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性接受與中國式呈像
——馬克·吐溫之中國傳播考論

蔣承勇 吳 瀾

(四川大學 文學與新聞學院， 四川 成都 610066)

0.引言

馬克·吐溫(Mark Twain)在美國是頗受爭議的作家，一方面他贏得了文壇的贊譽，被比作法國的伏爾泰(Fishkin, 2002:3)，他的《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被視為美國現代文學的源頭(Hemingway, 2002:23)；另一方面也備受質疑，1886年出版的《美國文學》甚至沒有把他看作是一個小說家(Phelps,1910:101)，時至20世紀中葉，奧康納(William van O’Connor)(1955:6-10)還聲稱《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根本就不是偉大的美國小說。然而在中國，馬克·吐溫卻一直享有美譽、褒獎有加，無論是普通讀者還是學界專家，對他幾乎是一邊倒的肯定與贊揚，對他作品的研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也成了長盛不衰的課題。對此，美國學界常有人表示好奇和不解。2014年1月6日的《紐約時報》，發表了署名為Amy Qin的一篇題為《中國對馬克·吐溫的持續熱愛令人費解》(The Curious, and Continuing, Appeal of Mark Twain in China)的文章，對馬克·吐溫在中國的持續受歡迎表示了詫異。本文無意于對馬克·吐溫在中美學界不同境遇之是非緣由作評判，而試圖從作品翻譯與研究、作家評介及其中國式呈像等方面，對他在中國的本土化傳播與接受過程作一番考察與討論，順便透析和體悟外來文學經典本土化傳播過程中蘊含的歷史文化意味。

1.選擇性接受與中國式譯介

早在晚清時期，馬克·吐溫便是第三位被介紹到中國的美國作家，前兩位分別是朗費羅和斯托夫人。當時，馬克·吐溫在美國文壇上已聲名顯赫。頗有意思的是，馬克·吐溫最早被譯介到我國的兩個短篇并非其經典之作，一篇是《俄皇獨語》(TheCzar’sSoliloquy)，譯者為嚴通，馬克·吐溫被譯作“馬克曲恒”(張曉，2012：323)；另一篇則是《山家奇遇》(TheCalifornian’sTale)，由吳梼從日文轉譯過來，馬克·吐溫的名字被譯作“馬克多槐音”。 1914年，《小說時報》第17期刊登了由“笑”“呆”翻譯的《百萬磅》(即《百萬英鎊》，“笑”為包天笑，“呆”為徐卓呆)?！缎≌f時報》乃清末民初影響甚大的一份文學刊物，我國讀者由此讀到了馬克·吐溫的短篇小說。1917年，中華書局結集出版了周瘦鵑的《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刻》，介紹了包括高爾基、托爾斯泰、馬克·吐溫在內的歐美作家的49篇作品，魯迅贊揚其為“昏夜之微光，雞群之鳴鶴”。這部域外短篇小說集分上、中、下三卷，以文言文譯出，其中包括了七篇美國短篇小說,而被選入的馬克·吐溫的作品為TheCalifornian’sTale，周瘦鵑將其譯為《妻》。值得注意的是，該短篇小說集附有作家小傳，介紹了作家的生卒年月，生活經歷以及主要的作品，“Mark Twain”被譯為“馬克·吐溫”，此譯名一直沿用至今，周瘦鵑第一次較為系統地向國人介紹了馬克·吐溫。

1915至1920年間，美國文學作品在中國的譯介幾近空白，然而在隨后的幾年內卻對其關注有加，《小說月報》等重要刊物也成為介紹外國文學的重要園地，這首先表現在對馬克·吐溫作品的譯介上。在1921年7月10日出版的《小說月報》第三部分“譯叢”中，刊登了由一樵(顧毓秀)翻譯的馬克·吐溫短篇諷刺小說《生歟死歟》(IsHeLivingorIsHeDead?)，譯文后有茅盾不足千字的“雁冰附注”，對馬克·吐溫做了介紹。在講到馬克·吐溫生平時，茅盾用了“出身微賤”一詞，并提到馬克·吐溫的生活經歷，“這情形在他的小說RoughingIt里講得很詳細”，接著，茅盾(1921：25)對馬克·吐溫作了如下的介紹與評價：

