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距離、母公司能力與跨國并購績效
——基于中國上市公司跨國并購樣本的實證研究

劉 璐 楊蕙馨 崔愷媛

一、引言

經濟全球化和知識經濟的發展使企業生存空間和成長模式發生了巨大變化，跨國并購作為企業“走出去”的重要模式，發展迅猛。聯合國世界投資報告顯示，全球跨國并購活動與全球經濟狀況密切相關，并購數量和金額均呈現波浪式發展態勢。1990-1999年，以賣方核算的全球并購年平均數量為5730件，年平均交易金額1695.1億美元；2000-2009年，以賣方核算的全球并購年平均數量為9355件，年平均交易金額5134.5億美元；2010-2013年，以賣方核算的全球并購年平均數量為9748件，年平均交易金額3964.6億美元；2014-2016年，以賣方核算的全球跨國并購平均數量繼續保持兩位數增長，年平均交易金額達到6778億美元，其中2016年為8690億美元。同時，隨著全球經濟形勢的演變，發展中國家在跨國并購中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以賣方核算的中國企業(不含港澳臺)跨國并購數量從1991年的6起、占當年全球跨國并購總數的0.146%，增加至2016年的360起、占當年全球跨國并購總數的3.36%。以賣方核算的中國企業(不含港澳臺)跨國并購金額從1991年的-1.24億美元[注]數據說明：跨國并購的銷售額包括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銷售額和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在東道國的銷售額；數據只包括那些涉及收購超過10%的股權的交易；數據僅包括被收購公司在某一地區或經濟體的凈銷售額。，增加至2013年的268.66億美元、占當年全球跨國并購總額的7.703%，居世界第四位[注]數據來源：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2016年，以賣方核算的中國企業(不含港澳臺)跨國并購金額為58.87億美元[注]2016年以賣方核算的數據與以買方核算的數據差異較大。。

跨國并購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因素，然而卻有高達70%的跨國并購未達到預期商業價值[注]畢馬威全球合伙人杰克·普勞提(Jack Prouty in KPMG)總結了跨國并購中的“七七現象”，即70%的并購未達到預期商業價值，而其中70%的失敗源自并購后的整合。。東道國與母國之間的文化差異形成“文化距離”，加之“母公司特性”產生的整合不暢，是導致跨國并購業績不佳的主要因素。因此文化距離與跨國并購績效之間的關系受到關注。然而，一方面，文化距離對跨國并購績效影響的實證研究結論存在分歧，國家文化距離影響微觀層面企業并購績效的機制仍未構建；另一方面，現有研究結論大多建立在以發達國家實施的跨國并購作為研究樣本的基礎上，而隨著發展中國家在跨國并購中重要性的凸顯，原有研究結論的普適性有待進一步檢驗。鑒于此，本文以2015年中國上市公司實施的73次跨國并購為樣本[注]本文所包括的跨國并購樣本，并購方為2012年之前在中國大陸(不包括港澳臺)上市的上市公司。本研究對跨國并購績效變化的衡量需考慮并購事件發生前三年的凈資產收益率，因此，2012年1月1日之前上市保證可以獲得研究所需要的完整數據。，引入“母公司特性”作為中介變量，探尋文化距離在中國企業跨國并購中對并購績效的影響及其作用機制，為企業提升跨國并購績效提供指導，為未來相關研究提供參考。

二、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一)文化距離的概念與構成維度

英國學者Tylor最早從人類學視角對文化的概念進行了界定[注]Tylor E. B., Primitive Cultu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文化的影響開始被關注。Kroeber和Kluckhohn在關于文化的文獻綜述中列舉了164種對文化的界定[注]Kroeber A. L., Kluckhohn C., 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Primitive Culture, Vintage Books, 1963.。此后，不同學者對文化的概念進行了界定、對文化的維度進行了研究，其中，從跨文化層面對文化構成維度進行的系統研究中，影響最為廣泛的是Hofstede和House研究團隊的研究。

