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流動視域下的土地改革再探討

楊豪

內容提要?社會流動是社會運行過程中的基本環節之一，它在社會變遷中扮演著重要的實踐角色，推動著社會結構的整體性變遷與深度性整合。在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實踐中，土地改革亦是一種重要的社會流動機制。經過土改運動的實踐，冀中解放區的地富階層和農民階層實現了中心與邊緣的身份置換，各階層民眾自身資本的積累方式、價值邏輯也呈現出了革命化的轉向，社會流動的廣泛性與土地改革的系統性則暫時遮蔽抑或消解了冀中解放區社會經濟結構和革命發展路徑的特殊性。通過土地改革這一社會流動機制的良性運行與有效實踐，共產黨政權重塑了國家政權與鄉村社會之間的關系，增強了社會的活力，開啟了構建認同、整合社會、組織建政的新模式，并對個體民眾的生命歷程與生活機遇產生了“隱形”影響。

關鍵詞?社會流動?土地改革?革命實踐?冀中解放區

〔中圖分類號〕K269.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447-662X（2019）06-0101-11

社會流動是社會運行過程中的基本環節之一，它在社會變遷中扮演著重要的實踐角色，推動著社會結構的整體性變遷與深度性整合。在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實踐中，土地改革亦是一種重要的社會流動機制，直接影響著鄉村各階層民眾社會地位和社會關系的根本性置換。社會流動與土地改革兩者之間存在著深層次、結構性的關聯，它們相互促進著階級關系和社會面貌的革命轉向，共同推動著革命實踐和人的發展向更高層次的歷史演進。有關土地改革的研究歷來是海內外學術界的研究熱點之一，進入新世紀以來，學術界對于土地改革的研究逐步轉向，土改運動中的革命實踐、微觀機制、政治文化等內容受到了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①并極大地推動了土地改革史研究的深入與拓展。然而就筆者所知，目前學術界對于社會流動與土地改革兩者之間關系的研究仍然比較匱乏，且已有研究成果大部有意遮蔽抑或無意忽略了社會流動視域下土地改革的發生機制、運行邏輯與實踐效應。有鑒于此，本文即以冀中解放區為核心考察區域，擬從社會流動的視域探討土地改革的發生機制、運行邏輯與實踐效應，以期實現革命史與社會史之間的有效聯接，增強歷史之解釋力。同時，提煉社會流動視域下冀中解放區土地改革的區域特殊性和歷史延續性，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益的參考與啟示。

一、革命的互動與互惠：社會流動視域下的土地改革發生機制

解放戰爭時期的土地改革是革命場域下最富有特色的社會流動機制之一，它的源起、發展和演進是共產黨革命與鄉村民眾互動與互惠的結果。

1.理想與現實交織中的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是共產黨革命實踐的核心性議程之一，共產黨政權開展土改運動的基本依據是緣于其對中國土地實際分配狀況的判斷，“土地集中的極端化，土地分配的不均，這就是中國農村階級分化及土地問題的現狀”。凱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階段上的農村革命政綱》（1937年7月8日），《中國的土地改革》編輯部等編：《中國土地改革史料選編》，國防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1～2頁。不過，這一針對全國范圍的表達性解釋卻并不必然完全符合中國各個區域的實踐形態，冀中地區的自然生態環境較為優越，社會構成歷來以自耕農為主，土地分配的基尼系數較低，租佃關系也并不發達。

在民國時期，韓德章曾對冀中地區深澤縣的梨元和南營兩村進行過調查，這兩個村的農場“大多數系屬純粹自耕農，其有田地租進及租出的農場，只占全體農場極少的成數，且每農場租進或租出的面積亦極有限。梨元村全村農場總面積的92.3%系屬于場主自有的（其中58.8%屬祖產，33.5%系自置），2.8%系租進的，4.9%系典進的。在南營村農場總面積的93.1%是場主自有的（其中祖遺的占70.8%，自置的占22.3%），5.5%是租進的，1.4%是典進的”。韓德章：《河北省深澤縣農場經營調查》，《社會科學雜志》1934年第2期。定縣的土地分配狀況大體也是如此，“在縣內70034的總家數中，完全使用自有田地之自耕農計43792家，占總家數的62.5%;使用一切自有田地而兼租種他人田地的半自耕農計16932家，占總家數的24%;使用一部分自有田地而兼租出一部分自有田地的計3312家，占4.7%;自己無田產而完全租種他人田地之純粹佃農計3253家，占4.65%;自己無田產而為人作工之雇農計870家，僅占l%;完全租出自有田產之地主計514家，占千分之七;自己無田產亦不以種田為業者計1361家，占1.9%”。李景漢：《定縣土地調查》，《社會科學》1936年第2期。深澤和定縣兩縣的土地分配關系在較大程度上呈現出了冀中地區社會經濟結構的典型特征。一些調查材料還顯示出，冀中地區的租佃關系也不是非常普遍。根據張折桂在1930年代對定縣的調查，佃農僅占農戶總數的5.93%。張折桂：《定縣租佃制度》，《益世報》1934年1月29日，第11版。在高陽舊城村，“全村330戶中，有田產權者占293戶，即88%;無田產權者37戶，即12%?？梢娪刑锂a權者占絕對多數。這些有田產權者，大都是自耕農”。王藥雨：《河北高陽縣舊城村實地調查》，《中國農民銀行月刊》1936年第5期。冀中地區的地主遠沒有想象中的多，這一點相對于自然經濟占優勢、封建剝削為主體的北岳、太行等華北其他地區而言則更為明顯。參見《北岳區農村經濟關系和階級關系變化的調查材料》（1943年5月），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北岳抗日根據地（1937.7-1944.9）》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9年，第564～565頁;《抗日戰爭前山西農村的政治經濟狀況》，《太行革命根據地土地問題資料選編》，中共山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印，1983年，第10～16頁。

