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國內外生態翻譯學研究可視化對比

王建華 周 瑩 蔣新莉

(1.中國人民大學 外語學院，北京 100072； 2.北京開放大學 國開分部社科系， 北京 100081； 3.山西師范大學辦公室，山西 臨汾 041004)

0.引言

近年來，隨著生態語言學的快速發展，生態翻譯學研究在國內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從生態翻譯學概念的提出到生態翻譯學理論的建構，生態翻譯研究在全球翻譯研究領域都處于引領的態勢。在中國當代譯學研究領域，作為“開發本土學術資源的一面旗幟”，生態翻譯學自2001年創建以來一直備受關注(劉潤澤、魏向清，2017: 74)。生態翻譯學立足于翻譯生態和自然生態的同構隱喻，是一種從生態視角考察翻譯的研究范式。此范式是在全球性生態理論熱潮的背景下形成的，它以生態整體主義為理念，以東方生態智慧為依歸，以“適應/選擇”理論為基礎，以翻譯生態、文本生態、“翻譯群落”生態及其相互關系為研究對象，以翻譯即生態平衡、翻譯即文本移植、翻譯即適應選擇為核心理念，以生態翻譯學的敘事方式，從生態視角對翻譯生態整體與翻譯理論本體進行綜觀和描述(胡庚申，2008，2010，2011，2013)。胡庚申(2004)專著《翻譯適應選擇論》被看作是生態翻譯學的奠基之作(苗福光 等, 2014)。生態翻譯學發展與研究近年來尤其在國內呈暴發趨勢，生態翻譯學研究的現狀、熱點和前沿亟待梳理和分析，然而這類的研究稀缺。陳圣白(2017)對國內2001—2015年學術期刊發表的有關生態翻譯學的學術論文進行了人工歸類和統計，發現有四個研究主題：綜述、理論探討、實踐應用和翻譯教學，但他沒有進行國內外對比研究，無法給出基于對比的研究結論，也無法有效指導生態翻譯學未來的研究。馮佳(2014)對國外翻譯學研究動態進行了計量分析，但沒有進行國內研究，且未涉及生態翻譯的研究。劉潤澤和魏向清(2017)運用CiteSpace和Wordsmith重點分析了生態翻譯的話語傳播現狀。迄今為止，還沒有學者使用科學計量方法對生態翻譯學研究的國內外相關文獻進行對比分析，沒有用可視化技術考察國內外生態翻譯研究的差異，無法對生態翻譯研究的未來發展趨勢做出科學研判。本文借助科學計量學分析工具CiteSpace，對近20年來國內外生態翻譯學研究的研究現狀、研究熱點以及國內外研究的差異性進行分析，從而為未來生態翻譯研究提供方向性指導。

1.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1.1 數據來源

本研究的數據來源分為國外和國內兩部分。國外期刊文獻以“Web of Science TM 核心合集”(以下簡稱WoS)作為數據源，選取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藝術和人文科學引文索引(A & HCI)以及社會科學會議錄索引(CPCI-SSH)三個數據庫進行主題檢索。檢索式為 TS= (“eco-translation” OR “eco-translatology” OR “translation ecology” OR“ecology of translation” OR “ecological translation”)和T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AND translation)。文獻類型設定為“論文”“會議論文” 和“書評”。時間不限，檢索時間為2017年6月25日。通過對檢索結果的逐一閱讀與篩選，去重、剔除無關文獻后得到27篇，其中最新文獻發表時間為2017年3月，最早文獻發表時間為2003年。

國內文獻來源中國知網(以下簡稱CNKI)全文數據庫，數據來源包括：①科技期刊，“科技期刊出版周期短，因而發表論文速度快；科技期刊種類多，能反映各個領域的成果和水平?！雹跁h文獻，“指學術會議文獻，它反映科技的發展趨勢，最新成果間隔時間短?！雹鄄┦繉W位論文，“博士學位論文是經過一定審查的原始研究成果，一般都帶有獨創性和學術性?！?邱均平、王曰芬，2008: 3)博士論文具有“可以反映出該領域新的研究問題、研究方法或研究發現”(穆雷、鄒兵， 2014: 14)。

本研究使用主題詞“生態翻譯”和“翻譯適應選擇”進行檢索，最早的相關文獻出版時間為2004年，截止時間為2017年6月。為保證相關性，本研究對數據進行二次篩選和數據清洗，剔除不相關的文獻，最終得到期刊文獻記錄1263篇(CSSCI期刊文獻97篇)，會議論文23篇，博士論文九篇，文獻數量共計1295篇。

