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馬甲”折射法國后現代社會撕裂

余南平

沖天的火光，破碎的櫥窗……法國巴黎這個享譽世界的浪漫文化之都，在2018年年底不是被即將到來的圣誕氣氛所裝飾，而是以街頭對壘和暴力宣泄所替代，這究竟是1968年“法國革命”的精神延續，還是今天法國后現代社會的撕裂與沖突張力顯現？另一個吊詭的問題是，社交網絡媒體何以能夠將燃油稅上調的問題持續放大，并在法國經濟復蘇已經取得一定成效的情況下，掀動了一場反馬克龍執政的社會運動？并且這場運動既不是傳統的法國政黨策劃顯示政治訴求的結果，也不是工會組織罷工清晰利益的表述。為了反對而反對，“黃馬甲”聚集在反對的主題下，是一種怎樣的社會訴求與底層抱怨？

“畢其功于一役”的改革失去基本盤支撐

改革既是馬克龍的競選主張，也是其贏得希望擺脫沉疴積重的選民們投票的基礎因素。薩科齊的夸夸其談，奧朗德的不作為，不僅使得法國相較于德國“施羅德改革”晚了15年，錯失了結構性改革的良機，同時法國也因經濟競爭力下降，一步步失去歐洲范圍內、乃至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力和權力。

平心而論，執政后的馬克龍推出的改革，針對的是政府公共成本不斷上升，切入點是福利社會固化的頑疾，以此來解決法國政府開支占GDP近50%的問題。單從經濟角度看，在2016年底突破2%的GDP增長瓶頸后，法國2018年經濟增長為2%，財政赤字回落至2.6%，低于歐盟財政赤字標準3%，而就業數據也呈現樂觀趨勢，2018年三季度最新數據顯示失業率為9.1%，創2008年以來最低水平。但這些靚麗的數據并不能掩蓋各種利益群體對于馬克龍政府改革的不滿。原因在于：馬克龍的綜合經濟改革的操盤方式是“齊頭并進”式改革，其將多個領域改革如鐵路改革、公務員改革、教育改革和稅法改革同時推出，這樣就使得改革過程中利益受損群體規模短期內突然擴大。福利的剛性與依賴，使得利益受損群體容易找到共同發泄不滿的議題，暴露了馬克龍政府典型的“技術官僚”治理弊端。缺乏社會改革承受力的評估與單純經濟指標導向的改革，不僅使得馬克龍政府“畢其功于一役”的改革失去了基本盤的支撐，同時也凸顯了法國后現代社會的多元與福利固化的堅韌性。

“法國再興”不能解決普通民眾的現實困難

馬克龍的改革旨在降低政府的財政赤字和公共開支，以滿足歐盟的財政標準，并使法國重新成為歐洲領導國家。他在競選時候提出的“法國再興”的口號，吸引了法國選民的眼球，并使選民投出自己的選票。但是當選民們在大選完畢回到灰暗的現實中，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發現“法國的榮光和再興”并不能幫助普通民眾解決現實困難。

雖然法國目前9.1%的綜合失業率告別長期兩位數的失業環境，并可以作為對外炫耀的政治資本，但是法國25歲以下勞動力20.4%的失業率，既隱含著動蕩，同時也是暴力的基礎。從工資收入角度看，扣除通貨膨脹后，法國平均收入從2010年至今幾乎沒有增長。以家庭食品支出角度看，法國的平均水平（13.6%）高于歐盟平均水平（12.2%），而巴黎這個世界之都的高昂開支更是拉低了普通民眾的獲得感。目前低技能工作者的總比例在法國近24%，明顯高于OECD許多國家。這些低技能工作者所能夠獲得的收入，也就是法國最低工資水平（1498歐元）左右，扣除日常食品與租房支出后幾乎無所剩余。因此，政府的改革與民生究竟是什么關系？忘記改革初衷、立志于偉大的政治實踐，對于多元化的法國社會不僅危險，同時也更顯得曲高和寡。

偏偏選擇與自身能力不匹配的國際難題入手

客觀地說，馬克龍當選后，如其競選承諾，法國加強了在國際舞臺的活動頻繁度，希望在歐盟與國際上重新獲得更多更大話語權，并解決國際影響力的衰退問題。馬克龍組建獨立“歐洲軍”夢想既有戴高樂主義的傳統，又是現實中不想寄北約籬下的表現。而當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的重大契機出現時，馬克龍自認的戰略機遇窗口出現了。

馬克龍希望法國自身扛起“解決全球氣候變暖”的領袖大旗?！叭驕p排先鋒”的落實，既需要以碳稅為代表的新稅種比例提高，同時還不能消耗政府原本已經龐大的公共開支，因此，民眾的全球責任感就被寄托了情懷，法國人民必須為“全球減排”而犧牲自我利益，這不僅構成了本次“黃馬甲”運動爆發的導火索，同時也透射了法國參與全球事務的能力無奈。解決全球變暖問題是一個資金投入巨大的復雜、長期系統工程，需要全球主要國家的協調與協同，僅靠法國的財力與全球影響力很難有巨大作為。但馬克龍偏偏選擇了與自身能力不能夠匹配的國際治理難題入手，以國內民眾福祉損傷為代價參與國際公共事務，提供普惠性國際公共產品，甚至是不切實際的奢侈品，釀成了國內的普遍反對并引發了社會群體運動。

已過時的政治理念如何進行政治實踐

馬克龍競選中最引人矚目的就是其“非左非右”的政治主張。這個主張既是上個世紀90年代英國理論家安東尼·吉登斯的“第三條道路”的理論詮釋，也是英國布萊爾政府時代的政策實踐，曾經被看成是歐洲的政治指路明燈和應對后現代社會的理論法寶。但事實上，選民們從來不熱衷于理論家們的灰色演繹。出于對歐洲范圍內已經開始凝聚力量的“極端政治”的擔心，法國選民既不愿意選擇極左的梅朗雄，也不愿意選擇極右的勒龐。而馬克龍高票當選后隨之產生的問題是，在“非左非右”的政治主張和理念下，馬克龍的改革政策既不能過于得罪富人，也不能得罪窮人，而傳統的中產階級又在哪個位置？這是政治從理論到實踐轉化的難題。由于馬克龍不希望法國原本比較清晰的政治勢力介入政治治理，所以他在政府官員選擇上雇傭了大量的“技術專家”組建“專家內閣”，使得其執政缺乏了政治層面“基本盤”的支持，一旦碰到改革的難題就難以獲得民眾的底層支持。因此，在當今法國已經進入“后現代社會”，利益分層多元化和細化的環境下，馬克龍的政治理念繼續搬用過時的“第三條道路”理論指導，如何進行政治實踐是其目前碰到的最大執政難題，也是造成法國后現代社會斷層撕裂加劇的根源。

法國出現的“黃馬甲”運動，本身就是法國社會進入“后現代社會”各種結構性矛盾的體現，也反映了后現代社會福利體系一旦固化和僵化，改革就會異常艱難，稍有不慎會引發深層社會問題。因此，在任何政治實踐中，美好的政治理想必須與民生發展結合，改革的初衷與福利頑疾的對抗，必須有高度的技巧和對大環境的總體判斷，否則，動蕩、沖突與不穩定可能就是后現代社會的常態。

（摘自《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