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瞿秋白

希言

一個人，其生前或風云際會、或歷盡悲苦，其身后一時備極哀榮、一時又背負污名，甚至一直備受爭議，無論他的形象有幾個側面，又被人從幾個側面來評說，他的內心世界永遠都有我們都無法徹底透視與完全理解的真實。

瞿秋白，就是這樣一個人。

他是常人所不能理解的，因為他的內心世界有著不同尋常的真實，更因為他能夠自我解剖、坦露這種真實。

如果1935年6月18日從容就義的那個凌晨之前的那一段最后的時光，他不曾寫過那一篇文字，他的身后就自然地定格為文人、領袖、烈士。但是，他偏偏留下了《多余的話》，于是他的形象，在犧牲多年之后的一段特殊歲月里，竟一度成了“可恥的叛徒”。

這篇獄中絕筆，材料本身的真實性沒有問題，因為熟悉他的同志如周恩來、丁玲，殺害他的敵人如國民黨三十六師師長也是他曾經的學生宋希濂，都作了證明。問題是，能否依據《多余的話》就判他變節？

1964年，被看成“一個叛徒的自白書”“自首叛變的鐵證”，瞿秋白被視為“叛徒”。1967年6月17日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召開了“聲討叛徒瞿秋白大會”。1972年中發12號文件稱“瞿秋白在獄中寫了《多余的話》，自首叛變了”。而且“十次路線斗爭”的提法中，他被定為第二次路線斗爭的反面代表人物。

撥亂反正中，人們又想起了瞿秋白，1979年中央成立專案組復查瞿秋白被捕一案。1980年2月29日十一屆五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有人提到如何評價瞿秋白時，鄧小平說“講他是叛徒就講不過去，非改正不可”，同年6月17日，中國文聯、中國作協和中國社科院在人民大會堂聯合舉行座談會紀念瞿秋白就義45周年，中宣部副部長、文聯副主席周揚講話高度贊揚瞿秋白的一生。

1980年10月19日，中央辦公廳轉發中紀委《關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義情況的調查報告》，明確宣布：“《多余的話》文中一沒有出賣黨和同志;二沒有攻擊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三沒有吹捧國民黨;四沒有向敵人乞求不死的意圖”，“客觀地全面地分析《多余的話》，它決不是叛變投降的自白書”。標志著對從1964年就開始羅織的“瞿秋白自首叛變案”的正式、徹底平反。199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收入了《多余的話》。

云煙散盡，理性回歸，再看秋白。與方志敏的《獄中紀實》、陳毅的《梅嶺三章》等慷慨激昂、向敵人宣戰不同，《多余的話》是向內拷問自己的靈魂的。他開宗明義，說這是自己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話”，要“說一說內心的話，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坦陳是“歷史的誤會”把自己推進了革命的洪流，擔當了領袖，也犯了很多錯誤;明明即將就義，卻要請同志們不要把自己當作“共產主義的烈士”，因為自己始終不能克服“紳士意識”，終究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感到“萬分的厭倦”，現在有了“永久休息”的機會，而且“實質上離開了你們的隊伍很久了”。只有像他這樣光明磊落、襟懷坦白的人，才能如此不加掩飾地剖白自己。在《多余的話》里，他以筆為刀，從理想到經歷，從情感到靈魂，勇敢、徹底地“解剖”了自己。雖然字里行間有著難以釋懷的悲觀與疏離，但是他從始至終都沒有背棄自己的信仰，可貴的是一直保持著他的真性情，不違背自己的本心。

追問生命的意義，衡量生命的價值，也只有像瞿秋白那樣真實地面對自我，解剖自我，才能無愧于這個生命，才有改變和完善自我的可能。

真實的瞿秋白，已走進歷史的深處。瞿秋白的真實，卻于今天愈發顯得那么難能可貴！

（摘自《黨史縱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