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限制低技能勞動力對人力資本外部性的影響

張松林 孫文遠 鄭好青

內容提要?為了獲得人力資本外部性，高、低技能勞動力都不斷向大城市集聚。然而，中國大城市對待高、低技能勞動力的政策并不一樣，與吸引高技能勞動力相反，對低技能勞動力總是進行限制。2017年以來的大城市“搶人大戰”更是這種政策的進一步強化。為此，本文從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視角構建一個統一的模型框架，重點剖析大城市限制低技能勞動力對人力資本外部性的影響機制。研究表明，隨著城市人口規模的增大，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程度會增大，且使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程度達到最大值的低技能勞動力總量也會增大;隨著高技能勞動力專業化經濟程度的提高，使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程度達到最大值的低技能勞動力總量會增大;大城市限制低技能勞動力導致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程度降低，且降低幅度隨著限制幅度的增大而增大。

關鍵詞?高技能勞動力?低技能勞動力?新興古典經濟學?人力資本外部性

〔中圖分類號〕F2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447-662X（2019）06-0047-08

一、引言

隨著城市的發展，人力資本越來越向少數大城市集聚。這是市場經濟和勞動力自由流動條件下的必然趨勢，也是全球經濟的普遍狀態。①造成這一經濟現象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實際上，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作為空間集聚的微觀機制在學界已被大量研究。②在人力資本向大城市不斷集聚的過程中，高技能勞動力比例越高的大城市會集聚越多的高技能勞動力。③由于高、低技能勞動力之間的互補性，④低技能勞動力隨著高技能勞動力一起向大城市集聚。隨著高、低技能勞動力不斷向大城市集聚，大城市中的人力資本外部性程度必然會不斷提高。為了順應城市發展的這種態勢，政府部門應該力圖促進高技能勞動力和低技能勞動力同時向大城市集聚。然而，中國大城市都能做到大力吸引高技能勞動力，但對低技能勞動力卻總是進行限制。陸銘：《空間的力量：地理、政治與城市發展》，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4頁。

那么，大城市限制低技能勞動力對人力資本外部性有何影響呢？現有文獻雖然意識到這一問題，但卻很少進行系統研究。梁文泉、陸銘：《后工業化時代的城市：城市規模影響服務業人力資本外部性的微觀證據》，《經濟研究》2016年第12期。其中，梁文泉、陸銘通過實證研究發現，由于偏向于高技能勞動力的落戶政策使得低技能勞動力的供給相對不足，所以大城市高、低技能勞動力之間的互補性受到抑制，進而不利于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的充分發揮。④梁文泉、陸銘：《城市人力資本的分化：探索不同技能勞動者的互補和空間集聚》，《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5年第3期。雖然梁文泉、陸銘的研究證實大城市限制低技能勞動力對人力資本外部性具有負面影響，④但是他們并未在一個統一的理論框架下進行系統闡述。

如果高、低技能勞動力各自都選擇自給自足，那么，他們之間就不會存在任何經濟關系，更談不上人力資本外部性的形成。因此，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的形成必須要求高、低技能勞動力進行分工。由此可見，對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的分析需要基于高、低技能勞動力進行分工的理論框架下。由于只有新興古典經濟學發展出許多成熟的分工模型，所以，本文將從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視角來構建高、低技能勞動力相互分工的模型框架，重點解析大城市限制低技能勞動力對人力資本外部性的影響機制。與現有研究大多強調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來自高、低技能勞動力之間的互補性不同，本文運用新興古典經濟學進行的分析強調高、低技能勞動力相互間進行分工所形成的分工經濟。

