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投資總量特征、結構分布與動態演進

李富有 楊振宇 劉希章

內容提要?基于1995-2016年的數據分析了我國民間投資的總量特征、結構分布與動態演進，研究發現：從總量看，民間投資現已成為全部社會總投資的主要力量，且民間投資年平均增長速度遠高于國有投資增長速度;從區域結構看，我國東部民間投資總量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但中西部的平均增長速度高于東部;從所有制結構看，個體經濟投資逐漸超過股份制經濟投資，在我國民間投資構成中占據主體地位;從行業結構看，民間投資主要集中于一般競爭性行業;從產業結構看，我國民間投資的產業結構先后經歷了“三二一”“二三一”以及“三二一”的演進歷程，且當前民間投資在各產業中均占有主體地位。同時，我國東中西部民間投資的動能總體上均呈不斷上升趨勢，勢能均有所波動，但近期全國及東中西部動能勢能均呈下降趨勢;經濟制度環境、戰略導向、市場準入是影響民間投資總量、結構及其動態變化的關鍵因素。最后，針對當前經濟環境，提出相應政策建議。

關鍵詞?民間投資?總量特征?結構分布?動態演進

〔中圖分類號〕F830.5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447-662X（2019）06-0039-08

一、引言

中國經濟過去30多年取得的增長成就，是與民間投資的迅速發展分不開。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民間投資規模逐步擴大，投資范圍和領域逐漸拓寬，目前已構成我國全社會投資的主要力量，民間投資在推動經濟增長以及促進就業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①

此前，國內外學者對于民間投資的特征、區域分布以及民間投資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等方面都進行了相關研究。雅克布·馬德森（Jakob B. Madsen）、納第亞·科特（Nadia Tecco）都認為民間投資能夠促進經濟增長;②羅洎和王瑩從時間累積效應角度研究得出民間投資對于經濟增長有強力的推動作用;③李江濤和湯茂林將導致我國民間投資區域差異化的因素歸納為傳統因素、干預因素以及集聚因素，并結合這些因素分析了我國民間投資的區域差異，經研究發現我國民間投資空間分布具有由南向北擴散的趨勢;李江濤、湯茂林：《中國民間投資的區域差異與影響因素》，《經濟地理》2008年第1期。辜勝阻等認為民間投資的機制活、效率高、潛力大，有助于構建我國經濟發展內生動力機制;辜勝阻、潘登科、易善策：《民間投資接力公共投資：后危機時期的重要選擇》，《當代財經》2010年第3期。沈炳熙認為經濟轉型升級需要民間投資效益的提升，并從強化監管、創新領域等方面提出改進措施。沈炳熙：《論轉型升級背景下民間投資的效益提升——基于浙江臺州的分析》，《農村金融研究》2011年第11期。

近年來，我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民間投資趨于不活躍，現狀堪憂。實際上，民間投資蘊含著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基因，對這一問題的歷史變化特征及其背后的深層次原因進行探索，從中總結出民間投資總量、結構特征及其變化規律，并以此指導我國民間投資的不斷壯大與均衡發展實踐，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二、民間投資的總量特征

從總量規模上看，我國民間投資保持著高速增長，從1995年的6892.14億元增長到2016年的451357.67億元，增長了65.49倍（如圖1所示）;同時可以看出，自2005年以來，民間投資進入了一個相對加速增長的階段，2005-2016年間，民間投資的年平均增長率達24.49%，這主要是因為在2005年與2010年促進民間投資發展的“舊36條”與“新36條”順序發布，民間投資在利好政策的充分刺激下得以快速地發展壯大。國務院在2005年及2010年順次發布《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和《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發展的若干意見》（被稱為“非公經濟36條”和“新36條”）以進一步鼓勵發展民間投資，其領域和范圍得以進一步拓寬，特別是“新36條”進一步拓寬了民間投資的投資范圍，鼓勵推動民營企業加強自主創新和轉型升級;同時，2017年10月召開的十九大也明確提出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從民間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量的比重看，1995年民間投資占比僅為34.43%;但從2002年開始民間投資快速發展，此后一直保持著較高的增長速度，到2016年時，民間投資占比高達74.00%。文中所用數據，除特別說明外，其原始數據皆來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統計年鑒》，后文不再一一注明?？梢?，民間投資現已成為全部社會總投資的主要力量。

