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河學研究的理論、方法與知識體系

內容提要?運河學是歸納、理解、抽象與運河相關的人類活動及其產生經驗后形成的知識體系，是圍繞運河形成的一整套研究、保護、利用的理論與方法。具體而言，運河學的研究內容包含三個層次：一是作為大運河“本體”的河道及其開挖、暢通所帶來的自然環境的變化;二是作為制度與歷史現象的“運河”在歷史時空中價值與意義的變遷;三是運河區域人群的生活方式、文化傳承、社會心理等人文情態的沿承與漸變。大運河跨越時空的特點決定了其研究具有跨學科性質，因此運河學理論與方法必須以問題為導向，突出學科本位意識之下的理論借鑒與方法交叉。豐富的運河文獻奠定了運河學學科的基礎，世界各地運河的同異之別，也注定了其作為專門學科的整體性與世界性意義。

關鍵詞?運河學?理論?方法?知識體系

〔中圖分類號〕U6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447-662X（2019）06-0007-06

運河貫穿南北，連接古今，以運河為載體或者伴生的運河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文化標簽。作為一個復雜系統，運河連接與傳承的不僅是地域意義上的南北，地理意義上的水系，經濟意義上的市場，政治意義上的漕運軍政，社會意義上的人群生活，文化意義上的藝術、風俗等內容，而且其自身就是中國社會發展的一種運行與表現方式。運河文化的物化特征、精神象征和存在方式的復雜結構及屬性決定了運河研究需要跨學科的知識、整體的研究意識和學以致用的學術價值觀。

回顧運河研究的學術史，近30年來，“隨著學術價值觀、研究方法及研究環境的改變，運河研究不但實現了從歷史（地理）研究向其他學科的逐步擴大，而且研究深度和廣度也發生了改變，包括史學界在內的學者重新審視以往從經濟入手且帶有強烈政治色彩的宏觀社會形態解釋模式，將研究帶入新的多元視角與多學科的研究領域”。①2014年6月中國大運河“申遺”成功和2017年以來的大運河文化帶建設，意味著國勢強盛、文化自信背景下傳統文化價值的再挖掘、再提升。對研究者來說，這一契機也促進了學界對運河歷史功能和現實價值的再認識，將運河作為研究主體，納入到學術視野與學科建設中來，“運河學”應運而生。那么運河學的理論、方法和知識體系是怎樣的？構建這一學科需要遵循怎樣的規律和原則？

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應首先解決兩個關鍵性問題：一是運河區域是否可以被看作一個特定的區域，二是“運河學”是否可以被看作一個學科。如果不能解決這兩個基本問題，運河學的概念難以解釋清楚，因為某一學科的成立必然有其研究范疇，這一范疇涉及形而下的具體空間，也包括形而上的理念與范式。

一、大運河區域范圍的界定

國家最新發布的《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規劃綱要》中明確界定“大運河”由“京杭大運河、隋唐大運河、浙東運河現有和歷史上最近使用的主河道構成。大運河文化帶以大運河流經的北京、天津、河北、山東、河南、安徽、江蘇、浙江等八省市為規劃范圍?！敝泄仓醒朕k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規劃綱要》，2019年2月1日。這樣的劃分具有宏觀和可操作的價值，但在學理上，運河流經區域甚至運河這一概念關于運河概念及流經區域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變化，筆者曾專文論述。參見吳欣：《大運河文化的內涵與價值》，《光明日報》2018年2月5日。本身，都需要放置在長時段和不同區域中被細致劃分，也就是說，就運河而言，“過去的過去”與“現在的過去”存在著很大差異，“運河”是一個被不斷建構的概念。由于運河流經范圍廣且不同歷史時期變化較大，為了便于說明問題，本文僅以大運河為中心，討論大運河區域范圍的界定問題。