到了抗日戰爭的中后期，共產黨政權所實施的減租減息、互助合作和稅制改革等一系列革命政策的實踐效果開始顯現，冀中地區的土地分配狀況進而出現了比以往更加均衡化的趨向。根據冀中地區19個村的調查，“地主土地較戰前減少1/3。牲畜減少1/2。貧農上升為中農，一般是70%，最多達90%。一般地主出讓土地的方式有二：活契典當3年或5年，最為普遍，亦有延長至30年者;典當價有的低到每畝一角。死契典當者不多”，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冀中歷史文獻選編》上，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第714頁。土地在迅速地分散。冀中區黨委對任丘東大塢村階級變動情況的調查也證明了這一判斷，東大塢村地主和富農的戶數下降了，中農的戶數卻大大增加了，土地占有及分配的“中農化”趨勢十分明顯。河北省檔案館編：《河北減租減息檔案史料選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03頁。盡管土地平均化的趨勢在北岳、冀東等地區的調查資料中也有所呈現，但冀中地區的土地平均化程度無疑是最高的，以稅制改革為核心的革命實踐成為抗戰時期冀中地區獨特的土地分散機制與資源分配制度。

由于冀中解放區為老解放區，因而抗戰時期形成的土地占有趨勢和分配模式勢必會延續到解放戰爭時期，這也是中國共產黨各級政權在推行土地改革時不得不考量的一個重要因素。晉察冀中央局即指出：“老解放區，主要是指貫徹了政策，發動了群眾，在政治上打垮了封建勢力，經濟上大大削弱了封建勢力，基本群眾優勢已經確立，政權和群眾團體在我黨絕對領導之下的地區而言。這些地區，由于長期執行削弱封建勢力政策的結果，土地已大量分散（但有些地方，還有較大的地主），中農比重激增（一般占人口60%-80%），人民生活已相當改善，生產運動已有相當基礎，這些地區解決土地問題的重點，在于確定租種和典當地主土地的農民取得土地所有權”。華北解放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編輯組等編：《華北解放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第1輯，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6年，第770～771頁。冀中區黨委亦承認，“事變以后，由于合理負擔的實行，尤其是一九四四年到現在減租清算以后，經我政策執行的結果，地主土地大量分散轉入農民之手，目前不但地主極少，而且富農亦不太多了”?！吨泄布街袇^黨委關于具體執行中央五四指示及中央局指示的決定》，中共天津市委黨史研究室等編：《天津土地改革運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3頁。

然而，對于上述部分干部的“冀中特殊論”認識，共產黨政權很快即進行了批評和修正。茲后，共產黨政權開始批評單純的經濟土改論調，指出“土地改革的徹底是不能沒有普遍的群眾運動的，只有群眾運動的深入才可實現農民的‘翻心”，《目前冀中平分情況》，1948年1月10日，革命歷史檔案3-1-89-9，河北省檔案館藏。以凸顯土地改革的運動性和政治性意義?！稌x察冀日報》曾報道了經歷過減租、反黑地、土地改革等各次群眾運動的定縣西湖村的土改運動，強調該村土地改革不徹底的原因即在于“農民仍未真正組織起來翻透身”。趙樹光等：《定縣農村復查中組織貧農小組的經驗》，《晉察冀日報》1947年7月18日，第2版。至于土地改革初期各地出現的和平獻田現象，共產黨政權也開始反思，甚至將和平獻田視為地主階層的一種“陰謀”，認為和平獻田是“地主階級在農民的威力之下，紛紛提出‘獻地來逃避斗爭，掩蓋自己的罪惡”?！稁椭r民自己翻身，寧晉獲得初步經驗》，《晉察冀日報》1946年11月17日，第1版。冀中十一分區工作團在雙柳樹村也發現“狡詐的地主將遠地、薄沙‘獻出來”，《村干部吹喇叭，地主獻薄沙地》，《晉察冀日報》1947年8月2日，第2版。以避免自身的向下流動。和平獻田固然可以達到平分土地的目的，但由于得到經濟利益的方式較為緩和，對社會的整體性震動不大，因而不能完全顛覆鄉村社會的政治秩序與社會結構，更無法徹底實現地富階層的社會向下流動與農民階層的社會向上流動。

質言之，冀中解放區土地占有及分配的不平等并不完全是共產黨政權實施土地改革政策的主要考量，事實上，共產黨政權所追求的革命理想與所面對的現實困境才是其推行土地改革的基本原因。作為一個意識形態和理論色彩濃厚的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的奮斗目標即是要徹底實現共產主義。經歷過減租減息、稅制改革、互助生產等一系列的革命實踐，冀中解放區以土地為核心的經濟資源的平均化已初步得以實現，但與一個包含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各種資源和機會平均化的社會尚有較大差距。作為一個系統性的社會改造工程，除了經濟目標以外，土地改革的進行還可以徹底實現政治、文化和社會等多種資源和機會的再分配與再調節，從而實現共產黨政權的“非層化”革命理想。跟北岳、太行等華北其他地區相比，土地改革所肩負的非經濟意義在冀中解放區表現得更為突出。

土地改革運動開展之前，冀中解放區的地富階層依然占有著政治、社會、文化等優勢資源，這不僅背離了共產黨政權的革命理念，亦影響了土改運動的持續深入。冀中九分區“有的村莊地主的土地雖已分散，但在政治上封建勢力還占優勢，基本群眾并未徹底翻心翻身”?！毒欧謪^土地改革經驗》，《晉察冀日報》1946年11月20日，第2版。土地改革的革命實踐正是對冀中解放區的經濟資本、政治資本、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進行全方位平均化的過程。在這一“非層化”的過程中，地富階層與農民階層實現了社會地位的根本性置換，共產黨政權追求的革命理想也通過土地改革這一社會流動機制轉化為了現實。

