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純文學看底層文學的審美書寫

劉明菊

摘要：新世紀以來成為文學熱潮的底層文學，聚焦于社會底層人群的生存現狀與精神癥候，以直接介入現實生活的方式反映社會底層群體的苦難，折射社會轉型所帶來的諸多社會問題，并對中國現代性社會進行反思與批判。本文試圖從純文學的角度，闡釋底層文學的概念，結合文本作品，從文學主題、創作姿態、人物意識形態等方面探索底層文學審美書寫的特色，剖析底層文學審美書寫存在的局限性。

關鍵詞：底層文學;審美書寫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向市場經濟的逐漸轉型，不僅促進經濟、科技、教育等領域的發展，也影響了文學的創作與發展。90年代以來的底層文學，從主張回歸文學自身的純文學文化氛圍中走了出來，以底層人民作為文學創作的核心，展現出了自身獨特的魅力與特色。

一、底層文學的概念

80年代以來的文學，從“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鐐銬之中掙脫，重獲自由，小說和其他文學樣式一樣，從寒冬中迎接春天的到來?！?0年的人們經歷了太多的現實變動和思想變動，而對于文學來說，已經不可能的進入有權威性的話語來維系文學統一的規范式”[1]。1985年以后，文學發展從一元化趨向多元化。主張“讓文學回歸到文學自身”，強調文學自身獨特性，注重形式、技巧、敘述的探索和創新，注重表達個人抽象情緒和感受，強調創作精神自由的純文學，或是80年代后期以荒誕、非理性、反邏輯的形式，顛覆傳統，反叛現實的先鋒文學，因自身回避對現代性社會的直接描述而削弱了讀者的閱讀期待，再加之西方思想與文學范例，現代媒介傳播等外界因素的干擾，導致他們在90年代逐漸失去了話語權。

當純文學與先鋒文學的熱潮退去，新的文學思潮尚未完全確立，文學陷入沒有總體性特征的尷尬局面之時，以社會底層的小市民、乞丐、下崗職工、暗娼和進城的農民工為主要描寫對象的底層文學逐漸成為文學焦點。底層文學具有兩種寫作形式，一是知識精英作家寫底層生活。以曹征路、王祥夫、劉繼明、陳應松、胡學文、羅偉章等人為代表的底層文學作家，他們主要采用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力圖突破意識形態的限制，擺脫政治的干預，秉承嚴肅、認真態度進行藝術創作。2004年發表在《當代》雜志上的文學作品《那兒》，是底層文學中最具代表性的現實主義力作。另一種是底層勞動者寫作底層，底層勞動者根據自身生活經驗和社會閱歷，切身站在底層人民的角度來書寫底層的生活需求與和精神困苦，從而促進了底層文學新分支—打工文學的誕生。深圳打工者林堅所創作的短篇小說《深夜，海邊有一個人》拉開了打工文學的帷幕。

不管作家是知識精英還是底層勞動者，他們將文學回歸現實主義行列，緊貼時代關心的話題與人群，以“苦難主題顯示出重新歷史化的傾向，文學敘事重新校準價值尺度，重新揭示歷史的本質和深度”[2]，反映出底層人群生存困苦，精神無奈與情感飄零的現狀，揭示出城市現代化進程所帶來的后遺癥，對其進行批判與反思。

二、底層文學的審美書寫特色

五四時期的魯迅就已關注到底層人民的生活，他通過阿Q、祥林嫂、閏土等底層人物來痛斥封建禮教對于人的荼毒，左翼文學作家茅盾，通過描寫底層人民生活的《林家鋪子》《春蠶》等作品批判階級斗爭、批判政權和社會，而90年代以來的底層文學以進城務工者和城市邊緣人群作為書寫對象，以此折射底層人群的辛酸生活與精神漂泊，并在審美書寫方面表現出獨特的魅力。

（一）選擇性的“取經問道”

