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命運共同體本質解析及全球化治理探討

宋才發

〔摘要〕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具有特定含義的概念。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馬克思“共同體”思想的延展，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自然共同體，全球意識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石。全球化治理存在的現實問題是國際關系發展仍然以西方國家為中心，國際政治秩序仍然以西方強權為主宰，人類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自然生態危機。推進全球化治理的主要舉措有：改革聯合國體制是推進全球化治理的現實基礎，共同制定國際規則是推進全球化治理的關鍵措施，生態法治建設是推進全球化治理的重要抓手，“一帶一路”倡議是推進全球化治理的具體路徑。

〔關鍵詞〕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化治理;全球意識;國際規則;“一帶一路”

〔中圖分類號〕D5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8048-（2019）03-0054-11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習近平在2015年9月第70屆聯合國大會上首次在重大國際組織提出來的全球治理思想，強調要依據《聯合國憲章》的基本原則，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它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新思想、新理念、新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世界各國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指引了方向和路徑，開啟了構建和研究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時代。當前，對“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化治理”的研究還剛剛起步，亟待學術界對實踐發展進程中出現的問題，做出有針對性、深入扎實的研究，為黨和國家決策提供理論咨詢。為此，本文擬就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本質和推進全球化治理問題略陳管見，以請教于大家。

一、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本質的解析

（一）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具有特定含義的概念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指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在同一個穩定的體系里共同運行，反映全人類共同價值追求。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體系性、整體性和開放性的概念，其宗旨就是把每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風雨同舟、榮譽與共，共同致力于把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變成現實，把整個“地球村”建設成為一個和睦的大家庭?！?〕“全人類共同價值”理念，揭示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價值準則，兼顧了各個國家發展的民族性和人類性，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基礎和精神支撐，具有反映人類共同利益的話語特質。從一定意義上說，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世界新型全球化的發展方向，隸屬于“全球治理”“和平與發展”“民生幸?！崩砟钌系膬r值追求?；緝热萦扇缦滤膫€層面構成：一是自然層面的“自然生命權”;二是經濟層面的“物質文明權”;三是政治層面的“社會治理權”;四是文化層面的“精神文明權”。人類是生態社會的共同組成部分，必須正確地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全人類必須共同面對因人類發展給自然生態造成的災害。人與人、人與社會、國家與國家同屬一個命運共同體，只有“命運與共”“共建共享”，才能實現“共生共榮”?！爸泄彩舜髨蟾妗笔状伟讶祟惷\與共同體兩個概念結合在一起，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科學概念。2013年3月習近平在俄羅斯發表公開演講的時候，向世界發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呼聲，闡釋了人類共同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各個國家之間相互溝通、相互支持、相互聯系不斷加深，人類社會越來越成為一個相互依存的共同體理念。2015年習近平在“博鰲論壇”年會上，又進一步向世界系統地闡發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含義，提出了人類邁向命運共同體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爸泄彩糯髨蟾妗币詧陶h綱領性文件的形式，確立了中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方略，確認它是“實現中國夢”須臾不可缺少的國際秩序。對于當代中國來說，要獲得全體民眾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認同，黨和政府必須有意識地培育總體性的全球意識。中華文明既是一種開放包容的文明，又是一種閎放曠達的文明，它是涵養和孕育中國人獨特全球意識的精神家園。民眾全球意識的培育過程，實質上就是國家意識與全球共同體意識相互銜接與融合的過程。當代中國要引領時代并走向世界，只有心中始終懷有全球理念，才能勇于擔當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重任，才能夠樹立全球意識的博大胸懷和寬厚包容的心態。在“十三五”期間乃至更長的時期內，必須著力開展閎放曠達的文明教育，塑造人們的意識變革和精神革新，讓每個民眾自覺意識到自己既是中國人，同時也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成員，努力提高全民參與全球治理的積極性，不斷提升全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自覺性?！?〕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對馬克思“共同體”思想的延展

