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芳
(廣西財經學院,廣西 南寧 530000)
已有研究表明,在我國,民營企業依靠建立政治關聯能夠在多個方面獲得利益。許多學者的研究結果表明,企業建立政治關聯能夠提高自身的社會信任度,向市場傳遞良好的聲譽信號,提高企業形象。在貸款融資方面,政治關聯企業通也更具優勢,其獲取融資的難度更低。另外,在政府援助方面,政治關聯企業更容易獲取政府資源,如政府補貼、稅收優惠等。政治關聯在市場監管方面同樣對企業有著有利的影響。政治關聯企業能夠通過有政府背景的高管對監管部門的調查過程施加政治壓力,降低訴訟和行政處罰的風險。還有研究認為企業的政府資源也會對注冊會計師的審計過程產生壓力,政治關聯企業更容易獲得標準審計意見,其信息的可靠程度、財務透明度和審計質量都明顯低于沒有建立政治關聯的企業。事實上,政治關聯不僅僅存在于我國企業中,而是在全球范圍內都具有普遍性,尤其普遍存在于政府管制較為嚴重的發展中國家。Faccio(2006)對42個樣本國家的政治關聯問題進行了研究,結論表明從全球視角來看,政治關聯普遍存在于各個國家,在貪污腐敗的國家中尤甚。即使是在發達國家美國,也存在著大量企業通過選舉捐款等方式獲取政策性好處的現象。
由于我國特殊的歷史背景,我國民營企業在發展的過程中曾經存在著許多的阻礙,與國有企業相比曾遭受過不平等的待遇。在實際的生產經營過程中,民營企業在政策傾斜、融資貸款、稅收優惠、行政審批等多個方面還是難以與國有企業相抗衡。在這種背景下,民營企業開始建立政治關聯,尋求“政治保護傘”,既能夠減輕企業生產經營過程中所遭受的政府亂收費等不正常干擾,又能夠獲取多方面的政治資源和經濟利益。
雖然許多研究都表明政治關聯對民營企業在國內的經營活動存在著有益影響,但這一結論在我國民營企業走出國門進行海外并購時是否同樣適用呢?建立政治關聯能夠為民營企業在國內提高聲譽建立良好的形象,但在進行海外并購時很有可能會被標的企業的利益相關者認為是受到了政治因素的影響,是政府意志的一種體現。根據普華永道發布的《2018年中國企業并購市場回顧與2019年展望》顯示,在海外并購的數量上民營企業已經連續三年超過國有企業,且發達的歐洲國家成為了民營企業并購的最主要目標地區。因此,在雙方意識形態存在較大差異的前提下,有必要對政治關聯是否會影響我國民營企業海外并購的績效這一問題進行深入的研究。
根據普華永道發布的報告,在海外并購交易中高科技和消費品行業是對我國民營企業最具吸引力的行業,民營企業希望通過海外并購吸收國外先進技術和知名品牌。因此,本文選取高新技術企業北京雪迪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雪迪龍”)并購Kore Technology Loimited(以下簡稱“KORE”)為例,在判斷雪迪龍是否存在政治關聯的基礎上,研究政治關聯對其海外并購績效的影響。
雪迪龍成立于2001年,并于2012年在深交所上市,是一家研發、生產、銷售和運營維護分析儀器儀表、環境監測系統、智慧環保等產品的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該企業無論是生產規模、技術水平還是產品研發、銷售管理能力,都處于國內同行業領先水平。
KORE成立于1991年,是國際上最早專業從事飛行時間質譜儀和相關產品研發、生產和銷售的科技企業之一,其董事長和總經理都是行業內的資深科學家,其他的13位自然人股東也都是該公司的員工或顧問。
近年來我國市場對質譜儀的需求日益增加,但國內的高端質譜儀主要依靠進口。因此,雪迪龍此次并購KORE的主要目的是獲取KORE公司的高端質譜儀生產技術,進一步完善自身的產品體系,提高自身的技術實力、研發水平和核心競爭力。2015年7月17日,并購雙方簽署了正式協議,此次并購分兩步進行:第一,雪迪龍使用系自有資金約人民幣1260萬元收購KORE公司45.56%的股權;第二,向KORE增資約307萬元人民幣,增資后持有KORE公司51%的股權。
目前關于政治關聯的研究較多,但是有關于量化政治關聯的方法學者們尚未達成一致的觀點。政治關聯指的是企業與擁有政治權利的個人之間形成的隱性政治關聯,包括公司高管曾在政府部門任職、通過選舉捐款獲得的關系等(吳沖鋒等,2008)。本文采用的是案例研究法,因此以高管是否曾在政府任職來判斷雪迪龍是否存在政治關聯。
根據研究雪迪龍的高管任職經歷不難發現,其董事長敖小強于1985年畢業后曾擔任北京分析儀器廠技術員、工程師和高級工程師。而該儀器廠是1959年興建的大型骨干企業,是蘇聯156項援建補充項目之一。雪迪龍的副總經理鄒元龍,曾在1988年-2003年之間就職于江西省環境保護局,任開發監督處副處長、環境監察總隊隊長等?;谝陨戏治?,本文認為雪迪龍存在政治關聯。
本文采用會計研究法,從盈利能力、營運能力、償債能力和發展能力四個方面來評價雪迪龍此次并購KORE的績效。
表1 雪迪龍并購前后主要財務指標變動表
從表1不難看出,雪迪龍并購后的各項財務指標相對于并購前(即2014年)并沒有得到顯著的提升。從盈利能力來看,雪迪龍的總資產報酬率雖然于并購當年有所提高,但2016、2017年顯著下降且遠遠低于并購前的水平,盈利能力有所下降;從營運能力來看,雪迪龍并購后的總資產周轉率稍高于并購前,營運能力有所提高但幅度不大;從償債能力來看,雪迪龍并購后的流動比率有較大幅度的提高,短期償債能力顯著上升,同樣,資產負債率也有所下降且維持在一個很低的水平,長期償債能力良好;從發展能力來看,凈利潤增長率持續下降,且2016年為負數,2017年也遠低于并購前水平,這表明雪迪龍的發展潛力不足。
綜合以上分析,本文認為雪迪龍此次并購KORE公司并未取得良好的并購績效。雖然并購后營運能力和償債能力有所提升,但其盈利能力和成長能力大幅度下降,盈利能力不強且持續發展潛力不足。究其原因,可能是雪迪龍在國內建立的政治關聯影響了此次并購的績效。KORE公司的利益相關者可能會認為雪迪龍的此次并購受到了中國政府的影響,而非完全的市場競爭行為,尤其是在雪迪龍并購的目的在于獲取先進技術的情況下更是如此。這就給雪迪龍并購后的整合帶來了困難,難以實現并購的協同效應。因此,本文認為雪迪龍在國內建立的政治關聯給此次海外并購帶來了負面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