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自由觀”的轉變

黃小雪 田利軍

〔摘要〕五四運動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轉折點。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中國知識分子的“個人自由觀”經歷了從“外-內的限制”到從“內-外的內省式”轉變，喚醒了中國人的自我意識，使更多的人擺脫了傳統的框架，有更多的勇氣去挑戰，去追求個人的幸福。與此同時，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自由觀”也經歷了從“被動接受到主動承擔”的“自覺式”轉變，使更多的人主動地投入到政治變革中去，為國家的發展主動地付出。產生如此轉變的原因有政治、社會、思想、教育等方面。這場轉變促進了“重視個人解放”“直接行動”“勇擔責任”的五四精神的形成。

〔關鍵詞〕五四新文化運動;個人自由觀;政治自由觀;知識分子;馬克思主義

〔中圖分類號〕D432.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8048-（2019）03-0037-09

近代中國從鴉片戰爭之后，經歷了一個從對西方器物到對西方的政治制度，再到對于西方思想文化的學習階段。為了挽救國家，發生了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的關鍵性事件。五四新文化運動作為其中重要的一環，其影響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在科學和民主精神的激勵下，一批追求民族獨立和政治民主的先進知識分子作為先導，站在運動的最前方。他們促進了五四運動的爆發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正如李新、陳鐵健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通史》一書中寫的那樣，“這真是激動人心的一頁，這是真正偉大的歷史轉折點”〔1〕。毛澤東也曾評價說：“五四運動所進行的是徹底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自有中國歷史以來，還沒有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當時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立下了偉大的功勞?！薄?〕

一般來說，“五四”的概念有兩種，一種是從狹義上看，是指1919年5月以后半年左右的愛國運動，即政治的“五四”;另一種是指廣義的角度看，從1915年陳獨秀創辦《新青年》開始到20世紀20年代前期這近十年的新文化運動，即文化的“五四”。本文所提到的“五四”，是從廣義的角度出發的。毛澤東在《五四運動》一文中說：“在中國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薄?〕由此可見，知識分子在推動中國近代歷史前進的過程中起著先鋒作用。本文擬從廣義的角度入手，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知識分子“自由觀”的轉變進行分析，并以此為切入點來深入剖析五四新文化運動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一、知識分子“自由觀”的轉變

（一）自由主義的源頭

“自由”一詞，古已有之，回溯歷史，“自由主義”在西方最早的源頭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當時的思想先賢如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都提到過與自由相關的內容。蘇格拉底主張“拿人自己的自我意識，拿每一個人的思維的普遍意識來代替神諭”〔4〕。亞里士多德指出：“就像我們所說的‘自由人是指為了自身的目的、而不是為了他人而存在的人一樣，我們唯獨把這種追求第一原因的科學稱為‘自由科學，因為只有這種科學是為了自身而存在的?！薄?〕隨著歷史的發展，經過古羅馬時期，再到歐洲封建制度的建立，一直發展到近代，逐漸形成一種“自由主義”的思潮。

對于“自由主義”的定義，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看法。在霍布豪斯看來，“自由主義最初是作為一種批判出現的，有時甚至作為一種破壞性的、革命性的批判”〔6〕。格雷在《自由主義》一書中標示出這一思想傳統的4個特征：個體主義的、平等主義的、普同主義的、社會向善論的?！?〕除此之外，李強在《自由主義》一書中指出，“自由主義在其 300 多年的發展中逐步獲得了四方面的內涵： 政治自由主義、經濟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和哲學自由主義……自由主義發展從它最初出現時起，就沒有將自己的視覺局限于具體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而是試圖發展出一套關于個人、國家、社會的基本理論，這些理論構成哲學自由主義的基本內涵”〔8〕。他們雖有不同，但大都包括了經濟自由、個性自由、社會自由、政治自由等內容，本文主要論述個人自由和政治自由兩個方面。

（二）“個人自由觀”的轉變

1.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的“個人自由觀”

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對于個人自由的問題，更多是受到傳統觀念和一些西方思想的影響。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為了挽救民族危亡，一些知識分子開始向西方學習，在不斷地反省和融合之后，中國的“自由主義”逐漸形成系統。嚴復，便是這一過程的重要人物。