馬托溫在當時很受人歡迎，因為他的詼諧。但今年來評論家的意見已都轉換：以為是把滑稽小說看待馬托溫實在是冤枉了他；在馬托溫的著作中，不論是長篇短著，都深深地刻鏤著德謨克拉西的思想，這是很可注意的事，然而卻到今年才被發現。去年出版的有TheOrdealofMarkTwain一書，總算是研究馬托溫的最好的書，很可以看得。

茅盾注意到了馬克·吐溫的半自傳小說RoughingIt(今譯作《艱苦歲月》或《苦行記》)，并指出了馬克·吐溫詼諧幽默之外的“德謨克拉西”(Democracy)，這與“五四”運動的“民主”口號相呼應。繼之， 1924年1月起《小說月報》開始連載鄭振鐸的《文學大綱》，歷時三年整將《艱苦歲月》(RoughingIt)連載完畢，共計42章，約80萬字?！缎≌f月報》為中國讀者了解馬克·吐溫做出了重要貢獻。

20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美國文學的翻譯介紹在我國出現了一個小高潮，馬克·吐溫的作品也更多地被譯入。1929年3月，曾虛白《美國文學ABC》較為系統地介紹了美國文學史和美國作家。該書共16章，第一章為總論，其余15章為美國作家專論，包括歐文、庫柏、愛默生、霍桑、愛倫·坡等作家，馬克·吐溫被放在第13章介紹。曾虛白介紹的美國作家體系不僅為我國的美國文學普及與研究提供了另一個重要參考，也為馬克·吐溫的傳播奠定了基礎。1931年10月，魯迅在鄰居搬家時偶然看到馬克·吐溫的《夏娃日記》(Eve’sDiary)，他讓朋友馮雪峰轉交李蘭翻譯，后來由上海湖風書局出版。1932年，馬克·吐溫的重要作品《湯姆·索亞歷險記》(譯名為《湯姆莎耶》)由月祺翻譯，在《中學生》雜志上連載，這是該小說在中國的最早譯本，此后幾年，該小說在中國出現多種譯本。1947年，馬克·吐溫的另外一部重要作品《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被譯成中文?！睹駠鴷r期總書目》(1987：493-494)指出：“頑童流浪記，馬克·吐溫著，鐸聲、國振譯，上海光明書局1947年10月戰后第二版，1948年11月戰后新三版，364頁，32開，世紀少年叢刊，長篇小說。卷首有陳伯吹序。初版年月不詳，陳序寫于1941年10月?！敝链?，馬克·吐溫的兩部歷險記力作都已譯為中文。

從20世紀30年代中期到解放前夕，馬克·吐溫的許多作品被譯成中文。1936年，蹇先艾和陳加麟合譯的《美國短篇小說集》收錄了他的《敗壞了哈德萊堡的人》。1937年6月，傅東華、于熙儉選譯的《美國短篇小說集》收錄了他的幽默作品《卡拉維拉斯縣馳名的跳蛙》(當時譯為《一只天才的跳蛙》)。1943年他的《傻子國外旅行記》由劉正訓譯為《萍蹤奇遇》，由亞東出版社出版(鄧集田，2012：596)。1947年9月，劉正訓重譯此書，書名譯為《傻子旅行》，由光明書局出版。

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從1950年開始，中國翻譯界對美國文學的選擇和接受，表現了極為濃厚的政治色彩。金人在《論翻譯工作的思想性》(1984)中談到翻譯的原則和性質時直言不諱地指出：“因為翻譯工作是一個政治任務，而且從來的翻譯工作都是一個政治任務。不過有時是有意識地使之為政治服務，有時是無意識地為政治服了務?！?金人同時還認為，翻譯應該為政治服務，認為有些美國小說是 “誨淫”的，而偵探小說是“誨盜”的?？梢?，出于政治因素的考慮，思想性往往置于翻譯工作的第一位，而將文學性和藝術性置于次要位置。實際上，此后對馬克·吐溫作品的選擇性翻譯和中國的政治外交也息息相關?！白?950年開始，中國文壇對于美國文學的接受逐步走向了某種政治性的偏執，尤其是在1950年后期朝鮮戰爭爆發以后，當代美國作家的文學創作幾乎完全退出了中國作家的視線之外?！?賀昌盛，2009：162)