現實中，人力資本外部性不僅存在于高技能勞動力之間，而且存在于低技能勞動力之間，甚至還存在于高、低技能勞動力之間。由于大城市產生的人力資本外部性主要由高技能勞動力帶來，對低技能勞動力影響更大，E. Moretti， “Human Capital Externalities in Cities，”in Handbook of Urban and Regional Economics， vol.4， 2004， pp.2243～2291; E. Moretti， “Estimating the Social Return to Higher Education： Evidence from Longitudinal and Repeated Cross-sectional Data，”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vol.121， no.1～2， 2004， pp.175～212; F. Lange and R. Topel， “The Social Value of Education and Human Capital，” in Eric A.Hanushek and Finis Welch， eds.，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 Education， Elsevier， vol.1， 2006， pp.459～509.同時為了聚焦本文的研究目的，所以接下來的理論分析中僅僅考察大城市限制低技能勞動力如何影響高技能勞動力給低技能勞動力帶來的人力資本外部性。

與已有文獻相比，本文的主要貢獻在于，從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視角構建統一的理論模型，以分工經濟為切入點演繹出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程度的具體表達形式，在此基礎上剖析大城市限制低技能勞動力對人力資本外部性的影響機制。

二、理論分析

1.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的形成機制

在研究大城市限制低技能勞動力如何影響高技能勞動力給低技能勞動力帶來的人力資本外部性之前，必須厘清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的形成機制。為了聚焦本文的研究目標，接下來重點研究低技能勞動力如何從高技能勞動力那里獲得人力資本外部性。由于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的形成必須要求高、低技能勞動力進行分工，而由新興古典經濟學可知，只有交易成本系數足夠小，高、低技能勞動力才會進行分工，所以，使交易成本系數得到足夠減小是形成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的必要條件。為了有效減小交易成本系數，高、低技能勞動力所做的最優選擇便是都向大城市集聚。這是因為，一方面，集聚于大城市有利于有效縮短空間距離，這可減小運輸成本等看得見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集聚于大城市有利于有效促進面對面的交流，這可減小交易雙方進行溝通及談判等形成的看不見的交易成本。

在高、低技能勞動力進行分工的情況下就會形成分工網絡，此時分工經濟就會產生。楊小凱的研究表明，分工網絡中的分工經濟來源于分工各方在生產過程中所具有的專業化經濟。③楊小凱：《經濟學——新興古典與新古典框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63頁。因此，高技能勞動力與低技能勞動力進行分工所獲得的分工經濟要么來自自身的專業化經濟，要么來自對方的專業化經濟。由此可見，來自對方專業化經濟的分工經濟就是一種人力資本外部性。由于本文重點研究低技能勞動力從高技能勞動力那里獲得人力資本外部性，所以，令低技能勞動力在生產過程中不具有專業化經濟。在這種情況下，高、低技能勞動力進行分工所產生的分工經濟都來源于高技能勞動力在生產過程中所具有的專業化經濟。此時，低技能勞動力獲得的分工經濟就可被用來衡量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程度。那么，低技能勞動力是如何獲得分工經濟的呢？根據楊小凱的研究，低技能勞動力是通過分工網絡中的投入產出聯系（The input-output relationship）楊小凱并沒有對分工網絡中的投入產出聯系進行定義，但據其研究可理解為：在進行分工的經濟主體中，一方在生產中的產出構成另一方在生產中的投入。獲得分工經濟的。③因此，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的形成機制如圖1。

2.大城市限制低技能勞動力影響人力資本外部性的理論機制

由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的形成機制可知，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程度直接由低技能勞動力獲得的分工經濟決定，而分工經濟又受到兩個方面的影響：一是高技能勞動力在生產過程中所具有的專業化經濟;二是高、低技能勞動力相互間進行分工而形成的分工網絡。因此，要充分利用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就必須在以下兩個方面進行努力：一是充分發揮高技能勞動力專業化經濟的作用;二是促進高、低技能勞動力相互間進行分工，進而形成高效的分工網絡。如果大城市限制低技能勞動力，對這兩個方面有何影響呢？

