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石一楓中短篇小說中女性與知識分子的社會困境

吳索倫嘎

摘要：石一楓近年的中短篇小說立足當代市場經濟背景，賦予女性以戰斗姿態，描寫她們陷入階級困境和正義困境時的對抗和突圍，也寫出她們在這個過程中付出的代價。另一方面對時代巨輪下的知識分子投以審視的目光，對其中的犬儒主義者和利己主義者提出嚴格的道德拷問。由此本文梳理出石一楓對于小人物的關切和在文學創作上的道德責任意識。

關鍵詞：石一楓;中短篇小說;道德

石一楓作為自小生長在北京大院兒，又從北大中文系科班出身的新銳作家，早期的長篇《紅旗下的果兒》、《節節最愛聲光電》、《戀戀北京》、《我妹》等作品并沒有讓他徹底走入大眾視野，倒是近幾年的《世間已無陳金芳》、《營救麥克黃》、《地球之眼》等中短篇小說的問世使他聲名鵲起，尤其是《世間已無陳金芳》不僅曾獲郁達夫小說獎中篇小說提名，更是斬獲魯迅文學獎，使他和他的作品都受到了更多的關注。

一、從女性戰斗姿態看社會的正義困境

石一楓中短篇小說中經常會燃起一種精神——戰斗。而現代的大眾性格構成中“戰斗”這一味料越來越淡。石一楓關注到了這樣的普遍現象，并通過一個又一個戰斗中的人物的故事來書寫社會大背景下正義的“戰斗”行為的可貴。值得注意的是，石一楓筆下的戰斗主體多為女性，她們由于對理想的追求而與現實有了具體的對立，她們的戰斗姿態雖然光鮮，卻總是以沉重的代價來收場，顯示出女性在爭取權利和維護正義時容易面臨無所出路的人生困境。

《世間已無陳金芳》中的女主人公陳金芳就是一個為了在北京“活得有點兒人樣”而用自己的全部青春去“戰斗”的底層形象，她的戰斗里更多的是為擺脫原生階級而進行的抗爭。作為一個從農村隨家人進京的“寒磣”的轉校生，她從一開始就不受老師和同學們的待見，于是她開始嘗試許多同齡人沒有過的“第一次”：抹口紅，打粉底，穿耳孔，用烙鐵燙頭，穿高跟鞋和西服。她既想從不被正視的環境中爭得一點關注，也渴望自己能夠通過這種成人化的形式達到成人維護自身的能力。陳金芳的第一次戰斗“成功”了，她擺脫了同學們的冷暴力，然而，卻招致了更為殘酷謾罵和校園暴力，盡管“陳金芳并沒有招過誰惹過誰?！睂τ谝粋€孩子來說，她以自尊被踐踏作為戰斗的代價，這種代價也成為陰霾貫穿她的一生。母親和親戚集體還鄉時，為了留在北京，她遭受了語言和身體上的家庭暴力，雖然她的“戰斗”再次“成功”了，但也再次付出了腦袋被姐姐用搟面杖打出血的慘痛代價。從那以后，陳金芳就不斷與周圍的一切“戰斗”，她不斷做買賣，又不斷虧本，與不同的男人姘居來一邊補窟窿，一邊求生存;她把名字改成陳予倩，費盡力氣結交圈子里的“人物”;她用非法集資來投資工廠、炒股票，卻都宣告失敗;從深圳到北京混入藝術圈子，企圖“做些一本萬利的大買賣”卻徹底崩盤，最后被警察帶走。陳金芳轟轟烈烈的人生看似在戰斗實則在掙扎，她面前的那扇大門是無論怎么跳都無法逾越的，因為那是與她相距甚遠的另一個世界。小說中寫到了伊扎克·帕爾曼三次來華演出，這也作為線索引出陳金芳的人生戰斗。三次音樂會描畫出的脈絡剛好是陳金芳少女時期、四處混跡時期、成年后“打拼”這三個不同時期的人生軌跡，通過音樂，她想牽連住的不僅僅是與“我”的聯系，而是對高雅音樂所代表的中上層階級的仰望、向往和接近，再對比她所做的一切“戰斗”和那句“我只是想活得有點兒人樣”，就不免給這個人物和她的“戰斗”蒙上了一層悲劇色彩。