從1895年開始，嚴復先后發表了《論世變之亟》《原強》《辟韓》等文章，主張變法維新、用武力反抗外來的侵略，再到后來的《救亡決論》，這成為嚴復宣傳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潮的開端。嚴復認為，“惟天生民，各具稟賦，得自由者乃為全受”〔9〕?？梢钥吹?，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在五四運動之前，大多處于時代需求和個人自由發展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們開始接受西方的自由觀，發揚個性。但另一方面，又受到中國傳統自由觀念的約束，有所界限。中國傳統的自由觀念雖然不系統，但其發展歷史，尤為深遠。早在春秋戰國時期便出現了一系列與自由有關的概念，《莊子·逍遙游》：“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薄?0〕孟子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薄?1〕這些都體現了對于自由和內心解放的追求。明末清初西方自由觀念傳入中國，此刻的自由主義思想可以說是一種從外部至內部的“被約束的自由觀”。這種觀念，在嚴復之前的龔自珍也曾提到過，他說“第一欲言者，古來難言明，姑將譎言之，未言聲又吞，東云露一鱗，西云露一爪，況凡所云云，又麟爪之余?！薄?2〕想說不敢說，敢說的，又僅僅是想說的冰山一角，這種被外部約束但依然追求個性自由的情感，被其表達得生動而又深刻。同樣的意思，后來的梁啟超也曾說到：“因為舊社會也有一個模子。將中國人一式鑄造，脫了模就要在社會上站不穩。無論何人總要帶幾分矯揉的態度來遷就他（指那個模子）?！薄?3〕那時的個人自由，有條件，有限制，有范圍。在章太炎《菌說》一文中，也體現出了此觀點，其稱：“合群明分，則足以御他族之侮;渙志離德……則帥天下而路?！薄?4〕總而言之，“五四”之前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對于個人的自由觀，是一種矛盾的、被約束的、有許多外在條件和界限的自由觀。

2.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個人的自由觀”

一般來說，一提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人們便會想到民主和科學兩面大旗以及五四運動之后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其實，除此之外，“個人的自由觀”內涵的轉變也值得我們關注。正如劉再復所說：“康梁那個時代講的新國民，著眼點還是‘群，陳獨秀、魯迅、胡適卻破除‘國家偶像，著眼點是‘己突出的是個人。所以我說康梁時代是‘民族—國家意識的覺醒，‘五四則是‘人—個體意識的覺醒?！薄?5〕的確，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的“個人自由觀”，已經突破了已有的外在的可見約束力，而更多的是個人內心的解放，追求個人的感受，發揚真我的精神。正如郁達夫所說：“從前的人，是為君而存在的，為道而存在，為父母而存在，現在的人才曉得為自我而存在了?！薄?6〕當時魯迅也宣布：“此后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薄?7〕郭沫若也表示：“我們要自己做太陽，自己發光自己爆出些新的星球?！薄?8〕這些言論，都說明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的“個人自由觀”是從內到外，無外在約束力，遵從內心解放的自由觀。

總而言之，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知識分子的“個人自由觀”經歷了一個從有形制約到無形無限的過程，這種從“外-內的限制”到“內-外的內省式”轉變，喚醒了中國人的自我意識，使更多的人擺脫了傳統的框架，有更多的勇氣去挑戰，去追求個人的幸福。正如毛澤東所言：“個人有無上之價值，百般之價值依個人而存，使無個人（或個體）則無宇宙，故謂個人之價值大于宇宙之價值可也?！薄?9〕

（三）“政治自由觀”的轉變

1.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的“政治自由觀”

近代的中國，是一部被壓迫的歷史，更是一部不斷抗爭的斗爭史。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隨著西方的入侵，國門洞開使大量的西方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國。從洋務運動開始，傳統思想發生改變，中體西用的思想逐漸流行，中國開始學習西方的堅船利炮（器物），并創辦了一系列軍事民用企業。戊戌變法推動政治的改良，辛亥革命為了救國采取了革命的方式。近代歷史的發展，無不與政治變革相聯系，知識分子“政治自由觀”的變化，也是這個時代的一個重要表現。