1.Hofstede的研究。荷蘭社會心理學家Hofstede認為，特定的文化背景會影響人們的思維模式、感情模式和潛在的行為模式，這三者構成人們“大腦的軟件”——文化[注]Hofstede G., “The Cultural Relativity of Organizational Practices and Theo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3,14(2), pp.75-89.。文化是一種集體現象，是后天習得并世代相傳的人們行為的指南，文化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生變化，但作為文化的內核，文化價值觀則相對穩定。文化可以分為不同的層次，國家層次的文化相對穩定。國家間文化價值觀的多樣性決定了國家間文化差異的存在，即“文化距離”(Culture Distance)。為了進一步厘清國家間文化距離的維度，基于對IBM公司1967-1973年間在全球超過70個國家的子公司116000份員工的意見調查數據，研究團隊對“文化的國別差異如何影響其在工作中的價值觀”這一問題進行了系統化研究。研究團隊首先對受訪者最集中的40個國家的數據進行了分析，此后又將其數據來源擴展到50個國家和3個地區。隨著時間推移，其研究不斷深入，在其2010版的報告中，對早期基于IBM公司內部的調查進行了拓展，吸收了不同國際組織和學者的新數據、新觀點，將部分數據來源拓展到93個國家，國家層面文化距離的衡量維度拓展到6個，并且構建了包含6大維度、93個國家的完整數據體系。具體而言，Hofstede認為國家層面的文化差異可以通過6個維度衡量[注]Hofstede G. et al.,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3rd Edition) , New York: McGraw Hill, 2010.：權力距離指數(Power Distance Index)，個人主義/集體主義指數(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Index)，男性化/女性化指數(Masculinity/Femininity Index)，不確定性回避指數(Uncertainty Avoidance Index)，長期導向-短期導向指數(Long-term Orientation/Short-term Orientation Index)，自身放縱/約束指數(Indulgence/Restraint Index)。

2.House研究團隊的研究。美國管理學家House及其研究團隊從對領導力的影響視角界定了文化，認為文化是一群人共同擁有的信仰、價值觀、規則、規范、符號和傳統[注]House R. J. et al., Culture,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s: The Globe Study of 62 Societies,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4.。無論是社會文化還是組織文化都會影響領導行為，不同國家在社會文化和組織文化上存在差異，對于跨國公司而言，其母公司及其位于不同國家的子公司在文化上的差異會影響領導風格和效率，進而對跨國公司產生影響。House及其研究團隊在1991年初步形成社會文化、組織文化和領導文化研究的構思，自1994年始，其研究團隊通過兩大階段160名調查者對62個國家950個不同組織中17300名中層管理人員的調查數據進行分析，對25個國家中文化與領導力的關系進行了深入剖析，并且形成了包括2大層面、9個維度的GLOBE文化維度理論。具體而言，House團隊的研究結論顯示[注]House R. J. et al., Culture,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s: The Globe Study of 62 Societies,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4.[注]Chhokar J. S. et 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 across the World: The GLOBE Book of in-depth Studies of 25 Societies,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7.，跨文化的差異包括社會實踐與社會價值觀兩大層面，每一層面又包括9個衡量維度：績效導向(Performance Orientation)，不確定性回避(Uncertainty Avoidance)，人本主義導向(Humance Orientation)，社會集體主義(Social/Institutional Collectivism)，群體內集體主義(In-Group Collectivism)，自信導向(Assertive Orientation)，兩性平等(Gender Egalitarianism)，未來導向(Future Orientation)，權利距離(Power Distance)。

(二)文化距離的計算方法

歐氏距離(Euclidean Distance)是最常見的一種空間距離計算方法，被用作衡量國家間文化距離的基本公式。其基本形式為公式(1)[注]CDjk代表j國與k國的文化距離；Iij代表j國的文化維度指標i；Iik代表k國的文化維度指標i。。

(1)