石一楓的另一篇小說《特別能戰斗》則把戰斗中的女性提升到了一個更為激進的位置。主人公苗秀華上班時跟單位的領導“斗”，跟看不過眼卻深受領導青睞的同事“斗”，退休了跟侵犯小區業主權益、把綠地擅自改為停車場的無良物業公司“斗”，換了新的物業公司后由于管理不善，她面臨被小區業主們轟“下臺”的危機時，她又反過來跟小區居民們“斗”，她精力充沛，不屈不撓，來事兒不怕事兒，“斗”已經成為她生活意義的全部，“特別能戰斗這個特點已經內化成了苗秀華的本質，對于她而言，是人之為人的證據，”她既在“斗”中尋找自我價值和定位，又用“斗”去達成一個又一個威脅自身合法權益的勢力，盡管她的方式存在很多局限，但這種與大眾不同的不妥協、不忍氣吞聲的正義感，卻是很多現代人所缺少的。而苗秀華的“戰斗”最后得到的，是身體一日不如一日，連下樓都變得困難，是丈夫、女兒和女婿的疏遠，是她一個人與一群小區業主之間的對峙。而《芳華的內心戲》這篇小說中，芳華則是一個被丈夫強奸后帶到城里，又生下一個先天哮踹孩子的女人。她經營著一個小賣部，與來小賣部的男人們進行著一種只有自己知曉的隱秘戀愛，他們都是芳華對生活現狀不滿而轉化出的對美好青春和愛情的期待和幻想的寄托體，她用一種意淫的方式彌補自己芳華時期本應擁有卻被毀掉的種種懵懂和心動，在內心與她所厭惡的現實做著對抗。然而時間落盡，她還是要面對現實的一切——沒有感情基礎的丈夫，先天病的孩子以及日復一日只能在自己幻想的戲中得到滿足的日子?！稜I救麥克黃》中的顏小莉的“戰斗”則是直接指向另外一個階級，她用放棄工作和一段她很珍視卻又脆弱的友誼來幫助受害女孩拿到差點被賴掉的手術費，從而沉淀了內心的不安，維護了她堅信的良知正義。

勢單力薄的女性，為了她們的權利、尊嚴、利益、青春、良知，以血肉之軀投身“戰斗”，試圖沖破各種壁壘，也不斷付出沉重的代價。這既是女性對于自我價值的追尋，也是她們為正義奮斗的過程，也促使我們不得不去思考，女性的困境背后的意義。

二、從知識分子良心看道德底線的站位

關于道德的拷問，在石一楓小說中存在另一類無法回避的人物，就是在當代市場經濟背景下受到金錢名利影響的知識分子，他們要么成為對一切失去信心，隨波逐流的犬儒主義者，要么成為用知識來釣取利益、滿足內心的貪婪與欲望的精致的利己主義者?，F實中知識分子的來去，成為石一楓沒有放過的一個重要部分。

在《地球之眼》中，他就塑造了一個木訥卻固執的理工男形象，安小男是“我”（莊博益）隔壁系的同學，他作為一名理工科學生，每天思考的卻是如何從歷史中尋找當代中國社會道德水平日漸下滑的原因和解決方法，為此，他讀了許多歷史學方面的書卻一無所獲，他向歷史系教授發問歷史的作用，看到的卻是當代知識分子責任感和使命感的缺失，一切嘗試和努力都沒有讓他找到想要得到的答案，反而使他更加迷茫。畢業后入職銀行，他拒絕進入領導的“陣營”;在莊博益的幫助下，他給官二代李牧光打工，偶然間發現李牧光在進行非法的洗錢活動，從而利用自己的技術專長，對其進行了舉報揭發，懲治了逾越法律和道德的行為，用自己的行動詮釋了“道德”的命題。