從民間投資增速看，1995-2016年間，我國民間投資的年平均增長率為23.22%。分階段看，1995-1997年，民間投資以及全社會投資驟然直行下降;隨后為避免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我國政府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全社會投資與民間投資增速在1998年出現不同程度增長，但1999年我國各項投資增速開始大幅下滑;2000-2008年，民間投資以及全社會投資增速基本保持著穩步上漲趨勢，其中，民間投資增速在2003年出現波峰，增速高達36.96%;2009年以來，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民間投資增速出現較大程度下降，且在2011年降至近期最低點，雖然在隨后的2012年、2013年出現小幅回升，但2014年民間投資增速再次掉頭下行，僅為15.83%，2015年民間投資增速更是下降為9.75%，達到近10年來民間投資增速的最低值，直至2016年民間投資增速才開始回升至12.95%。

無論是總體規模、民間投資占比，還是民間投資增速，導致其變動的根本原因在于經濟制度環境的變化。黨的十五大之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就被明確界定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隨后，非公有制經濟的經濟地位得到實質性的提高，鼓勵性政策進一步對民間經濟傾斜，使得我國集體經濟、聯營經濟、股份制經濟、個體經濟等民間經濟成分長期保持高增長態勢，這為民間投資總量發展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礎。

三、多維度視角下民間投資的結構分布

1.民間投資的區域結構

（1）民間投資總額的區域結構

數據顯示，東、中、西部地區民間投資額在1995-2016年保持相同發展態勢，1995-2006年，各地區民間投資總額處于穩步增長階段，2006-2016年，各地區民間投資總額急劇增長。東部地區民間投資總額一直遠高于其他地區。1995年，東部地區民間投資總額分別是中、西部地區的3.89、5.17倍;而2016年，東部地區民間投資總額分別是中、西部地區的1.47、2.26倍。此外，在此期間，東、中、西部民間投資增長倍數分別為39.61、120.06、109.47，而全國民間投資增長倍數為65.49?？梢?，我國中西部地區的民間投資發展相比東部地區更快，且大于整體的平均值，導致東部地區民間投資總量規模上的優勢在逐漸減小。

顯然，東部地區的民間投資占全國民間投資比例最高，且在2011年以前一直維持在50%以上，但總體處于不斷下降態勢，2016年該比重為45.21%;西部地區比重最小，微幅波動中總體呈上升趨勢，但增長幅度小于中部地區。為了排除微幅波動的干擾，分析比重變化的總體趨勢，依據階段性變動趨勢，將1995-2016年分為四個階段，1995-2000年為第一階段，2001-2004年為第二階段，2005-2009年為第三階段，2010-2016年為第四階段，計算第一階段和第四階段各地區民間投資占全國民間投資比例的平均值，并將兩個數據相減，得到各地區民間投資比重的相對變化量。依照這一方法計算可得，東部地區第四階段比重比第一階段降低15.32個百分點，中部地區第四階段比重比第一階段上升9.97個百分點，西部地區第四階段比重比第一階段上升5.49個百分點。

民間投資區域結構所呈現的上述特征，與近二十年中部崛起戰略和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是分不開的，戰略導向是其特征變化的關鍵影響因素。增速和占比方面，皆因改革開放初期東部優先戰略導向所致，造成東中西區域民間經濟增長不均衡的先天性局面，民間投資發展基礎出現較大差異，即使中西部地區民間投資有了較大增長，但總額上東部地區仍保持較大領先優勢。

（2）民間投資增速的區域結構

在1995-2016年間，我國東中西部民間投資增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波動，整體來看，它們的波動趨勢相似，都經歷了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過程。其中中部民間投資的波動幅度最大，東部次之，西部波動幅度最小。若以民間投資平均增長速度（即年均增長率）來衡量民間投資增速，1995-2016年間，全國民間投資平均增長速度為23.75%，東、中及西部地區平均增長速度分別為19.89%、26.08%、25.29%。西部地區全部投資和國有投資的平均增速都排名第一，而中部地區的民間投資是三個地區中增速最快的。