馬克思在考察人類社會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形態之后，得出了“人本共同體”的科學結論。譬如，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和《資本論》及其手稿中，就從不同角度論及到“虛幻的共同體”“抽象的共同體”“虛假的共同體”“自然形成的共同體”和“真正的共同體”等概念。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和使用了“自由人聯合體”的概念，從此自由人聯合體成為馬克思畢生追求的理想社會形態。馬克思認為在這個“自由人聯合體”的“共同體”里面，人們超越了長久以來形成的階級性烙印，超越了人們所處的階級和地域的界限，取而代之的是以共同利益為前提的、相互依存的新型社會關系。在人類現存的各種文明之間，需要互相尊重、互學互鑒、兼收并蓄?！皣摇痹洷徽J為是“人類社會最高層級”的共同體。然而從馬克思主義自由人聯合體的視角看，國家并不是共同體發展的頂點，人類應當從更高層次上認識人類共同體問題。習近平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并不是要強行把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人民綁在同一輛戰車上，而是強調國家不分大小、強弱和貧富的差別，每個國家、民族的地位一律平等，全球性的矛盾與問題需要國際社會齊心協力、共同應對;就是要堅持各國之間合作共贏、相互依存、同舟共濟，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讓各國人民共享世界發展成果。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藴含著豐富的中國傳統文化思想智慧，是當下解決世界性時代難題的理論法寶，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對馬克思“共同體”思想的延展，更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的、重要的理論成果。它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普惠價值、共同價值觀，取代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普世價值觀，一個由“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組成的共同價值觀①，已經成為聯合國的崇高目標。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包含著互利共贏的發展觀、義利兼顧的利益觀、權責共擔的治理觀和包容互鑒的交往觀，是對馬克思“自由人聯合體”思想的當代闡釋。人類命運共同體反映了大多數國家的期盼，突破了具體國家、民族的界限，打通了不同意識形態的社會制度和價值理念之間的隔閡，為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和平赤字”“發展赤字”和“治理赤字”提供了方向。然而當下的世界仍然不公正、不太平、不和諧，人類社會所處時代的性質，仍然是列寧在《帝國主義論》里所說的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這個時代的性質、主要矛盾和主要特征并沒有改變，所改變的只是“時代”的主旋律，即人類社會首次進入了兩次世界大戰后的“和平與發展”時代。處在這樣一個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時代，當人們面對具有全球性的災難抑或艱難險阻時，僅靠某一兩個國家的力量是無法應對和無能為力的，只有各個國家共同面對人世遭逢的困難和艱難險阻，共同承擔歷史的責任才能夠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有助于完善公平正義的國際關系，構建和實現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有助于推動世界政治朝著多極化方向發展。

（三）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自然共同體

人類只擁有一個共同生產生活的地球，無論哪個國家的人，無一例外都是“地球村”的村民。因而從本質上說，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一個天然的命運共同體，具有生存依賴性和發展共同性。從人類遠古時代開始，人類命運最根本的問題，就是人類面對大自然如何求得生存、發展的問題。在馬克思和早期思想家的論著里，“聯合體”通常就是指今天所說的村落、城市等群體組織;“聯合體”在一定意義上，代表了那個時代人們通過交往方式組成的社會共同體。這種基于人類生存需求的自然結盟，從一開始就充滿生活和發展需要的社會協作。但是在過去相當長的時期內，由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提供的“現代化方案”，不適當地引發了資源枯竭、生態環境惡化、南北發展失衡等全球性危機。當下迫切需要運用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重新審視這種偏離“和平與發展”軌道的“現代化方案”。實際上當人類社會步入經濟全球化時代之后，就意味著整個世界無論國家大小、力量強弱，在國家與國家之間已經不再是過去那種閉關自守的狀態，整個世界既是“地球村”村民的公共場域，又是“地球村”村民公平公正、平等友好的共同空間，這個時候的人們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認識，就應當有而且必須有全球意識;就意味著各個國家必須摒棄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思維，消除不同國家之間的對抗和沖突，在整個“地球村”的村民之間，牢固建立彼此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新型伙伴關系;就意味著世界各國在處理國家與國家之間關系的時候，必須摒棄狹隘偏私的自我中心主義，各國無論大小、力量無論強弱，在國際政治地位上一律平等，現實世界已經不再是各國相互博弈的角斗場，“要和平、不要戰爭”是各國人民的共同期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成為建設持久和平的重要目標;就意味著影響國際秩序的因素，也不再只是權力的對抗抑或權力制衡，各國之間開始轉變為主要依靠制度和規則來協調關系，越來越多的國家已經參與到國際規則和國際秩序的建設中來，“合作共贏”已經抑或正在成為各國認可的處理相互關系的行為準則。譬如，中國政府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由于滿足了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熱切向往，因而沿線40多個國家抑或國際組織，已先后同中國政府簽訂了“一帶一路”合作協議，100多個國家抑或國際組織，表達了支持和參與共建“一帶一路”的意愿。各個國家發展能力、綜合國力的增強，必須仰賴和依靠本國人民的共同努力，必須根據自身特點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順應時代呼喚和世界潮流的新思想，是對世界各國人民推動和平與發展理論與實踐的升華，標志著人類對現實世界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正因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思想，具有崇高的國際道義優勢和道義力量，因而一經提出就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同、贊成與支持。

