實上，著眼于“齊魯文化”，則文學研究的地域文化特色就不可避免地顯得有些模糊。因為“不知從什么時候起，在許多人心目中，形成了這樣兩個公式：齊魯文化=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中國傳統文化。這兩個公式顯然不是科學的推論。這在一定程度上是把這一復雜的文化現象簡單化了。然而，又必須承認這是人們的一種普遍的感覺”?？陀^地來說，齊魯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確實具有某種“同構性”并且在齊魯以外的地域大范圍普及j。這就使得齊魯文化的地域文化色彩不夠明顯。要想突出其地域文化特征，只能從文化內部的差異性入手去做更細致的辨析。而進入到齊魯文化內部以后，就會發現后來被“獨尊”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恰恰是來自于“魯文化”。那么只要將“魯文化”剔除出去，單從“齊文化”入手來研究文學，那“地域文化”的意味自然而然也就濃厚了。但問題是，將齊、魯文化進行清楚地分割談何容易！這種分割的嘗試也帶來了當下“齊文化與現當代文學研究”中的許多問題，當然其中的大多數也是“區域文化與文學研究”所共有的問題。

三

從近年來的有關“齊文化與張煒、莫言等作家的研究”成果來看，許多成果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著將“區域文化與文學研究”簡單化、公式化的傾向。具體來說就是研究者本人對齊文化往往并無深入的研究，只是借鑒現有的關于齊文化研究成果中對齊文化所具有的某些文化特征的提煉與概括，然后去作品中尋找相關“證據”，以此來證明二者之間確有關聯。這種“文化特征+作品例證”的研究模式其實與現當代文學研究界備受詬病的“西方理論+作品例證”的研究模式在本質上并無二致。很難真正做到將區域文化與文學研究有機結合，并在此基礎上對文學文本做出深刻的、富有啟發性的闡釋。

目前關于“齊文化與張煒、莫言等作家的研究”，多數成果都是分析齊文化在作家創作中的表現或者對其創作的影響。比如涂昕在2011年連續發表《齊文化在張煒小說中的意義及由此引導出的“大地”意象》 （《東吳學術》2011年第2期）以及《張煒小說中的兩個層面的齊文化浸潤》 （《當代作家評論》2011年第1期）兩篇文章，前文是圍繞“齊文化好語‘怪力亂神，愛講動物精怪、植物仙靈、人與物一起狂歡之類的故事”等特征，對張煒的創作進行分析。后文雖則從“前景”與“背景”兩個層面來分析了作品中浸透著的“齊文化氣韻”，但細節論證仍然是圍繞作品中的“胡言亂語”以及人物的“吊兒郎當”、“裝神弄鬼”等這些齊文化最為人所熟知的內涵展開的;再如王恒升的《從齊文化的角度看莫言創作》，文章主要圍繞齊文化的“廣收博采、融會貫通、自由奔放、積極進取”等文化特征來分析莫言創作中的齊文化印記;孟文斌的《齊文化視野中的文學創作及其審美風格：張煒與莫言》（《重慶社會科學2012年第8期》），則是認為“以張煒、莫言等為代表的生長于齊文化圈的作家的創作，表現出齊文化影響下的獨特的文學審美特色：一是作品中營造的神秘浪漫的民間世界;二是作品中刻畫的自由奔放的女性形象;三是作品中表現出的恢弘恣肆的開放氣度”等等，這樣一些研究成果，都抓住了齊文化所具有的文化特征的一個或幾個方面，分析其在張煒、莫言等作家創作中的表現，或者以此來觀照作品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征中所具有的齊文化人格等等。其對“齊文化”文化特征的理解與把握，甚至完全沒有超出張煒本人對齊文化的闡釋。雖然許多分析仍舊堪稱精彩，但不免有簡單“借用”他人對文化特征的界說，然后去與文本貼合之嫌。而且，大多數分析也止步于現象的梳理，對張煒所提到的“齊文化對于中國的現代化有什么樣的作用”等更深層面的問題，就很少有人論及。這樣一種研究“模式”，實際上會導致區域文化原本所具有的豐富內涵被標簽化、概念化，使其淪為圖解文本的工具。

另外，在此過程中，由于缺少對齊文化本身的深入研究，一些研究者在“借用”他人對齊文化內在特征的界說時，也往往有著隨意性的傾向。文化研究學者們對齊文化特征的歸納與表述都是有著特殊語境的。任何文化都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不斷流動的，在與其他文化的碰撞交流中不斷豐富著自身的文化內涵，所以不同時代的齊文化所具有的文化內涵也不盡相同。研究齊文化與現當代文學，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齊文化的本質性特征。而要做到這一點，既要將齊文化與魯文化、三秦文化等其他區域文化進行橫向比較，同時也應該將齊文化與以儒家文化為主流、儒釋道互補的中國傳統文化進行比較，在比較中彰顯出齊文化的獨特性。

