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爭型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社會認同及話語表征

【摘要】該研究以“深圳高考移民事件”為個案，試圖揭示大陸網民在抗爭型網絡群體性事件中的社會認同及話語表征?；谏鐣J同理論和對部分代表性評論的話語分析，該研究認為，伴隨著網絡民粹主義話語，雙方網民在強化官民對立、貧富差距的同時構建著自身的受害者身份，以合法化自身的利益訴求。最后，該研究試圖為這種網絡民粹主義思潮提供解決建議。

【關鍵詞】網絡群體性事件;社會認同;話語;民粹主義

聯網的發展使得互聯網的賦權成為可能，而網絡群

體性事件是互聯網賦權的重要表現。不少學者已指出，網絡群體性事件與傳統群體性事件有著本質區別。學者楊國斌總結了中國網絡集體事件的四種政治形式，包括戲謔型、顛覆型、抗爭型和共識型[1]，并指出了語言文化技能對于網絡集體行動的重要性。本文主要討論抗爭型網絡集體性事件。

發酵于2019年4月底的“深圳高考移民事件”主要源于深圳家長對富源中學部分考生的高考移民身份的質疑，矛頭直指深圳教育局、富源中學和河北移民考生。該事件后來引發了大量利益相關的廣東網民和河北網民在微博展開激烈爭論。

一、理論框架

社會認同理論由Tajfel等人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并在對群體行為的研究中不斷發展。該理論認為，社會認同是通過社會分類、社會比較和積極區分創造的[2]。個人通過社會分類認同自身群體，并產生內部群體偏好和外部群體偏好。當個人強烈認同自身群體時，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可能會發生沖突。

鑒于少有研究采用社會認同理論審視網絡群體性事件，本研究將從該理論出發以探討“深圳高考移民事件”，研究問題包括：事件中利益相關者形成的內部群體認同和外部群體認同是什么？他們在社會認同方面的話語表征是什么？這種社會認同和話語表征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二、研究數據和方法

基于微博的開放性、數據的易獲取性，以及深圳教育局官微“@深圳教育”是本事件中雙方網友交鋒的平臺，因此，本研究選擇“@深圳教育”上網友的4660條相關評論作為數據。在爬取所有評論后，本研究運用話語分析法，對代表性評論進行分析。

三、研究結果

（一）廣東網民的社會認同及話語表征

從社會認同上來看，以深圳為代表的廣東網民認為自身是官員濫權瀆職行為及高考移民不正當行為的受害者，并認為“瀆職、貪污”的深圳教育局、把教育變成“賺錢工具”的富源中學以及“破壞深圳教育公平”的河北高考移民是施害者。雖然沒有證據證實深圳教育局“與富源有利益關系”，但并不妨礙廣東網民猜測：“某些人名聲金錢雙豐收”“利益集團玩的把戲！”在權力、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廣東網民構建著無權無勢、安守本分的受害者身份：“讓75萬考生寒心”“教育之亂象！深圳人之殤！”……

從話語表征上看，廣東網友的評論主要采用隱喻、引用等修辭策略。首先，廣東網民用隱喻“民辦學校的走狗”“保護傘”來形容瀆職的深圳教育局，諷刺深圳教育局與富源中學可能存在利益關系，從而激活了受眾對以往官員貪污腐敗事件的集體記憶。陳龍指出，反腐敗、反官員、反富人的話語已經成為了網絡輿論中的固定話語模式，在輿論動員中起到揭竿而起的效果[3]。另外，廣東網民用“羊，狼”和“走地雞/飼料雞”的隱喻分別形容“安守本分”的廣東考生和“破壞高考公平、擅長應試”的河北考生，并用“國之蛀蟲”“偷雞鉆營者”“考試機器”“高考蝗蟲”“牛皮蘚”等帶有辱罵性質的隱喻，指責河北移民考生破壞高考規則。有研究指出，“隱喻作為重要的認知手段，借由具體的實際的生活經驗作為載具（喻體），使得原本抽象的認同主體得以落實……并且使得對于載具（喻體）的態度和價值觀得以轉移到主體身上?！钡瑫r，隱喻也使得“原本復雜的社會關系因而簡化為善惡分明的故事結構”[4]。因此，廣東網友針對深圳教育局和河北考生的污名化的隱喻，強化了官民對立、地域歧視，激起了公眾悲情、戲謔等情緒，從而使得嚴懲河北高考移民似乎勢在必行。除了隱喻修辭，廣東網民大量采用引用的修辭手法，包括引用歷史典故（如“南北榜案”）和政策條文（如“《關于嚴禁跨省招收高中生到我省就讀的通知》”“依據<教育法》《民辦教育促進法》的相關規定”）以合理化、合法化自身訴求，為嚴懲、打擊河北高考移民的主張提供依據。