底層文學以揭示底層人群生存境地與情感生活為目的，挑選符合時代又適合自身的內容，在審美書寫方面向純文學的創作經驗與方法進行選擇性的“取經問道”，具有以下表現：

首先，苦難主題的沿襲。在現當代文學的歷史上，以苦難為主題的小說早已屢見不鮮，例如反思小說，反思極左的歷史，同情一代人的遭遇與命運坎坷。張賢亮的《綠化樹》以苦難為主題，講述青年知識分子不畏苦難，超越苦難，完成自我救贖的故事。90年代的文壇歷經多種主題，如愛情主題、死亡主題、暴力主題之后，底層文學理智性地沿襲純文學的苦難主題，回歸現實主義行列。將敘事對象的范圍縮小到進城務工的農民和沒有城市身份認同的邊緣人這兩大類，以現實主義創作手法回歸對現實生活的關注，以苦難作為窺視普通人的現實生活與欲望的窗口，撕開經濟發展所包裹的甜蜜外衣，反映底層人群遭受著生活與精神的雙重折磨，暴露出社會內在肌理的骯臟與罪惡。如賈平凹的《高興》中收破爛的劉高興，劉慶邦《家園何處》中墮落為暗娼的停，歷盡坎坷，喪失斗志，在偌大的城市中無可歸依，墜入無法被城市認同的精神掙扎。

其次，征用純文學嚴肅性的創作姿態。最早引進純文學概念的王國維在《論哲學家與美學家之天職》的文章中曾說：“美術之無獨立的價值已久矣，此無怪歷代詩人，多托于忠君愛國，勸善懲惡之意，以自解免，而純粹美術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無人為之昭雪者也”。王國維認為純文學不是謊言和虛偽的文學，而是要以一種憂國憂民意識和真切關懷去書寫一個普通的生命，去關注弱小生命的真實生存。80年代的純文學擺脫政治的干預之后，爭取文學獲得想象的自由，因此，作家們以嚴肅性、真實性的創作姿態去提升文學的整體藝術氣息，真實地表達自身的個人感受與經驗。對于純文學的嚴肅性的創作態度，底層文學作家選擇征用與收編，以真實故事作為小說基本素材，反映社會變動的現實。例如劉慶邦短篇小說《神木》，講述兩個來自農村的農民，為了自己養家糊口，專挑進城務工的農民下手，謀害其性命并嫁禍于煤礦事故，詐騙煤礦主的賠償金。劉慶邦以社會真實新聞素材為基礎，通過自己文學想象，表達個人對農民工苦難生活的悲憫，批判社會底層人民工作環境無保障，個人生命受到威脅的社會現狀。

李云雷在《如何揚棄“純文學”和“左翼文學”》一文中曾說：“‘純文學與‘底層寫作它們體現出了相當的一致性，”，它們均“力圖以嚴肅的藝術態度進行創作”，此外，背負知識分子使命的底層作家，客觀真實地反映底層生活風貌，反映社會問題，以引起社會療救的創作目的與“純文學”作家的創作意圖具有一致性，均帶著嚴肅性去“寫出真實的世界和真實的心理”。[3]總之，底層文學在合理性的范圍內，對純文學中合乎自身創作觀念的那一部分寫作經驗進行了選擇性征用與收編。

（二）民間理想的建構

陳曉明曾在《現代性與中國當代文學轉型》一書中提到“民間理想”一詞，是指一種“非權利形態也非知識分子的精英文化形態的文化視界與空間，滲透在作家的寫作立場、價值取向、審美風格等方面。作家建構起來的民間理想，并不是單純的現實生活的理想，而是與人民大眾在現實生活之中展現的樂觀態度與對苦難的理解緊扣在一起，知識分子作家在這樣的寫作之中，將自己隱藏在敘述之中，講述老百姓的故事，而為了達到表現民間理想的創作意圖”[4]。