基于歐式距離的測算思想和Hofstede提出的文化的四維度測量指標，Kogut和Singh提出了測算美國與其他國家間文化距離的公式(KS算法)[注]Iij代表j國的文化維度指標i；Vi代表指標i的方差；u代表美國，CDj代表j國與美國的文化差異。該公式可拓展到其他任何兩國n項指標的距離測算。，即公式(2)[注]Kougut B., Singh H., “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n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88,19(3), pp.411-432.。

(2)

KS文化距離算法得到了研究者的認可和廣泛使用。為了減少異方差的影響使測算結果更為平穩，相關學者對KS算法進行了多種微調，其中公式(3)[注]CDjk代表j國與k國的文化距離；Iij代表j國的文化維度指標i；Iik代表k國的文化維度指標i；Vi代表指標i的方差。較為普遍。

(3)

(三)文化距離對跨國經濟活動影響的文獻述評

經濟全球化發展如火如荼，文化距離影響跨國經濟活動的相關研究成果豐碩并且集中于三大層面：文化距離對跨國經濟活動進入模式選擇的影響，文化距離對跨國經濟活動區位選擇的影響，文化距離對企業跨國經濟活動績效的影響。

文化距離增加了跨國經濟活動的風險和成本，但是文化距離對跨國經濟活動進入模式選擇影響的研究中，既有研究結論支持“文化距離越大，實施跨國經濟活動的企業更應選擇等低控制權的進入模式”[注]潘鎮、殷華方、魯明泓：《制度距離對于外資企業績效的影響——一項基于生存分析的實證研究》，《管理世界》2008年第7期。，也有結論證實“文化距離越大，實施跨國經濟活動的企業更應選擇等高控制權的進入模式”[注]李璐男、李志萍：《文化距離、制度距離對跨境風險投資進入模式的影響》，《軟科學》2017年第9期。。Eden和Miller則認為，規制性制度距離的增加，跨國公司會選擇特許經營或完全持股這兩種極端的所有權策略，而規范性制度距離的增加，跨國公司會選擇參股這一居中的所有權策略[注]Eden L., Miller S.R., “Distance Matters: Liability of Foreignness, Institutional Distance and Ownership Strategy”, Advances in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004,16(1), pp.187-221.。

文化距離對跨國經濟活動區位選擇影響的研究主要是從宏觀層面分析文化距離對某一地區對外直接投資流向或者出口貿易流量的影響。文化距離影響對外直接投資流向的相關研究中，既有學者研究證明文化距離導致“外來者劣勢”，與對外直接投資負相關[注]D’Souza C., Peretiatko, R., “Cultural Impact on Investment Destination Choice of US-Mu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Australia”, Cross Cutlural Management, 2005,12(3), pp.14-31.，也有學者研究發現文化距離產生“外來者收益”，與對外直接投資正相關[注]Kang Y., Jiang F., “FDI Location Choice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Traditional Economic Factors and I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12,47(1), pp.45-53.，還有學者認為文化距離與對外直接投資、產品出口無關或者呈現出非線性關系[注]郭新茹、彭秋玲、劉子琰：《文化距離、文化貿易壁壘對中國文化產品出口的影響效應分析》，《江蘇社會科學》2018年第6期。。對文化距離影響出口貿易流量的研究中，有學者認為文化距離產生的文化障礙增加了交易成本和治理難度，對貿易流量存在反向阻礙作用，但是也有學者認為文化距離創造了消費者多元化選擇的可能，對貿易流量存在正向刺激作用。

文化距離對企業跨國經濟活動影響的研究主要是從微觀層面分析文化距離對企業財務績效、技術創新等的影響。有學者認為文化距離可以使企業獲得創新、企業家精神等默會知識，從而正向影響跨國企業績效[注]杜曉君、朱園園：《制度距離、信息不對稱和國際并購績效——基于中國上市公司并購案的實證研究》，《東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3年第10期。，也有學者提出文化距離增加了運營成本與整合效率，從而負向影響跨國企業盈利或創新[注]朱治理、溫軍、李晉：《海外并購、文化距離與技術創新》，《當代經濟科學》2016年第2期。，還有學者發現文化距離與跨國企業財務績效無顯著關系。

