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席上的再省察
——對“詩哲之辯”的解釋與闡發

（貴州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 550025）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言哲學與詩的紛爭“自古有之”，兩方都認為自己為最高的智慧之源，民眾應接納詩的教育或哲學的教育，柏拉圖從自身的哲學觀點出發，是支持將詩人驅逐出理想國的，并對傳統的文藝進行了更為系統的譴責?？蓪嶋H上，柏拉圖在青年時期非常熱衷于文藝創作活動，除了寫笑劇之外，還寫了大量水平極佳的詩歌。亞里士多德在評論柏拉圖論述時也提到“這些對話處于詩歌和散文之間”。什么導致了柏拉圖變得如此抵制詩歌呢？詩哲之辯的背后的焦點是什么？這需要從當時的社會時代背景，從蘇格拉底之審判開始一一厘清。

一、蘇格拉底的審判對柏拉圖的影響

古希臘時代雅典城邦主要實行的是民主制，它的原則是全體公民擁有平等執政和平等決策的權利，城邦的社會活動自然也是公共性與集體性的了。公民積極地參與城邦的集體活動，比如公民大會、城邦祭祀和體育競賽、文藝表演等活動，享受其作為公民的政治權利，參與也體現了公民的政治身份和社會地位，公民也只有參與到城邦共同體中，才可獲得身份存在的意義。

詩在當時的公共文化活動中占了很大的分量。通過誦詩人的傳唱、劇場的表演，以及政府的鼓勵，在公元前五至前四世紀，詩成為公民文化生活的極重要的一部分，有名望的詩人也承擔著民族的老師這樣的身份，柏拉圖也承認“荷馬是希臘的教育者，在管理人們生活和教育方面，我們應當學習他，我們應當按照他的教導來安排我們的全部生活”。詩為雅典的公民提供了文化啟蒙的教育讀本與倫理道德的標尺，題材多取自神話與歷史，反映當下城邦的問題，其口語化、戲劇化的通俗表演，也容易吸引人們在潛移默化中接受古希臘傳統民族文化，關心城邦共同體所面臨的現實問題。

青年時期的柏拉圖也因家庭和社會傳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積極參與公共文化生活，荷馬和赫西奧德的史詩，以及薩福和品達羅斯的抒情詩等熏陶了他年輕的心靈?？梢哉f，柏拉圖如果沒有拜師蘇格拉底，他很有可能會成為希臘的一位偉大詩人，但在二十歲成為蘇格拉底的學生后，柏拉圖毅然地轉向哲學研究。之后發生所謂的“民主政體”判處蘇格拉底死刑的事件極大地打擊了青年柏拉圖。詩也推波助瀾了對蘇格拉底的審判，諧劇《云》中“浮在空中”可笑的蘇格拉底的形象，成為了蘇格拉底被指控的佐證之一。柏拉圖在晚年寫給朋友狄多的信中痛苦地回憶到蘇格拉底“我毫不遲疑地認為他是所有活著的人中間最正直的一位”。

在經歷蘇格拉底之死，心靈飽受創傷后，柏拉圖出走雅典，聽從蘇格拉底死前的囑咐，去各地游歷以尋找真正智慧。那么，導致蘇格拉底之死的深層原因，柏拉圖在游歷之后歸結為什么呢？

二、柏拉圖對蘇格拉底的審判的審察

柏拉圖于公元前399年離開雅典后，經過種種挫折和實地考察深切地意識到要改革雅典的政治離不開哲學。蘇格拉底被處死，很大原因也是在于他對當時為盲眾所操縱的雅典民主的批評。柏拉圖認為人民未系統地接受追求理性的教育，不知道如何選擇最優秀適合的執政者，選擇城邦明智的發展道路。公民只有通過愛智慧，才能用理性看清自己行為可能產生的后果，利用批判和協調精神的欲望以形成一個目標明確的和諧整體。