首先，大運河區域是否可以被看作一個特定的區域？之所以產生這樣的疑問，是因為與一般區域相比較，大運河流經的地理與行政區域廣泛，構成區域的基本條件并不明確。學界一般認為，區域概念源自地理學，應借鑒該學科關于區域的劃分原則和標準，以之對區域進行嚴格界定，其核心是“明確的邊界”。若從這個意義上來討論，大運河區域并不是一個實在的區域。作為人工河，大運河在不同時期會由于開挖、改道、淤塞甚至斷流而導致區域范圍的變化。大運河從隋唐時期的“一”字型流向到元明清時期的人字形流向，明顯改變了地緣社會的區域范圍。僅就明清時期的京杭運河而言，一方面，河道改變導致運河流經區域發生變化，如明永樂九年（1411年）運河暢通后，為避黃河之險，又于1528-1567年、1595-1605年間，自山東濟寧南陽鎮以南的南四湖東開河，使泗水運河改道為經夏鎮、韓莊、臺兒莊到邳縣入黃河。對于運河“背徐、邳而向滕、嶧”的影響，時人感嘆到：“漕之由黃也，自直河而上至夏鎮，計三百六十余里，中經邳徐呂梁等處，舳艫銜尾，旅店連云，貿易商賈在鬧市，不惟土著者獲利無窮，即宦于其地者，用物弘而取精多，何需不便。今一旦漕由泇行，則背徐邳而向滕嶧，向者日漸紛華，背者日漸寂寞，紛華者色喜，寂寞者心悲……”[明]黃克纘：《古今疏治黃河全書》卷三“酌議泇黃便宜疏”，《中國大運河歷史文獻集成》第1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4年，第517頁。清代在運道基本定型的情況下，又于駱馬湖以北至淮陰開中河、皂河，北接韓莊運河，致使運河流經的區域又發生改變。另一方面，運河流經的北方缺水區域，由泉水和其他支流供給水源;而在南方有些區域，多條自然河道與運河相連，形成水網，它們是否可以被看作運河區域？如若我們將其分為運河流經區域和輻射區域，那么二者的關系以及重要性問題如何解釋？又或者說距離大運河的遠近是否可以算作劃分運河區域范圍的標準？事實上，距離大運河的遠近，也并不能表明其與運河關系的疏密，正如許倬云先生所言：“地理空間（內），由交通路線構成多重網絡，干線所經，易于聯結網絡的中心，分支道路所經，即離核心隔了一層的轉接，遂與干道所經之處疏遠。遺留在道路網絡之外的空隙之地，則又疏遠了一層。上述疏遠的意義，不在空間距離的遠近，而在資源與資訊的輸送所至，決定其在網絡上的位置。因此，網絡上另有一種形式的邊陲，離核心的空間距離不遠，卻因交通不便，信息不足，雖近在數十里之間，都視同荒蠻?！痹S倬云：《我者與他者》，臺北：臺灣時報出版，2009年，第26頁。在大運河輻射的網絡中，這種事實也存在。例如，在山東運河境內，距離運河僅20里的陽谷縣城在崇禎年間“生齒貧悴，城中強半皆隱地，民之結茅聚廬而居者，僅東南角一隅耳?！笨滴酢蛾柟瓤h志》卷七藝文三，《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第93冊，鳳凰出版社，2006年，第140頁上。相反，距離大運河較遠的濟南濼口鎮，因為大清河與之相連而販運者不絕，尤其大量海鹽從濼口通過大清河至運河販運，使其深受大運河的影響，至清代，濼口鎮已形成一座獨立的城池。因此距離難以成為界定運河區域的標準，進一步講，地理空間意義上運河區域難以有明確的標準。

在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的背景之下，文化成為大運河研究的核心，就此而形成的文化界定論也十分流行。大運河連接京津、燕趙、齊魯、中原、淮揚、吳越文化圈等，各種地域文化因人群流動而互相接觸、融會、整合，連成恢弘深厚的運河文化帶。所以運河文化不僅僅是一種地域文化，更是作為一種大一統文化發展起來的。因此有學者認為：“這條文化帶反映著中華傳統文化融匯的軌跡，從各個方面表現出由各個文化圈融合后的鮮明特色，凝集著中華文明的精髓。雖然運河文化具有地域的形態，但從整個運河流域及其輻射區域來考察，卻幾乎覆蓋了中國的東半部并影響著中國西半部?！睆埼跷骸秾W思錄》，山東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13頁。若從這個角度和范圍來談，那運河區域是一個開放的區域，而不是一個客觀范疇，不存在相對清晰的邊界，或者說這個邊界與其說存在于各種從客位角度予以擬定的“標準”中，不如說存在于某種文化想象中，具有根據情景變動而不斷變化的動態特質。