無論是對文化距離影響跨國經濟活動進入模式選擇的研究還是對文化距離影響跨國經濟活動區位選擇的研究，其最終目的都是分析文化距離對跨國經濟活動績效的影響，因此，隨著新一輪跨國并購大潮的涌現，從企業微觀視角研究文化距離對跨國并購績效的影響變得重要。但是實證研究的結論卻存在分歧，這意味著“外來者劣勢”是否存在取決于多個背景條件，也體現了從文化距離視角對跨國并購績效進行的研究仍然存在不足。

第一，尚未明確文化距離影響跨國并購績效的機制，因此實證結果存在矛盾?，F有的從微觀層面對文化距離影響跨國并購績效的研究對企業外部因素關注得多，對母公司自身的特性考慮較少。雖然近期相關研究中，已有學者開始關注母公司能力的調節或中介效應，然而母公司能力不僅體現在過往經驗上，其自身對外部信息和知識的處理能力尤為重要，因此對母公司能力仍需深入挖掘。

第二，來自發展中國家跨國并購樣本的實證研究仍然不足。早期的對跨國并購動因的解釋大多基于發達國家并購實踐，隨著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崛起，發展中國家跨國并購在全球并購中比重日益提升，而傳統的以發達國家跨國并購實踐為樣本的研究顯然不能真實體現發展中國家跨國并購的實際，因此基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并購樣本的研究變得必要。因此，本研究擬將宏觀層面的國家文化距離與微觀層面的企業能力相結合，充分重視母公司特性的主導作用，嘗試構建并檢驗文化距離影響跨國并購績效的機制。

(四)文化距離影響跨國并購績效的研究假設

1.文化距離對跨國并購績效影響的假設。本研究中的文化距離是指兩國之間在文化實踐和文化價值觀方面的差異。不同學者關于文化距離與跨國并購績效關系的研究未得出一致的結論。Park等學者以472家在韓國開展業務的外國子公司為研究樣本，發現隨著外國子公司的母國與韓國間文化距離的增加，會使企業從文化距離產生的市場機會中受益，因此使得其子公司有更好的財務績效[注]Park H. et al., “The Impact of Cultural Distance on the Performance of Foreign Subsidiaries: Evidence from the Korean Market”, Organizations & Markets in Emerging Economies, 2018,9(1), pp.123-134.?；趯?37家電子產品行業跨國經營的實證研究，Park和Ungson發現，文化差異對合資企業經營存在負向影響[注]Park S. H., Ungson G. R., “The Effect of National Culture, Organizational Complementarity and Economic Motivation on Joint Venture Dissolu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7, 40(2), pp.279-307.。孫淑偉等學者根據1995-2014年我國上市公司進行的221起海外并購事件進行的實證研究表明，文化距離對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價值存在負向影響[注]孫淑偉、何賢杰、王晨：《文化距離與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價值創造》，《財貿經濟》2018年第6期。。楊勇等學者以中國制造業上市公司2007-2014年在全球67個經濟體的772例OFDI事件作為研究樣本進行了門檻效應檢驗，發現文化距離與中國OFDI企業經營績效之間存在倒U形關系[注]楊勇、梁辰、胡淵：《文化距離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經營績效影響研究》，《國際貿易問題》2018年第6期。。雖然不同學者關于文化距離與跨國并購績效關系的研究未得出一致的結論，但本研究認為，文化差異會帶來理解問題的偏差和溝通的困難，會增加資源配置效率，因而會負面影響跨國并購績效。再根據House文化差異兩大層面的劃分，本研究歸納出研究假設1，假設2。