（四）全球意識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石

馬克思主義認為，迄今為止在人類社會存在過的一切“聯合體”“共同體”當中，無論是自然形成的抑或人們通過有意識組織的，根本動因和本質都是為經濟利益服務的，對物質利益追求是人們開展發明創造的最初動力。在這里民族國家意識與全球意識，兩者之間是辯證統一的關系。區別就在于民族國家意識，強調的是隸屬于某個具體民族抑或國家的成員的利益;全球意識強調的是所有社會成員，在世界利益格局中的相互依存性，兩者共同構成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內容。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具有全球意識的深厚理論底蘊，它既是對中國優秀歷史文化傳統的繼承與超越，更是對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揚棄與超越，尤其是為已陷入僵局的國際難題提供了解決的思路。當代任何一個具體的民族國家，只有當它具備了全球意識的時候，才能夠真正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應有的貢獻。從這個意義上說，全球意識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塊堅實的基石?！堵摵蠂鴳椪隆烽_宗明義地指出，聯合國必須以維護國際和平及安全為宗旨，尊重“大小各國平等權利”，倡導“彼此以善鄰之道，和睦相處”，促成全球人民經濟及社會之進展?！?〕要想讓世界上更多的國家和人民共享經濟全球化的好處，就需要牢固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譬如，中國政府就在《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里，突出強調要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視角，著力探尋“人類利益”和“共同價值”的新內涵。在國際關系的處理上，中國政府歷來主張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和新型國際關系準則，無論國家大小、強弱，都需要相互尊重、互利共贏;必須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創建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伙伴關系;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前景。譬如，中國政府的“一帶一路”倡議，就是從“全球意識”“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出發，以全人類的共同繁榮為宗旨的。誠如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所指出，中國政府“一帶一路”倡議，推進了世界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之間的互聯互通，加快了陸地和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幫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克服了諸多人世遭逢的困難，贏得了世界100多個國家以及包括聯合國在內眾多國際組織的積極響應，有利于有效促進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中國是聯合國的創始成員國之一，中國正以前所未有的努力去遵循和實踐“中國方案”，與全世界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與人民一道，共同打造牢不可破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二、全球化治理存在的現實問題

（一）國際關系發展仍然以西方國家為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國際社會形成了以美國、蘇聯為中心的兩個超級大國，一系列涉及經濟、政治、軍事諸多方面的國際關系準則，基本上是以美國和蘇聯的戰略需要為基礎制定的?！俺壌髧彼季S主導和掌控了國際關系的建構，國際關系的運作幾乎完全憑借經濟和軍事實力說話，國家與國家之間呈現以大欺小、以強凌弱的不平等局面。1991年蘇聯劇變改體之后，俄羅斯的經濟和軍事實力急劇直下，美國成了世界上唯一有競爭實力的超級大國。美國開始把“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搬上國際政治舞臺，肆意干涉他國內政、到處制造局部戰爭，毫無顧忌地破壞國際關系的良性發展。譬如，引發了阿富汗戰爭、波黑戰爭、伊拉克戰爭、科索沃沖突、海灣戰爭、敘利亞內戰等，加劇了地區發展的非均衡性和不可持續性，給整個世界帶來了諸多的不穩定因素。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上，表現為對世界進行瘋狂掠奪，一方面向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索取廉價資源，另一方面又轉手高價推銷和出售其工業制成品，達到牟取“雙重經濟暴利”的目的;在軍事上，表現為限制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發展國防事業，一旦發現這些國家在科學技術上有所突破，預計在未來有可能對西方構成威脅的時候，就會不擇手段地對其進行軍事打擊和軍事威脅，絕對不允許發展中國家有軍事威脅可能性存在;在文化上，表現為向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推行普世價值，把普世價值推崇為全人類共通的價值標準。西方國家宣揚普世價值的目的，就是要把這個當代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觀，強行地推銷給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這種普世價值不具有任何真理性和普遍性，只是西方發達國家為干涉他國內政尋找借口的價值話語。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正是依賴普世價值話語權，在國際社會大搞“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對少數膽敢“不聽話”的國家扣上“專制”“獨裁”的大帽子，采取“顏色革命”抑或尋找借口直接推翻他國政府?！?〕總之，西方政治文化中“普世價值”和“黑白二分”的思維定式，已成為當代國際關系中一系列矛盾與紛爭的思想根源。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主導的當代國際關系發展，自始至終充滿了弱肉強食的不公正、不合理、不平等行為。盡管聯合國為此制定了諸多國際準則和祈求共同遵守的條款，發展中國家在聯合國各種不同的會議上據理抗爭，甚至聯合起來以整體的力量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抗衡，試圖推動構建較為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但是在國際關系發展的大舞臺上，由于經濟、政治、軍事和科技實力對比懸殊，國際關系的發展終究難以改變以西方國家為中心的局面，致使發展中國家的努力成為一種不斷追求的愿望而已。

