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國影響力與對外直接投資
——基于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經驗分析

尤 苗,王連宮

(1.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北京 100091;2.中共中央黨校研究生院,北京 100089)

一、引 言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全球范圍內對外直接投資(Overse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呈現新的特點：一是在總體規模上，全球OFDI出現增速下降的趨勢，主要表現是發達國家OFDI增速下降。2009—2013年的5年間，發達國家OFDI年均增長率僅為0.26%，而金融危機前5年的年均增長率高達25.30%。雖然近五年來，隨著金融危機的影響日益減弱，全球FDI規模有所恢復，2015年發達國家OFDI增長最快，增速為33.00%，達到1.10萬億美元，但2016年和2017年全球OFDI增速又有所放緩。據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的最新預測，2018年全球OFDI規模將增加到1.85萬億美元，即使這樣，仍低于2007年全球FDI規模。此外，跨國公司作為全球OFDI的重要載體，近年來雖然海外分公司的國際生產活動仍在擴張，增速卻在放緩。2016年，全球跨國公司海外分公司的銷售額和附加值分別增長了4.20%和3.60%，都低于近五年來的平均增長率。二是在OFDI的主體結構上，雖然發達國家仍是全球OFDI的主體，但是發展中國家在金融危機之后OFDI穩步提升。金融危機之后，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OFDI相對活躍。2013年，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OFDI已占全球FDI流出量的39.00%，遠高于21世紀初12.00%的水平。作為新興經濟體的中國在金融危機之后表現搶眼，2016年的OFDI額再創下歷史新高，達到1 830億美元，同比猛增44%，首次躍居為全球第二大投資國的地位。三是OFDI的主體不再單純是私人資本，以主權財富基金為代表的國家資本開始參與到全球經濟活動中。金融危機之后，主權財富基金成為全球投資大鱷，僅在2008年1月就參與了資本金額達200億美元的并購交易,截至2016年底，全球94個主權財富基金累計資產已達到7.20萬億美元。

而已有的對外投資理論更側重于強調跨國公司自身優勢，比如壟斷競爭理論、[注]1960年美國學者海默(Hymer)在麻省理工學院完成的博士論文，對傳統利潤差異論提出了挑戰。由于海默和金德爾伯格對該理論的巨大貢獻，壟斷優勢理論有時又被稱為“海默-金德爾伯格傳統”。內部化理論[1]、[注]威廉姆森(Williamson)于20世紀70年代將科斯(1937)的理論深化,指出企業組織結構的革新(包括創立一個內部市場)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企業內部控制的損失。產品生命周期理論[2]和東道國優勢理論[3-4-5]，這些理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OFDI的歷史發展特點，但卻對本次金融危機之后全球OFDI的新變化解釋力不足。如果從公司優勢的視角來看，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跨國公司的海外收益普遍降低，OFDI自然會減少，可以很好地解釋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OFDI活動的減少，但卻無法解釋金融危機之后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OFDI不斷提高。如果從東道國優勢的視角來看，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的投資環境都有所惡化，可以解釋OFDI整體規模下降，卻也無法解釋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OFDI迅猛發展。筆者認為，母國因素或許為OFDI理論提供新的補充視角。

近年來，余萬里[6]、鐘飛騰[7]與關雪凌和張猛[8]開始嘗試從母國視角解釋跨國公司的發展，但仍缺乏理論和定量的深入分析。本文將基于傳統OFDI理論，側重從母國優勢出發，試圖解釋金融危機之后全球OFDI的新特點以及影響機理。本文的創新點在于：首先，在理論上，構建基于母國視角的OFDI理論，從母國的影響力視角研究其對本國OFDI的影響，作為OFDI理論的一個補充視角。其次，在經驗研究方面，本文以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為樣本，通過構建母國影響力等相關指標進行定量分析，研究母國影響力在助推本國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中的作用機理。最后，針對當前歐美國家日益加大投資安全審查力度，對未來中國OFDI提出政策建議。