美國文學的翻譯和引進，也隨著中美關系的變化而變化。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中美關系處于歷史上的冰點時期，美國文學的翻譯備受冷落?！霸诒灰暈椤埨匣ⅰ拇笱蟊税兜牡蹏澜缋?，那些以‘左翼’思想為主導性創作傾向的作家以及專事暴露和批判美國社會與政治文化的作家，仍然被看作是中國人民的‘友軍’?！?賀昌盛，2009：162)此時，我國出版界嚴格把控，有選擇性地譯介美國作家及其作品，主要以暴露和批判美國和資本主義的作家作品為主，翻譯也定位在幾位“進步的”美國作家身上，如馬克·吐溫、杰克·倫敦、霍華德·法斯特、海明威、德萊塞等。當大批的美國作家被擋在門外時，被視為“進步作家”的馬克·吐溫的作品翻譯不僅未受到任何限制，反倒成為重點研究與介紹的美國作家。楊仁敬(2009)在《難忘的記憶 喜人的前景——美國文學在中國60年回顧》一文中指出：“文革”前17年，中美中斷了外交關系，文化交流也隨之停滯，“但我國仍翻譯出版了215種美國文學作品。其中小說占一半以上，達118種，以現代小說為主。馬克·吐溫占第一位，長篇小說九部，中篇和短篇小說集各四部，共27種譯本。他的主要小說幾乎都有中譯本。他成為我國讀者最喜愛的美國作家之一”。

1949—1978年間，翻譯得最多的三位美國作家分別是，馬克·吐溫、杰克·倫敦和霍華德·法斯特。馬克·吐溫因其作品常有諷刺和揭露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內容，被視為資本主義陣營里的“進步作家”，其作品被拿來作為國際政治斗爭的武器。與馬克·吐溫形成對照的是，美國其他的一些主流作家，如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的作品被排除在譯介之外，直到1980年，他的作品才被翻譯引進。另外一個例子或許更能說明1949—1978這段時間政治因素決定美國作家在中國的命運。美國作家霍華德·法斯特，在美國并非主流作家，然而其作品在中國的翻譯，1949—1957年位居第三?！?950年至1957年間，法斯特共有17部作品以單行本的形式在中國翻譯出版?！?盧玉玲，2009：230) 然而，身為美籍猶太人的法斯特，因對斯大林制造的迫害猶太醫生的冤案憤而退出美國共產黨，并在主流媒體《紐約時報》上發表退黨聲明。1957年，他還在《赤裸的上帝》(TheNakedGod)中表示對共產主義運動和蘇聯的極度不滿。從此，法斯特在中國的命運一夜之間發生了改變，從飽受贊譽轉而成為遭人唾棄的叛黨分子和叛徒，其作品的命運幾乎就此在中國畫上了句號。反觀馬克·吐溫的作品，依然在我國受到持續的熱捧?！皳袊鴩覉D書館的相關數據顯示，僅1950年到1960年十年間，中國就出版了30部左右譯介吐溫的作品，絕大部分為新作品，少部分為經典重譯”(楊金才、于雷，2011：134)。馬克·吐溫的很多作品如《湯姆·索亞歷險記》《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鍍金時代》等已經有兩個以上的譯本。195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張友松翻譯的《馬克·吐溫短篇小說集》，他也從此成為專門翻譯美國大作家馬克·吐溫作品的“專業戶”，此后翻譯了《湯姆·索亞歷險記》《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王子與貧兒》《鍍金時代》《密西西比河上》《傻瓜威爾遜》《赤道環游記》《競選州長》等，并與陳瑋合譯《馬克·吐溫傳奇》。經過翻譯家們的辛苦勞動和不懈努力，馬克·吐溫成為“中國人民最喜愛的美國作家之一”，其作品在成人讀者和青少年讀者中廣為流傳。