2.民間投資的所有制主體結構考察

（1）民間投資所有制主體投資總額的比較

集體經濟投資從1995年的3289.44億元增長到2014年的17391.13億元，增長5.29倍，達到二十年來集體經濟投資的最大規模，但從2014年起，集體經濟投資開始轉升為降，2016年其規模減少為8928.54億元;聯營經濟投資由1995年的118.48億元增長到2016年的831.99億元，增長7.02倍;相對來說股份制經濟與個體經濟投資發展迅速，其中，股份制經濟投資增長最為猛烈，由1995年的863.99億元增長到2016年的220017.80億元，增長254.65倍;個體經濟投資由1995年的2620.23億元增長到2016年的221579.30億元，增長84.56倍。同時可見，自2005年以來，股份制經濟與個體經濟投資進入了一個快速增長階段，2005-2016年間，股份制經濟投資的年平均增長率達22.93%，個體經濟投資的年平均增長率高達29.91%，這應也是得益于2005年與2010年國務院發布的“舊36條”與“新36條”的政策利好。

（2）各所有制主體投資占全部民間投資總量比重的比較

從各所有制主體投資占全部民間投資總量的比重看，1995-2016年間，集體經濟投資占比是逐步減小的，從1995年的47.73%降低到2016年的1.98%，特別是2006年進行的股權分置改革導致其出現巨幅下降，由2005年的23.62%下降到2006年的6.68%。個體經濟投資占比總體上以股權分置改革為界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95-2005年，由于我國經濟體制的特殊性，個體經濟投資占比在這一階段總體是逐步下降的;第二階段為2006-2016年，在此期間個體經濟投資占比逐步上升，由2006年的40.58%上升至2016年的49.09%。聯營經濟投資在考察期內是不斷減小的，從1995年的1.72%降低到2016年的0.18%;股份制經濟投資則是漸進不斷上升的，由1995年的12.54%上升至2016年的48.75%，考察期內增長了36.21個百分點?？梢?，個體經濟投資和股份制經濟投資穩步增長，其中個體經濟投資現已占有民間投資的半壁江山，成為我國民間投資的主要力量。

（3）各所有制主體民間投資增速的比較

從各所有制主體民間投資增速看，1995-2016年間，我國民間投資的年平均增長率為22.41%，而同期集體經濟投資年平均增長9.05%，聯營經濟投資年平均增長19.71%，個體經濟投資年平均增長24.70%，股份制經濟投資年平均增長30.63%?？梢?，考察期內，股份制經濟與個體經濟投資的增長率相比民間投資增長率更高，因此也是民間投資的主要投資主體，集體經濟投資與聯營經濟投資增長率則遠遠低于民間投資增長率。值得注意的是，受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影響，聯營經濟投資大幅下滑，該年聯營經濟投資增速為-50.87%，2013年聯營經濟投資在宏觀經濟政策刺激下出現大幅增長，增速達133.33%，而在2014年其增速又降為-55.75%;2006年，股權分置改革施行，諸多集體經濟形式轉變為個體經濟，導致該年集體經濟投資增速出現巨幅下降，為-63.08%，同時個體經濟投資增速高達79.67%。但總的來看，除去以上幾個異常年份外，各所有制主體民間投資增速比較平穩。

總體來看，經濟制度環境是所有制主體結構特征變化的主因。隨著非公有制經濟地位的日益上升，民間經濟快速發展，勢必導致以非公有制經濟主體的民間投資總額和增速出現較大規模增長。另外，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造成集體經濟投資與聯營經濟投資逐漸退出歷史舞臺，這也是其在民間投資主體中的占比發生下降的關鍵因素。

3.民間投資的行業結構

（1）行業門類劃分和數據收集

按照《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4754-2011）的行業劃分標準，把采礦業、農林牧漁業、建筑業、制造業、批發零售業、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業中的公路運輸業、水上運輸業、裝卸搬運和運輸代理業以及倉儲業、房地產業、住宿和餐飲業、居民服務、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修理和其他服務業等行業歸為一般競爭性行業;而把采礦業中的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交通運輸倉儲及郵政業中的鐵路運輸業、管道運輸業、航空運輸業、郵政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金融業等行業視為自然壟斷性行業;另外，把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衛生和社會工作、教育、文化體育和娛樂業、公共管理、社會保障和社會組織等行業歸為公益性行業，以統計2004-2016年間我國國有投資和民間投資在三大行業中的規模。

（2）民間投資在各行業的明細考察

A.在一般競爭性行業，民間投資從2004年的16472.83億元增長到2016年的275545.19億元，累計增長16.73倍，年均增長27.56%;國有投資從2004年的16436.23億元增長到2016年的106143.77億元，累計增長6.46倍，年均增長16.95%?？梢?，在一般競爭性行業，民間投資增長速度約為國有投資的1.63倍。同時可以看出，2004-2016年間，民間投資比國有投資的年均增長率更大，其中有幾年甚至比國有投資年增長率高兩倍。由于民間投資增速更快，因此二者的投資規模差異越來越大。2004年民間投資與國有投資的規模相當，但到2016年民間投資規模是國有投資規模的2.60倍。