二、母國影響力：OFDI理論的新視角

金融危機之后全球OFDI的新特點與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動關系密切，投資主體變化背后的根源在于新興經濟體影響力的提升，母國影響力在OFDI中的作用值得關注。具體來說，母國影響力包括經濟影響力、政治影響力和文化影響力三個方面。其中，經濟影響力是核心，推動資本海外投資；政治影響力是海外投資的保障，為海外投資保駕護航；文化影響力是橋梁，有助于打消東道國的疑慮。

(一)母國經濟影響力是OFDI的核心動力

母國經濟影響力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母國本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實力是OFDI的核心驅動力。Dunning[9-10]的投資發展周期理論雖然沒有深入論述母國優勢的內容，但其核心觀點認為母國的經濟發展水平是一國OFDI的前提，隨著國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該國OFDI的規模就會逐漸擴大，這個觀點已被廣泛認可。一般來說，母國經濟實力的提高會引發母國的市場規模、人力資本和資本等要素產生規模效應。母國的市場容量大，需求旺盛，有利于企業形成內部規模經濟和外部規模經濟，降低產品的平均成本，形成競爭優勢，推動OFDI發展。此外，母國經濟優勢還有利于形成人力資源優勢和多層次的技術體系，而特定行業的生產體系、營銷體系和服務體系的總體實力、上下游的生產科研能力和營銷體系等優勢，還會產生產業集聚效應，有利于母國技術進步和OFDI。二是母國良好的產業結構也是OFDI的重要因素。各國比較優勢的根源在于要素稟賦和技術水平不同，而這些差異將直接反映在各國產業結構上，產業結構差異表現為三次產業及其細分行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同[11]。只有母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OFDI才會發生，通常母國的服務業水平低也就意味著本國產業結構尚未完善。如果沒有高質量的服務業，也很難產生優勢制造業，自然不利于OFDI。只有服務業發展水平較高時，本國資源在國內配置效率提高，才會有動力去海外尋求投資機會。裴長洪和鄭文[12]通過對23個國家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母國的服務業發展水平是OFDI的基礎條件。此外，服務業還會為母國的OFDI提供競爭力，比如低成本的分銷服務，完善和專業的金融、會計、審計、法律等服務。三是母國貨幣的影響力?，F在的相關研究更多地關注匯率水平的高低(貨幣升值或貶值)、匯率波動的劇烈程度以及匯率的預期水平三個方面對OFDI的影響，這些文獻都假設兩個國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是同質的主體，更像是完全競爭市場的主體假設。然而，母國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對跨國公司的發展起到推動作用。比如187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英國的金本位制度和自由貿易在國際經濟事務中具有核心地位，是任何國家無法挑戰的，而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確定了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貨幣與美元掛鉤的雙掛鉤國際貨幣制度，奠定了美國的金融霸權地位，直至今日還對全球金融有著深刻的影響。因此，筆者認為，母國在全球儲備貨幣的地位，各國之間的雙邊互換協議以及區域性貨幣集團對本國對外投資都將影響母國的OFDI。

(二)母國政治影響力為OFDI保駕護航

全球OFDI的發展表明，跨國公司的發展除了自身優勢之外，還需要一個有利于母國的國際秩序。在國際政治舞臺上具有重要影響力的母國，可以促使本國跨國公司迅猛發展，積累財富，開辟國外市場。同時，良好的國際環境可以降低跨國公司走出去的障礙和成本。OFDI的發展很大程度要依托于母國在全球經濟規則中的強大話語權，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茲曾說：“發達國家中的大國為那些不情愿的伙伴們，設定了國際貿易和勞動分工”[13]。從美國奧巴馬政府主導TPP，建立全球經貿高標準，到近期中美經貿摩擦，特朗普政府開始從自由貿易轉向公平貿易，并限制中國對美投資，其實都是發達國家利用自己的國際規則話語權，以提高母國資本競爭力。此外，母國相關投資政策或者雙邊、區域性的投資協定在促進OFDI方面也會起到一定的作用。母國的OFDI政策比較典型的例子是近期美國特朗普政府的稅法改革，目的在于利用稅法政策吸引美國資本返回本國投資，減少海外投資。此外，新加坡的“產業21計劃”、日本的《21世紀展望》、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雙邊或者區域性的投資協定都是通過制定相關投資規則以促進本國的OFDI。