解放戰爭時期，國內外形勢的變化也是共產黨政權推行土地改革的一項現實考量。在抗戰時期，共產黨政權曾以民族抗戰為號召，并以之爭取和構建革命的合法性?？箲饎倮?，曾以民族抗戰為旗幟的共產黨革命也面臨著一定的認同性危機，以至冀中解放區各級政權多次強調時事教育和階級教育的重要性?！肚逶泛訄D村黨員春訓的典型經驗》，革命歷史檔案3-1-57-14，河北省檔案館藏。面對日益嚴峻的內戰危機，處于弱勢位置的共產黨政權開始重新實施其一貫秉承的階級斗爭方針，以社會流動為手段，充分展現革命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土地改革即是解放戰爭時期重要的階級斗爭方式與社會流動機制之一。在一個社會流動頻繁和廣泛的社會之中，冀中解放區各級政權是比較容易獲得民眾支持與參與的。

除了平分土地、分配浮財以外，冀中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還肩負著民眾動員、汲取資源、組織建設、監控精英和鄉村治理等多重任務，而這每一項任務的革命實踐均會創造大量的社會流動機會，進而改變每一個生命個體的歷史命運。土地改革是一項系統性的革命實踐工程，“首先是提高農民的經濟與政治地位，使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及其他人民獲得解放。其次是提高社會生產力，繁榮農村，奠定國家經濟與私人資本的民族工商業充分發展的基礎，準備經濟上的各種必要條件，使中國社會得以順利通暢的向前進步，走上一個新的階段。再次是發揮廣大農民的政治力量，建立以工農為首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以實現新民主主義的民主政治，從而建設新的文化，消滅或改造舊的文化?！泵夏希骸吨袊恋馗母飭栴}》，新民主出版社，1949年，第4頁。冀中區黨委明確指出了土地改革的多重目標，“在政治上使農民真正成為自覺的主人，實際掌握村中大權。要達此目的首先非把地主封建勢力從各方面把他打得服服在地”。⑥《中共冀中區黨委關于開展土地復查運動的決定》，中共天津市委黨史研究室等編：《天津土地改革運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26、125頁。正定縣委也強調，要從土地改革過程中“發現積極分子與骨干，經過考驗從斗爭中發展組織，不應只表現在數目字上，而且應慎重的，扎根要正，吸收入黨”，《關于土地改革工作的第二次指示》（1947年5月6日），《正定解放（1945.9-1949.9）》，中共正定縣黨史資料征集編審辦公室編印，1987年，第262頁。以實現組織建設和鄉村治理的革命目標。

由于在較長一段時間內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因而革命理想主義與革命現實主義的相得益彰成為共產黨革命取得全面勝利的一個重要源流?？箲饡r期，基于國內外形勢的變化，共產黨政權一度在土地政策上有所妥協。隨著解放戰爭的到來，面對革命理想與現實的交織，共產黨政權再一次開始了土地改革的革命實踐，而土地改革的系統性與社會流動的廣泛性則暫時遮蔽抑或消解了冀中解放區的特殊性。

2.“翻身”：農民階層的社會流動訴求

土地改革既是共產黨政權理想與現實的交匯，亦是農民階層社會流動訴求的一種真實呈現。在冀中解放區，各階層民眾的文化教育水平相對較高，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教育與耳濡目染的英雄主義情懷相互激蕩，農民階層逐漸由“自在”到“自為”，社會流動的訴求被喚醒和激發。土地改革前期，“由于八年來減租減息斗爭之深入，我解放區，廣大農民群眾已不能滿足于減租減息，他們到處伸手要求土地。而且，農民已從反奸、清算、減租、退租、反惡霸等斗爭中，用種種方法取得了不少土地”，河北省檔案館編：《河北土地改革檔案史料選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4頁。經歷過多次革命實踐的冀中解放區農民階層已開始主動要求獲得法律意義上的土地所有權。經過減租、復仇等運動，冀中解放區的大部分土地已經轉移到農民階層的手中，但部分地富依然占有著大量的好地、生產工具和生活資料，在安平、安國等地，“不少村莊貧雇農仍未得到土地及生產工具，即便得到土地也是壞地多，以致生活未能〈得到〉應有的提高”。⑥對于經歷過社會變革與制度轉型的冀中解放區農民階層而言，這種社會的不平等和層級化也是無需存在的。經過革命的洗禮，農民階層渴望“翻身”的社會流動訴求異常強烈，共產黨革命理想與現實的交匯則進一步放大了這種社會流動的希望。

由于政治外力是革命場域下社會流動機制運行的主導性動力，所以擁有政治資本成為冀中解放區最有效的資本積累方式，很多新型的政治精英即借此改變了自己的社會地位，實現了社會向上流動。根據冀中十分區3個縣56個村的統計，土改運動中共計提拔各類骨干4936人，其中區干部和村干部903人?！都街?、冀晉、察省土地改革的初步匯報結論》，1947年2月22日，革命歷史檔案606-1-15-3，河北省檔案館藏。以基層干部和運動骨干為代表的新型政治精英的崛起又造成了新的“社會位差”，更何況他們是借助政治外力迅速上升的，在資源有限的解放區很容易滋生出一種“相對剝削”。在土地改革過程中，固安“×區農會干部與抗屬胡搞，二區發動群眾時，斗爭一中農成分的抗屬，把牲口牽走，東西找光”。冀中區黨委：《一年來組織工作總結與今后組織工作》，1946年7月30日，革命歷史檔案3-1-68-8，河北省檔案館藏。寧南縣的土改運動中也出現了類似問題，村干部行政命令嚴重，土改果實分配不均，“村干部自私，多得了好多浮財”?！秾幠峡h支部工作總結》，1947年3月5日，革命歷史檔案520-1-194-8，河北省檔案館藏。