總體上看，從1949至1978年間，由于受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在馬克·吐溫作品的翻譯選擇上，側重于思想性、政治性和社會批判性作品，即便是大部分美國作家被擋在國門之外時，他依然因為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而備受禮遇。1978年12月15日，“中美建交公報”簽署并于次日正式發表，標志著中美隔絕狀態的結束和關系正?；M程的開始。馬克·吐溫作品的翻譯與研究再度掀起一股高潮，與以往不同的是，他的各類作品都被翻譯或再譯，翻譯選擇的標準也逐漸從片面強調政治性和革命性逐漸轉向藝術性。迄今為止，他的所有作品也基本上被翻譯成中文。

馬克·吐溫作品在中國的選擇性翻譯與接受折射出了本土意識形態在文學經典傳播中潛在的“過濾”作用。就此而論，在外來文學與文化經典譯入過程中，如何恰如其分地考量其思想政治價值和藝術審美價值，進而給出理性、合理的選擇，關乎文學與文化傳播的專業化水平問題，是值得我們深度反思與研討的。

2.歷史文化語境與中國式呈像

對馬克·吐溫的研究受我國特定歷史文化語境的影響，長期以來，總體上贊揚有余而批評不足、思想政治評判有余而藝術和審美評價不足，作為外國作家的馬克·吐溫，其中國式呈像是耐人尋味的。

我國有關馬克·吐溫的真正學術性研究大致上開始于20世紀30年代初。1931年，魯迅(2005：341)在為李蘭翻譯的《夏娃日記》所作的序言指出，馬克·吐溫是個幽默家，但是“在幽默中又含著哀怨，含著諷刺”。1932年，趙景深在《中學生》第22期上撰文介紹了馬克·吐溫，認為他不僅僅是一個幽默小說家，而且是一個社會小說家和美國寫實主義的先驅，因為在他的作品中，“幽默只是附屬物”，“嘲諷才是主要的”。魯迅和趙景深的文章較為準確地抓住了馬克·吐溫創作的幽默諷刺、現實主義和社會評判這些本質性特征，也為后來馬克·吐溫的中國式呈像定下基調和底色。

20世紀三四十年代，《論語》半月刊在我國的馬克·吐溫研究中功不可沒，而這卻一直被我國學者所忽視。1935年1月1日，《論語》半月刊第56期推出“西洋幽默專號”，罕見地刊登了三篇評論馬克·吐溫的文章，其中兩篇的作者為黃嘉音，他的文章讓中國讀者了解到馬克·吐溫活潑有趣的一面。此外，曙山的文章《馬克·吐溫逸話》在《論語》第56期和57期連續刊載。1935年6月1日第66期，則刊登了周新翻譯的《馬克·吐溫論幽默》。1946年12月《論語》復刊后，于第119期第67至69頁，刊登了大木的譯作《馬克·吐溫戀愛史》，涉及馬克·吐溫的個人情感經歷和相關作品，為讀者了解馬克·吐溫不為人知的一面提供了材料?？偟膩碇v，《論語》半月刊因受其辦刊風格之主導，評論、介紹的多為馬克·吐溫幽默風格的作品，它為中國讀者較早地了解馬克·吐溫打開了一扇極為重要的窗口，也凸顯著馬克·吐溫作為幽默諷刺作家的特色化呈像。