B.在自然壟斷性行業中，2004年，民間投資規模為627.49億元，2016年其增長到12836.11億元，累計增長20.46倍，年均增長29.78%;國有投資從2004年的8503.15億元增長到2016年的33175.27億元，累計增長3.90倍，年均增長12.73%?？梢?，在自然壟斷性行業，民間投資增長速度約為國有投資的2.34倍。同時可以看出，2004-2016年間，民間投資與國有投資的相對規模不斷降低，國有投資與民間投資之比由13.55減小到2.58?？梢?，在2005年“舊36條”以及2010年“新36條”政策的刺激下，民間投資在這十年間得以快速發展，但不得不承認，由于自然壟斷性行業以及我國國情的特殊性，國有投資仍是該行業的投資主體。

C.在公益性行業中，民間投資從2004年的868.60億元增長到2016年的22851.53億元，累計增長26.31倍，年均增長32.47%;國有投資從2004年的9152.39億元增長到2016年的76544.25億元，累計增長8.36倍，年均增長19.67%?？梢?，該行業中民間投資平均增長速度為國有投資平均增長速度的將近兩倍。同時，除個別年份外，民間投資增長速度均遠大于國有投資的增長速度，因此2004-2016年間，民間投資與國有投資的相對規模不斷減小，國有投資與民間投資之比由2004年的10.54降到3.35。因而，國有投資在該行業的主體地位在不斷削弱，民間投資的地位在逐步上升。值得指出的是，2009年我國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施行了4萬億的刺激政策，這4萬億資金主要是通過國有企業投向了基礎設施公益性行業等領域，因而2009年國有投資在公益性行業中年增長率高達42.11%，為近十年年增長率之最，當然在國有投資的帶動下，民間投資同年增長也達到了近十年的近峰值。

（3）民間投資的行業分布

2004-2016年，民間投資在一般競爭性行業的比例一直維持在90%左右，但近年來略顯下降趨勢;民間投資相對較少涉及自然壟斷性行業以及公益性行業，自然壟斷性行業的比例僅約在2%～4%之間，公益性行業的比例相對高一些，約在4%～7%之間，且上升跡象明顯（見表1）。

相對來說，國有投資在自然壟斷性行業以及公益性行業的分布比重較大，其中，公益性行業的比例由2004年的26.85%增長到2016年的35.46%，且有不斷增大之勢;而自然壟斷性行業的比例由2004年的24.94%下降到2014年的15.37%?？梢?，國有投資從自然壟斷性行業中退出跡象明顯。國有投資在一般競爭性行業的比例也較大，2016年其在該行業的比例達到49.17%。值得說明的是，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國有投資在一般競爭性行業中的比例經歷了先上升后下降的過程，2008-2012年間上升是因為政府一直強力刺激經濟增長，促使國有企業向一般競爭性行業投資，爾后下降屬于正常的調整回歸。

綜上可見，民間投資主要集中于一般競爭性行業，而民間投資在不同行業的規模分布呈現出較大的差異性，這主要取決于我國市場準入政策的要求。我國市場準入政策，向來偏向國有投資，因而導致壟斷性行業中國有投資仍然占據主體地位。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持續推進，我國市場準入政策進一步放開，尤其是“新36條”政策的全面實施落地，民間投資在壟斷性行業和公益性行業的比例將會得到提升。

4.民間投資的產業結構

1995-2016年間，我國民間投資的產業結構先后經歷了“三二一”“二三一”以及“三二一”的演進歷程。分階段看，1995-2004年間，民間投資的產業結構一直維持“三二一”結構，即在第三產業分布最多，其次是第二產業，在第一產業最少;2005-2013年間，民間投資的產業結構則調整為“二三一”結構;2013年以后，我國民間投資的產業結構又變為“三二一”結構?？梢?，我國民間投資一直集中分布在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在第一產業分布較少。