對于這種新的權力差距和社會不平等的出現，冀中解放區的農民階層已經很難容忍的，因為經過革命的洗禮，冀中解放區農民階層的平等、公平、民主等意識已經被逐漸被激發和培育起來。冀中解放區土地改革過程中，“大部分村莊的村干部，在分配果實時，缺乏先公后私，大公無私的精神，遭到群眾不滿”，《高度滿足無地少地農民土地要求，冀中準備大復查》，《晉察冀日報》1947年7月12日，第2版。以致很多村莊提出了斗爭干部的口號。冀中十地委：《組織工作報告》，1947年5月15日，檔案號17-1-80-1，河北省檔案館藏。冀中區黨委也敏銳地意識到，“老解放區過去發動過斗爭，由于某些干部的自私，多得了果實，或因斗爭果實的拖延未分，致引起群眾不滿，再發動斗爭不積極”，⑦河北省檔案館編：《河北土地改革檔案史料選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3、636頁。而“當時黨內不純情況，據深、武、束、晉、寧、趙、欒、辛八縣市二百八十二個村統計，成分不純即地主、富農分子掌握領導或領導成分中有地富分子、奸細、叛徒、嫌疑分子和不可救藥的官僚蛻化分子掌握領導的支部有六十七個，占百分之二十四，組織上的個別不純（有地富分子，但不占領導地位），作風上的不純多占果實、強迫命令幾乎普遍存在”。⑦新型政治精英的“另類”行為必須要受到限制，干群之間社會流動和資源分配的機會也必然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平等化與平均化。

二、中心與邊緣的置換：社會流動視域下的土地改革運行邏輯

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不同于王朝更替，社會結構的重塑與社會秩序的重建是其革命實踐的基本內容，這種重塑與重構拓展了社會流動的機會空間，實現了大規模的結構性社會流動。地富階層與農民階層的社會身份和社會地位的置換成為共產黨革命最富有活力的革命性表征之一。

1.走向邊緣：地富階層的結構性向下流動

緣于民族戰爭的性質和統一戰線的方針，抗日戰爭時期的共產黨政權主要采取了以稅制改革、減租減息等革命實踐為主的“靜悄悄革命”的方式來促使地富階層實現結構性的向下流動。冀中八地委強調，“我們對地主政策最終目的是消滅，抗日階段是削弱即剝筍政策，主要達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⑩河北省檔案館編：《河北減租減息檔案史料選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03、392頁。經過合理負擔政策和減租減息運動的實施，冀中地區的地富階層多被削弱，他們“大量去地，生產情緒降低，土地從集中走向分散”。冀中區行署：《冀中區五年來財政工作總結》（1943年4月25日），中共河北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冀中抗日政權工作七項五年總結（1937.7-1942.5）》，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第97頁。根據冀中區黨委的調查，“地主富農為了逃避負擔，大量的低價、無價甚有倒貼錢向外出當地，有的租佃關系也改為典當關系”，⑩社會地位大為下降。

到了解放戰爭時期，階級劃分與階級斗爭成為共產黨政權實施社會改造的基本方針。在這一方針的實踐之下，冀中解放區地富階層過去藉以展現其社會地位的經濟、政治、文化和象征等資源均被剝奪，有些地富甚至還被土改法庭剝奪了若干年的公民權。中央檔案館編：《解放戰爭時期土地改革選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第388頁。同時，為了防止地富階層的破壞和逃跑，冀中解放區各地還大都采取了管制地富的政策，“地主富農以及蔣賊匪幫分子，報列登記后，尚未證明悔過自新者一律不許出村，并限制自由行動”，《關于土改期間治安管理的通知》（1947年），《正定解放（1945.9-1949.9）》，中共正定縣黨史資料征集編審辦公室編印，1987年，第257頁?；緳嗬珶o保障。

經過土地改革，地富階層普遍實現了社會向下流動。根據冀中解放區“32個縣4195村莊671838戶的統計，地主土改前為5187戶，占農村階級0.78%，改后僅剩206戶，即1萬戶中有3戶地主，占0.03%（多系抗工屬）;富農土改前26451戶，占百分之3.94%，改后12959戶，占百分之1.93%”。華北解放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編輯組等編：《華北解放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第1輯，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6年，第812頁。十分區408個村的地主由土改之前的433戶降為土改之后的9戶，富農則由土改之前的1150戶變為土改之后的861戶?！都街型恋馗母锝y計》，1947年3月，革命歷史檔案3-1-318-1，河北省檔案館藏。由于土改過程中地主和富農的境況是存在差異性的，《土地改革后冀中農村階級情況及各階級負擔情況的初步考察》，1947年，革命歷史檔案5-1-104-1，河北省檔案館藏。加之冀中地區歷來商品經濟較為發達，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富農經營方式甚至一度成為冀中解放區的一種典型經濟形態，所以冀中解放區地主階層向下流動的速度和程度均要大于富農階層。

2.挑戰中心：農民階層的結構性向上流動

扶持農民階層，消滅地富階層，實現耕者有其田，歷來是共產黨革命所秉承的革命方針。在共產黨政權的扶持和幫助之下，冀中解放區的農民階層逐步實現了從社會邊緣到社會中心的結構性社會向上流動。

從抗戰時期開始，冀中地區的農民階層即開始逐漸走向社會的中心。盡管抗日戰爭是統一戰線下的民族戰爭，但是農民階層依然是共產黨政權重點扶持的基本力量。中共中央反復強調，“農民（雇農包括在內）是抗日與生產的基本力量，故黨的政策是扶助農民”?！吨泄仓醒腙P于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等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9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20頁。以獲取政治資源為例，在1940年的民主運動中，冀中7個縣各階層參選的情況和選舉結果是：雇農、貧農、中農參加村選者占其公民數87%，當選為村各委員會主任者占總數87.9%，當選為村主席者占90.9%，參加縣級選舉者占其公民數72.6%，當選為縣議員的占全數82.1%，劉學禮：《鄉村革命與鄉村建設》，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5頁。農民階層的政治地位大為提升。再以獲取經濟資源為例，減租減息、稅制改革等革命政策的實施使農民階層的經濟負擔大為減輕，經濟資本得到了較多的積累和升值機會。通過獲取各種資源，冀中地區的農民階層初步實現了結構性的社會向上流動。根據新樂牛家莊的調查，減租運動之后，該村的中農和富農階層占到了全村人口總數的88.1%和全村土地總數的86%。河北省檔案館編：《河北減租減息檔案史料選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01頁。