對高技能勞動力的專業化經濟來說，由于大城市對低技能勞動力的限制造成低技能勞動力過少，所以，大城市中的高技能勞動力無法與低技能勞動力進行充分分工，進而導致其專業化水平不能達到最優狀態，此時高技能勞動力的專業化經濟也就不能得到充分發揮。對高、低技能勞動力相互間進行分工而形成的分工網絡來說，大城市對低技能勞動力的限制必然造成高、低技能勞動力的數量比例偏離均衡分工結構中的最優狀態，進而使得分工網絡不能達到最優狀態。因此，大城市限制低技能勞動力對高、低技能勞動力相互間進行分工所形成的分工經濟就會產生負效應，進而降低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程度。因此，大城市限制低技能勞動力影響人力資本外部性的理論機制如圖2。

三、模型設定與求解

1.模型設定

基礎模型的設定借鑒Yang和Ng的模型框架。②X. Yang and Yew-Kwang Ng， “Theory of the Firm and Structure of Residual Right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vol.26， no.1，1995，pp.107～128.假定在一個大城市中存在高技能勞動力與低技能勞動力（分別用A和B來表示），設總量分別為M和N，那么城市人口規模為G=M+N。他們都消費最終產品y。假定最終產品y的生產需要投入中間產品x。其中，低技能勞動力在生產中間產品x時具有比較優勢，而高技能勞動力在生產最終產品y時具有比較優勢。兩種產品的生產函數分別設為：

由于本文重點研究低技能勞動力從高技能勞動力那里獲得人力資本外部性，所以令低技能勞動力在生產兩種產品時都不具有專業化經濟，以保證人力資本外部性都來自高技能勞動力的專業化經濟。如果低技能勞動力在生產兩種產品時都不具有專業化經濟，那么，aB0.5，bB1。楊小凱指出，人類行為存在熟能生巧的特征，并提出專業化的“熟能生巧經濟”。⑤楊小凱：《經濟學——新興古典與新古典框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429、238頁。也就是說，所有生產活動都是具有專業化經濟的。因此，為了充分考慮這一點，雖然假定低技能勞動力在生產兩種產品時不具有專業化經濟，但是其生產函數中的專業化經濟程度的數值應無限接近于能使其具有專業化經濟時所要求的最小值，即要求aB=0.5，bB=1。

在低技能勞動力的生產過程不具有專業化經濟的情況下，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程度可用低技能勞動力在與高技能勞動力進行分工時獲得的分工經濟來表征。需要說明的是，由于假定低技能勞動力在生產兩種產品時不具有專業化經濟，所以高技能勞動力在與低技能勞動力進行分工時所獲得的分工經濟全部來自自身的專業化經濟。這意味著高技能勞動力在分工的過程中無法獲得低技能勞動力的人力資本外部性。假定所有經濟主體的勞動稟賦約束都為1。令最終產品的市場交易成本系數也為k。假設所有經濟主體的效用函數為：

2.模型求解

根據模型設定，可供所有經濟主體選擇的生產模式有：①xy，該生產模式表示經濟主體自給自足所有產品;②x/y，該生產模式表示經濟主體生產并在市場上供給中間產品，以便在市場上購買最終產品;③y/x，該生產模式表示經濟主體生產并在市場上供給最終產品，以便在市場上購買中間產品，同時自我供給最終產品。

楊小凱已經證明，如果經濟主體生產并在市場上出售其具有比較劣勢的產品，那么這樣形成的分工結構就不是一個一般均衡結構。⑤因此，結合楊小凱證明的引理8.1引理8.1：一個人最多賣一種產品，不買和自給同種產品。如果其賣消費品，則其同時自給該消費品。除非其自給自足所有產品，否則其不自給中間產品。參見楊小凱：《經濟學——新興古典與新古典框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55頁?？芍薪洕黧w的各種選擇能夠形成兩種分工結構：①結構1，該結構中所有經濟主體都選擇生產模式xy，此時屬于自給自足結構;②結構2，該結構中高技能勞動力選擇生產模式y/x，低技能勞動力選擇生產模式x/y。