柏拉圖意識到了在民主制度下，大眾的激情是無法理性地去思考法律與正義，決議只是為了得到多數人的同意，但僭主的專制獨裁也會走向另一個極端，變成少數人謀取利益的獨裁。這二者都無法建立在真正正義的基礎上。

在柏拉圖看來，庸俗的詩歌無疑是滋長了公民人性惡的部分。詩歌應該塑造盡善盡美而且永恒不變的神，英雄不該是貪婪殘暴的，因為會使民眾去模仿丑惡。他毫不客氣地批評當時的庸俗音樂失去了真理，一味制造淫糜的作品，只為迎合聽者的快感，理智平靜的精神狀態難以模仿，也不會被觀眾所了解，反而是無理性的和無益的部分更容易模仿和受觀眾好評。這一切還導致了“劇場政體”（the atrocracy），這使得“人們都自以為知道他們其實并不知道的東西，就不再有什么恐懼，隨著恐懼的消失，無恥也就跟著來了”，人們肆意地評價詩的好壞，一切都流于庸俗化。

這就是為什么理想國建設中反復提到詩的原因，柏拉圖鄭重地告誡“這場斗爭是重大的。其重要性程度遠遠超過了我們的想象。它是決定一個人善惡的關鍵。因此，不能讓榮譽、財富、權力，也不能讓詩歌誘使我們漫不經心地對待正義和一切美德?！?/p>

如果公民被不好的詩所引誘，長期下來必在欲念中迷醉放蕩，淪為欲望俘虜的隱患，當個人的欲望被刺激膨脹，自然而然容易走向寡頭的獨裁，庸眾也在集體狂熱情感的熏陶下變為非理性的烏合之眾。

柏拉圖自然知道庸眾的危險，這些人無論是開公民大會還是去劇場，只要參加任何公共活動，就會利用這些場合大呼小叫，發表言過其實的意見，他非常擔心尚未培養出理性判斷力的年輕人會被影響。然而當時的雅典城邦的公共生活已然是風氣極壞，當在政治場合中，蘇格拉底的申辯被不斷的喧嘩聲打斷，陪審團陶醉于群情激憤的氛圍中，對自己接受到的暗示——對蘇格拉底的污蔑與謠言毫無理性地全盤接受，視虛構的喜劇為審判用的法庭論據，將假戲當真，充滿荒謬與非理性的色彩。

群體性易受到暗示與輕信，而有一定知識的人實際在群體中也與無知的人沒有什么區別，因為他們掌握的也只是技藝，而非貫通所有真正知識的愛智慧者。蘇格拉底一直拒絕更易煽動陪審團，獲取同情的修辭式的言說方式，去哀嚎、哭求，他強調自己只用直言，并拒絕像當時的雅典習俗一樣，淚流滿面地帶著自己的小孩、親戚上來懇求法官們。他不是不知道這樣做能有可能免除一死，但他仍然拒絕了?！渡贽q》中他把自己比作牛虻，神“派我到城邦里來當這樣的一個，驚醒、勸說、責備你們每個人”，但被吵醒的民眾殺害了蘇格拉底，“群體只知道簡單而極端的感情；提供給他們的各種意見、想法和信念，他們或者全盤接受，或者一概拒絕，將其視為絕對真理或絕對謬論。用暗示的辦法加以誘導而不是作出合理解釋的信念，歷來都是如此?！?/p>

柏拉圖已然認識到什么樣的政治制度改革都喚不醒沉睡的雅典人，他只能以哲學性的邏輯思維論辯城邦的不義與哲學生活的重要性，希求公民都能過上追求智慧的生活。他晚年寫信給朋友時談到“最后我終于得出結論：所有現存的城邦無一例外都治理得不好，它們的法律制度除非有驚人的計劃并伴隨好運氣，否則是難以治理的。因此我被迫宣布，只有正確的哲學才能為我們分辨什么東西對社會和個人是正義的。除非真正的哲學家獲得政治權力，或者出于某種神跡，政治家成了真正的哲學家，否則人類就不會有好日子過?！彼?，柏拉圖為了培養出一批既精通哲學、數學和自然科學，又善于治理國家的政治家，來實現他所主張“哲學王”治國的政治理想，創立了雅典學院，以啟民智。由此可見，柏拉圖將挽救雅典乃至整個希臘世界的希望都寄托在哲學上面，他對詩的態度亦以是否符合社會和國家的整體利益的政治理想為標準的。