底層文學在進行民間理想建構的過程中以人民性作為亮點。所謂人民性，“從它的意義層面上講，作品中描述的對象是當下的人民群眾所關心和能有感同身受的，作品應當反映的是社會現實、真實生活，需要具有廣泛代表性和深刻的揭示性，并且作者要通過人物形象作為代表，傳達出當時普通群眾的愿望和生存訴求?！盵5]底層作家圍繞著人民性來書寫底層人物生存狀態、生活方式、價值信念和道德理想，以此真實地構建現實社會圖景，從而滲透出作家個人聚焦階層問題，關照社會結構與歷史變遷，直指社會不公平現象的理性思維與悲憫情懷。例如作家賈平凹，以八九十年代生活在城市邊緣的底層人群為原型的作品《高興》，展示出農村進城者劉高興等背井離鄉的農民，由于被現實壓迫而進城闖蕩，陷入生活條件簡陋，追逐城市身份認同卻被城市人所排斥和歧視的尷尬處境，從而表達個人對底層生活的關懷與同情。

人物崇高意識性，是建構民間理想的另一大特色。底層作家們懷著民間理想的創作意圖，立足于社會學角度來分析當下底層人群的生存狀態與精神癥候，呼喚人性美好與純真，維護底層尊嚴與價值，倡導社會公平與正義。因此，對社會轉型下底層人群的生存道路進行探索時，以苦中作樂的生存哲學作為精神內核，賦予底層人物崇高的意識性：樂觀的生存意識與人道主義關懷。賈平凹的小說《秦腔》講述了改革開放以來清風鎮的農民，面對傳統農村生存形式遭受嚴肅挑戰，傳統文化遭受沖擊，以進城打工或家鄉創業等方式樂觀地面對社會與時代的巨變。曹征路《霓虹》中下崗女職工倪紅梅，面對第二任丈夫游手好閑，而家中老人與孩子需要照顧的生活現實，她選擇迎難而上，個人扛擔起生活的重擔，賣身賺錢養家，供女兒讀書。她以家人幸福作為個人幸福的前提，作為個人生活下去的希望。賈平凹《高興》中拾破爛的劉高興，以樂觀的形態戰勝現實的苦楚，即使靠著賣血、賣腎的錢蓋起結婚的新樓，即使是現實生活中同為底層地杏胡和黃八應經吃上餃子和排骨，而自己吃著僅撒了食鹽的面條，他能樂觀地想象出面條辣子足，食醋多且紅油旺，在想象中吃出鮑魚燕窩的味道。底層作家希冀用筆下人物去正面引導社會大眾，傳達直面現實的人生價值觀念，領悟苦中作樂的人生哲學，尋找生活的光亮。

金錢是腐蝕人心靈的毒藥，苦難是敲碎人意志的利器，可貴的是底層人群的生活雖受到金錢與苦難的影響，卻在精神上保留著關懷弱者的品質?！陡吲d》中的乞丐知曉劉高興拾破爛的身份后，反倒自掏鈔票，仗義相助。五富，黃八等在食不果腹的情況下，主動定期募捐，幫助妓女孟夷莼籌錢破案?！赌莾骸分兄煨l國，心系國營鐵廠三千下崗職工的生活問題，省吃儉用地為下崗職工進行上訪活動，始終有著墨子“愛人如愛其身”的博愛意識?！赌藓纭分械哪呒t梅，得知姐妹遭受政府官員性虐待后，主動地帶著眾人去政府門口要求當事人賠償，不畏強權，勇敢發聲，維護受害姐妹的利益。底層作家在字里行間中表達出底層人群生活貧窮卻精神富足的事實，贊揚底層人群人性的美好與善良，歌頌他們在自身能力有限的情況下甘愿付出，關懷弱者的良好品質。