1.2 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

文獻計量分析能夠克服研究者的主觀性評價的缺陷，較為真實、客觀地反映該領域的發展狀況。此方法“用數據和精確的量化來‘白描’研究對象的全貌和分布特點”(孫毅，2015: 20-21)，所以本文采用文獻計量分析法對收集的數據進行分析。

本文先使用Excel表格工具對國內外相關發文進行數理統計分析，然后采用CiteSpace可視化分析軟件對國內外生態翻譯學的研究現狀、研究熱點等數據進行圖譜分析。CiteSpace能可視化分析科學文獻以發現新興趨勢和模式(Chen,2004, 2006; Chen et al., 2010)，基于一段時間內所發表的科學文獻的復合網絡對文獻記錄進行分析。CiteSpace軟件支持將文獻數據轉化為交互式可視化網絡的功能，可將完整的分析窗口分割成一系列連續的時間間隔，即“時間段”(Time Slices)。每一個時間段觀察到的引用行為分別被用來建構這個時間段的網絡模型，相鄰時間段的網絡整合后就形成一個較長期的網絡(陳超美，2015: 301)。研究表明，CiteSpace軟件能夠有效捕捉潛在的科學研究熱點(Chen et al., 2010)。CiteSpace軟件支持多種類型的文獻計量研究，通過選取不同的分析對象，能夠得到不同的圖譜，如合作圖譜、共現圖譜、共引圖譜、耦合圖譜和共同資助圖譜。本研究對近20年來國內外生態翻譯學研究進行合作分析和共現分析，使用CiteSpaceⅢ(版本號5.0.R2 SE64-bit)可視化軟件繪制科學知識圖譜。

2.數據分析

2.1文獻發表時間分布

本文將WoS數據庫來源與CNKI來源的生態翻譯學相關期刊文獻按照發表時間進行統計分析，由遠及近繪制折線圖(見圖1)。從圖中可以看出，從2003年到2017年，國外期刊論文、會議論文及書評數量較少，總計27篇。最早發表于2003年。2011年之后發文量開始逐年增長，2015年發文量達到歷年來最高值六篇，其中，會議論文比重最大，占59%，期刊文章占30%，書評占11%。中國學者的研究占總數約90%?？梢?，生態翻譯學理論研究的主力軍在中國，需要加強國際化傳播。

圖1 WoS與CNKI數據庫生態翻譯學研究期刊文獻數量分布

國內探索生態與翻譯或將二者相結合的研究蓬勃發展。其中清華大學胡庚申教授的生態翻譯學影響較大。生態翻譯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起步探索于2001年，立論奠基于2003年，倡學整合于2006年，全面拓展于2009年(胡庚申，2013: 69)。從2009年起，國內期刊文獻數量呈大幅穩定上升趨勢，2014年達到歷史最高點(CSSCI索引文獻19篇)。另一個將生態學與翻譯學相結合的學科為翻譯生態學，是我國學者許建忠在愛爾蘭都柏林城市大學擔任人文科學系主任兼翻譯時與語篇研究中心主任Michael Cronin(2015)在“強調一元化和地方化的同等重要性”的“翻譯生態學”概念基礎上提出的，即“將生態學的研究成果引入翻譯研究，將翻譯及其生態環境聯系，從而從生態角度審視翻譯和翻譯研究，力求對翻譯中的多種現象進行剖析和闡釋”(許建忠, 2009)。本文重點討論生態翻譯學的研究現狀和發展趨勢。

本研究將CNKI數據庫來源的三類文獻在時間和數量兩個維度上進行統計，發現期刊文獻數量比重最大，其次是會議論文，博士論文的比重較小。在使用生態翻譯學為主要理論框架的博士論文中，上海外國語大學以五篇位列第一，其他產出相關博士論文的高校有：山東大學、南京中醫藥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和蘇州大學。中國知網顯示被引頻次大于或等于十的博士論文從高到低依次為來自上海外國語大學的陳圣白(2012)(被引17次)、劉雅峰(2009)(被引12次)和郭蘭英(2011)(被引10次)。

可見，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生態翻譯學理論已經引起了翻譯界學者的廣泛關注，被應用于翻譯實踐各領域，如文學翻譯、公示語翻譯、外宣翻譯、廣告翻譯、旅游翻譯等。國內譯界對生態翻譯學這門新興學科的研究逐漸升溫，相關會議增多，全國多所高校運用生態翻譯學作為理論框架來指導研究生完成碩士和博士學位論文。然而，核心期刊的文獻比例相對較少，博士論文數量也需提升。