(三)母國文化影響力有助于打消OFDI障礙

新加坡淡馬錫投資公司作為全球投資最活躍的主權財富基金，雖然是國家資本的代表，但是遭受東道國審查的案例卻很少，一方面是源于其較高的透明度，另一方面就是其良好的母國影響力打消了東道國的猜忌。良好的母國形象也會成為跨國公司海外投資的促進因素，“國家認同”會打消東道國的許多猜疑。同時，Guiso等[14]與閆雪凌和胡陽[15]認為，母國和東道國在文化、宗教和法律習慣等方面是否相似也是影響OFDI的重要因素?！捌咂叨伞北砻髟诳鐕①徶?，70%的并購沒有實現預期的商業價值，70% 失敗于并購后的文化整合。Cavalli-Sforza等[16]與Spolaore和Wacziarg[17]認為，文化差異還通過影響雙邊信任的形成，進一步影響雙邊貿易和投資等經濟交流。

基于前文的分析，本文在傳統OFDI理論的企業優勢，包括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以及東道國優勢，包括區位優勢、文化優勢等的基礎上，補充了母國影響力。母國影響力中，經濟實力是核心，在此基礎上形成經濟影響力是OFDI的關鍵。企業優勢之間互相影響和跨國公司的發展都離不開強大的母國影響力，反過來，強大的跨國公司又會形成母國影響力。而母國影響力與東道國優勢之間還存在著互動，比如文化認同、相同或者相似的語言宗教背景和政治認同。母國影響力、東道國優勢與企業優勢之間的互動關系共同構成了全面的OFDI理論。

三、母國影響力與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

金融危機之后，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的重要代表，在全球OFDI規模普遍下降的背景下，成為全球OFDI的新引擎。特別是中國自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之后，2014—2016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累計超過500億美元，中國企業已經在二十多個國家建設56個經貿合作區，為有關國家創造近11億美元稅收和18萬個就業崗位。2017年，中國跨國公司海外并購發展迅猛，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施并購62起，投資額88億美元，同比增長32.5%。[注]數據來源：商務部對外投資和經濟合作司?；谇拔哪竾绊懥σ暯窍碌腛FDI理論，本文以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直接投資為研究樣本，通過建立如下模型來研究母國經濟影響力、政治影響力和文化影響力對母國OFDI的影響機制。

ofdiit=β0+β1wgdpit+β2indusit+β3bcursit+β4bitit+β5visitsit+β6cultureit+∑γΧit+εit

其中，ofdiit是被解釋變量，表示第t年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i國的OFDI，采用非金融類OFDI的流量數據，主要是考慮流量數據可以更好地觀測中國對這些國家的投資變化情況。解釋變量分為三個層次：首先，經濟影響力：一是中國自身的經濟實力，選取中國GDP占世界經濟比重(wgdp)。二是產業結構高級化(indus)，采用第三產業增加值同第二產業增加值之比[18-19]。三是貨幣互換協議(bcurs)，用雙邊貨幣互換的有效年份表示，具體數據從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大事記中摘取。其次，政治影響力：一是用雙邊投資協定(bit)生效的年份期限來衡量[20]。二是雙邊高層互訪(visits)，這也是本文的一個創新指標，通過從雙方外交部網站逐條摘取兩國部級及以上的政府官員互訪事件，并將當年互訪事件相加而得。最后，文化影響力(雙邊)(culture)，選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設孔子學院累加數[21]。此外，本文選取了東道國的市場規模(gdp,用東道國的實際GDP表示)、相對勞動力成本(wage,用東道國實際人均GDP與中國實際人均GDP之比表示)[22]、基礎設施(ph，用每百人中互聯網用戶人數比重表示)[23]和政治風險(pe，用政治風險指數表示)[24][注]本文選取認可度較高的政治風險服務集團所發布的評估方法和數據，該指數由被賦予不同權重的12個分指數組合而成，涵蓋了一百四十多個國家或地區并且時間跨度較長。分值介于0—100之間，分值與所代表東道國的政治風險呈現反向關系，得分越低表示東道國政治風險越高，得分越高表示政治風險越低。作為控制變量Xit?？紤]到數據的可獲取性，經驗研究中選取了同中國簽訂“一帶一路”相關合作協議的沿線70個國家2003—2017年的跨國面板數據，具體國家如表1所示。