三、局限性

底層文學的出現，豐富了文學寫作內容，拓寬了文學發展的方向，提升了大眾對弱勢群體的關注，引發了大眾對于三農，下崗職工再就業、階層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的思考。底層作家們介入對改革的反思，完成“對勞動者與勞動價值的一種倫理捍衛，并且也完成了對自己心靈的凈化和提升”。[6]然而，底層作家們以精英知識分子的立場書寫底層，其自身身份的限制就已決定他們無法真正表達底層人民真實困境，并在文學寫作方面具有局限性。

首先，敘事模式化、雷同化問題。底層文學通常采用底層人物遭受車禍、病癥、牢獄之災、階層欺辱等情節突出苦難主題，致使其敘事模式化問題。劉慶邦礦工題材小說《走窯漢》和曹征路下崗職工題材小說《霓虹》的情節設置，均采用女性受到男領導欺辱，正義之人替受害女性討回公道的模式，突出弱勢群體的苦難以及對不公現象的勇敢發聲。除了敘事情節的模式化，也存在敘事對象的雷同化現象。例如劉慶邦《家園何處》的妓女停，曹征路《那兒》的杜月梅，《倪紅梅》的倪紅梅，賈平凹《高興》的妓女孟夷莼，這幾部小說的妓女人物形象十分相似，俊俏長相，勻稱身材，勤勞持家，賢惠能干，心地善良，是男性所愛慕的女神，然而被現實所逼迫，在走投無路之下淪為暗娼，茍活于世間。底層文學敘事情節模式化和敘事對象雷同化問題，致使其精品甚少，削弱了底層文學反映社會現實的目的性與深刻性，漂浮于苦難表面，欠缺對社會秩序與階層意識的剖析，對社會文明進程的反思不夠深入。

其次，生存訴求虛假化。底層文學創作者，大多數是未親身經歷底層苦難生活的大學教授或者作家，他們帶著簡單的人道主義情懷，未將自己置身于同底層人民平等的位置來書寫底層。思想資源匱乏與批判、反思意識的不足，導致他們理想化以為底層民眾的生存訴求是生存自由與情感自由?！陡吲d》中高興與劉夷純清晰地意識到毫無生存技能與積蓄的自己，無力承擔生活的巨大負擔，所以兩人放棄了湊合過日子的想法而選擇繼續獨身于城市中，以流浪的形式追逐著生存自由?！赌藓纭分械募伺呒t梅，在物質條件與情感自由之間做出選擇，以擔心女兒和婆婆無人照顧為由，拒絕了嫖客—教授的求婚請求，拒絕了擺脫妓女身份與享受榮華富貴的機會?，F實生活中，即使是社會底層人群，也同樣有欲望與對美好生活的期盼，教育程度偏低的他們每天焦慮的是更加實際的問題，例如如何在社會中生存下去，走出困境，而不是對于生存自由、情感自由等精神層面的高層次訴求，所以底層文學中劉高興或是倪紅梅等人物自身的行為與意識具有理想化、虛假化傾向，難以具有說服力。

精英知識分子的作家們在創作中添加自己對于底層訴求的理解，寄予個人的美好愿望，希望底層人民獲得生存自由，愛情的自由，從而實現一個既能‘自愛又能‘愛人，每個人的利益都能受到保護的和諧社會。盡管作家的創作意圖本身沒有過錯，卻遮蔽了底層人民的真實訴求，使底層文學整體游離了真實的反映社會現實的寫作意圖，帶給讀者的是一道精美的文化大餐卻又不能真正滿足讀者對于底層人物生活和底層人物意識的深入理解，留下的只是虛假的故事言說虛假的訴求。

參考文獻：

[1][2][4]陳曉明.現代性與中國當代文學轉型[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3]李云雷.如何揚棄“純文學”和“左翼文學”？——底層寫作所面臨的問題[J].江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6（05）.

[5]黃藥眠.論文學中的人民性[J].文史哲，1953（06）.

[6]張清華.“底層生存寫作”與我們時代的寫作倫理[J].文藝爭鳴，200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