2.2文獻主要刊發載體

生態翻譯學相關研究刊發載體的統計表明國內對生態翻譯研究的關注狀況。 表1是國內刊載生態翻譯學相關CSSCI論文數量大于或等于兩篇的前16名期刊，發文量最多的是《上海翻譯》，共刊發14篇，《外語研究》《外語界》《外語學刊》等外語類核心期刊均刊登了兩篇相關研究論文。從表1可以看出，中國知網CSSCI索引期刊刊登生態翻譯學研究論文數量最多的刊物是《上海翻譯》，緊隨其后的還有《中國翻譯》《貴州民族研究》和《中國外語》等。

表1 國內刊發生態翻譯學研究論文的CSSCI來源主要刊物

研究發現，生態翻譯學研究論文的CSSCI文獻來源數量占全部期刊文獻的比例并不大，只有7.7%(97/1263)。這說明國內譯界需要產出更多與生態翻譯學相關的高質量研究成果。分析表明生態翻譯學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翻譯、外語教學、民族研究、社會科學研究等領域。研究內容分析表明，實踐應用類型的文獻比重最大(68%)，其次是理論探討類型的文獻(27%)，綜述和書評類文獻最少(5%)。該發現與陳圣白(2014)的一致。說明近年來從事生態翻譯學的研究者大多數是運用生態翻譯學理論來解釋翻譯現象或指導翻譯教學，而從事理論探討的研究相對不足。

2.3國內外生態翻譯學研究的主要學者和單位可視化分析

前面對國內外生態翻譯學研究的總體現狀做了基本的統計與分析，下面將使用CiteSpace更深入地考察國內外生態翻譯學研究的現狀與趨勢，并進行可視化呈現。

首先對主要研究機構和研究者進行考察。通過對一個學科領域的研究者及研究單位進行可視化分析，可以直觀地從節點大小和字體大小發現該領域的主要研究者和研究單位，進而判定其在該領域的地位和貢獻。將WoS來源數據導入CiteSpace軟件，在運行主窗口中對主面板右側的系列參數進行設置。在時間分區(Time Slicing)下選擇分析起止時間為2003—2017年；通過Years Per Slice選擇時間分區為1，即每一年一個時間分區，節點(Node Type)選擇作者和研究機構，每個時間切片選擇Top30，閾值為1，即可視化圖譜上顯示的機構和作者最低發文量為一篇，點擊運行便得到國外期刊文獻機構和作者合作圖譜(見圖2、圖3)。

圖2 國外期刊發表的生態翻譯學研究文獻的主要學者

國外期刊文獻機構和作者合作網絡如圖3所示，圖中每個節點代表一個作者或者研究單位，節點的大小代表其發文數量：節點越大，表示發文量越多。直觀地表現為，字體越大，該研究者或者研究單位發文越多。節點之間的連線代表作者之間、機構之間以及作者與機構之間的聯系，聯系越強，連線越粗。

從圖2中可以看出，較大的節點有五個，發文量均在兩篇或兩篇以上。而其中四個節點對應的研究者均為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的編撰者，另一個節點對應的研究者為胡庚申教授，他先后于2003年和2006年在國際期刊Perspective上發表論文“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和“Adaptation in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介紹翻譯適應選擇理論。圖上顯示，胡庚申教授與其他研究者之間并沒有連線，說明他的國際期刊發文是獨立作者，沒有進行合作研究。

本研究將CNKI來源數據導入CiteSpace軟件，在運行主窗口中對主面板右側的系列參數進行設置。在時間分區(Time Slicing)選擇1998—2017年；以年為時間分區，通過年分區(Years Per Slice)選擇時間分區為1，即每一年為一個時間分區，節點(Node Type)選擇作者和研究機構，每個時間切片選擇Top30，即選擇每個時間分區內的前30名作者或研究機構數據，連線強度選擇Cosine、Term Source全部勾選，采用最小生成樹算法對圖譜進行修剪，可視化方式選擇默認的靜態方式(Static)。閾值為30，即圖譜中出現的作者和研究機構，頻次都不少于30次。