分產業看，1995-2016年間，第一產業民間投資比重一直處于穩步下降趨勢，從5.98%一直下降到3.45%。相對來看，1995-2016年間，第二產業的民間投資變化較為復雜，其比例經歷了先減小后增大又減小的曲折歷程。1995-1998年，受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影響，第二產業民間投資比例逐步減小，從1995年的35.58%下降到1998年的32.67%;1999-2009年，國家對于民間投資采取放松甚至鼓勵政策，民間投資比例逐步上升，從34.07%上升到51.13%，特別是2005年國務院發布“舊36條”后，民間投資進入第二產業步伐明顯加快;2009-2016年，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民間投資進入第二產業步伐放緩，與此相應民間投資比例一直下降，2016年該比例為38.25%，比2009年下降了12.88個百分點。

與第二產業民間投資的發展變化相類似，1995-2016年間，我國第三產業的民間投資比例也經歷了較為曲折的歷程，即經歷了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過程。具體來看，1995-1998年，在第二產業民間投資比例下降的同時，第三產業民間投資的比例逐步上升，從58.44%上升到62.55%;1999-2009年，與第二產業民間投資比例上升相對應，我國第三產業民間投資比例穩步下降，從61.08%下降到45.42%，十年間下降了15.66%;同樣，2009年以后，在國家“調結構、穩發展”政策的影響下，我國第三產業民間投資比例又掉頭上升，截至2016年，我國第三產業民間投資比重為58.30%。

由此可見，我國民間投資產業分布上并不均衡，其原因主要在于戰略導向。在我國工業化的進程中，制造業和服務業歷來是國家宏觀層面上調整經濟結構的優先選項，農業在我國三大產業中一直處于薄弱地位，受民間資本的逐利本性驅動，第一產業中民間投資規模穩步下降幾乎是必然的，民間投資集中分布在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而在投資比例方面，受國家政策影響較大。

四、相平面圖視角下民間投資的動態演進

本節相平面圖是指描繪各地區的民間投資曲線所對應函數的一階導數和二階導數關系圖。通過繪制各地區1997-2016年間民間投資額B-Spline數據修勻圖，研究各個地區民間投資發展特征的動態變化模式，然后求出不同地區的民間投資曲線所對應函數的一階導數和二階導數即可作出相平面圖（如圖2所示）。圖2中橫軸為一階導數，縱軸為二階導數，曲線上的標號為代表年份的內節點字母，{a，b，...，s，t}分別表示20個內節點，對應時間1997-2016年。民間投資額曲線的一階導數體現民間投資當下的發展能力，而二階導數則反映民間投資在未來的發展潛力，相平面圖可以直觀地展示這兩種發展能力交替變化的情況。

整體來看，全國民間投資曲線所對應函數的一階導數在不斷上升，而二階導數波動相對比較復雜。也就是說，近年來全國民間投資的當下發展能力總體上在不斷增強，而其未來發展潛力則受經濟環境的影響而隨之變化。1999年前后，受我國開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影響，投資領域連續發行國債，拉動投資需求大規模增長，全國民間投資的當下發展能力和未來發展潛力都在提升，這一階段民間投資發展較快;2005年，鼓勵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非公36條”政策出臺后，全國民間投資曲線函數一階導數和二階導數快速提高，民間投資的發展能力和未來發展潛力迅速提升，特別是其未來發展潛力開始迅速增強;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因而2008-2009年間全國民間投資發展能力提升放緩，未來發展潛力呈下降狀態;2010-2011年在“新36條”的政策刺激下，全國及各地區民間投資發展潛力得到激發與提高;2012年以來，我國經濟逐步進入新常態時期，經濟下行壓力較大，民間投資趨于不活躍，全國民間投資的發展能力與發展潛力都有所減小。

從區域角度來看，根據東、中、西部地區相平面圖易知，三地區民間投資的發展能力與潛力變化情形很相似，即總體上民間投資發展能力不斷提升，發展潛力則有一定波動。1996-1999年間，受國有經濟在投資中所占比重的長期影響，我國東中西部民間投資的發展能力一直在降低，也缺乏發展潛力，足見民間投資環境是十分惡劣的;1999年開始，受投資國債影響，投資需求大規模增長，各個地區民間投資的發展能力開始提升，并且具有一定的發展潛力;在2002年左右，中國經濟出現了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投資結構不合理、信貸規模增長較快等問題，因此在這一年，我國東、中及西部地區民間投資發展能力和潛力都受到一定影響;2003年下半年，中央采取了提高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鋼鐵水泥等投資項目自有資金比例等措施，因此，2004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回落，東部地區由于投資規模最大，所以與中西部地區相比其對政策反應更加敏感，在2002年二階導數反映的發展潛力開始下滑，2005年到達低谷之后，在“非公36條”刺激下又快速回升，中西部地區因為民間投資數額較少因而受到的影響較小。