（二）國際政治秩序仍然以西方強權為主宰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際格局的變化，大量非國家行為體的崛起，迅速地改變了以國家為中心的世界政治秩序，國際力量對比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東升西降”的趨勢。國際格局以西方為主導，國際關系理念以西方價值觀為主導，西方治理理念、體系和模式越來越不合時代潮流，國際社會迫切需要以新的、更加合理的國際政治秩序取而代之。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和清醒劑，兩次世界大戰以及長達40余年的冷戰，給世界帶來了慘不忍睹的損害。正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中國始終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文化上還是科技上，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獲得了應有的話語權。中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對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而言，既不是挑戰更不是威脅，中國政府歡迎世界各國搭上“中國發展的便車”。中國政府承認和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樣性，反對國與國之間恃強凌弱、干涉別國內政，歷來主張各國的發展道路應當由本國人民自己做出抉擇，反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已成為當代中國的既定目標，是中國在國際化發展和全球合作的基本方略，更是中國為促進未來國際社會和平發展做出的重要選擇。中國正在致力于構建同周邊國家的“周邊命運共同體”“亞洲命運共同體”，通過實現與周邊國家以及亞洲國家的和平有序發展，構建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新型國際關系，為打造具有世界意義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貢獻。盡管如此，當下逆全球化思潮在涌動，國際政治秩序和國際格局并沒有擺脫以西方強權為主宰的舊套路，世界面臨諸多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譬如，一些西方霸權主義國家在全球范圍內，強行推行自己的社會制度和自身價值觀念，隨意推動國際矛盾升級、破壞國際法治，甚至任性打開“潘多拉的魔盒”，肆意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外交。尤其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長期以來視中國為“眼中釘、肉中刺”，借助能力超強的互聯網技術支撐，不斷向世界散布“中國傲慢論”“中國威脅論”“中國責任論”，斷然認定中國“強大必霸”;污蔑中國是未來世界的“災星”、世界不穩定的“禍根”，妄圖通過挑撥世界對中國的恐懼心理，達到他們遏制中國快速發展的圖謀。