圖中的節點代表作者或者研究單位，節點的大小代表該作者或機構發表論文的數量多少，數量越多，節點越大。節點間的連線表示作者與機構以及作者與作者之間的聯系。例如，圖3中“胡庚申”“清華大學”與“澳門理工學院”這三個較大的節點之間有連線，說明作者單位及合作發表。其中，清華大學和澳門理工學院分別以發文量11篇和9篇位列國內生態翻譯學研究的主要研究機構榜首，其他的主要研究機構按照發文量由高到低依次為澳門城市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外國語學院和天津大學外國語言與文學學院。國內生態翻譯學研究發文量最多的研究者是清華大學的胡庚申教授，以十篇發文量排在首位，緊隨其后的還有果笑非、劉愛華、劉艷芳和王立松等。

圖3 國內生態翻譯學研究的主要學者及研究機構

2.4研究熱點

詞頻是指做分析的文檔中詞語出現的次數?！霸~頻分析法是利用關鍵詞在某一研究領域文獻信息中提取能夠表達文獻核心內容的關鍵詞或主題詞頻次的高低分布，來研究該領域發展動向和研究熱點的文獻計量方法”(李杰、陳超美，2016：194)。本研究使用CiteSpace軟件分別繪制國內外期刊生態翻譯學研究的關鍵詞共現可視化知識圖譜，考察近20年來生態翻譯學研究的熱點變化趨勢。邱均平等(2008)指出：“由于一篇文獻的關鍵詞或主題詞是文章核心內容的濃縮和提煉，因此，如果某一關鍵詞或主題詞在其所在領域的文獻中反復出現，則可反映出該關鍵詞或主題詞所表現的研究主題是該領域的研究熱點” 。

本研究分別將WoS和CNKI來源的文獻數據導入CiteSpace軟件，對相關參數進行設置：節點(Node Type)選擇關鍵詞(keyword)，閾值設為2，其他參數同上，得到2009—2017年國外期刊的生態翻譯學研究文獻關鍵詞共現圖譜(見圖4)。

圖4 國際期刊和會議論文的生態翻譯學研究文獻關鍵詞共現圖譜

2.4.1 國外期刊文獻生態翻譯學研究關鍵詞共現圖譜分析

在圖譜中，每個節點代表一個關鍵詞，節點越大表明共現頻次越高。節點由年輪組成，每個年輪代表該關鍵詞出現的時間，從內向外，時間由遠及近，年輪的顏色由冷色向暖色過渡。兩個節點之間的連線表示它們的共被引關系，連線的粗細與共被引強度成正比例。連線的顏色表示的是共被引首次發生的時間段。從圖4中可以明顯看出，最大的關鍵詞節點為eco-translatology，頻次和中心性皆為最高。

本研究通過統計共現頻次較高的前六個關鍵詞，可以清晰地看出2003年以來生態翻譯學研究的熱點變化趨勢。這些高頻共現關鍵詞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2003—2017年間國際期刊和會議范圍內生態翻譯學研究者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詳見表2)。

表2顯示，共現總頻次大于或等于兩次的關鍵詞從高到低依次為：eco-translatology(生態翻譯學)、adaptive selection(適應性選擇)、eco-translation(生態翻譯)、translation ecology(翻譯生態)、interpretation teaching(口譯教學)和ecology(生態學)。這些高頻關鍵詞所在文獻的發表時間聚集在2012至2015年?？梢?，國外期刊刊載的針對生態翻譯學的相關研究聚焦熱點主要是圍繞“生態翻譯學”“適應選擇”“生態翻譯”“翻譯生態”“口譯教學”和“生態學”這六個關鍵詞。除了較為寬泛的關鍵詞“生態翻譯學”“生態翻譯”和“生態學”外，研究者關注的熱點主要有“適應性選擇”“翻譯生態”“口譯教學”。

我國學者胡庚申先后于2003年和2006年在國際期刊Perspective上發表兩篇論文，介紹翻譯適應選擇理論，分別為 “Translation as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翻譯選擇適應論)和“Adaptation in Consecutive Interpreting”(交傳適應論)，為生態翻譯學奠定了理論基礎。最新發表的研究有Yu(2017)基于“翻譯即適應和選擇”的理論，對女權主義作品《陰道獨白》(TheVaginaMonologues)的兩個中文譯本的對比研究。從女權主義視角，詳細分析了譯者從語言、文化和交際三個維度的適應性轉換，適應性轉換在翻譯生態環境中的效果，解釋為什么一種譯本比另一種譯本存活的時間更長。該研究還闡釋了譯者多維轉換如何影響翻譯譯本的存活以及中國受眾對西方女權主義的接受程度。