解放戰爭時期，農民階層無疑是土地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借助土地改革，冀中解放區的農民階層獲取到了大量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資源，社會地位更獲得了空前的提升。在經濟資源獲取方面，冀中解放區的農民階層分得了大量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饒陽五區10個村土改運動中共計“清算出土地一千九百八十九畝，確定所有權的二千零七十一畝。一般村莊，不但消滅了赤貧，貧農亦基本上消滅。如牛村平均每人已合四畝二分。合得最少的村平均每人也有三畝”?！娥堦柫_屯翻身農民要求加入共產黨》，《晉察冀日報》1947年1月1日，第3版。根據深縣等八縣1943個村的統計，“在全區范圍內，封建已經徹底消滅，已適當滿足了貧雇農土地要求，達到了耕者有其田。分得土地的貧雇農81985戶，占總戶口26.85%，分得土地的人口366623人，占總人口25.85%，共分得土地307560畝，平均每人分得0.84畝”?！吨泄布街袇^黨委結束土改總結》（1949年3月10日），中共天津市委黨史研究室等編：《天津土地改革運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3頁。冀中十一地委在土地改革中“解決了貧苦農民主要生產生活資料：據二十七個典型村統計，貧雇農共二千三百九十四戶，分得房的一千二百六十七戶，占百分之五十點四。在分配牲口、農具及衣裳等生產生活資料上，據二十三個村統計，貧雇農二千零三十九戶，分得戶一千七百零九戶，占百分之八十三點九，平均十戶分一個牲口，十一戶分一輛大車，十六戶分一輛水車，鋤、犁、耬、耙等主要農具合二點二戶分一件，每戶平均分得衣裳五件”。河北省檔案館編：《河北土地改革檔案史料選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34頁。通過經濟資源的獲取，冀中解放區的農民階層徹底實現了經濟意義上的社會向上流動。

在政治資源獲取方面，土地改革之后的冀中解放區農村政治格局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特務組織被徹底摧毀，罪大惡極為群眾所痛恨，統治農民的壞家伙已為農民所掃除，政權已經過改造，武裝已確實為雇貧中農所掌握”?！吨袊耐恋馗母铩肪庉嫴康染帲骸吨袊恋馗母锸妨线x編》，國防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401頁。農民階層在冀中解放區各地建立起了政治上的絕對優勢，部分農民甚至還上升為了新型的政治精英，實現了政治層面上的社會向上流動。冀中九分區“在調整與擴大群眾隊伍方面，四十七個村一萬二千五百四十戶中參加了農會的九千一百四十六戶，占總戶數的百分之七十三。會員共計二萬三千五百二十九個，其中婦女會員有一萬零六百三十六個，占會員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五，并大批培養提拔了新干部，調整了干部成份，鞏固健全了代表會”?！都街芯欧謪^完成土改整黨，黨群隊伍皆有擴大》，《人民日報》1949年2月27日，第2版。青縣的土地改革徹底摧毀了地主階層所主導的基層政權，“各村已開始正式建立農會，村政權，民選村級干部共八百四十四人，農會會員已發展到一萬六千余，其中包括婦女會員五千三百名，組織民兵及武裝糾察隊千余人”?！肚鄿嫘聟^百余村四千戶赤貧填了窮坑》，《晉察冀日報》1947年9月4日，第2版。土地改革以后，寧南東鎮“農民不只在經濟上政治上翻了身，階級覺悟也大為提高，紛紛參加自己的組織，現農會會員已由三百八十二人增到七百二十九人，民兵由三十六人增到四十八人，婦女會會員亦大有增加，現仍在擴大中”?！稏|鎮農民都有了地種，團結愉快自唱自樂》，《人民日報》1946年9月18日，第2版。農民階層成為了冀中解放區真正的主人，新舊政治精英的代際更替最終得以完成。

農民階層各種資源的獲取標志著其結構性社會向上流動的實現。根據冀中解放區32個縣4195個村671838戶的統計，“中農改前409850戶，占61.13%，改后554036戶，占百分82.46%;貧農改前211186戶，占31.5%，改后101244戶，占15.07%;雇農改前7791戶，占1.16%，改后1745戶，占0.26%;赤貧改前為9947戶，占1.77%，改后1648戶，占0.25%”。華北解放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編輯組等編：《華北解放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第1輯，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6年，第812頁。正定土地改革以后，“中農下降一百八十四戶，上升六百四十戶，貧農上升六千三百四十一戶，雇農上升八百三十七戶，貧農生活上升了。一般的村莊土地分配都接近于平均數，貧雇農、貧農一般都獲得兩畝上下的土地，并分到了許多勝利果實”?！蛾P于土地改革的總結》（1947年6月26日），《正定解放（1945.9-1949.9）》，中共正定縣黨史資料征集編審辦公室編印，1987年，第268頁。在安國25個村的土改運動中，“受益者達到八百五十六戶，基本到達了‘耕者有其田，貧農已全部都上升為中農”?！栋矅宕逋恋剡€家，窮光蛋全變了中農》，《晉察冀日報》1946年12月10日，第2版。

三、社會流動視域下的土地改革實踐效應

通過土地改革這一社會流動機制的良性運行與有效實踐，共產黨政權不僅充分獲取到了冀中解放區的人力資源和物力資源，而且還重塑了政權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影響著眾多群體和個體的思維方式與行為選擇。

1.政權與社會關系的重塑

國家權力的下移是清季以來中國政治結構變遷的基本表征之一，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均試圖通過加強對鄉村社會的控制，從而實現現代民族國家建設的歷史實踐，但直到土地改革時期，國家權力才真正實現了實質性下移。經過土地改革，革命場域下的鄉村已不再是一個高度自治的傳統社會組織了，而變成了共產黨政權的末梢神經，“國家政權與鄉村社會之間的關系由復雜變為了單一”。Chang Liu， Peasants and Revolution in Rural China： Rural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and the Yangzi Delta， 1850-19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11.