法國地理學家維達爾·布拉什（P.VidadelaBache）曾提出，城市創建了區域，城市的吸引力決定了區域的規模。[法]安德烈·梅尼埃：《法國地理學思想史》，蔡宗夏譯，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1頁。明清時期，運河城市興起，城市成為聯結運河的線性共同體。學界在討論“運河區域”時，也多集中于城市，如臨清、濟寧、淮安、通州、杭州、洛陽、寧波等城市及其輻射區域。但是從研究成果所反映的主旨來看，這些成果主要從區域與城市的關系入手，考察區域發展中城市群體的等級結構、空間形態和影響范圍，最終尋求的是城市化的歷史規律。因此，運河城市史的研究顯然不能取代運河區域社會的整體。

大運河流經地區涵蓋了多個獨立的行政和經濟區域。大運河區域既是一個區域，又是跨越多個區域的整體。在反思現代史學發展的基礎上，又有學者提出區域的劃分應強調人本主義，即打破現在約定俗成的時空界限，“在不同的歷史過程中，由不同的人群因應不同的需要而產生的工具與多層次的概念”。黃國信、溫春來、吳滔：《歷史人類學與近代區域社會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這種從問題出發的區域劃分，強調多元與互動的研究視角，并試圖從百姓的日?；顒又袑ふ铱臻g觀念和地域認同的研究模式。這種研究取向雖然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從自然、行政、經濟區域劃分到人本區域研究的轉向，但因為帶有強烈的主觀傾向，未擺脫意識形態對歷史的先驗性。

那么，在學術意義上，如何確定大運河的區域范圍？我們認為，大運河之所以能夠成為一個“區域”，符合兩個原則：第一，它首先是一個以運河為聯系紐帶的整體，在長時段的歷史進程中雖沒有形成十分穩定的區域邊界，但卻在一定的區域范圍內提供了一個動態的歷史視野。事實上，對于運河區域范圍的界定，并不是為了確定各種地理格局的靜態“統一性”，而是考察各種地理格局變動之下的社會變化。地理格局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指區域認定的多樣性和不穩定性，是隨著時間發展而起落不定的。第二，運河區域的存在是“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性和一致性的體現”。朱金瑞：《區域性歷史研究中的幾個理論問題》，《中州學刊》1995年第3期。與其他區域相比，運河區域存在著一個從漕運政治到民眾生活的“運河機制”，正是這種機制將歷史各要素關聯起來。社會史研究過程中，法國年鑒學派以或然論的方法來考察環境與人的關系，并認為自然對于人類居住限定了條件并提供了可能，但是人對于這些給予條件的反應和調整依賴于他們傳統的生活方式?！吧罘绞绞菦Q定一個特定人類群體在自然提供的各種可能性中進行選擇的最根本的要素?！盵美]杰弗里·馬?。骸端锌赡艿氖澜纾旱乩韺W思想史》（第4版），成一農等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年，第249頁。人們在使用“運河區域”這個詞匯時，恐怕在心目中已經賦予它比空間區域更為豐富的內涵，這就是由運河帶來的發達的經濟、優越的文化以及相對統一的民眾心態。

所以，從學術研究的角度，運河區域是一個以運河為規定性建立起來的區域，該“區域”具有明顯的“生態文化”特征，既涉及河工及其所關涉的自然地理（水系、山川、湖泊等），更有關人文生態。在自然與人本、生態與文化的融合之中，運河區域成為物理空間的地理區域、人文生態的文化區域和人本主體的生活區域三區合一的區域。同時，在具體的研究過程中，其又是學科互鑒的跨學科區域。比之其他區域，運河區域的這種特性正是其突出的價值所在。

二、運河學的知識體系

作為學術研究的“新學科”， 最早提出“運河學”這一概念的是進行中國大運河申遺的專家學者。此概念的提出，旨在強調大運河作為文化遺產的特殊性：“大運河是自然與人創作的杰作，有著豐富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內涵，在中國社會的不同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建立運河學學科有利于整合各方面成果，形成對運河的系統研究?！绷_哲文：《運河申遺應建立運河學》，《中國文化遺產》2011年第1期。事實上，“一種新概念的出現，既是人們對共同生活的外部環境變遷作出反應的記錄，同時也反映了人們對此種變動努力進行的總體評估并逐漸形成重新控制的過程”。[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與社會》，吳松江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374頁。所以，運河學概念的產生，從宏觀來看，應該被看作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科學專業化前提下，學界解釋、敘述與解決運河問題的思想重構，這種結合帶有一定的社會改造的目的。