（三）人類面臨著越來越嚴峻的自然生態危機

自然生態系統是人類賴以生存與發展的基礎條件，“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7〕。歷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國皆因為生態遭受致命破壞，最終導致文明的衰落抑或中心轉移。在中國昔日的“絲綢之路”上，素有塞上江南之稱的“樓蘭古國”①，早已消失在浩瀚無際的沙漠之中，自然界莊嚴地警告人類絕不可恣意妄為。人類生活在一個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人類整體以及個體只有自覺維護自然生態系統的良性運行，才能使人類各個層面的利益獲得基本的保障。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人類對環境資源開發利用與日俱增，人們生產生活對生態環境的污染和破壞日趨嚴重。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災難，已經不只是某一個國家抑或某一個區域范圍內的事情，已經像瘟疫一樣危及整個地球和人類社會。譬如，人們日常議論的大氣污染、全球變暖、海平面上升、臭氧層破壞和大面積“霧霾”等，已經嚴重地威脅著全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生態環境危機已經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危機問題。安全是任何一個主權國家利益的核心，而其中的“綠色安全”，則是人類生存與發展最基本的安全場域，是人類向往清潔美麗的生存環境和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狀態。世界各國處于一個唇齒相依的命運共同體之中，人們當下所面對的“危機”，不只是大氣污染、環境惡化、生態危機、能源爭奪戰和重大傳染性疾病，而且面對毒品犯罪、難民危機、信仰危機、恐怖主義威脅等社會危機。面對這些威脅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共同危機，如果各國都扯起“保護主義”的旗幟，推行“自我保護”策略，“各家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那就勢必導致世界性的危機加深、矛盾積厚，最終危及和破壞世界和平發展的局面。由于西方國家從未放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固有思維，所以，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的所謂“美國優先”、美國政府“退群”外交等，其本質從來就不是為了維系經濟全球化和全球多邊貿易自由，而是為了孤注一擲地力?！耙怀毚蟆钡拿绹壌髧匚徊恢劣诨?，喪盡天良地玩弄國際舊秩序，不惜以破壞自然為代價牟取本國的發展利益，繼續肆無忌憚地壓榨和剝削全球發展中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為全球共同發展和人類共享繁榮的“全球治理”理論，肇始于20世紀90年代，最先由28位國際知名人士發起成立全球治理委員會。全球治理的內涵是指通過具有約束力的國際規則，達到和解決全球性的環境、生態、人權、移民、走私、毒品、沖突和傳染病等人世遭逢的問題，以維護正常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的根本動力，源自于世界主要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意味著舊權力結構和世界舊秩序正在走向衰敗，一大批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國家（新興經濟體）正在崛起，新生力量沖破舊傳統觀念的束縛，要求建立一種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新格局的新平衡。發達國家只有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拋棄傳統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和窮兵黷武的霸道做法，適應全球治理法治化的重大轉型，與其他國家一道攜起手來通力合作，共同應對人世遭逢的生態環境危機和社會危機，把深海、極地、太空和互聯網打造成合作共贏的新領域，建設普遍安全、持久和平的新格局，才能夠把人類社會建設成為開放包容、共同繁榮、清潔美麗的新世界。

三、推進全球化治理的主要舉措

（一）改革聯合國體制是推進全球化治理的現實基礎

聯合國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1945年10月，它以發展人類公共利益為宗旨，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覆蓋全球的國際性組織，構建了一個由聯合國調節的國際新秩序?！堵摵蠂鴳椪隆芬殉蔀閷θ蚓哂屑s束力的國際性公約，聯合國組織與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間，在價值取向上具有高度的契合性，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堵摵蠂鴳椪隆返钠毡榉尚Я?，集中體現為凡與憲章的規定相抵觸的法律規定，均屬無效法律規定。然而自20世紀末以來，聯合國面對以美國為首的“單邊主義政策”等，表現出束手無策、缺乏基本的制衡能力，致使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小國家感到非常失望，以至于國際社會對聯合國體制的有效性產生質疑。針對聯合國有被“徹底邊緣化”的危險，多數聯合國成員國建議盡快改革聯合國體制，按照國際法的規定建立一個“有效的多邊體系”。聯合國體制改革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締造一個能夠實現聯合國體制與時俱進、承擔全球治理責任的國際組織，即改建成為一個融“發展問題”與“安全問題”為一體的、適應全球化新形勢的國際共同體?！?〕從一定意義上說，當下的聯合國體制改革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兩者在“價值取向”和“目標定位”上，同樣具有高度的契合性。這里所論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既是一個全球發展的共同體，又是一個全球安全的共同體，聯合國體制改革恰好是圍繞這兩個共同體展開的。所以，改革聯合國體制是推進全球化治理的現實基礎。2015年聯合國發展高峰會議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會議通過了《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提出要應對氣候變化、保護環境資源、遏制生物多樣性喪失、消滅貧困、控制跨國疾病傳播和促進全球經濟合作等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因而聯合國在“發展問題”上的體制機制改革目標，必須與時俱進地覆蓋全球化進程，推動世界朝著“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方向發展。2017年3月23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34次會議，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倡議，載入了“在所有國家實現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問題”決議和“糧食權”決議，標志著“人類命運共同體”這個由中國政府提出的理念，被聯合國正式接納為全球經濟社會治理總的指導思想。聯合國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接受，雄辯地證明了中國政府對包括“全球化治理”在內的相關倡議的正確性和生命力，為聯合國體制機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國際共同體的最高層次，可以說通過聯合國體制改革打造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構建“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的有機結合和質的升華?！袄婀餐w”和“責任共同體”一旦建立起來，聯合國就能夠實現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法律效力的全面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