國家政權的合法性與有效性是其實施現代國家建設和控制鄉村社會的主要依據之一，“政治統治只有在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恩格斯：《反杜林論》，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59～560頁。在冀中解放區，由于共產黨政權借助土地改革這一社會流動機制扶持和幫助農民階層實現了自身的結構性社會向上流動，所以共產黨政權獲得了農民階層的合法性認同與積極性支持，廣大農民參軍入黨和繳糧納稅的熱情空前高漲。冀中解放區的農民“經過翻身訴苦，提高了農民的階級覺悟，認清了剝削的對象，看到與相信自己的力量，黨在農民中的威信更進一步的提高。兩個月內，4萬余農民在保家保田號召下，踴躍參軍，涌入主力”。華北解放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編輯組等編：《華北解放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第1輯，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6年，第812頁。截止到1948年土地改革結束，冀中解放區全區的人口數為7337025人，黨員數為159027人，黨員與人口的百分比達到了2.18%，冀中區黨委組織部：《整黨后黨的幾種統計》，1948年12月，革命歷史檔案25-1-188-4，河北省檔案館藏。共產黨政權的黨力大為增強。

民眾的支持與擁護也為共產黨政權汲取物力資源能力的擴張奠定了基礎。由于冀中地區是一個以自耕農為主的社會，自耕農自古即有向國家政權納稅交糧的歷史傳統，因而借助公平的財政稅收政策，共產黨政權是相對容易獲取到物力資源的。冀中解放區的土地改革一方面拓展了民眾實現社會流動的機會結構，為共產黨政權物力資源的獲取提供了革命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土地改革的實踐也實現了新舊政治精英的代際更替，打破了歷來橫梗在國家與民眾之間傳統的經紀體制，使得各級政權可以直接控制財稅的征收，大大降低了物力資源汲取中的中介損耗與征收腐化。土地改革完成以后，翻身農民交糧納稅的積極性大為增強，建國大皮屯村“七十歲的翻身農民劉世茂，那樣大的年紀還和別人爭著繳頭份。全村六萬四千多斤公糧，三天掃數收齊，并且糧食的質量還好。交河肖度里村民兵隊長周××，土改時分了地，今年繳糧特別痛快。他說：‘過去我沒地，想繳糧也沒有，這回我有了地又收了糧食，我得格外的多繳點”?！都街邪藢^群眾爭納農業稅，千六百村公糧入倉，翻身農民劉世茂搶繳頭份》，《人民日報》1948年12月14日，第1版。正定“在這次交納公糧上，翻身后的農民，更加涌躍積極，不但把麥子曬了，還用簸箕簸的干干凈凈的。二、三區三、五天即很快的完成了”?！蛾P于土地改革的總結》（1947年6月26日），《正定解放（1945.9-1949.9）》，中共正定縣黨史資料征集編審辦公室編印，1987年，第288頁。根據統計，僅在1947年和1948年，冀中根據地即“支付了135015637斤糧食（包括部隊用及民工用，其中有小米、麥子、花料），126208918斤木柴，52804059斤花料，和大批的副食品，供給了前方需要”?！都街袃赡陙碇肮ぷ骺偨Y》（1949年6月），華北解放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編輯組等編：《華北解放區財政經濟史資料選編》第2輯，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6年，第1597頁。社會流動與土地改革所溢出的物力資源汲取能力的增強，從中可窺一斑。

通過土地改革這一社會流動機制的有效運行，共產黨政權獲取到了社會改造與社會治理的合法性，革命所需要的人力資源和物力資源也得到了有效地積累，合法性的獲得與各類資源的積累又使得共產黨革命可以從法理和實踐的雙重路徑來進行權力的合法下移，進而重構了國家政權與鄉村社會之間的關系。

國家政權控制鄉村社會的另一種重要途徑即是直接控制鄉村社會中的社會流動機制。對于任何個體和群體而言，社會流動均是一種稀缺資源或者機會，是國家政權藉以整合社會、動員民眾、構建認同的重要方式。在傳統的帝制時代，科舉制度是封建王朝控制基層社會的一種重要方式，到了解放戰爭時期，革命場域下的鄉村社會流動機制更是被置于了共產黨政權的完全控制之下。

土地改革本身即是一種資源的分配和再分配過程，所以冀中解放區各級政權對于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經濟資源類流動途徑的控制是毋容置疑的。在土地改革過程中，對于政治資源類流動途徑和文化資源類流動途徑的控制也是冀中解放區各級政權的題中之意，各階層民眾要想借助這兩類社會流動途徑實現自身的社會向上流動就必須要使自身條件符合共產黨政權選擇骨干和干部的標準與要求。除了對經濟資源類流動途徑、政治資源類流動途徑和文化資源類流動途徑的控制以外，共產黨政權對于象征資源類流動途徑和婚姻資源類流動途徑的控制也是很明顯的。在象征資源方面，隨著階級概念和階級斗爭的深入，共產黨政權所主導的新型革命儀式開始在鄉村儀式空間中占據優勢地位，《目前冀中平分情況》，1948年1月10日，革命歷史檔案3-1-89-9，河北省檔案館藏。而借助儀式等方式實現自身象征資本的積累進而實現社會流動的途徑則被共產黨政權牢牢地控制住了。至于婚姻資源領域，在傳統的中國鄉村社會中，國家政權一般也是不會直接介入的，所以婚姻歷來也是鄉村民眾改變自身命運、實現社會向上流動的一種特殊途徑。到了土地改革時期，通過改革婚姻制度、規訓女性身體等方式，共產黨政權介入冀中解放區民眾的婚姻領域，《十一地委關于在各縣婦女干部座談會上發動勞動婦女的要求和婦女工作的任務》，《河北婦女運動史資料選輯》第3輯，河北省婦女聯合會編印，1983年，第118頁。并對婚姻資源類的社會流動途徑進行了干預。