那么“運河學”是否可以成為學科？所謂學科，有兩層含義，一是指相對獨立的知識體系，二是指高等學校本科教育專業設置。顯然，運河學屬于第一層含義，即與運河相關的人們的活動及其產生的經驗，通過歸納、理解、抽象后形成的知識體系。在這個意義上，運河學是關于運河的專門學問。

從本質來看，運河學知識體系的概念和內涵相對明確。其概念即是圍繞運河形成的一整套研究、保護、利用的理論與方法。知識系統主要指建立在史實基礎之上的關于運河的各方面知識及其有機聯系，具體包括三個層次的內容：一是作為遺產與通道的運河“本體”及與其相關聯的自然地理的內容，主要是指物化層面的運河;二是作為制度與歷史現象及文化符號的“運河”，包括運河的歷史地位，運河與中國政治、經濟格局變動的關系，運河的區域性差異與輻射意義，運河所反映出來的國家治理與發展的觀念，運河引發或關聯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內容;三是運河區域人群的生活方式、文化傳承、社會心理等人文情態，即運河的主觀性和活態化的內容。

運河學的知識體系內涵清晰，但內容豐富龐雜，其理論構建和方法運用具有極強的學科交叉性。目前，相關理論方法主要集中在歷史學、地理學、文化遺產學等領域。歷史學領域的制度史、經濟史和社會史研究提煉了重要的有關運河特點、規律的內容。以漕糧、漕軍、河工、河道等為對象的研究系統探討了漕運、河道系統中不同組成部分的關系與結構。經濟史研究以運河城鎮發展、商人商幫和區域經濟發展為主要內容，同時在財政史等宏觀研究中也會涉及運河市場調控、交通運輸等功能性價值分析。在這其中，江南區域經濟史研究中對運河因素的分析最為細致、深刻，且在學界形成了廣泛討論，對解決中國歷史發展和模式等問題都有創建性的意義。社會史、文化史學界，對運河流經區域，尤其是明清時期運河區域的研究相對細致，多以人口、宗族、社區、信仰為對象，討論漕運政治之下不同區域的社會發展脈絡與結構性變化。這些成果的研究意識、領域、地域全部或者部分涉及運河之“本體、整體與地方”，研究內容互為借鑒，逐步深化，且每一類研究，都有意無意地對運河“空間坐標與歷史標簽”的身份進行了揭示，為運河學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

地理學科對于運河河道開挖、變遷及其與自然水系的關系，歷史時期運河區域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水資源保護，水利工程的環境影響評價，區域環境水利規劃、水利經濟等方面的研究，充分利用了環境水力學、環境水化學（水污染化學）、環境水生物學、環境水文學的理論基礎。衛星遙感數據采集、湖泊水域采樣分析等方法的運用，也在很大程度上豐富了運河學研究的科技內涵。

運河文化遺產學的研究在中國大運河申遺成功之后備受重視，形成了“發現并保存物質對象的真實性或真實狀況”[西]薩爾瓦多·穆尼奧斯·比尼亞斯：《當代保護理論》，張鵬等譯，同濟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72頁。的基本研究范式，主要圍繞大運河物質形態本身討論遺產的保護問題，在一定程度上，這種研究突出了大運河是國家文化符號的內容，但客觀上忽略了人的主體性價值。在遺產思辨研究興起的過程中，學界漸已形成從“以物為本”向“以人為本”的回歸，即遺產不僅僅是物質遺存，更是與民眾密切相關的文化實踐。大運河文化遺產的評估體系在強調遺產歷史、藝術、科學的基礎上，也朝向注重文化遺產的文化價值以及不同社會群體與文化遺產關系的方向轉化。事實上，運河文化的活化是物的活化，更是人的活化。另外，“廊道文化”理論，文化遺產分析中“文化線路”方法的運用也在運河旅游、規劃等領域中成為常用的可資借鑒的理論與方法。