已有研究表明，經濟主體所獲得的分工經濟可由進行分工的結構與自給自足的結構之間在交易成本系數為零時的人均均衡效用之差來測度。楊小凱：《經濟學——新興古典與新古典框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162頁。已知，對于低技能勞動力來說，aB=0.5，bB=1，根據（4）式，可得低技能勞動力在自給自足結構中的人均均衡效用為：

由于人力資本外部性程度可用低技能勞動力所獲得的分工經濟來表征，所以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程度（用E表示）就是所有低技能勞動力所獲得的分工經濟。已知，城市人口規模G=M+N，低技能勞動力總量為N，所以利用式（5）、（6）、（7）可求出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程度為：

四、模型分析

對于式（8），用E對G求偏導數可得：

已知，0.5N>0，所以EG>0。因此，E是關于G的遞增函數。這就意味著，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程度隨著城市人口規模的增大而增大。因此可得：

結論1：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程度隨著城市人口規模的增大而增大。

結論1的經濟學含義是顯而易見的。由于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是隨著高技能勞動力與低技能勞動力進行分工而產生的，而這種分工隨著城市人口規模的增大而不斷增多，所以城市人口規模的增大會通過促進分工來提高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程度。

為了更細致地分析，接下來的研究將結合數值模擬進行展開。其中，參數賦值參考已有研究的賦值原則：一是考慮參數自身的理論屬性，二是考慮現實中的具體情況。張松林、周鴻勇、馬帆：《城市人口規模演變的新框架——基于城市便利性視角》，《學習與實踐》2018年第8期。

從美國情況來看，大城市中的高技能勞動力和低技能勞動力的比例約為1∶1。陸銘：《中國大都市圈應向何處去》，《中國經濟報告》2016年第11期。因此，如果令G=100，那么N的數值在50以下就可認為存在大城市對低技能勞動力的限制，且N的值越小說明限制程度越大?；诖?，在模擬過程中令G=100，N的取值范圍為00.7;另一方面，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大城市高技能勞動力專業化經濟程度也不可能非常高，因而，可令aA<0.8。因此，aA的取值范圍為0.7

結論2：大城市限制低技能勞動力導致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程度降低，且降低幅度隨著限制幅度的增大而增大。

結論2背后的經濟學解釋為，大城市限制低技能勞動力使得其與高技能勞動力之間的比例失衡，從而使得他們之間的分工網絡不能達到最優狀態。此外，由于相對低技能勞動力來說高技能勞動力過多，所以高技能勞動力的人力資本外部性無法得到充分發揮。

根據圖3可進一步發現，當aA分別取0.72、0.74、0.76、0.78時，使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程度達到最大值的N值分別約為25、30、38、45。因而可得：

結論3：隨著高技能勞動力專業化經濟程度的提高，使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程度達到最大值的低技能勞動力總量會增大。

結論3的經濟學解釋在于：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程度來自高技能勞動力的專業化經濟，其程度的提高有助于低技能勞動力獲得更大的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程度，從而促進高技能勞動力與更多的低技能勞動力進行分工。

對aA在（0.7，0.8）的取值范圍內反復賦值進行數值模擬，發現aA的變化并不影響模擬結果，那么可令aA=0.78。為了盡量反映在沒有限制低技能勞動力情形下高技能勞動力與低技能勞動力的比例（如美國大城市高與低兩種技能勞動力的比例為1），對城市人口規模G的賦值控制在95到105之間?？闪頖=95、100、105。根據式（8）可得到具體模擬圖如圖4。在圖4中，橫軸表示大城市中低技能勞動力總量，縱軸表示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程度。當G分別取95、100、105時，使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程度達到最大值的N值分別約為35、40、45。因而可得：

結論4：隨著大城市人口規模的增大，使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程度達到最大值的低技能勞動力總量會增大。