石一楓的落腳點已經不僅限于通過某個文學形象的塑造來煥發警醒意義了，而是將筆觸直射知識分子群體，去拷問道德對于一個完整的人的意義，對整個社會的意義，道德不應該成為物欲和名利的交換品或犧牲品，而應該是禁錮商業化后的人性之惡的手銬和腳鏈，是正義天平上永遠傾斜的那一方。從現實的角度來說，安小男是底層的掙扎者，是規則的執行者，他甚至可能不具備掙扎的資格;但是從一個知識分子所應建立的精神品格來說，安小男是豐富而堅定的，他擁有最為崇高的堅守和信仰，“在所有人盯著地上的六便士并以此定義成敗時，安小男抬頭看到的是天上的月亮?！保?）

能與安小男形成對比的就是小說中的“我”——莊博益，他是一個介于安小男和李牧光之間，在道德界限上下波動的人，他有時會對安小男“冥頑不化的‘道德感”感到“疲憊和無所適從”，有時則對自己的種種不作為感到無奈和悲愴，他對自己的評價是：“缺點是做人的底線偏低，但優點是還有點底線，”當他為了表妹去求安小男停止追查李牧光時，他的獨白是：自己的“底線偏軟，隨便被什么外力一捅，往往便湯湯水水，烏七八糟地漏了一地?！乙辉偬嵝炎约翰灰俦话残∧械那榫w所蠱惑?！痹谀承┓矫?，他和安小男一樣，對于對立的事物沒有抗衡的能力，但在選擇上，他卻能夠在自我說服中妥協或者做到事不關己高高掛起，這是他與安小男不同的地方;另一方面，他能夠分辨善惡美丑，他對“戰斗”的安小男既有自身力所不愿及的隱約的仰望和敬意，又有嫌棄他多管閑事的抽身之勢，從而成為一個犬儒主義者的代表。與他相似的還有《世間再無陳金芳》中的“我”——趙小提。白天上學的時候，趙小提和陳金芳是形同陌路的同學，而晚上趙小提練琴的時候，陳金芳站在窗外，則成了他樂聲和心聲的傾聽者。然而，不管陳金芳是被同學欺負，被家人打罵，亦或是幾乎每天都默默聽趙小提拉琴，趙小提自始至終，都沒有“隔窗與她說過一句話”。當趙小提被職高的學生圍堵時，陳金芳跳出來救了他，但這不僅沒有使趙小提感激，反而讓他感到強烈的“恥辱感”，因為“救”他的是一個“涂了透明唇膏，打了眼影，還染了一頭耀眼的黃發，”“大面積暴露的肢體散發著蓬勃、咄咄逼人的肉感，”臉上是“肆無忌憚的潑辣與輕佻”的陳金芳。而當我回到家，同樣的夜晚，同樣的樂曲演奏，以往佇立在窗外的陳金芳沒有如期而至時，“我的心里突然涌上被人拋棄的感覺，”他習慣了陳金芳以一位仰視者的姿態仰視拉琴的自己，習慣了接受這種無聲的追隨，現在這個人突然不再“唯他是瞻”，他就無法再滿足自己隱蔽的優越感，他“第一次意識到自己身上充滿了虛偽的、專屬于知識分子的惡劣脾性?！笔粭髟浾劦竭@兩個人物：“他們共同的特點，就是認清了自己是卑瑣本質的犬儒主義者，缺點在于犬儒主義，優點在于還知道什么叫是非美丑。我是通過這類人的眼睛看待世界的。阿基米德說給他一支點就能撬起地球，這類人也正是我的支點，”（2）石一楓正是通過這一類知識分子對于自己良心在這個社會中的安放來拷問道德的底線，拷問知識分子相對于普通大眾，更應該去承擔和肩負的重量是什么？有多少？這使筆者不禁想到了石一楓推崇的老舍，《四世同堂》中也刻畫了一位舊式知識分子錢默吟，他本是一位醉心詩詞書畫，不愿與政治、社會甚至鄰里有太多往來而“隱于市”的人，而到了國家危難之際，他卻挺身而出，到處奔走，鼓動人民投身革命，反對侵略和壓迫，這就是一名知識分子在特定時代所展現出來的擔當和勇氣。這種精神在當代知識分子身上，似乎式微了，但石一楓，明顯是想要用文學追回這種精神的一位年輕的前