理論與方法的互鑒，必須以問題本身為依托，也就是說運河學研究理論和方法本身即是方法交叉、理論互鑒、問題拉動三個方面的融合。在可操作的層面或具體的研究中，以較大問題為中心和目標，以“問題拉動”不同學科本位意識之下的研究形成整體，將純粹客觀現象的解釋、歷史意義的解讀、藝術價值的體現、客觀規律的總結等內容進行多元綜合，最終獲得有關運河的整體性研究成果。當然，運河學的整體理論不是敘述和研究與運河相關的所有方面的歷史和現實，不是把所有的事實和現象都一一研究清楚，而是要把人們的行為，以及影響人的行為，影響人們的行為結果的所有要素都視為整體性聯系的事實，從其整體性聯系去把握與理解歷史和現實，去認識運河之于中國、之于民眾的價值意義及其過程、結果。最終，運河學理論所包括的研究范圍、特點、規律，運河學在人類文化和學術史上的價值，運河學的現實意義，運河學發展史等等都在運河學所整合的學術理論與方法指引下，一一呈現，并獲得進一步深化。

在一定程度上，運河學可不可以成為一個學科，還要看相關資料能否支撐這門學問?！哆\河學筆談（李泉）》，《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6月8日。首先，大運河基本文獻內容極為豐富，可分為五類：一是專書。元代以來，流傳至今的運河專書有一百余種，內容涉及治河治水理論、運河河道開挖挑浚、運河工程建設維護、漕運及其管理體制、黃河與運河關系、運河區域生態環境與社會狀況等多個方面。這些著作部分已經整理出版收錄于《中國大運河文獻集成》，或部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中華山水志叢刊》中。還有很多重要典籍，作為善本書藏于各大圖書館。二是政書、類書。明清時期官修政書包含有多種運河方面的資料，如《明會典》《清會典》《大清會典則例》《大清會典事例》《續三通》《清三通》《古今圖書集成》《清裨類鈔》等，大都有河工水利、漕糧征運、鈔關倉儲等類目，集中保存了與運河有關的史料。三是史書、方志。二十五史的《河渠志》《食貨志》《地理志》，明清《實錄》中散落著大量“治運”人物事跡及河政河務方面材料。運河流經區域的省志、府志、州志、縣志、鎮志、鄉土志、山水志、榷關志等，總量有數百種之多，內容涉及運河修治、河道變遷、漕糧征運、城市街區、商品交換、手工業門類、河務漕務管理、民風民俗等各個方面。四是文集、筆記。明清時期的文人筆記常見的有五六百種之多，其中所記多與運河有關。明清小說有些以運河區域社會為背景，某些篇章直接描寫運河沿線人物世事，可以為運河研究提供幫助。五是外國史料。元代以后，亞洲各國的使者商團，歐洲各國的傳教士、商人、使臣經常沿大運河往返北京與沿海港口之間，留下了大量關于運河及運河區域社會的記述。

其次是大運河檔案文獻。中國大運河文獻檔案數量巨大，完整系統地反映大運河決策、建設、運營的過程。據筆者初步調查統計，現存與大運河有關的檔案資料共約1.5萬余件，還有一小部分散存于其他西方國家。目前所知，第一歷史檔案館清代奏折檔案已經數字化，影像資料存于“清代宮中檔奏折及軍機處檔折件全文影像資料庫”。國家圖書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天津市檔案館、山東省檔案館、江蘇省檔案館等也有收藏。另外，我國臺灣地區“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內閣大庫檔案影像資料庫”中有若干件與運河相關的檔案，還有幾十種大運河明清輿圖流失在歐美的博物館和大學。

最后，運河區域民間文獻。民間文獻資料指契約、家譜、碑刻、科儀、日記、筆記、自傳、年譜、課業文章、書函信札、生活雜記、商業文書、日用雜書、唱本劇本、法律文書、鄉規鄉約、善書、醫書等，是大運河水利工程建設和區域社會發展的見證，也是區域民眾生活狀況基本呈現。由于過于零散并疏于保護，這類資料的收集整理具有搶救性質。

綜上，可以說有關運河研究的文獻極盛，形成了重要且豐富的文化遺產?？v觀幾十年的運河研究成果，對這些文獻史料進行了相對充分的利用，但也存在一定研究的空白。因此，對豐厚學術研究進行回顧與總結，系統梳理各專業領域有關運河的理論及實證研究，是一項極富有價值的學術工作。在此基礎之上，進一步討論未來學術研究的方向也具有前瞻性的意義。

三、運河學研究的問題與路徑

運河學研究涉及多個學科，但其并不是這些學科的簡單相加，而是這些學科之中與運河相關內容的復合體，它的任務是對人們認識中與運河相關的成果進行理論上的整合，以達至對運河總體的認識。在已有的研究中，這種認識基本在以下幾種理論框架中展開：