結論4的經濟學含義是顯而易見的。城市人口規模的增大，意味著更多的高技能勞動力與低技能勞動力形成分工。而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就來自他們兩者之間進行的分工。參與這種分工的高技能勞動力與低技能勞動力越多，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程度就越高。

五、對大城市“搶人大戰”的討論

2017年以來，成都、南京、武漢、西安、長沙、濟南等新一線城市競相拋出重磅級“招才計劃”橄欖枝，隨后常年穩坐一線城市寶座的廣州和深圳也按耐不住，分別于2018年初進一步放寬了落戶限制，最后連控制人口最嚴格的北京、上海也加入了這場搶人大戰。周貝貝：《一線城市“搶人”背后的邏輯》，《新產經》2018年第5期。然而，從各大城市公布的相關文件來看，每個大城市“搶”的人基本上都是本科及其以上學歷的高技能勞動力。與此相反的是，每個城市對低技能勞動力仍然利用戶籍制度加以限制。由理論分析可知，大城市高、低技能勞動力進行分工可產生人力資本外部性。因此，大城市既需要高技能勞動力，也需要低技能勞動力。實際上，Berry和Glaeser的實證研究發現，美國在1970年到2000年期間，城市初期的高技能勞動力比例使得后續10年內高技能勞動力比例和低技能勞動力比例同時增加。C.R. Berry and E.L. Glaeser， “The Divergence of Human Capital Levels Across Cities，” Papers in Regional Science， vol.84， no.3， 2005， pp.407～444.

由結論2可知，大城市限制低技能勞動力導致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程度降低，且降低幅度隨著限制幅度的增大而增大。這意味著中國大城市只吸引高技能勞動力卻排斥低技能勞動力的舉動不利于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的充分發揮。梁文泉、陸銘的研究已經證實了這一點。梁文泉、陸銘：《城市人力資本的分化：探索不同技能勞動者的互補和空間集聚》，《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5年第3期。進一步由結論3可知，隨著高技能勞動力專業化經濟程度的提高，使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程度達到最大值的低技能勞動力總量會增大。這說明，大城市在“搶人大戰”的過程中使得更高專業化經濟程度的高技能勞動力集聚過來的同時，也要出臺相關政策吸引更多的低技能勞動力。

由結論1和結論4可知，城市人口規模的增大不僅會使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程度增大，也會使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程度達到最大值的低技能勞動力總量增大。中國現在正處于快速城市化階段，遷移人口不僅由農村向城市轉移，而且也由中、小城市向大城市轉移。因此，中國大城市的人口規模將會不斷增大。這也意味著，中國大城市的人力資本外部性程度將不斷增大，在此過程中需要的低技能勞動力總量也會不斷增大。

由上述分析可知，隨著大城市人口規模的增大，特別是由“搶人大戰”引起的高技能勞動力的增加，大城市對低技能勞動力的需求也會不斷增加。然而，現實中各個大城市都忽視這一點，對低技能勞動力總是進行限制。黨的十九大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們必須承認，低技能勞動力向大城市遷移就是一種對美好生活的需要。這是因為，他們向大城市遷移可以獲得人力資本外部性，從而分享大城市發展的豐碩成果。如果大城市對低技能勞動力進行限制就會導致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一方面，大城市對低技能勞動力的限制會造成高、低技能勞動力的數量比例偏離均衡分工結構中的最優狀態，從而導致高、低技能勞動力在數量比例上的不平衡;另一方面，大城市對低技能勞動力的限制會使得高、低技能勞動力無法進行充分分工，從而導致高技能勞動力的專業化經濟得不到充分發揮。