三、柏拉圖對詩的審判

柏拉圖對詩的態度是有分別的，早中期對傳統文藝幾乎持全盤否定態度，堅持要將詩驅逐出理想國，在晚期的《法律》篇中，則在堅持嚴格的檢查制度的前提下，有條件地接受文藝。但無論如何，他對詩的審判始終是以社會功能角度出發的。

柏拉圖認為詩人分為兩種?！鹅车轮Z》提到第一流的詩人是和哲學家一樣最接近理式的人，第六流的則是摹仿的詩匠，他們只是粗劣地模仿現實世界，是“影子的影子”。柏拉圖認為后一種詩人實際上并不能傳授給人們知識，他們對自己的創造一無所知，還自己標榜有智慧，他們的詩歌其實是在迎合觀眾本性渴望發泄的部分。

我們往往只注意到詩人被柏拉圖驅逐出理想國，卻忽視他在《斐德若》中提到的第一流詩人的存在。第一種詩人實際上可以以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為代表。哲學即是“最高的的詩”，專研哲學的哲學家自然也是第一流的詩人。他在《法律》篇對想進入理想國的摹仿的詩人答復“我們按照我們的能力也是些悲劇詩人，我們也創作了一部頂優美，頂高尚的悲劇。我們的城邦不是別的，它就模仿了最優美最高尚的生活，這就是我們所理解的真正的悲劇。你們是詩人，我們也是詩人，是你們的同調者，也是你們的敵手。最高貴的劇本只有憑真正的法律才能達到完善”。這里很清楚地表明，柏拉圖否定的并不是所有的詩人，他否定的是只會拙劣模仿的詩人。原因有兩個：第一是他們是無知的，沒有真正的智慧，對自己寫的一無所知，無法分辨善惡好壞，去教育人民。而且他們的寫詩根本不是依靠技藝，只是陷于迷狂的靈感；第二是他們只能提供低級的，對實在事物的摹仿，是“影子的影子”，會對城邦公民產生不良影響。他自己肯定的是能正確地引導和教育公民的第一流詩人，即像哲學家這樣真正追求理性和智慧的人?！锻踔啤吩诎乩瓐D看來也是他的一流詩作，因為理想國作為一個現實不存在的政治理想，就是模仿天上原型而寫就的最高的哲學之詩。

理想國是由哲學王統治城邦，領導各個階級順應天性和稟賦來工作，個體互不干擾，但又通過分工相互配合，形成一個高效、和諧的整體。這就是柏拉圖所說的正義。每個個體的欲望、情感和行動都將由和諧歸于統一，欲望歸于秩序就會形成智慧，人民將會形成組織。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文藝必須有利于對理想國的靈魂及其德性的培養和成長，它要引導公民追求真善美，追求知識，克制欲望的引誘。所以，《法律》篇制定了嚴格的文藝審察制度，“要任用較為嚴肅較為正派的詩人或講故事的人，模仿好人的語言，按照我們開始立法所定的規范來說唱故事來教育戰士”，就是因為模仿好的詩會使公民認識真善美，變得勇敢、節制以及充滿智慧。

柏拉圖肯定的是模仿真理的詩，鼓勵對美本身的觀照，“這類優美的詩歌本質上不是人的而是神的”。柏拉圖也清楚地知道好的詩歌對人的美育價值，并將為引入理想國的詩歌做了標準的制定，一切是為了讓兒童在幼年就接受好的教育，在潛移默化中不知不覺受到熏陶。