冀中地區生態環境穩定，進入近代社會之后，村落社群依然延續著實體治理的傳統，國家政權建設的負面效應并未完全凸顯。借助扶持邊緣的社會流動機制，共產黨政權也從較大程度上避免了因國家權力下移而造成的“國家政權內卷化”趨勢。由于冀中解放區各級政權所扶持的新型政治精英本身并不具備傳統政治精英所擁有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優勢資本，他們的地位上升和社會流動完全是依賴以土地改革為核心的革命階梯所實現的，因此他們必然會極力向共產黨政權靠攏，從而維系自身通過土地改革所獲得的特定優勢。與此同時，共產黨政權在土地改革實踐中表現出了非凡的能力，新型政治精英逐漸形成了一種“超凡魅力”式的權威信仰，再加上各級政權對政治忠誠與群眾路線的紀律強化和思想教化，使得冀中解放區新型政治精英的“另類”行為也不會走的太遠。在華北各地的土改運動中，冀中解放區新型政治精英的思想認識和行為表現相對較好，其“另類”行為也受到了較強的制約。詳見：《冀中九分區土地改革工作總結》，革命歷史檔案49-1-112-6，河北省檔案館藏;北岳一地委組織部：《農村支部、黨員情況統計表》，革命歷史檔案72-1-17-9，河北省檔案館藏;太岳區第三地委：《全年組織工作總結》，革命歷史檔案A15-2-1-1，山西省檔案館藏。土地改革結束之后，冀中解放區的國家政權建設實踐順利完成。

2.積極向上的希望愿景

共產黨政權主導下的冀中解放區社會流動機制的有效運行不僅重塑了政權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而且還對鄉村民眾的心態和行為產生了深遠的隱性影響。土地改革激發出了整個社會的活力，增強了社會的流動性，冀中解放區的民眾普遍產生了積極向上的希望愿景，這種活力和愿景甚至轉化為了一種精神資源與集體記憶，成為構建革命的社會文化場域的一種重要因素。

在土地改革這一特殊的社會流動機制作用之下，冀中解放區的社會面貌為之一新，民眾對未來的生活充滿了希望，社會向上流動的意愿大大增強。冀中解放區歷來商品經濟發達，有著發展生產的獨特優勢，經驗、資金、生產工具等方面的優勢也正是其他解放區所不能比擬的。這些固有優勢與土地改革這一社會流動機制相契合，使得冀中解放區民眾的生產熱情空前高漲，“生產熱忱普遍提高，冬季生產蓬勃開展，深縣、任河、安平的紡織業，成績尤為顯著”。河北省檔案館編：《河北土地改革檔案史料選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8頁。趙縣常信營村翻身的農民“生產情緒很高，放下地里的活就是編織、紡線。村里沒有了二流子。該村支部還計劃把五六十年不長莊稼的二十四頃地扎上柳子，開展柳編業”?！冻Ｐ艩I支部領導全村，戰勝災荒擴大生產》，《人民日報》1948年8月27日，第1版。根據河間、深澤、安平36個村的統計，為了積極生產，準備春耕，各地農民“共增添水車13輛，蓋96張，耬50張，耙151張，大車25輛，小推車23輛，一般農具120件，牲口85頭。這些農具一部是由浮財變賣換來的，大部是由農民自己置買的。河間一區18個村中有24戶中農添了農具，35戶中農買了牲口，在舊歷初二很多農民就倒糞送糞。在副業生產上，更為發達”。⑥⑧《中共冀中區黨委結束土改總結》（1949年3月10日），中共天津市委黨史研究室等編：《天津土地改革運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5、180、184頁。生產熱忱的提升暗含著社會向上流動訴求的強化，彰顯出冀中解放區社會活力的增強。

經過土地改革，冀中解放區民眾的思想、心態和行為也呈現出了嶄新的面相，他們“擺脫了地主的影響，自覺地樹立了主人翁思想，已經有了明確的政治方向，不僅在口頭上而且在實際上跟著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一齊干，不僅形式上做了主人，而且實際行動上已經體會自己成為農村的主人。這樣的村子生氣勃發”?！吨袊耐恋馗母铩肪庉嫴康染帲骸吨袊恋馗母锸妨线x編》，國防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401頁。翻身的農民“普遍進行‘認地認房，相互‘道喜、‘溫鍋，慶祝翻身時許多農民男女向西北鞠躬，感謝共產黨毛主席，現已有八百農民加入共產黨，宣誓永遠跟著共產黨和老蔣干到底”?！肚鄿嫘聟^百余村四千戶赤貧填了窮坑》，《晉察冀日報》1947年9月4日，第2版。寧晉米家莊慶祝大會時，“一個六十多歲的白鬢農民高舉雙拳，一跳丈高連續高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萬萬歲”?！哆厖^農民慶祝翻身》，《晉察冀日報》1947年1月1日，第3版。即使是傳統的鄉村女性也“從思想上、政治覺悟上提高了一步，經過斗爭后宿命論的思想基本改變了，知道了共產黨，毛主席領導翻身，并要求加入黨，生產情緒提高了，因此參軍中表現積極”?！都街邪说匚瘚D委會上的結論》，《河北婦女運動史資料選輯》第3輯，河北省婦女聯合會編印，1983年，第110頁。冀中解放區整個社會表現出了生機勃勃、春意盎然的向上景象，成為了一片“希望的田野”。

3.政治外力作用下的絕對平均主義

革命實踐之前，冀中解放區各階層民眾的認知結構中即存在著一個基于長期日常生活和集體記憶而形成的樸素的社會分類模式，這一貧富、強弱、好壞等分類圖景的持續性存在使得“均分田地”“抑制豪強”和“劫富濟貧”性質的農民戰爭周期性地出現在中國的歷史進程之中，也造成平均主義意識深深地植入了民眾的生存基因之內。在土地改革過程中，這一傳統的平均主義意識則被進一步放大為一種絕對的平均主義心態和行為。