實際上，我國各個大城市對低技能勞動力一直進行限制。本文認為，當我國社會主要矛盾還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時，這種限制所導致的問題可能不是需要迫切解決的，但當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時，這種限制所引起的不平衡不充分就需要引起足夠的重視。這是因為，在發展的過程中不平衡不充分總是存在的，只要這種不平衡不充分不改變發展的路徑就無需多慮，但當發展到一定階段后不平衡不充分成為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時，就必須下功夫去認識它、解決它，否則就會制約發展全局。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三十講》，學習出版社，2018年，第70頁。

六、結論與政策含義

本文從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視角來構建高、低技能勞動力相互分工的模型框架，重點解析大城市限制低技能勞動力對人力資本外部性的影響機制。研究表明，隨著城市人口規模的增大，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程度會增大，且使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程度達到最大值的低技能勞動力總量也會增大;隨著高技能勞動力專業化經濟程度的提高，使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程度達到最大值的低技能勞動力總量會增大;大城市限制低技能勞動力導致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程度降低，且降低幅度隨著限制幅度的增大而增大。根據本文研究結論，具體政策含義如下：

第一，改革戶籍制度，逐步實現低技能勞動力向大城市的自由遷移?，F實中，大城市主要通過戶籍制度來限制低技能勞動力。之所以這樣做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擔心城市人口規模的擴大帶來諸多城市病。對此，陸銘指出，順應市場規律的城市人口規模擴大對城市原有居民和低技能勞動力都會產生益處，而盲目采取限制城市人口規模的措施，特別是針對低技能勞動力的限制，將會導致效率與公平兼失的局面。③陸銘：《空間的力量：地理、政治與城市發展》，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22、99頁。事實上，本文的研究結論也顯示，在市場均衡條件下，低技能勞動力向大城市的遷移可提高人力資本外部性程度。因此，必須改革戶籍制度，讓市場力量來決定低技能勞動力是否向大城市遷移。當然，由于路徑依賴等因素，戶籍制度的改革絕非一蹴而就。一個可行的思路就是逐步減少與戶籍制度相掛鉤的各種社會福利，戶籍制度改革力度隨著這些社會福利的不斷減少而不斷加大。

第二，引導高、低技能勞動力共同向大城市遷移?，F實中，各個大城市都意識到城市轉型和產業升級需要大量的高技能勞動力，卻忽視了低技能勞動力在其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由本文的研究結論可知，在低技能勞動力不足的情況下，高技能勞動力的專業化經濟無法得到充分發揮，大城市人力資本外部性就會得到抑制。由此可見，各個大城市在出臺各種政策來吸引高技能勞動力的同時，也要創造條件讓低技能勞動力能夠在大城市工作和生活。為此，一方面，應加強高、低技能勞動力相互之間的對接，對低技能勞動力進行有針對性的職業培訓，提高低技能勞動力在大城市的就業能力;另一方面，應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并向低收入者適當傾斜。

第三，充分發揮大城市在激發人力資本外部性方面應有的積極作用。根據本文研究結論，人力資本外部性來源于分工經濟，而分工經濟的產生需要高、低技能勞動力相互之間形成合理與高效的分工。然而，現實中我們在大城市經?？吹接械墓ぷ髟境踔猩湍軇偃螀s由大學生來做的現象。顯然，這種分工是低效的，也是不充分的，勢必對人力資本外部性的形成產生抑制效應。實際上，大城市本身具有的空間集聚特征就能通過減小交易成本系數來促進高、低技能勞動力進行分工。然而，陸銘的研究顯示，中國大城市存在集聚不足的特征。③因此，我們需要改變過度強調城市人口規模擴大帶來諸多城市病的傳統觀點，積極通過相關規劃和制度設計來釋放大城市的空間集聚功能，讓市場力量最大限度地促進高、低技能勞動力向大城市集聚，以充分發揮大城市通過減小交易成本系數來促進高、低技能勞動力進行分工的作用。

作者單位：張松林，紹興文理學院商學院;孫文遠，南京審計大學經濟學院;鄭好青，紹興文理學院商學院

責任編輯：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