總之，詩哲之爭的的爭論焦點就是城邦公民的教育權，涉及到城邦的教育也就意味著涉及到城邦的統治問題。柏拉圖警惕的是不好的詩會導致公民喪失理性，刺激欲望，破壞城邦的秩序，造成暴政或獨裁。

四、對詩的審判的再省察

柏拉圖認識到我們必須采取“和風細雨地勸告和潛移默化”的方式去改變公民對學習的惡感，庸眾的數量大大超過了有理性的哲人，哲人在現實的城邦中是如此的孤獨甚至危險，民眾肯定是無法一開始就能運用自己的理性去理解哲人所制定的城邦制度，哲人只能通過神話這樣的詩的方式去勸導指引民眾，洞穴之喻、《申辯》的亡靈國度的神話就是明顯的例子。理想國的統治者為了國家的利益，也可以用高貴的謊言，比如“出生神話”、只允許歌頌神明的或贊頌好人的詩歌等等。這都是為了使公民愛護國家，成為一個和諧有秩序的共同體。所以在哲學家柏拉圖的詩學之辯《會飲》那里，我們可以看到代表酒神的阿爾喀比亞德將勝利的系帶授予了蘇格拉底，宣布哲學的勝利，但在蘇格拉底言說愛若斯是何物時，還是以神話這樣詩的方式。

會飲上最后清醒的是兩位詩人與哲學家，他們最后談論的話題的是一個人可以兼長諧劇和肅劇，我們是否可以推測，這里的諧劇和肅劇也代表我們所說的真正第一流的詩神的頂禮者和哲人的融合，他們睡著的順序也暗示了諧劇必然要低于肅劇，而真正的愛智慧的人融二者于內，而且高于二者更接近那個究極的美呢？哲學可以以詩的方式去引導民眾，但最后公民們還是要去獲取真知，去追求愛智慧的理性生活，從而構建一個明智和諧的城邦共同體。

詩哲之辯的背后不單單是文藝上的紛爭，背后隱藏的是對公民的教育權的爭奪，而教育權也意味著思考要怎樣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城邦的問題。這對現在的生活同樣具有思考意義，民眾究竟要過怎樣的生活來獲得自身存在價值？

反思當下，公眾還是生活在一個娛樂至死的年代，能激發人類的智力、帶來積極向上愉悅的文化卻蕩然無存，精神孱弱的大眾被動地接受乏味平庸的消費文化商品，為流水線大批量生產的千篇一律的文化商品如癡如醉。更可怕的是我們所看所思所想被牢牢掌控在大眾媒介的手中，關于真實生活的種種栩栩如生的幻相使我們淪陷。工業都市的異化、戰后的虛無、政治的荒誕……大眾媒介操縱下的民眾在娛樂至死中醉生夢死；非理性的人驚異地發現理性的不可靠與虛無，享樂主義和禁欲主義在這個時代是并行的。

千年前的詩與哲學的紛爭面臨的是公眾的教育問題，柏拉圖苦苦思索如何才能建立一個更好的城邦，引導城邦的公民回歸理性，走向善與正義，最終成為愛智慧的人?！渡贽q》中，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不斷地去省察雅典城邦中的詩人、匠人、政治家……“神安排我以愛知為生，審察自己和別人?！惫裰挥型ㄟ^理性的思考去審察自身，追求愛智慧的生活，個體的欲望、情感和行動才會由和諧歸于統一，形成有秩序的正義的共同體，雅典才能變成名副其實的智慧之鄉。

在當下，我們仍面臨這個問題，甚至情況更為惡劣與極端，現代人心甘情愿地待在洞穴之喻中的“洞穴”里，甚至是生存在“洞穴”之下的“洞穴”，我們能做的似乎是再次站在蘇格拉底的申辯席位上，再次接受審判，對自身的生活方式和存在價值追求方式進行省察，以詩與哲學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