假設1：文化實踐距離與跨國并購績效負相關，即母國與東道國之間文化實踐距離越大，企業跨國并購績效越差。

假設2：文化價值觀距離與跨國并購績效負相關，即母國與東道國之間文化價值觀距離越大，企業跨國并購績效越差。

2.母公司能力發揮中介作用的假設。本研究將母公司特性看作是跨國并購中并購方所擁有的與跨國并購相關的特征，主要包括國際經驗和吸收能力兩個子維度。雖然在制度距離對跨國并購影響的相關研究中，并未直接提出母公司特性這一概念，但是與母公司特性相關的要素對跨國并購的影響卻在相關研究中受到關注。

首先，國際經驗對跨國并購績效的影響。經驗是形成組織競爭優勢的無形資產，公司以往成功并購的經驗可沿用到新的并購交易中，從而使公司可以應對并購中的各種障礙從而減弱距離的不利影響[注]陳懷超、范建紅：《制度距離、中國跨國公司進入戰略與國際化績效：基于組織合法性視角》，《南開經濟研究》2014年第2期。。Dikova等用收購方在樣本交易之前已成功完成的海外并購次數來量化海外并購經驗，并將其作為調節變量，在此基礎上分析了國際經驗對制度距離的調節效應[注]Dikova D et al., “Cross-border Acquisition Abandonment and Completion: The Effect of Institutional Differences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ervice Indust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10, 41(2), pp.223-245.。閻大穎以1848起中國企業跨國并購交易為研究樣本，實證研究結果顯示，以往成功完成海外并購的國際經驗有利于提高后續海外并購成功率，同時，在既定的制度距離下，以往成功完成海外并購的國際經驗更豐富的企業發起海外并購的成功率會高于其他企業，即國際經驗對制度距離的負向作用有明顯的反向調節效應[注]閆大穎：《制度距離、國際經驗與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成敗問題研究》，《南開經濟研究》2011年第5期。。本研究認為，跨國公司的國際經驗可以減弱文化距離產生的不利影響。因此，歸納出研究假設3，假設4。

假設3：跨國公司國際經驗與跨國并購績效正相關，即跨國公司母公司國際經驗越豐富，跨國并購績效越好。

假設4：跨國公司國際經驗調節了文化距離對跨國并購績效的影響，即跨國公司母公司國際經驗越豐富，文化距離對跨國并購績效的影響越會削弱。

假設5：跨國公司吸收能力與跨國并購績效正相關，即跨國公司母公司吸收能力越強，跨國并購績效越好。

假設6：跨國公司吸收能力調節了文化距離對跨國并購績效的影響，即跨國公司母公司吸收能力越強，文化距離對跨國并購績效的影響越會削弱。

三、研究變量、研究數據與研究結果

(一)研究變量的測量

1.因變量的測量。本研究的因變量跨國并購績效是指實施跨國并購的母公司的財務績效。本研究以并購發生當年凈資產收益率與本次并購發生年度之前三年平均凈資產收益率(ROE)的變化來衡量跨國并購績效。

2.自變量的測量。本研究中的自變量是文化距離，根據House的九維度理論進行衡量。在各指標基本數據的基礎上，根據調整的KS文化距離計算公式，計算出文化距離各子維度的數值，然后按照文化實踐和文化價值觀兩大層面求和后取平均數，得出文化實踐距離和文化價值觀距離。

3.中介變量的測量。本研究的中介變量包括國際經驗與吸收能力兩項指標。國際經驗使用跨國指數來衡量，鑒于上市公司年報中缺乏計算跨國指數的所有數據，而中國企業聯合會自2011年開始公布的“中國100大跨國公司及跨國指數”也不包括本研究中的絕大多數樣本，本研究使用國外資產與總資產的比重來衡量國際經驗。吸收能力分為潛在吸收能力與現實吸收能力兩大維度，考慮到跨國公司年報數據的可獲得性，本研究中的潛在吸收能力用研發支出占凈資產的比重衡量，現實吸收能力用研發人員占全體員工的比重衡量[注]本研究最初擬用研發支出占凈資產的比重、無形資產占凈資產的比重、技術人員占全體員工的比重、本科以上學歷人員占全體員工的比重、研發人員占全體員工的比重五項指標來衡量跨國公司母公司吸收能力。SPSS因子分析結果將五項指標分為兩個維度，第一個維度由前兩項體現資金投入指標決定，第二個維度由后三項體現人員投入的指標決定。本文將第一個維度理解為潛在吸收能力，將第二個維度理解為現實吸收能力。鑒于研究樣本年報中技術人員比重數據不全，本科以上學歷統計口徑不一致，無形資產包含項目較多，因此用研發支出占比和研發人員占比分別衡量兩類吸收能力。。