1935年適逢馬克·吐溫誕辰100周年，中國也掀起了研究和介紹馬克·吐溫的一次空前的高潮。各大雜志紛紛刊登馬克·吐溫的作品，并撰寫相關紀念文章，馬克·吐溫在中國的知名度大大提升，其形象也更為“豐滿”起來?！段膶W》雜志第四卷第一號和第五卷第一號分別刊登了胡仲持的兩篇文章：《美國小說家馬克·吐溫》和《馬克·吐溫百年紀念》，給馬克·吐溫以高度評價。胡仲持(1935：258)認為吐溫是“美國近代最大的文學家、幽默家和社會工作者”，其作品幽默中的諷刺滲透著“社會主義和‘德謨克拉西’的思想”。胡仲持的文章側重探討馬克·吐溫及其作品的政治傾向，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這對我國的馬克·吐溫研究注重挖掘其思想和政治性有著導向性作用?！缎轮腥A》半月刊雜志第三卷第七期刊載了張夢麟的《馬克·吐溫百年紀念》，認為馬克·吐溫具有表里不一的雙重人格，是個兩面派，其作品中雖含有可尊的諷刺，而其人格卻相當可鄙。張夢麟的文章獨具一格，在中國的其他文人學者對馬克·吐溫一片叫好聲中，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見解，盡管這種見解很快又被對馬克·吐溫壓倒性的贊譽聲所淹沒，但畢竟為馬克·吐溫的中國式呈像增添了不同的色彩。

還必須提到的是20世紀30年代中期趙家璧(2013：8)對馬克·吐溫的研究。1936年，在他的專門介紹美國文學的重要著作《新傳統》的第一章《美國小說之成長》中，馬克·吐溫被歸入“早期的現實主義者”行列，并對他在美國小說發展歷程中的重要地位做了如下評價：

美國小說清除了那許多荊棘，走上了這一條正道，是經歷過許多階段的。在依著這條大道進行的作家中，許多人是屬于過去的，許多人是正在前進著，更有許多人把自己轉變過來。這些英雄都是使美國小說成長的功臣，前人開了路，后人才能繼續的擴張而進行；而馬克·吐溫(Mark Twain)的開辟荒蕪的大功，更值得稱為近代“美國的”小說的鼻祖。

趙家璧的文章寫于馬克·吐溫誕辰百年紀念日的前一年(1934)，當時也正是美國學界關于馬克·吐溫是否是杰出作家的爭論進入白熱化時期。事情的原委是，1920年，美國青年學者范·魏克·布魯克斯發表專著《馬克·吐溫的嚴峻考驗》，他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分析馬克·吐溫及其創作，得出的結論是：馬克·吐溫擁有雙重人格，在商業化的氛圍和金錢面前出賣自己的天才，是一個受到破壞的靈魂，一個受挫折的犧牲品，以失敗而告終。與此相對的是1932年伯納德·德沃托(Bernard Devoto)寫的《馬克·吐溫的美國》(MarkTwain’sAmerica)，對布魯克斯觀點給予反駁。趙家璧在《美國小說之成長》中，很明顯是站在德沃托一邊。他肯定了馬克·吐溫在美國文學史中的獨特貢獻，稱其為“英雄”“開拓者”“鼻祖”，并強調他的作品有“美國的”民族特色，與豪威爾斯稱馬克·吐溫是“美國文學中的林肯”如出一轍；他還認為“馬克·吐溫領導的‘美國故事’，替美國的文學開了一條正確的路”，實質上強調了馬克·吐溫擺脫了對英國作家的模仿，從而在創作中表現出了鮮明的民族特色。趙家璧從文學史的宏觀角度，為中國讀者塑造了馬克·吐溫在美國文學上的奠基者形象。