在《論事變之亟》中，嚴復說到“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為界”，因為“自入群以后，我自由者人亦自由，使無限制約束，便入強權世界而相沖突”?！?0〕從以上嚴復的言論中我們可以看出，那時知識分子的政治自由觀，更多的是個人對于國家的服從，個人自由固然重要，但這只是一種實現國家利益的手段，在二者發生沖突時，更要緊的是國、群之自由，每個人對于國家都有一種必須承擔的義務?？涤袨橐灿蓄愃频恼摂?，他說：“人生群中，事事須服從，亦事事須自立，不自立，則不能成一器用，不合群，則不能成一群業，此如車之有雙輪，屋之有兩墻，并行而立相成者也?！薄?1〕除此之外，近代還有許多思想家有類似的觀點。梁啟超在《新民說》中說道：“自由云者，團體之自由，非個人之自由也。野蠻時代個人之自由勝，而團體之自由亡;文明時代團體之自由強，而個人之自由減?！薄?2〕這也就是說，在梁啟超看來，自由的真諦是團體的而非個人的自由，只有將個人自由服從于團體自由，才能算是真正的文明時代。后來的孫中山在《民權主義》中也提到：“到了今天，自由的用法便不同。在今天自由這個名詞，究竟要怎么應用呢？如果用到個人，就成一片散沙，萬不可再用到個人上去，要用到國家上去，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到完全自由。到了國家能夠行動自由，中國便是強盛的國家?！薄?3〕綜上，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的政治自由，更多的是服從，是義務，將個人自由放于國家之下，這是一種被動的，受壓制“政治自由觀”。

2.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的“政治自由觀”

一提到新文化運動，陳獨秀一定是無法繞開的。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中認為，“愛國心為立國之要素”〔24〕，是立國的一個重要要素，是國民獲取幸福的前提條件，這種愛國心應該自己由內到外的感情，是一種自覺的，主動的付出。

類似的觀點，高一涵在《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中也有所闡述，他認為，只有尊重每一個“小己”發揮“小己”的個人才能，先是“小己”，再是國家，將千千萬萬個“小己”匯合，不斷積累，才能逐漸實現社會國家之價值?！?5〕

除此之外，李大釗也曾有過相關的觀點。他說：“自由政治之精神，不在以多強少，乃在使一問題發生時，人人得以自由公平之度，為充分之討論，翔實之商榷，而求一公同之認可……自由政治之真諦，非依多數，乃依公認。多數取決，不過表示公認之一種方法而已。意謂少數之公認，非迫于多數之強力，乃發于自由之信念，其服從非服從多數勢力之自身，乃服從表示公認之方法?！薄?6〕在李大釗看來，政治自由，并不是單純的少數服從多數，而是在遇到問題時，每個人都主動參與，形成一個公認的解決方案，這不是服從，不是強迫，而是一種主動形成的共識?？梢?，“五四”后知識分子的政治自由觀，是從個人的自由出發，通過個人價值的實現，去完成國家的政治目標。這是一種主動的、充滿責任感的“政治自由觀?！?/p>

總的來說，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政治自由觀經歷了一個從被動接受到主動承擔的過程。這是一種從“不可違背的必要義務”到“發自內心愿意去擔負的責任”。這使更多的人主動地投入到政治變革中去，為國家的發展主動地付出。正如惲代英所言“求學而不顧社會的實踐需要，若非求學不成，便是成而無異于社會，否則亦是在不急不必要的方面，供給了社會，而社會上急要必要的需要，仍然得不著相應的供給”〔27〕。這種新的政治自由觀并不是否認國家、集體的利益，而是讓人們積極主動地參與自我的改造，主動適應國家、社會的需要。這種從內到外的反省最終會更有利于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二、知識分子“自由觀”轉變的原因

（一）政治因素

1.國內政治

從國內的政治來看，當時的中國爆發了辛亥革命，中華民國的建立使民主共和政體在中國付諸實踐。但是，正如彭明在《五四運動史》中寫的那樣，“辛亥革命以后，雖然建立了中華民國，但不久之后，袁世凱就竊取了政權，使這個‘民國徒具形式而無內容”〔28〕。從袁世凱對于革命果實的竊取開始，到后來的張勛復辟，整個中國處于一片混亂之中。雖然后來段祺瑞掌權，但北京政府也只是形式上的統一，整個中國仍然處于軍閥割據的混亂時代。這樣的社會狀況為知識分子“自由觀”的轉變創造了條件。一方面，多數軍閥的“大老粗”及混亂的政治狀況在客觀上給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相對寬松的政治思想環境，使其有一個相對自由的社會氛圍。人們對于民主共和的美好期望與現實的混亂形成強烈的碰撞，知識分子開始進行深刻的自我反省，這有利于知識分子擺脫傳統的約束，他們可以更加自由地接受傳統的和外來的思想文化。這促進了其個人自由觀向“內-外的內省式”的轉變。另一方面，混亂不堪的政治現狀也使知識分子意識到，改變現狀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有更多的人開始更加主動地參與到國家建設中來。正如陳獨秀當時所言：“我們要誠心鞏固共和國體，非將這班反對共和的倫理文學等舊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凈凈不可。否則不但共和政治不能進行，就是這塊共和招牌，也是掛不住的?！薄?9〕知識分子意識到：僅僅依靠政治制度的變革，社會依然難以完全改變。只有從個人出發，從更深層次的思想出發，才能真正地改變中國。這有利于知識分子從“被動接受到主動承擔”的“自覺式”的轉變。