國外譯界學者則更多從生態學的視角對翻譯學進行探討：斯科特(Scott)(2015)從生態翻譯學的視角探討了詩歌的翻譯并指出，生態翻譯并不是翻譯一些生態批評所認定的生態文本，而是在翻譯任何文本時，注重提升讀者的生態意識?？肆_寧(Cronin)(2015)將語言翻譯與食物做類比，倡導構建新的翻譯生態系統?？肆_寧贊同麥克米爾(McEntyre)(2009)的觀點，認為“語言與水、土地、動植物和食物系統一樣，是另一種寶貴的、共享的資源，亟需很好的管理；不應該輕易地像一次性商品那樣被消耗掉”。

表2 國外生態翻譯學研究的期刊文獻高頻關鍵詞列表

2.4.2 國內期刊文獻生態翻譯學研究關鍵詞共現圖譜分析

我們使用CiteSpace可視化軟件繪制中國知網來源的2004—2017年文獻數據的關鍵詞共現圖譜(見圖5)。通過對高頻關鍵詞的整理，我們合并了一些相似的關鍵詞種類，如“三維轉換”與“‘三維’轉換”合并為一類。圖5顯示“生態翻譯學”為最大的節點，在這個節點內部或周圍分布著許多其他的節點，形成了一個規模較大的以“生態翻譯學”為中心的聚類。其他頻次較高的關鍵詞依次為：三維轉換、翻譯生態環境、生態翻譯、翻譯適應選擇論、公示語、翻譯策略，等等。表2和表3分別是研究者根據CiteSpace的統計信息制作的頻次和中介中心度前20位關鍵詞列表。

圖5 國內生態翻譯學研究的CNKI期刊文獻關鍵詞共現圖譜

可見，國內生態翻譯學研究比國外內容更豐富，研究熱點更多。除了對理論的探討外，越來越多的譯界學者將生態翻譯學的理論運用于各個領域指導實踐，從生態翻譯學視角來分析和評價文學翻譯、廣告翻譯、外宣翻譯、新聞翻譯、公示語翻譯等各個方面的翻譯實踐，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表3 國內生態翻譯學研究的頻次前20位關鍵詞列表

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是測量節點在網絡中的結構屬性的一個重要指標。一個節點具有高中介中心性代表該節點對應的文章大多具有跨學科性質，連接兩個或多個不同學科的節點，具有樞紐作用。CiteSpace計算各節點的中介中心性，可以幫助我們識別關鍵節點。高中介中心性的節點相比于那些被引高但中介中心性低的節點，具有更大的價值(陳超美，2015)。CiteSpace使用該指標測算關鍵詞的重要性，揭示研究熱點，在知識圖譜中用帶有紫色外圈的節點表示。中介中心性越高，其節點外圈的紫色年輪越厚，越具有產生革新性影響的潛質(Chen, 2006)。表4顯示，中介中心性大于0.1的關鍵詞(從高到低)依次為：生態翻譯學、翻譯理論、翻譯、公示語、翻譯生態環境、適應/選擇、翻譯策略、翻譯適應選擇論、翻譯學研究、國際生態、譯者中心、生態翻譯和三維轉換。

表4 國內生態翻譯學研究的中介中心度前20位的關鍵詞

可以看出，國內譯界學者較多關注以生態翻譯學的基本理念和方法來解讀各種翻譯現象，包括文學翻譯的個案研究和各種應用翻譯文本的翻譯研究，如：公示語翻譯、字幕翻譯以及外宣翻譯。國外譯界學者則更多從生態學的視角和理論對翻譯學進行探討。

2.5研究前沿

對于生態翻譯學研究前沿的追蹤，有利于生態翻譯學界更好地認識該學科的發展趨勢以及未來研究的方向。

CiteSpace軟件運用突變檢測算法，從文獻的題目、摘要、關鍵詞、描述詞以及文獻記錄的標志符中提取突變術語，以便用于檢測某一學科領域研究興趣的突然增長，辨識和追蹤學科領域的研究前沿動態和發展趨勢。所謂突變術語，是指使用頻次突然明顯增多或在較短時間內突然出現的術語。根據詞頻的時間分布和變化趨勢，從大量的主題文獻詞中提煉出突變術語，能有助于較清晰地分析和了解某一學科的研究前沿領域和發展趨勢。突變專業術語的動態變化特征比一般的高頻關鍵詞更能準確地反映出某一學科的研究前沿(李紅滿，2014: 25)。