(二)研究數據

根據清科數據庫公布的中國企業跨國并購事件，結合以下標準，對樣本進行逐一甄選。第一，每筆交易由中國大陸上市公司作為發起人；第二，并購目標企業是中國大陸以外的外資企業；第三，并購交易確認完成于2015年；第四，并購方在2012年1月1日之前上市[注]本研究中因變量跨國并購績效是通過并購發生當年與之前三年總資產收益率的變化進行衡量，需要獲取并購交易完成前三年即2012年的相關數據，因而并購方應在2012年1月1日前上市。；第五，剔除財務數據不完整或績效異常波動的公司；第六，剔除注冊地在避稅地的企業以確保并購是基于國際化的戰略動機。最終篩選出2015年由中國大陸上市公司完成的跨國并購事件73起作為研究樣本，涉及24個國家地區、22個行業。

(三)相關分析

在信度、效度分析的基礎上，對變量進行相關分析，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根據相關分析結果，各變量間存在4對相關關系，即文化實踐距離與文化價值觀距離，文化價值觀距離與現實吸收能力，文化價值觀距離與潛在吸收能力，現實吸收能力與并購當年的凈資產收益率變化。

表1 各變量間相關關系[注]注：N=73.*p≤0.05(2-tailed).**p≤0.01(2-tailed tests).ROE變化=Rate of Total Assets in 2015-(Rate of Total Assets in 2014+Rate of Total Assets in 2013+Rate of Total Assets in 2012)/3。

資料來源：根據實證結果整理。

(四)回歸分析

選擇全部進入法，對并購當年凈資產收益率的變化進行線性回歸分析，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根據回歸結果，自變量與中介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方向與程度一目了然。但同時也說明：一方面，R與R2值偏低，F檢驗與T檢驗顯著性水平不高，說明模型擬合程度一般，對因變量的解釋力有限；另一方面，DW值偏離2較多，容忍度水平與方差膨脹因子與標準值也存在偏離，方差分析中顯著性概率值Sig.(F)存在大于0.05的狀況，說明變量間存在序列相關與共線性，模型解釋力有限。

表2 全部進入法回歸分析結果[注]注：Y：ROE變化；X1：文化實踐距離；X2：文化價值觀距離；F1：國際經驗；F2：現實吸收能力；F3：潛在吸收能力。0.05≤p≤0.1。

資料來源：根據實證結果整理。

進一步使用逐步回歸進行分析，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根據分析結果，各回歸方程的容忍度(Tolerance)和方差膨脹因子(VIF)都是1，說明共線性問題不突出；D-W值在合理范圍之內，說明模型變量無明顯序列相關；方差分析中顯著性概率值Sig.(F)均小于0.05，說明變量之間不存在高度的線性相關。顯然，逐步回歸結果較為可靠。對逐步回歸結果進行具體分析發現：首先，文化距離與母公司能力各維度對并購當年凈資產收益率變化影響的逐步回歸結果顯示，現實吸收能力與并購當年凈資產收益率變化存在顯著正向因果關系，說明母公司的現實吸收能力越強，并購后當年的凈資產收益率越呈正向變化。其次，文化距離各維度對母公司現實吸收能力影響的逐步回歸結果顯示，文化價值觀距離與現實吸收能力存在顯著正向因果關系，即并購雙方所在國文化價值觀距離越大，母公司現實吸收能力越強。