2.國際政治

（1）十月革命的影響

毛澤東曾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薄?0〕在此之前，中國的知識分子雖然想要改變，但畢竟尚未有一條明確的道路，而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給中國帶來了一條全新的道路，也給中國知識分子帶來了新的希望，個人自由的實現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2）巴黎和會的沖擊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于1918年，隨后召開了巴黎和會。會上，中國作為戰勝國卻未得到應有的權益。巴黎和會外交失敗的消息，震驚了整個中國，“弱國無外交”的悲劇再一次上演。五四運動的發生，就是知識分子主動參與到國家政治之中的重要表現。對此，瞿秋白曾指出：“就是失敗在中國人沒有堅毅的志向和明敏的智能，不能組織一良好的社會去迎合世界的潮流，建設一鞏固的國家，去迎合世界的現勢……中國人要想生存在世界上，那就不能不趕快覺悟——真正的覺悟——去改造現在的社會，重建現在的國家?！薄?1〕瞿秋白的話，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時許多知識分子的共同理想，五四運動的發生，使他們的“自由觀”發生了很大改變，更多的知識分子開始追求個人的自由，主動地為國家謀發展，自覺地擔負起民族的責任，去適應世界的發展潮流。

（二）社會條件

1.社團的建立

五四時期社團組織眾多，“據粗略統計，大約有400余個”〔32〕。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少年中國學會、國民社、北京工讀互助團、學生救國會、新民學會、新潮社、北京社會主義青年團等。社團的活動包括經濟、文化、政治等各個方面，涉及范圍廣，影響了一大批中國的先進知識分子。這其中包括了陳獨秀、李大釗、胡適、蔡元培等一批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也包括了蔡和森、傅斯年、羅家倫、徐彥之、曾琦、王光祈等人，還包括了毛澤東、惲代英、張聞天等后來的無產階級者。

社團的出現，為知識分子提供了廣闊的活動場所，他們互相交流、共同進步，以至于周太玄后來回憶說：“醞釀發起少年中國學會的主要動因，就是都感到現狀不能容忍，老一輩的人已不可靠，甚至迷惑人已久的所謂‘泰西所走的路子也未必可靠，必須由自己聯合同輩，殺出一條道路。把這個古老腐朽、呻吟垂絕的被壓迫、被剝削的國家改變為一個青春年少、獨立富強的國家?！薄?3〕由此可以看出，社團已經成為當時的知識分子實現政治訴求的重要手段，有利于他們團結起來，為了個人的自由和國家的發展而努力。

2.報刊的盛行

我國近代報刊的產生，深受西方列強入侵的影響，報刊事業的發展又反過來影響了整個近代中國的歷史。鴉片戰爭之后，開始出現一股辦報熱潮。早期有《申報》《昭文新報》，戊戌變法期間，又創辦了《強學報》《萬國公報》《時務報》等一系列報紙來宣傳變法。辛亥革命時期也依靠《民報》來宣傳三民主義。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又出現了《新潮》《新青年》《湘江評論》《每周評論》《少年中國》等報刊。 報刊作為一種大眾傳播媒介，在近代中國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拔逅倪\動以后，國內鼓吹新思潮的書報，多如雨后春筍，到處都有?？窟@鼓吹的聲浪，喚醒了許多服麻醉藥的國民，大家從夢中驚醒，看見一線曙光。由這一線曙光，慢慢的大放光明，使得中華民族脫離黑暗世界，這是民國以來最有希望的一件大事?！薄?4〕的確，報刊具有開啟民智、傳遞信息、宣傳思想、溝通民眾等作用，報刊的風行為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傳遞了新思想，有利于知識分子個人自由觀念的轉變，它也成為了普通民眾和國家政治之間的重要紐帶，使知識分子更加主動地參與到政治建設中去。