1949年至1978年間，馬克·吐溫中國式呈像出現了奇特的現象。在外國作家都被從政治和意識形態角度進行定性，分為“反動”與“進步”兩類的歷史文化語境下，馬克·吐溫自然進入了“進步”之列。在這方面，馬克·吐溫身上有很多典型的標簽：“中國人民的好朋友”“國際友人”“同情中國人民反帝斗爭，有良心的作家”“金元帝國的揭露者”“資本主義民主虛偽和黑暗的諷刺作家”，等等?？陀^而言，在馬克·吐溫眾多作品中，無疑有許多優秀和經典的作品，但其中也包括一些為商業化利益匆匆寫成的作品，質量并不太高，由于他的作品的思想政治內容契合了當時中國革命和政治的需求，自然就獲得了很高的贊譽。1950年12月22日《光明日報》刊登了呂叔湘的《吐溫的著作的失蹤》，這篇文章寫于抗美援朝的歷史背景之下，呂叔湘通過評述馬克·吐溫小說《神秘的陌生人》(TheMysteriousStranger)批評美國政府的侵略政策?！度嗣裎膶W》1950年第12期刊登茅盾的《剝落“蒙面強盜”的面具》一文，指出馬克·吐溫無情地揭露了美國統治集團的面目，因此為財富大亨們所痛心疾首，馬克·吐溫成了揭露、批判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武器”。1960年，時值馬克·吐溫逝世50周年之際，我國學界出現了三篇頗具影響力的文章，分別是《江海學刊》1960年第12期陳嘉的《馬克·吐溫——美帝國主義的無情揭露者》《世界文學》第四期周鈺良的《論馬克·吐溫的創作及其思想》和《世界文學》第十期老舍的《馬克·吐溫——金元帝國的揭露者》。這幾篇文章強化了馬克·吐溫的“武器”的作用，為此后一個時期內我國的馬克·吐溫研究奠定了基調，于是，馬克·吐溫成為反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同情中國人民的反帝斗爭的代表作家之一。這在當時是合乎中國人民的反美情感的，馬克·吐溫作為中國人民的“好朋友”形象日顯高大。

必須指出的是，我國學界在20世紀50至60年代過分關注和挖掘其作品的思想政治內涵，把作品的藝術成就放在次要的位置，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作品的藝術價值。這也能夠解釋為何馬克·吐溫的一些作品，如《百萬英鎊》《競選州長》等在美國并非上乘的作品，而在中國卻趨之若鶩?！陡傔x州長》因作品中涉及對資本主義政黨和民主制度的揭露，入選中學語文教材達半個多世紀之久?！栋偃f英鎊》也因其諷刺了資本主義國家金錢至上，入選中學英語教材。馬克·吐溫的名字在中國也變得家喻戶曉，其“進步”作家、中國人民“老朋友”等形象，深深地印在了特定歷史時期的中國讀者心里。

從1978年到80年代初，學界加強了對馬克·吐溫創作的審美和藝術的研究，但政治研究的痕跡依然可見，民主性、人民性仍是對馬克·吐溫作品進行概括和評價的高頻詞匯。如1981年周渭漁在《華中師范學院學報》上發表《論馬克·吐溫作品的人民性》，認為馬克·吐溫對黑人和被壓迫的勞動人民給予深深的同情。同年《鄭州大學學報》第二期刊載甘運杰的文章《簡論馬克·吐溫小說的思想意義》，也指出馬克·吐溫作品的民主性和對人民群眾困難的同情。

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馬克·吐溫的研究更趨全面、理性和客觀，進一步避免了簡單地以思想政治研究涵蓋藝術與審美研究的傾向，有影響、高質量的研究文章和著作陸續問世，馬克·吐溫的中國式呈像也大為改觀。1984年《外國文學研究》第四期刊載了邵旭東的文章《國內馬克·吐溫研究述評》，該文著重梳理了我國學者在“馬克·吐溫與‘金元帝國’、馬克·吐溫與種族歧視、馬克·吐溫與幽默、馬克·吐溫與中國”等四個方面的研究與分歧，并指出了當時研究的成果與不足，為以后的馬克·吐溫研究指明了方向。董衡巽編選的《馬克·吐溫畫像》是我國馬克·吐溫研究的重要參考。該書匯集了29篇有關馬克·吐溫的作品，所選的文章以美國為主，同時也包括英國、法國和蘇聯學者的文章。文章代表性很強，反映了不同學者對馬克·吐溫及其作品的不同看法，觀點各異，視角不同，對馬克·吐溫褒貶不一，為我國學者研究馬克·吐溫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視野。此外，董衡巽在該書的前言中，對馬克·吐溫在不同時期的遭遇做了概述，指出批評家為馬克·吐溫畫出了不同的畫像，這些畫像同時也是馬克·吐溫聲名興起與衰落起伏的見證。董衡巽的介紹文字從宏觀上闡述了國外學者對馬克·吐溫問題的研究，并介紹了馬克·吐溫在中國的翻譯與研究問題，具有很高的學術參考價值，成為馬克·吐溫中國式呈像面貌煥然一新的標志。特別能體現我國馬克·吐溫研究向文學本體和藝術審美回歸的代表性論文有：《鄭州大學學報》1981年第二期張西元的《略談馬克·吐溫的小說創作藝術》、《外國文學研究》1990年第二期容月林的《簡論馬克·吐溫創作中的象征》、《深圳大學學報》1991年第三期周鵬的《淺論〈哈克貝利·芬歷險記〉中的象征》等。這些研究成果有對馬克·吐溫作品的具體藝術技巧的研究，也有對其審美特征的深度考量，可以說涉及了從藝術風格、情節結構到語言特征和心理刻畫的方方面面，這無疑是對以前我國馬克·吐溫研究中政治化傾向的根本性反撥。