現有的研究中有許多都是拿張煒、莫言作品中的神秘元素來證明其創作確實是受到了齊文化的影響，拿他們對蒲松齡《聊齋志異》的致敬與借鑒來論證其創作的齊文化淵源。但問題是“神秘”并非齊文化所獨有的文化特征。荊楚文化、巴蜀文化等其他地域文化中也都有神秘的特征，尤其是荊楚文化，更因荊楚之地巫風盛行，其“神秘”程度甚至遠在其他地域文化之上。所以僅僅羅列一些作品中的神秘書寫就證明其受到了齊文化的影響，顯然是不具有說服力的，至少要將齊文化的神秘與荊楚文化等其他地域文化中的神秘作進一步區分，在邏輯上方能理順。至于蒲松齡，固然生在齊地，并著成了名揚后世的《聊齋志異》，為齊文化的神秘特征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但也不應忽略《聊齋志異》的成書與蒲松齡本人“喜人談鬼”“雅愛搜神”的性格之間的關聯。蒲松齡的古代知己，東晉干寶，祖籍新蔡后又遷居海寧，并非生長于齊地，可是也因為“雅愛搜神”而寫出了《搜神記》。所以，對于創作中作者個人的性格因素不應選擇性無視，而一概將其歸結為特定文化氛圍的影響。文化自然不可避免地會對在某一環境中成長起來的作家產生影響，但文化的影響常常是潛移默化、潤物無聲的，反映在創作中未必那么明顯。反倒是個體的性格特征、趣味愛好以及價值選擇等因素在作家的創作中體現得會更加清晰。否則就難以解釋文化環境高度一致的魯迅、周作人兩兄弟，創作面貌為何如此迥異。而且，《聊齋志異》寫作過程中也是蒙“四方同人，又以郵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積益伙”k的，正因此，書中所記載的神秘故事許多并不發生在齊地。蒲松齡所處的時代，齊魯文化的融合早已完成，他的文化背景其實是帶有多元色彩的，比如《聊齋志異》中有兩篇《三生》，也有《向杲》 《席方平》等這類涉及輪回轉世的故事，莫言的《生死疲勞》可以說是直接承續了這類聊齋故事的書寫，許多研究者也將此作為《生死疲勞》受齊文化影響的典型個案。但是輪回轉世說恰恰源自佛教，而且隨著文化融合和影響邊界的擴張，許多地方都有類似傳說，不獨齊地為然。所以，搞清楚什么是齊文化的本質性特征、蒲松齡對齊文化的傳承究竟體現在何處是十分重要的。不能簡單地將蒲松齡認定為齊文化的象征，然后就用張煒、莫言中的一些情節與《聊齋志異》去進行比附，因為這同樣是將區域文化與文學研究簡單化、公式化的一種表現。

區域文化與文學研究中應當注意區分文化共性與文化個性，并以文化個性為立足點來展開研究。一種文化往往既具有在文化融合基礎上形成的存在于其他許多文化形態中的 “共性”因子，同時也保留了自己的“個性”。尤其是對區域文化而言，如果文化個性缺失，那么區域文化本身也就不成立了。中國主流的傳統文化在形成過程中伴隨著對各具特色的區域文化的融合，而融合的過程也使得區域文化原有的文化個性變得越來越模糊不清。但是以區域文化為視角研究文學，必須要找到其文化個性所在，或者其“文化之根”所在?！拔幕谄浒l展中表現出一種萬變不離其‘根的特點。每一種文化都有一個源頭，這個源頭就是這種文化賴以生長的‘根，每一種文化在其后來的發展中都離不開它的‘根，都要在它的根部汲取自信和力量?！眑但凡“根”總是隱蔽于地下，或隱蔽于其他具有普泛性的文化特征之中。如果沒有對特定區域文化進行過專門深入的研究，是不容易抓住其“文化之根”的。而如果不能立足于區域文化個性去展開研究，那么就很難保證研究的有效性。