表1 “一帶一路”沿線主要國家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表2給出了各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由表2可知，OFDI的均值為20.415，最大值為104.525，但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標準差較大，說明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具體國別投資差距較大。雖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達70個，但目前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投資主要集中在新加坡、以色列、印度尼西亞、越南、韓國和泰國。[注]數據來源：商務部發布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公報》數據。作為母國經濟實力指標，中國經濟占全球經濟比重的均值為13.596，最小值為8.773，最大值為18.229，說明中國在全球經濟版圖中的影響力逐年提高。從2003年中國GDP占世界經濟總量的8.773%到2017年的18.229%。[注]數據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數據庫。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協定簽署的歷史較長，有很好的合作基礎，雙邊投資協定生效的年限均值是12.672，最大值是32(中國與泰國在1985年簽訂雙邊投資協定BIT)。相比之下，雙邊互換協議的有效年份的均值只是0.113，最大值為2，說明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貨幣合作基礎還很薄弱，起步較晚。政治影響力指標中，中國與東道國高層在當年的互訪次數均值是5.200，最大值是11，說明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高層交流較多，如中國高層領導先后十余次在不同場合與普京總統、梅德韋杰夫總理會面，凸顯了中俄關系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在文化影響力方面，還有很大的發展潛力，孔子學院的設立累加數均值是1.392，最大值是24，最小值是0?？刂谱兞恐袞|道國的市場規模、相對勞動力成本、基礎設施和政治風險的標準差都比較大，說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市場規模、相對勞動力成本、基礎設施和政治風險差距較大，都有可能對吸引OFDI產生影響。

表2 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

(二)經驗分析

首先，本文使用Stata軟件對2003—2017年的跨國公司面板數據進行了回歸分析，根據面板數據的分析方法，依次對數據進行混合(OLS)模型回歸、固定效應(FE)模型回歸和隨機效應(RE)模型回歸。F檢驗結果顯著(P=0.000)，故拒絕混合模型回歸的原假設，認為固定效應模型明顯優于混合模型回歸。其次，基于隨機效應模型回歸結果，對數據進行LM檢驗，LM檢驗的結果(P=0.000)拒絕“不存在個體隨機效應”的原假設，即認為在隨機效應模型與混合模型回歸兩者之間應該選擇隨機效應模型。最后，在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回歸結果的基礎上，對數據進行豪斯曼(Hausman)檢驗，檢驗結果(P=0.011)表明模型在5%的顯著性水平上使用固定效應模型，而非隨機效應模型。此外，為了解決固定效應模型中存在的異方差和序列相關問題，用FGLS模型對其進行修正。具體的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母國影響力的檢驗結果