早在抗戰時期的減租減息運動中，冀中地區各階層民眾的平均主義心態和行為就已經開始初現端倪，到了土地改革時期，政治外力作用下的絕對平均主義心態和行為更是常見。冀中區黨委曾總結道，“在分房產浮財上，一般的是犯平均主義，少數村莊表現在中貧農之間，多數村莊是表現在貧雇農本身，如個別村莊分梨樹每戶一棵，房子折價按等分錢。其原因是貧雇農思想上不愿把東西叫少數人分得，愿意每家都分一份”，⑥追求絕對意義上的完全平均。

至于絕對平均主義意識下侵犯中農的現象更是屢禁不止，“在對待中農問題上，‘左的表現主要是‘矬子里拔將軍和‘查三代，把只有輕微剝削的中農劃成富農，把本來已經成為中農或貧農的戶當做‘沒落地主、‘沒落富農給斗了，實際上是又一次錯斗了中農”?！秾氎婵h的土地改革運動》，中共天津市委黨史研究室等編：《天津土地改革運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33頁。根據冀中“26縣116個村統計，總戶19775戶，共侵犯中農利益866戶，占4.38%”。⑧由于階級概念的植入，同時也為了實現民眾的革命動員，冀中解放區各級政權在土地改革的初期也默認了這種心態和行為，“鞏固的團結中農，開始執行的不肯定、（不）堅決，而是狹隘的貧雇農路線，認為中農不是資產階級，忽視了是革命基本動力”。⑩河北省檔案館編：《河北土地改革檔案史料選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33、675頁。有些基層干部甚至“以為‘中農不堅強，團結不團結沒有關系，‘反正得叫貧雇管著他，不叫中農有職有權，‘這村沒地富，不動中農，貧雇農解決不了問題，動一動行不行，‘這一回中農是發動不起來了，早先中農跟著走是害怕。對黨堅決不侵犯中農，并鞏固的團結中農的政策，認識有偏差”。⑩

毋庸置疑，這種依賴政治外力與追求“權力幻覺”的絕對平均主義心態和行為的危害是較為明顯的，它的擴大化造成“斗爭中農的斗富思想，不管勤懶只按當年實際產量，收多負擔多、收少負擔少的負擔政策，以及靠斗爭靠救濟吃飯的二流子思想等”的存在，《八方村糾正左偏解除農民顧慮，黨員干部作出樣子推動全村組織生產》，《人民日報》1948年7月28日，第1版。民眾普遍“懷疑以后還要‘掃楂或怕‘冒尖后再來一次平分。在生產上：‘多做點，吃好點;少做點，吃賴點的思想仍或多或少的存在”?！吨泄布街袇^黨委結束土改總結》（1949年3月10日），中共天津市委黨史研究室等編：《天津土地改革運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86頁。還有“一部分在土地改革中得了土地，又得了其它果實的農民，以為翻了身，可以松一口氣，就自滿自足，不抓緊生產。有的說：‘橫豎共產黨不會讓窮人餓死，為啥要那樣急呢？，還有的更幼稚，希望快共產，對于眼前的生產發家，滿不在乎”。董必武：《土地改革后農村的生產問題（節錄）》（1947年8月27日），陸學藝等編：《中國社會思想史資料選輯（民國卷）》，廣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8頁。公平與效率之間的張力依然是冀中解放區各級政權不得不考量的一個現實性難題。

盡管冀中解放區各級政權反復強調“在土地已經平分的村莊，應首先做一件頭等重要的事情，就是頒發土地證，確定土地財產權”，《結束土改問題解答及當前冀中區結束土改的主要經驗》，1949年4月，革命歷史檔案3–1–96–14，河北省檔案館藏。以提倡生產致富，鼓勵民眾向上流動，但依賴政治外力實現自身社會流動的心態和行為已經在民眾的思想深處中扎根了。新中國成立以后，各種運動式治理的實踐或許也跟這種政治外力作用下絕對平均主義心態和行為的出現存有一定的關聯，已經習慣于依賴政治運動、制度變革等結構性社會流動機制來改變人生命運的鄉村各階層民眾逐漸放棄了通過自致類努力而實現人生價值的個體性社會流動機制，并將改變生命歷程和生活機遇的希望寄托于新一輪社會改造工程與政治運動實踐的到來。

四、結語

作為一種社會流動機制，土地改革的實質是一種權力實踐與社會關系的根本性變動，它的源起和演進是共產黨革命與鄉村民眾互動和互惠的結果。解放戰爭時期，共產黨政權實行土地改革的社會基礎即是農民階層的社會流動訴求。這也說明，革命實踐是必須要建基于特定的社會基礎之上的，而且還是共產黨政權、社會基礎、歷史情勢與個體選擇四方互動和調適的結果，土地改革的社會基礎與歷史功績都是不容質疑的。冀中解放區生態環境穩定，商品經濟發達，民眾文化水平較高，屬于華北平原的核心地帶，這種區域的“微風氣”對于冀中解放區社會流動與土地改革的影響是持續性的，并沒有隨著宏觀革命政策的實踐和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動而完全消失，“冀中特殊論”的認知也一直存在。冀中解放區社會流動與土地改革的深度關聯和整體聯結有效化解了這種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張力，社會流動場域下的土地改革隨之被整合進了宏大的革命敘事之中，這也彰顯出了共產黨政權高超的政治智慧與嫻熟的治理能力。

在冀中解放區土地改革的運行邏輯中，地富階層和農民階層實現了中心與邊緣的身份置換，地富階層完全淪為了社會的邊緣人，各種資本損失殆盡，而農民階層則實現了從邊緣向中心的社會轉變，社會地位急速上升。冀中解放區各階層民眾自身資本的積累方式、價值邏輯呈現出了革命化的轉化，結構性社會流動的頻繁和廣泛成為共產黨革命最富有活力的革命性表征之一。通過土地改革這一社會流動機制的良性運行與有效實踐，共產黨政權重塑了國家政權與鄉村社會之間的關系，增強了社會的活力，開啟了構建認同、整合社會、組織建政的新模式，并對民眾的生命歷程與生活機遇產生了“隱形”的影響。

作者單位：河北大學歷史學院

責任編輯：黃曉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