表3 逐步回歸法分析結果[注]注：Y：ROE變化；X1：文化實踐距離；X2：文化價值觀距離；F1：國際經驗；F2：現實吸收能力；F3：潛在吸收能力。0.05≤p≤0.1。

資料來源：根據實證結果整理。

根據相關分析和回歸分析結果，可以得出本研究假設的支持情況，如表4所示。

表4 研究假設支持情況匯總表

資料來源：根據實證結果整理。

四、研究結論與啟示

(一)研究結論

第一，文化距離對跨國并購績效的直接影響不顯著。本研究實證結果未證明文化實踐距離、文化價值觀距離與并購績效之間存在顯著相關關系。分析原因，一方面，研究樣本數量有限且有四分之一的研究樣本被并購方為美國企業，樣本過于集中影響了分析結果的客觀有效；另一方面，文化距離屬于認知范疇，其對員工行為與企業經濟行為的影響應當是潛移默化的，因此對跨國并購績效的直接影響不顯著。

第二，母公司能力中的吸收能力子維度影響跨國并購績效。根據實證結果，現實吸收能力與潛在吸收能力均與跨國并購績效存在顯著相關關系，但是潛在吸收能力沒有進入回歸方程。分析原因：一方面，鑒于數據的可獲取性，本研究中潛在吸收能力的衡量指標相對單一，未必能全面反映潛在吸收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回歸分析中使用了逐步回歸，可能是由于現實吸收能力與潛在吸收能力之間的相互作用使得潛在吸收能力對并購績效的影響變得不顯著。

第三，文化距離通過影響母公司吸收能力間接影響跨國并購績效。具體而言，文化價值觀距離與母公司吸收能力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但是文化實踐距離與并購績效不存在顯著相關關系。分析原因，一方面，文化價值觀主要體現“該怎樣”而文化實踐主要體現“是怎樣”，由于“該怎樣”的差異難以預見和避免，因此影響更為顯著；另一方面，文化價值觀距離與文化實踐距離高度相關，由于使用了逐步回歸，可能是由于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使得文化實踐距離的影響變得不顯著。

綜上所述，可以初步構建出文化距離、母公司能力與跨國并購績效之間的機制模型，如圖1所示[注]其中實線箭頭為已證實部分，虛線箭頭為后續研究可以進一步分析驗證部分。。

圖1 影響機制圖

(二)啟示

第一，跨國公司應關注跨國并購中的文化差異，樹立跨文化意識。實證結果顯示文化距離通過影響吸收能力間接影響跨國并購績效。因此，對于實施跨國并購的母公司而言，一方面，應保持文化敏感性，重視文化差異的存在，以充分發揮文化差異產生的多樣性所帶來的積極影響，利用更為豐富的資源和多元的思維模式推動企業成長；另一方面，應秉承跨文化意識，積極推動文化溝通和文化培訓，打破文化障礙，規避文化差異的消極影響，通過文化整合求同存異，提升跨國并購績效。

第二，跨國公司應當構建高素質員工團隊，形成員工驅動與知識驅動發展模式。員工構成等因素影響的母公司吸收能力對跨國并購績效的作用得以證實。因此，一方面，跨國公司應積極構建知識驅動發展模式，通過建立跨部門學習團隊促進知識的積累、分享與擴散，通過建立合理培訓系統推動公司內部知識的傳承，從而提升公司利用知識的質量和效率，進一步提升跨國并購績效；另一方面，跨國公司應努力構建員工驅動發展模式，通過建立合理的人才結構和人才培養機制，建設合理的員工結構和高素質的員工團隊，進而提升跨國并購績效。

第三，應從母公司能力角度進一步挖掘影響跨國并購績效的關鍵因素。一方面，囿于樣本數量等限制，本研究實證結果呈現的文化距離影響跨國并購績效的機制仍然不夠詳細和深入；另一方面，鑒于年報數據的有限，衡量吸收能力的指標相對簡單，不能完整全面衡量吸收能力。因此，研究者應從母公司能力視角進行后續研究，進一步完善文化距離影響跨國并購績效的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