（三）思想因素

近代中國向西方學習，經歷了一個由淺至深、層層遞進的過程。西方思想的傳入，沖擊了知識分子傳統的思想觀念，碰觸到了其最深層次的敏感神經，形成了新的思維模式。正如毛澤東所說：“五四運動時期，一班新人物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教條，提倡科學和民主，這些都是很對的。在那時，這個運動是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薄翱傊?，那時統治階級及其幫閑者們的文章和教育，不論它的內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條式的。這就是老八股，老教條。揭穿這種老八股、老教條的丑態給人民看，號召人民起來反對老八股、老教條，這就是五四運動時期的一個極大的功績?！薄?5〕傳統思維方式的轉變，豐富了知識分子認知中自由的內涵，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形成了新的自由觀念，追求個人的自由，主動地承擔國家的責任，成為更多知識分子的共識。

（四）教育因素

1.國內新式教育的發展

教育是立國之本，決定了一個國家的人才素質，也決定了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未來。近代中國的教育處于不斷發展變革的過程中，洋務運動時期創辦的京師同文館，是中國新式教育的開端。戊戌變法時期建立的京師大學堂，培養了一大批知識分子。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的新式教育更是發展迅速。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教育改革造就了一大批新式的知識分子，他們成為促進近代革命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北京大學為例，蔡元培在1917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后，開始對北京大學進行全面改革。邀請了胡適、陳獨秀、梁漱溟、李大釗、錢玄同、魯迅、馬寅初等人任教，使北京大學成為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安淘鄨猿帧嫒莶?、兼收并蓄的辦學宗旨，這一宗旨為新思想、新文化的傳播提供了條件，各種學派、各種思想在北京大學這個平臺上碰撞和較量，新生的、先進的思想最終戰勝了陳腐的、落后的思想，從而使新思想、新文化得以傳播，成為五四運動的精神來源?！薄?6〕新式教育的發展，為知識分子自由觀的轉變提供了條件。

2.留學生潮的興起

隨著國門的打開，除了國內的新式教育，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還走出國門，接受西方的教育。主要包括留美、留日、留歐、留法、留蘇等。中國近代最早的留學生是容閎，他于1847年到美國，并最早提出用進步的西方文明使中國富強的觀念：“蓋當第四學年中尚未畢業時，已預計將來應行之事，規畫大略于腳中矣?！晕鞣街畬W術，灌渚于中國，使中國日趨于文明富強之境?！薄?7〕從容閎的思想中，我們可以看到留學生對于學成歸來建設祖國的美好愿望。在他之后，更多的知識分子紛紛走上了留學的道路。例如當時赴法勤工儉學的學生群，其開始于民初，結束于1925年，其高潮時間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大致吻合。據統計，“前后共計有1700名以上的人赴法，最終造就的則是一大批共產黨員名人，周恩來、蔡和森、趙世炎、向警予、李維漢、李富春、聶榮臻、鄧小平、徐特立、李立三、蔡暢、王若飛、陳毅、蕭三、傅鐘、劉伯堅”〔38〕。許多知識分子留學之后，開闊了視野，拓寬了思路，個人觀念不再受到傳統的約束，“自由”一詞逐漸成為共識;與此同時，對于西方先進技術、文化的學習，也成為其建設國家的重要武器，更多的知識分子積極地參與到政治活動中來。

綜上所述，內外交困的政治狀況、社團的建立、報刊的發行、思想的解放、新式教育的發展、留學風潮的興起，等等，所有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自由觀”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三、知識分子“自由觀”轉變的影響

（一）“個性自由”的精神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第一個重要的影響，便是對于個人個性的解放。這種“個人解放”的精神在當時影響了一大批知識分子，他們努力尋找自我，反省自我，追求個人的理想，實現自我價值。按照胡適的觀點，“北京大學所提倡的新文化運動，無論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門，意義上只是思想的解放與個人的解放”〔39〕。在《共鑒五四》一書中，劉再復也有類似的看法。他說：“健康的個人主義除了意識到個人獨立人格的重要，還意識到人類的存在是相關的，絕對的個人是不存在的，意識到這種的相關性，就是不僅意識到個人的權利，也會意識到個人的權利，于是，在自我實現自我發展的同時，也具有自我意識自我反省的力量?！薄?0〕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確是有此種魔力的。至此以后，人們開始真正地認識自我，反省自我，追求自身的價值，形成自我的獨立人格，以此來推動社會的進步，擔負起改變國家的責任。正如高力克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個人主義》中說的那樣，“個人主義是現代性的價值內核。新文化運動的個人主義思潮是中國啟蒙時代之個性解放和思想解放最深刻的思想表征，它是中國人從思想上邁向現代文明的關鍵一步”〔41〕。個性的解放，促進了自我意識的覺醒，有利于人民在尋求自我的過程中創造出新的歷史。而且這種精神并不是只屬于當時，它也隨時代的腳步，流傳到了今天，融合成了我們每個人價值觀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直接行動”的精神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第二個影響便是形成了“直接行動”的精神。五四之前的知識分子，面對困頓時，更多的是從理論上分析與改變，而缺少了很多實踐性的行動。對此，陳獨秀談道：“我們若要得到理想底實質，必須從實際的事業上一步一步的開步走，一件一件的創造出來。不要睡在空名詞圈里。學那變戲法的，把名詞當作一種符咒，只是口中念念有詞，就夢想他等候他總有一天從空中落下，實現在我們的眼前?！薄?2〕這的確是從理論到付諸行動的重大轉變。所以在后來的回憶中，他提到：“五四運動的精神，的確比前者愛國運動有不同的地方。這不同的地方，就是五四運動特有的精神。這種精神就是（一）直接行動……，直接行動就是人民對于社會國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動，加以制裁，不訴訟法律，不利用特殊勢力，不依賴代表?！薄?3〕