一是功能論。以歷史與現實為研究時段的運河研究中，功能研究都是其重點，其中“運河利弊二元論”和“運河盛衰決定論”是兩個重要的立論基礎。前者認為運河或是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南北的融合，或是破壞了自然河道的東西流向和自然環境;后者強調運河區域社會的發展與運河的暢通衰敗相始終。目前這兩種研究框架很大程度上依然決定著研究者的研究意識，指導著其研究思路。而事實上，在此基礎之上，還應將更多的精力放在揭示運河與中國社會互動的“機制”上面，解釋運河存在所形成的社會內部的起承轉合式的發展脈絡。二是區域論。運河流經區域廣闊、地域差異大，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運河研究的地域性特征明顯。在可操作層面，注重差異、細化研究、類型化分析是最有效的研究方法，但同時更應該在比較視野下，探討運河作為交通、市場、文化融合載體的整合意義，進行多角度的區域比較，探討區域社會經濟的變遷以及地方文化所創造的“大歷史”軌跡。三是文化象征論。運河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利用，是國勢強盛和文化自信的反映，運河作為中華文化的一部分具有很強的象征意義，支撐著國家認同。這種意識的強化突出了運河文化的意義維度，但文化遺產之于民眾和地方的價值卻被弱化了。

未來對于運河學、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的研究需要更縱深和多元化的研究內容和強烈的問題意識，而實現這一研究目標應具有三種研究視域。一是向內的視角，把“運河放入中國”。重在探討大運河與中國社會發展的關系，即運河的開挖、暢通與斷流如何影響甚至改變著中國社會的發展和走向。既討論運河的“社會性”價值與意義，又探討中國社會的“運河性”特點與歷史進程。在宏觀層面分析作為水利工程、政治策略、經濟文化傳播通道、市場構建主體的大運河，如何在中古及其以后的時間序列和區域、跨區域的空間里實現了功能的價值性延續，并就此形成了中國社會特殊的歷史發展路徑。

二是向外的視角，把“運河放入世界”。運河非中國獨有，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運河學的研究可以形成世界范圍內的“共鳴”。事實上，討論中國運河的獨特性，需要立足于世界范圍來觀察，強化與國外相關學科的密切聯系。世界視角可以解決兩個層面的問題，一是在比較研究中，以運河作為對象，討論中國社會及文化發展的路徑。例如彭慕蘭等在比較18世紀世界范圍內幾個大首都的發展模式時曾提出這樣的疑問：“為什么巴黎或倫敦的成長，引發那么多暴動，北京、德里的成長引發的暴動卻少那么多？”他隨之得出的結論是明清帝國建造了巧妙而獨特的運輸系統（大運河），使首都得以利用遠處過剩的稻米。[美]彭慕蘭、[美]史蒂文·皮托克：《貿易打造的世界》，黃中憲、吳莉葦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1～113頁。第二種是，運河作為“一帶一路”的連接點，具有重要的交通價值和國際戰略地位，從國際視野出發，從社會發展、國家利益的角度討論運河的價值，為提高中國國際地位、構建未來的國際秩序提供歷史和理論支持。

三是向前的視角，把“運河放入未來”。運河文化的延續性是民眾智慧和文明不斷聚集和層累的結果，作為“活的”“在用”的文化遺產和文化本身，大運河并不是靜態的文物，而是流動的文明史，是一種文化資源，并且這種資源一直在為人類服務。把運河放入未來很大程度上闡明了大運河研究的主旨，即大運河文化保護、利用與傳承的關系中，最根本的問題在于傳承。正如有學者所說，“申遺只是一種推動保護的方式，保護好大運河遺產、揭示和展示大運河遺產所蘊含的杰出的普遍價值以及深層次的中國文化特色并將之傳承后代是這一運動的基本宗旨”。朱光亞：《大運河的文化積淀及其在新世紀的命運——大運河遺產保護規劃和申遺工作的回顧與體會》，《東南文化》2012年第5期。面向未來的運河學研究，在日漸成熟的大數據方法搭建起的技術平臺之上，研究者目光所及與心力所至，既應實現對大經大脈的足夠疏通，也需包含對社會群體的“同情理解”?？赡苡谩安W于文，行己有恥”的方式反思自我的研究，才能在疏通知遠之中構建歷史記憶，解釋大運河在歷史、當下乃至未來的作用。

作者單位：聊城大學運河學研究院

責任編輯：秦開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