表5是基于中國知網期刊所提取的1998—2017年生態翻譯學研究的突變術語。

關鍵詞突變術語按照時間的先后順序從遠及近排列，最早出現且突變時間較長的是“翻譯理論”；突變強度最大的關鍵詞是“翻譯適應選擇論”，突變強度高達9.5，突變持續時間為2008—2010年兩年的時間；最近的突變關鍵詞為“外宣翻譯”和“翻譯倫理”，顯示了2015年以來國內譯界學者生態翻譯學研究前沿。

表5 突變術語表(1998—2017)

從這個關鍵詞的突顯術語表看，國內生態翻譯研究主要涉及的研究維度有翻譯理論、翻譯學科、翻譯批評、翻譯方法、翻譯思想、多維轉換、翻譯倫理等；近年來國內生態翻譯較為突出的研究對象主要有漢英翻譯、葛浩文、外宣翻譯等，從一個側面突顯了生態翻譯學為“中國文化走出去”所做的努力。哈格斯(2013)指出，未來的生態翻譯學研究需要從三個方面拓展研究問題的廣度、深度和精度：一是應用型拓展研究；二是內部的“精細化”研究；三是外部的“國際化”研究。其中，應用性的拓展研究，是指除了目前主要集中在文學翻譯、應用翻譯、翻譯教學、口譯研究、譯者研究等方面外，可以逐步拓展以下幾個研究方向：①翻譯史 /譯論史研究；②翻譯批評研究；③譯學方法論研究；④翻譯倫理研究；⑤譯學流派研究。

圖6 關鍵詞突變術語

從研究對象維度看，國內學者更多地將生態翻譯學理論應用于翻譯或教學實踐，其中絕大部分是對生態翻譯學理論的應用性闡釋，特別是從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三個技術層面分析譯本的特點與得失，以此論證“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而運用生態系統的理性特征、從生態學等視角來探討翻譯理論的不多，也鮮見對生態翻譯學的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做進一步闡述。研究范疇的拓寬、研究方法的改進、研究論題的多樣化等方面，仍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方夢之, 2013；轉引自胡庚申, 2013: vii)。苗福光等(2014)指出，國內生態翻譯學研究的短板是缺乏從生態批評視角探討生態翻譯學。我國學者陳月紅(2016)從“實指”的角度對生態翻譯學研究進行了質疑。她指出，目前翻譯學與生態學的交叉研究主要體現為“喻指”研究，而對“實指”研究并未給予足夠的關注，并提出生態“實指”概念下“生態翻譯”應遵循的原則:①選擇具有生態價值的文本進行譯介;②翻譯策略的選擇應有助于保存原語文本中的生態觀;③以增強目的語讀者的生態意識為翻譯目的。

3.結語

本文通過文獻計量研究的方法對WoS和CNKI兩大數據庫的相關文獻數據進行CiteSpace科學圖譜可視化分析，考察這一領域的國內外研究現狀、發展趨勢和研究熱點。研究發現：①國外生態翻譯學研究較少但近年來逐漸增多，而國內相關研究一直呈螺旋式上升趨勢；②國外研究熱點少，集中于口譯教學、選擇適應和生態學，而國內研究熱點較豐富，包括三維轉換、生態翻譯環境、翻譯倫理、公示語和翻譯適應選擇論等；③生態翻譯研究國際發文量和質都需要提升，而國內CNKI期刊、會議和博士論文數據庫中有關生態翻譯學研究文獻集中于口譯教學、選擇適應和生態學體系三大主題，并呈現穩定的科研態勢；④國內外生態翻譯學研究跨學科的理論性探討相對較少，而應用性闡釋占絕對優勢；⑤生態翻譯研究需要基于翻譯實踐歸納提煉理論，理論需要理性演繹和觀察驗證，如此翻譯實踐才會具有生命力。

研究表明：首先，生態翻譯學研究將會有更多的學者加入和更多的成果出現。其次，國內生態翻譯需要在研究熱點方面進一步拓寬，研究方法需要更注重跨學科研究和跨學科方法的引入。最后，生態翻譯研究需要增強國際發文的力度，從而使生態翻譯學真正實現本土理論的國際化認可，為生態翻譯研究提供更高的平臺和更大的舞臺。

本研究的數據僅限于筆者所在高校購買的數據庫數據部分，數據完整性、充分性存在一定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