注：括號內為t值，***、**和*分別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顯著，下同。

由表3可知，母國影響力確實對本國OFDI起到推動作用，經濟影響力、政治影響力和文化影響力的各個指標多數在可接受的顯著性水平下系數為正，其中經濟影響力最大，政治影響力次之，文化影響力較弱。具體指標來看，母國經濟影響力指標中，母國GDP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在5%的水平下顯著為正，系數為0.826；母國產業結構高級化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系數為0.835，驗證了前文母國經濟影響力理論中提及的母國經濟實力是OFDI的核心驅動力，母國產業結構的完善程度是OFDI的重要因素，而貨幣互換協議對OFDI的影響最小，系數僅為0.194。這與中國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程度以及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貨幣互換協議簽訂的時間較晚，規?？傮w不大等因素有關。政治影響力中雙邊投資協議和高層互訪對于母國OFDI的作用相近，雖然不及經濟影響力指標，但也說明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相關投資規則的制定以及良好的政府關系，都對母國OFDI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文化影響力系數雖然為正，但相對于經濟影響力等硬指標對一國OFDI的影響較弱。

(三)穩健性檢驗

表3的研究結果表明，東道國的市場規模、相對勞動力成本、基礎設施和政治風險都是OFDI的重要影響因素。本文重點研究母國影響力，因此，在穩健性檢驗中，將東道國按照經濟發展水平進行分類，不同類型經濟體劃分依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發布的《2017年世界投資報告》。

按照發達經濟體、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經濟體的分類進行穩健性檢驗，結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對于東道國是發達經濟體，產業結構高級化的影響力較弱，這說明相比于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經濟體，發達經濟體從產業互補方面進行的OFDI不是特別多。相反的情況是，對于處于轉型經濟體的東道國國家，經濟影響力最大的指標是母國的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標，母國的產業結構越高級，對轉型經濟體的投資就越多。2005—2016年，中國對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兩國投資之和占西亞投資總額的52%，其中，對俄羅斯的投資主要集中在能源、農業、金融、金屬和房地產等領域；對哈薩克斯坦的投資主要集中在能源領域。[注]數據來源：AEI?？傮w來看，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主要以能源、金屬、交通運輸、房地產、科技和農業等為主，這說明對于轉型經濟體，東道國與母國之間的產業結構互補是個重要因素。此外，在轉型經濟體中進行投資，雙邊投資協定的作用非常小，這也與現實中中國與這些國家的投資協定簽署不多有關。在控制變量方面，因為發達經濟體的市場龐大，政治環境相對較好，因而政治風險的作用較低，相反在發展中經濟體和轉型經濟體中，東道國的政治風險就相對較高，對吸引投資影響較大?？傮w來說，分類后的經濟影響力、政治影響力和文化影響力各指標的系數和未分類時基本一致，仍然是經濟影響力作用最明顯，政治影響力次之，文化影響力最弱，結果表明模型是穩健的。

表4 穩健性檢驗結果

此外，本文還利用GMM方法按照經濟發展水平分類后的樣本對模型再次進行檢驗，結果與OLS方法的結果相比，符號方向一致，系數相差不大，再次證明基于母國影響力的模型是穩健的。

四、研究結論和政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文在已有的東道國優勢和公司特定優勢的基礎上，從母國影響力的視角對OFDI理論進行了補充，既肯定東道國和公司的優勢，又強調母國因素的重要性。

首先，母國影響力的補充視角部分解釋了金融危機之后發達國家OFDI增速下降，發展中國家OFDI提升的原因。金融危機之后，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對世界經濟的復蘇和增長貢獻率明顯超過發達國家。據IMF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金融危機之后的近十年來，發展中國家占全球經濟總量的比重從2008年的31.1%上升到2017年的39.9%，增長了近9個百分點。同時，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和政治舞臺上的話語權也有所提升。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的代表，近十年來不僅為全球經濟復蘇提供了巨大的動力，還積極參與到全球治理中，中國在經濟影響力、政治影響力和文化影響力等方面的綜合實力不斷增強，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OFDI。