20世紀末以來，中國學者結合各種文學人類學、文化研究、后殖民主義、生態倫理批評等文學批評話語，對馬克·吐溫及其作品進行新的闡釋，使馬克·吐溫批評呈現出跨學科、多元化的格局?！墩憬髮W學報》1999年第四期刊登了張德明的《〈哈克貝利·芬歷險記〉與成人儀式》，文章運用人類學的批評方法，并結合集體無意識的心理學理論，將小說的成長主題與人類學的儀式概念結合分析，觀點獨到，為馬克·吐溫小說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逗仙虒W院學報》2003年第一期刊登了何赫然的文章《談馬克·吐溫創作中的“女性偏見”問題》，文章針對評論家認為馬克·吐溫作品中存在著對女性的偏見，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得出結論，認為馬克·吐溫非但沒有女性偏見，而且其作品的創造離不開女性。這篇文章從另一個角度為馬克·吐溫正名，闡明馬克·吐溫不是一個性別歧視者。學者們探討的另外一個主題，是馬克·吐溫的種族觀和對中國的態度。崔麗芳在《外國文學評論》2003年第四期上的文章《馬克·吐溫的中國觀》利用后殖民主義批評話語，指出馬克·吐溫的矛盾角色：既有人道主義的情懷，又有東方主義心理。吳蘭香的兩篇文章《“教養決定一切”——〈傻瓜威爾遜〉的種族觀研究》以及《馬克·吐溫早期游記中的種族觀》均探討了馬克·吐溫的種族觀問題。馬克·吐溫早年的樂觀與晚年的悲觀也引起了學者的關注，不少學者認為這主要是由馬克·吐溫的投資失敗和家庭悲劇所決定?！渡綎|社會科學》2013年第十期刊登了高麗萍、都文娟的文章《現代性與馬克·吐溫思想的變遷》，從更為宏觀的視野，透過對現代性內在悖論性的解讀，剖析了馬克·吐溫早期積極樂觀和后期消極悲觀的內在深層原因。

3.結語

總之，我國對馬克·吐溫的研究，其評判標準、價值取向同特定時期本土的歷史文化語境密切相關，也隨著時代的變遷而發展變化，馬克·吐溫的中國式呈像蘊含了本土的歷史文化意味。這說明外來文學與文化的本土化過程，并不是對源語文學與文化的直接吸納和接受的過程，而是一種經由本土人文價值和審美價值的“民族期待視野”選擇性接受與傳播的過程。隨著時代的變遷，這種“民族期待視野”將隨之有所調整，外來文學與文化的本土化的路徑與深度也將隨之變化?？疾毂嫖鲴R克·吐溫在我國的選擇性譯介和中國式呈像，有助于我們重新認識馬克·吐溫，深化對他的研究。不僅如此，研究這種“接受”與“傳播”的歷史，也是對外來文學與文化不斷認識和再闡釋的過程，對深化和推進文學與文化交流具有歷史的和現實的意義與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