此外，三大地區的二階導數在2008年之后均明顯下降，反映了全球金融危機影響巨大，不過易見，以國有經濟為主體的西部地區下降相對最為不明顯。中國多數企業在2008年9月份后業績快速下滑，在嚴峻形勢下民營企業遭遇巨大沖擊，所以全國各地區民間投資發展潛力隨之下降。2010年，《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即“新36條”）發布，三大地區民間投資的發展潛力快速上升，2010年至2011年均保持上升趨勢，其中，中部地區民間投資曲線函數二階導數上升速度最快，西部地區次之，東部地區提升速度最慢，這說明中部地區民間投資未來的發展潛力最大，西部地區次之，東部地區民間投資發展潛力最小。這主要是因為在此期間東部地區民間投資“脫實入虛”、民營企業主跑路、民營企業資金鏈斷裂等民間資本市場失靈現象愈來愈突出，使得東部地區對“新36條”的政策響應程度較低，而中西部地區由于國有經濟占主導的限制，民間投資發展受政策影響突出。2012年以來，受整體經濟新常態的“三期疊加”影響，民間投資趨于謹慎，2013-2016年間，三大地區民間投資的動能趨勢逆轉，緩緩轉升為降，而勢能則成驟然下降態勢，轉正為負，民間投資未來發展潛力遭受很大程度的減弱。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從總量發展特征與多維度結構視角剖析了我國民間投資的運行特征，研究發現：從總量看，民間投資現已成為全部社會總投資的主要力量，經濟制度環境的變化是其主因;從區域結構看，我國東部民間投資總量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小，但中西部的平均增長速度高于東部，戰略導向是其主因;從所有制結構看，90年代以集體經濟投資與個體經濟投資為主體的民間投資模式將逐步轉換成以股份制經濟投資與個體經濟投資為主體的民間投資模式，經濟制度環境是其變化主因;從行業結構看，民間投資主要集中于一般競爭性行業，市場準入是其變化的主因;從產業結構上看，在考察期內我國民間投資的產業結構先后經歷了“三二一”“二三一”以及“三二一”的演進歷程，且當前民間投資在各產業中均占有主體地位，戰略導向是其主因。同時，我國東中西部民間投資的動能總體上均呈不斷上升趨勢，勢能均有所波動，但近期全國及東中西部動能勢能均呈下降趨勢。依據上述研究結論，并基于當前經濟環境，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1.因地制宜制定政策，優化民間投資區域結構。東部地區應致力于確?，F有相關政策的優化與執行，確保民間投資的健康發展;而中西部地區應盡快制定促進民間投資發展的相關細則政策，大力推進有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市場化環境建設，不斷優化其政策環境，以充分激發民間投資發展潛力，實現民間投資區域結構的合理化。同時，今后在制定相關優惠政策時應適當向中西部傾斜，加大中西部地區民間投資的發展力度，激發其民間投資的發展潛力，優化我國民間投資的區域結構。

2.推進產融結合模式，健全民間投資支持體系。結合 “由產到融”和“由融到產”兩種模式，一方面引導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優化其產業結構，另一方面，解決民間投資游離、閑置的“脫實入虛”問題，支持我國實體經濟發展。同時，建立民間投資支持體系，具體包括法律支持系統、組織支持系統、社會中介服務系統、信息技術支持系統等，逐步消除民間投資的政策障礙，合理引導其流向，提高民間投資的效率。另外，還應著重改善民間投資內部治理結構，加強民間投資行業隊伍建設，為民間投資健康持續發展奠定根本基礎。

3.建立“民資、民用、民管”的內生性投融資運行機制。加強民間投資的宏觀管理，依據各行業分類別建立民間投資的指標體系，實行民間投資的負面清單制度。宜創新投融資方式，打通直接融資、間接融資、內源融資、外源融資渠道，組合融資工具，全面建立立體交叉的“民資、民用、民管”投融資運行機制，提高民間投資市場投融資效率，強力發揮民間投資發展潛力。

作者單位：李富有、楊振宇，西安交通大學經濟與金融學院;劉希章，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責任編輯：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