除此之外，惲代英也說：“說而不能行，行之不切實，不勇猛，故是說者。徒為口說爭辯之資料而已，吾等望以口說爭辯救國家，此豈非說餅而欲求飽腹乎？故吾等今日必須超然跳出口說爭辯之范圍，凡自見可以救國者實行之，切實而勇猛以實行之，非此不足以救中國，既非此吾人不能有絲毫貢獻于國家?！薄?4〕這就是說，既要言，更要行，只有言行一致，將理論投入到實踐中去，才可以挽救中國，才算是對國家有真正的貢獻。通過實踐斗爭，人民群眾的覺悟大為提高，感到了自己解放自己的真理。正如李大釗在《每周評論》中指出的那樣：“真正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網開三面把我們解放出來。是要靠自己的力量，抗拒沖決，使他們不得不任我們自己解放自己。不是仰賴那權威的恩典，給我們把頭上的鐵鎖解開，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把他打破。從那黑暗的牢獄中，打出一道光明來?！薄?5〕

“直接行動”的精神是一種從理論到實踐的發展，是個人主觀能動性的體現，它有助于中國更多的人主動地參與到國家的改造之中，是促進歷史向前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三）全新的“責任”意識（從被動到主動）

梁景和在《五四時期社會文化嬗變研究》中提到，“五四時期把個體作為歷史主體，張揚人性，呼喚人的至上權利，一度成為時代的思想主潮，五四時期是中國近代社會以來張揚‘個性主義最顯著的時期”?！?6〕這里的個性主義指的是以個人自由為中心，注重追求個性的解放，但這種“自由主義”并不是完全的以自我為中心的意思，而是從自我內心出發，尋求自我價值的實現，并主動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

一般來說，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一貫所遵循的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觀，從某種程度上來看，這更應該稱之為一種“被動的社會義務”。但是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他們更多的意識到自我的重要性。正如《胡適的聲音》中，胡適提到的那樣，“自從五四運以來，中國的青年，對于社會和政治，總算不曾放棄責任，總是熱熱烈烈地與惡化的掙扎”〔47〕。這是一種“主動的責任”，這種從被動到主動的轉變，就給“自由主義”賦予了新的內涵。這種全新的“責任意識”，使更多的人愿意主動地承擔起民族復興的責任，他們把個人個性的發揚與爭取民族解放相結合，開始踏上一條新的救國救民之路。

真正的自由是什么？就個人而言，它并不是完全的自我的意識的放縱，而是由內到外的表達，是言行一致，它滿足了人自然向善的欲望;就國家而言，集體和個人并不矛盾，二者可以兼容，達到共同舒適的最優化。五四新文化運動促使人們的“自由觀”發生了質的飛躍，使人們經歷了一個從被動到主動，從外在約束到內在反省的巨大轉變。正如吳玉章在《回憶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轉變》中提到的那樣，“從前我們搞革命雖然也看到過一些群眾運動的場面，但是從來沒有見到過這種席卷全國的雄壯浩大的聲勢”〔48〕。五四運動的的確確是一次巨大的、影響深遠的變革，是中國近代歷史的重要轉折點。

當然，除此之外，還有很多尚未提到的轉變和影響，這是值得我們以后繼續探討、研究的。雖然“五四”已經過去了一百年，但其精神永存，并和時代相融合，一直影響著我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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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劉彥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