（二）河北網民的社會認同及話語表征

河北網民認為自身是不公平高考制度的受害者及社會分配不均的受害者，而認為深圳網民是高考制度乃至改革開放政策的“既得利益者”，并著重渲染自身的受害者身份。河北網民把按省分配錄取名額和回原籍報考的高考政策諷刺為“戶口決定制”“戶口歧視”，并自嘲為“二等公民”：“我用青春換來的分數，被人家用戶口碾壓” “內地拼死拼活不抵一張廣東戶籍？”同時，河北網民用隱喻“玄幻小說里面的反派，努力在高級學府修煉”形容河北考生的優秀，并用污名化隱喻“憑糧票選拔蠢材”諷刺廣東考生占了戶籍優勢但資質不夠，從而突出河北考生沒有得到公平公正的對待。此外，由于深圳是一線城市，是改革開放中先富起來的代表，而河北屬于內陸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與沿海地區存在較大差距，由此網民跳出“高考制度不公平”的話語框架而討論社會貧富不均、城鄉二元差距，認為深圳乃至廣東占盡了改革開放的紅利，而自身群體則是沿海地區城市化發展的犧牲品，且沒有得到公平對待：“不想被小城束縛，除了拼我們一無所有，所以你們隨便優越”“小城市沒被大城市吸血嗎？沒外地務工人員，大城市能建設起來？”同時，河北網友采用內視角還原高考移民的無奈：“可憐那些資源匱乏的省份學生，可憐貧窮省份的學生，他們艱苦奮斗十余載可能只能到他人的起跑線”。曾慶香認為，內視角“具有較強的感染力，但往往具有一定的主動性、偏見和感情色彩?！盵5]總體而言，自知理虧的河北網民對隱喻、引用修辭的使用不如廣東網民頻繁，但著重使用詰問話語、控訴話語、內視角來渲染貧富差距、階層對立，從而強化自身的受害者身份，是典型的悲情敘事。湯景泰認為英雄敘事、悲情敘事、復仇敘事是民粹主義輿論三種典型的敘事模式，其中“悲情敘事使用中的一大關鍵是摒棄復雜的利益博弈分析，而要把單一的受害關系作為敘事核心”，同時，悲情敘事離不開受害者身份的建構，“容易激發公眾同情，并自然挾裹了強大道德力量”[6]。在這個案例中，悲情敘事及受害者身份的建構弱化了高考移民破壞高考規則的事實，忽略了這一行為應承擔的責任。

四、結語與反思

在這起抗爭型網絡群體性事件中，雙方網民的評論是網絡民粹主義話語的重要體現。雙方網民都對對立面采用了污名化的隱喻，從而強化了官民對立、貧富差距、階層對立。正如陳龍指出，“網絡民粹主義的話語，經過近幾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了套路化、模式化的話語結構，即每次有事件發生，都可以歸結到用某種特定的話語結構、話語邏輯如反腐敗、反貧富差距等加以解釋”[7]。同時，雙方網民都構建了自身的受害者身份。與廣東網民采用引用修辭來合理化自身訴求相比，不占上風的河北網民更傾向于使用詰問話語、控訴話語及內視角來進行悲情敘事，從而弱化高考移民行為造成的危害和本應承擔的責任。

不少研究證明，悲情敘事和構建受害者身份是民粹主義話語的重要體現，“歸根到底是為了贏得道義上的制高點，并為情緒的蔓延和情感的宣泄提供合法依據”[8]。楊國斌也曾指出，悲情與戲謔是網絡事件中主要的情感動員手段[9]。受害者身份認同及民粹主義話語是目前中國絕大多數抗爭型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社會認同及話語表征。在此類事件中，網民們的情感宣泄大于理性訴求，正如有學者指出，“網絡民粹主義話語從來都不是基于一種理性的利益計算，而是一種非理性的情感宣泄”[10]。在有大量“輿論綁架法律”“輿論倒逼改革”的案例的前提下，網友深知這種話語能夠“把事情鬧大”，從而引起圍觀，實現自身的利益訴求。在中國的政治環境下，網民們在網絡群體性事件中的訴求也往往是利益性訴求，而不是政治性訴求。

在社會分配不公的問題客觀存在且在短期內難以解決、群眾政治參與渠道不暢、社交媒介使用越發方便快捷的情況下，今后將會有越來越多的抗爭型網絡群體性事件涌現，而網絡民粹主義已經成為網絡空間的一種社會思潮。因此，政府官員在現實層面緩解社會矛盾、最大化社會公平，同時暢通公眾的政治參與渠道，以及滿足公眾的知情權和表達權，健全網絡表達機制，是治理網絡民粹主義的長遠之計。

參考文獻：

[l]Yang G，Wang W.The political styles of online activismin China[J].Contemporary culture and media in Asia，2016：193-207.

[2]Tumer，J.C.& TajfeI，H.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of in-tergroup behavior.Key readings in social psychology[M]，Lon-don：Psychology Press， 1986：276 - 293.

[3][7]陳龍.話語強占：網絡民粹主義的傳播實踐[J].國際新聞界，2011，33（10）：16-21.

[4]張玉佩.當認同遇到隱喻：談隱喻在認同塑造的運作[J].新文學研究，2000.64.

[5]曾慶香.新聞敘事學[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5.

[6]湯景泰，偏向與隱喻：論民粹主義輿論的原型敘事[J].國際新聞界，2015，37（9）：23-35.

[8][10]劉小龍.解構與建構：當前中國網絡民粹主義話語的生成邏輯[J]，中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2017（4）：82-91.

[9]楊國斌，悲情與戲謔：網絡事件中的情感動員[J].傳播與社會學刊，2009（9）：39-66.

【作者簡介】張小玉，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媒介文化哲學、網絡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