其次，理論分析和經驗研究的結果都表明，母國影響力中，經濟實力是核心，在此基礎上形成經濟影響力是OFDI的關鍵。企業優勢之間互相影響，跨國公司的發展離不開強大的母國影響力；反過來，強大的跨國公司又會形成母國影響力。而母國影響力與東道國優勢之間還存在著互動，比如文化的認同、相同或者相似的語言宗教背景和政治認同。母國影響力、東道國優勢和企業優勢共同構成了全面的OFDI理論。

最后，筆者還發現，對于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的東道國，母國影響力的各項指標也有所不同。從東道國控制變量的結果來看，東道國的市場規模、勞動力成本、基礎設施和政治風險都對吸引外資有影響，在不同的東道國，影響因素略有不同。發達經濟體的政治風險影響較小，轉型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政治風險影響較大。同樣的指標在不同的分組里的作用差別很大，比如對于發達經濟體的東道國，產業結構高級化這個指標的影響力較弱，相反的情況是，對于處于轉型經濟體的東道國，經濟影響力最大的指標是母國的產業結構高級化指標，母國的產業結構越高級，對轉型經濟體的投資就越多。這說明在OFDI過程中，還要充分考慮東道國的情況，這也從另一個側面驗證了母國影響力、東道國優勢和公司特定優勢共同構成了OFDI理論。

(二)政策建議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母國影響力會促進本國OFDI，但是也會引發東道國的投資限制。近期中美貿易摩擦升級，美國對華投資限制提高，據相關媒體消息，2018年6月美國財政部正在研究擬禁止中國投資美國的先進科技，包括并購、合資、授權或任何協議。此外，歐盟也開始提高投資審查標準，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Juncker)在2017年9月的國情咨文演講中宣稱，歐盟不是天真的自由貿易主義者，歐盟必須一致保護自身的戰略利益，因此，提議建立一個新的歐盟投資審查框架。在前文理論和經驗研究的基礎上，針對當前歐美貿易和投資保護加強的趨勢，筆者對未來中國OFDI提出如下建議：

首先，要加強從母國影響力視角認識OFDI，實現跨國公司的發展與國家利益、東道國利益融合。我們既不能將跨國公司重新歸位于海外擴展的國家工具，也不能簡單地認為跨國公司是單純的經濟主體；既不能夸大跨國公司的政治目的，但也不能忽略其對國家利益的影響，同時在OFDI過程中還要考慮與東道國合作共贏。中國更應該發揮母國影響力優勢，在周邊國家中利用自身的經濟影響力、政治影響力和文化影響力，擴大OFDI和貿易往來。

其次，要從國家層面提供跨國公司走出去的相關支持。歷史經驗表明，跨國公司走出去投資不單純是市場行為，背后需要強大的母國實力支持。日本跨國公司在20世紀70—80年代能順利進軍美國市場，也是由美日的微妙關系所決定的。借鑒英美兩國跨國公司走出去的歷史經驗，需要母國在貨幣、技術和外交、良好的國際環境以及國際規則話語權等方面都給予保障。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實踐表明，母國的貨幣互換協議和雙邊投資協議的影響力較低，當然這也說明未來中國在這兩方面的發展潛力大。加強貨幣合作，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框架下建立具有針對性的投資協定，才能實現與東道國優勢互補，真正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黃金原則。此外，還可以在現有自貿區和雙邊投資協定的基礎上，再結合東道國的地區優勢，推動新的投資協定的簽署，實現經濟影響力和政治影響力的合力，助推中國的OFDI。

最后，中國文化底蘊豐厚，但是文化影響力在OFDI中發揮的作用卻十分有限，應該深入挖掘中國文化的普世性，講好中國故事，打消東道國對中國投資的顧忌。

總之，本文嘗試從母國影響力視角對金融危機之后的全球OFDI特點進行解釋，對現有的OFDI理論進行補充。當然在指標選取和度量方面限于數據的可獲得性等原因還存在不足，比如文化影響力指標有待進一步完善。未來還要對母國影響力與東道國投資審查之間的因果關系，母國影響力中各影響因素的互動等問題進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