驅者。

三、對于現代困境的關注與書寫

石一楓后期的幾部中短篇小說可以說是他在不斷探索和訓練后的發力之作，之所以有“力”可發，來源之一就是他對人在現代社會中困境的關注和思考，并不斷糾正和深化自己對現實主義的理解。他把目光放在女性和知識分子身上，其實也是放在小人物身上。

城市女性與鄉村女性，中上層收入女性與低收入女性，年輕女性和中老年女性，面臨著不同的困境，不管是從物質上，還是精神上，但最終可以落到的，就是話語權不對等的問題，比如陳金芳，比如黃維妮和顏小莉。盡管女性地位已經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放到顯微鏡之下，社會細節中的人文關懷、城市善意、權益維護等，仍然是困擾女性的因素所在，女性在面對這些的時候如果沒有足夠的話語權，就很難走出困境。石一楓選擇女性，卻不止于女性這一群體，而是指涉以她們為代表的，期望扎根卻乏力、想要維權卻遭困、選擇正義卻搖擺不定的許許多多的普通人，只是女性的境地有時更顯無措和弱勢。而像趙小提、莊博益、商教授還有《老人》中的周教授等人代表受過高等教育，卻在時代洪流的沖擊下亦或自身品格的脆弱中無法堅守信仰、無力扛鼎時代責任的知識分子們。在知識分子身上，石一楓主要探討當現實中飄來一陣烏云時，作為知識分子，是否還能夠看清那顆皎潔的月亮，在行動上，是跟著月亮走，還是拉上厚重的窗簾，阻隔自己與傳統、與良知的距離。知識分子在當代社會的責任究竟應該指向一種怎樣的信念，幾千年的文化熏陶是否能夠在他們身上得到傳承，都是作品中想要探討的問題。然而，不管是對于女性的書寫還是對于知識分子的審度，石一楓始終都在聚焦小人物，安小男、顏小莉就代表了盡管處在社會底層卻仍然視道德和良知為不可逾越的生命底線的小人物。當小人物的堅守與宏大的時代圖景相對照時，人物的意義就顯示出來，當小人物的內心糾葛與大人物的波瀾壯闊相對照時，人物的力量才散發出來。而人物的心靈史和成長史，反映出了我們的社會和時代。他說：“近幾年來，我以現實主義的文學標準作為自己的指導：寫現實題材，寫時代之變，寫當下中國人的愛與痛，寫現世里的滄海桑田，”其實是為了“講出專屬于我們今天的中國故事?！保?）

他把反映現實作為自己的寫作訴求，歸根到底，是為了拋出他在作品中屢屢探討的關于道德的問題。不管是作家，還是文學，都要擔負起對于社會的責任，就像當年魯迅那種決絕和深憂。作家絕不是諂媚讀者的人，文學也要擁有其倫理價值，他們必須以自己的書寫、發聲甚至吶喊來呼出時代的病痛，講出普通人的心聲。寫“中國故事”的石一楓，正在用他的筆，踐行這一點。

注釋：

曾于里.超越“失敗者敘事”——從石一楓的兩個中篇說起[N].文學報：2016-6-16（21）.

石一楓.關于兩篇小說的想法[N].文藝報：2016-3-25（5）.

石一楓.寫作新時代的新史詩[N].文藝報：2018-1-3日（2）.

參考文獻：

[1]石一楓.世間已無陳金芳[M].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6年1月.

[2]石一楓.營救麥克黃：石一楓中短篇小說選[M].中國言實出版社，2016年6月.

[3]石一楓.小李還鄉[M].長江文藝出版社，201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