比如馮淑靜、沈壯娟的《暗流與川流——齊文化對當代膠東籍作家的影響比較探究》 （《山東社會科學》2015年第9期），文中選取了“民本思想”“齊人性格”及“天人關系”等向度來分析齊文化對膠東籍作家的影響，最終認為齊文化在張煒的創作中已成“川流”：“他的系列作品突出表現了齊文化的智慧性、開放性與浪漫多情等品質”……文中所列舉的“民本思想”雖然也是齊文化的內涵之一，卻并不能夠代表齊文化的獨特性或個性特征?；蛟S文中所列舉的姜太公認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等“金句”確實比較早地內蘊了一種樸素的“民本意識”，但直到孟子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民本思想才真正形成，這種認知已是學界共識。而且孟子的“金句”在后世也遠比姜太公的“金句”流傳更廣，影響更大。為什么就認為老一代膠東籍作家作品中那些關心民瘼的內容“正是對齊文化以民為本思想的不自覺的表達”呢？這樣的結論是極為牽強的。而認為張煒的作品“突出表現了齊文化的智慧性、開放性與浪漫多情等品質”這種歸納就更顯隨意，畢竟沒有“智慧性”品質的文化還是比較少見的。再如唐長華的《詩、哲、史的融合——評張煒<獨藥師>及其齊文化蘊含》（《小說評論》2016年第6期）中認為“張煒用他的作品傳達著齊文化的仁善之美、果敢之美、浪漫之美”等等，其中的論斷同樣難以經受細致的推敲。因為“仁善之美”云云，也并非齊文化所獨有，相較而言，倒是孔子的“仁者，愛人也”更廣為人知。那為什么不能說張煒作品中傳達著魯文化的仁善之美呢？之所以出現這樣一些似是而非、模棱兩可的表述，原因就在于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沒有注意將文化共性與文化個性加以區分，沒有立足區域文化的文化個性來展開研究。而這，是區域文化與文學研究中極為關鍵的一點。

從區域文化角度切入現當代文學研究，別開生面，但難度也相當高。這需要研究者既對特定的區域文化有著深入的研究和認識，同時又對作為研究對象的作家作品極為熟悉，只有這樣才能將文學研究的區域文化視角運用自如。但實際上，僅“對特定的區域文化有著深入的研究和認識”這一點，就是許多研究者所不具備的。區域文化一般都帶有強烈的傳統文化印記，通常需要研究者有古代文學、文化的研究背景，而如今隨著學科劃分的越來越細，從事現當代文學研究同時又具有良好的古代文學、文化素養的研究者寥寥無幾，僅這一點就限制了區域文化與文學研究走向深入。另外，研究者同作家一樣，只有長期浸潤在區域文化之中、深受特定區域文化的滋養，才可能對同受某一區域文化影響的作家創作有直觀且深入的認識。否則，即便這種文化感受可以通過閱讀來彌補，但也往往難以真正融入個人的文化血脈之中并與文學文本闡釋有機結合。嚴家炎先生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取得的成就至今研究界鮮有超越者，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叢書的作者都是飽受自己所研究的區域文化浸潤、與作為研究對象的作家有著相通的文化血脈同時又有著豐富治學經驗的學者，比如凌宇之于湘楚文化，吳福輝之于上海都市文化，李繼凱之于三秦文化，魏建、賈振勇之于齊魯文化等等，莫不如此。即便偶有作者與研究對象并不具有文化同源關系，如朱曉進之于三晉文化，但也是先對三晉文化長期潛心研究之后才對其與“山藥蛋派”的文化關聯展開論析的，所以同樣獲得了廣泛的贊譽與好評。反觀當下這一研究領域雖然成果層出不窮，表面上十分繁榮，但“套路化”、“公式化”的研究卻大量存在，如此一來，研究變得越來越“容易”，研究者也很難真正潛下心來去認識和研究某一特定地域文化的精髓并準確把握其文化個性。所有這些，都影響了區域文化與文學研究繼續走向深入并產出有創見的學術成果。

【注釋】

a嚴家炎：《〈20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總序》，《理論與創作》1995年第1期。

b韓少功：《文學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c何西來：《關于文學的地域文化研究的思考——從“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想到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9年第1期。

d李永東：《“區域文化與文學”研究模式的拓展》，《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3期。

efj魏建、賈振勇：《齊魯文化與山東新文學》，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頁、246頁、32-33頁。

g王蒙：《王蒙自傳第3部：九命七羊》，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293頁。

h 《張煒解讀〈刺猬歌〉呼吁人們認知“齊文化”》，新浪讀書，http：//book.sina.com.cn/author/subject/2007-04-24/1435213994.shtml，2007年4月24日。

i參見《大哥管謨賢談莫言文學創作：浪漫齊文化是他的根》，《青島晚報》2012年10月14日第13版。

k蒲松齡：《鑄雪齋抄本聊齋志異（上）·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頁。

l狄其驄、王汶成、凌晨光：《文藝學新論》，山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