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魅與揭蔽：列寧《進一步，退兩步》中黨的組織建設理論

索世帥 孟憲平

〔摘要〕列寧在《進一步，退兩步》中祛魅組織問題上“機會主義幽靈”，并為了新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組織原則同孟什維克進行了堅持不懈、不可調和的斗爭，揭蔽了建設新型革命政黨的基本組織原理。政黨的本體在組織，列寧組織建設理論對當今新時代“嚴明黨的組織規律和政治規矩，自覺維護黨內統一”仍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我們“講紀律，立規矩”就必須：從宏觀大局上要不斷形成以黨章為根本遵循的政策規矩落實架構，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從中觀實踐上要不斷完善落實民主集中制各項制度，推進形成風清氣正的黨內政治生活和政治生態;從微觀個體上要不斷提升黨員干部的政治本領和政治能力，促使其形成堅定的政治立場和戰略定力。

〔關鍵詞〕列寧;政治建設;組織建設;政治規矩;機會主義;民主集中制

〔中圖分類號〕A82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8048-（2019）04-0086-08

《進一步， 退兩步（我們黨內的危機）》著于1904年2月至5月間， 是列寧以俄國第二次代表大會記錄和黨的其他文件為根據闡述黨組織建設理論的一篇論戰性的經典文獻。這篇文獻共有十八節，內容豐富翔實?！读袑庍x集》和《列寧專題文集·論無產階級政黨》節選了第九、十七、十八這三節，其中在最后一節“（十八）稍微談談辯證法。兩個變革”中，列寧深入剖析機會主義派對革命派僅僅占了“暫時的優勢”，揭露出黨政運動發展過程中各勢力相互斗爭的辯證關系，指出：“發展確實是按著辯證的道路、矛盾的道路行進的：少數變成多數，多數變成少數;各方時而轉守為攻，時而轉攻為守;思想斗爭的出發點（黨章第1條）‘被否定，讓位給充斥一切的無謂爭吵，但以后就開始‘否定的否定”〔1〕。面對這“否定的否定”，列寧在末尾心平氣和地指出：“進一步， 退兩步……在個人的生活中， 在民族的歷史上，在政黨的發展中，都有這種現象?！薄?〕在這里，列寧雖然沒有明確具體前進某一步或者倒退某兩步，但在當時歷史境遇中卻昭然可見?！斑M一步”喻指俄國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統一的綱領（無產階級專政）和章程、建立了中央機關（中央機關報和中央委員會），在建設新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上前進了“一步”;“退兩步”喻指討論黨章第一條時通過了馬爾托夫機會主義條文，并且會后孟什維克篡奪了《火星報》的領導權，試圖閹割綱領的革命精神，從黨性倒退到小組習氣上去，從集中制原則和無產階級紀律原則倒退到毫無紀律、組織渙散的無政府主義上去，在建設新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上倒退了“兩步”，造成了嚴重的黨內危機。因此，列寧寫作《進一步，退兩步》，祛魅與揭蔽，破立并舉，開誠布公地將全部斗爭材料公布于世，以期望廣大黨員通過掌握全部材料來辯證看待一切分歧，認清黨內斗爭真相，爭取黨在布爾什維克立場上團結統一，為建立新型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革命政黨而努力。

??? 一、祛魅：拒斥一種組織問題上“機會主義幽靈”的迷誤

機會主義對俄國社會革命是極其危險的社會思潮，它像“幽靈”一樣陰魂不散。在黨的組織建設問題上，以馬爾托夫為代表的孟什維克受政治利益的狹隘限制，游離于革命實踐之外，拋出的“機會主義幽靈”一直纏繞在布爾什維克身邊，時時蠱惑，誹謗中傷，制造混亂，其流毒所及，無異于惡魔。而此時俄國正處于第一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前夜，農民暴動、工人罷工、學生游行，人民反對階級壓迫、民族壓迫的斗爭持續高漲，“處處都感到大風暴即將到來”，一切階級都動了起來，迫切需要建立統一組織、統一行動、統一意志的無產階級政黨來領導革命。為爭取和教育廣大黨員，列寧首先要祛除“機會主義幽靈”的魅惑，幫助廣大黨員了解機會主義的本質、危害以及立場，自覺拒斥組織問題上“機會主義幽靈”的迷誤，從而為建立新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掃除組織、行動、意志障礙。

第一，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幽靈”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它是“國際機會主義的變種”，本質上為資產階級政治路線服務的。任何歷史事物的產生都有其特定的歷史原因，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幽靈”是俄國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的歷史產物。19世紀末20世紀初，自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經濟上出現短暫繁榮，辛迪加、托拉斯的出現，似乎使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的經濟演變成有組織的經濟制度，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似乎“有些緩解”;政治上巴黎公社后的幾十年，世界資本主義經歷了一個比較“和平”的階段，各國政黨在“合法斗爭”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滋長了“和平觀念”愜意的幻想，資產階級也在“合法斗爭”中調整了統治策略，表面采取了一些改良措施，階級矛盾似乎“有些緩和”;理論上壟斷資本主義的形成，使資產階級“唯利是圖”本性愈發張揚，表現在哲學上就是強調“有用就是真理”的實用主義論調，馬克思主義似乎“有些過時”。于此，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斯坦主義抬頭，至此“機會主義幽靈”在俄國大肆泛濫，大批破產的小資產階級以及被資產階級高官厚祿所收買的“工人貴族”也加入此陣營。列寧認清以馬爾托夫為代表的孟什維克實際上同西歐的改良修正主義有著思想上的“血脈”關系，把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幽靈”作為“國際機會主義的變種”來考察批判。因為，馬爾托夫之流就是一直“力圖削弱知識分子對于無產階級政黨的責任，削弱中央機關的影響，加強黨內最不堅定分子的自治，把組織關系搞成只是口頭上抽象地加以承認”〔3〕，這一點在黨代表大會已經明了。馬爾托夫等人的機會主義組織觀點是出于“機會主義的本性，而且不僅在俄國，在全世界都是如此”。西歐的機會主義者也維護自治制，害怕組織紀律，背棄原則，出賣革命，力圖引誘無產階級離開革命道路，本質上為資產階級政治路線服務。而馬爾托夫之流，就是用機會主義傾向的“錯誤條文”迎合資產階級“投機欲望”，為那些“害怕無產階級紀律性和組織性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利益效勞，只顧眼前，什么共產主義，什么社會主義，其實早已丟到九霄云外，小資產階級本性也就暴露無遺。

第二，“機會主義幽靈”蠱惑人心所引起的工人運動內部的分歧，“決不是什么枝節問題”，而是關乎工人運動興衰和命運。以馬爾托夫為代表的孟什維克采用“庸俗馬克思主義者所慣用的夸張其詞和簡單化的手法”，基本斗爭手段就是搗亂全部黨的工作，敗壞工人運動事業，阻礙布爾什維克所有的一切，把“投機取巧”作為逐利的終南捷徑，把“意氣用事”“無理取鬧”作為斗爭的不二法門，居然還把一些“隱晦行為”稱之為“光明磊落”，在清新明朗的革命形勢中凝降了沉重的迷霧。在關鍵時刻，曾在“二大”會議上支持過列寧的普列漢諾夫也轉向孟什維克，明確表示他不忍“槍殺自家人”，“寧肯自殺，也不愿意分裂”，他發表在《火星報》第52號上的《不該這么辦》一文指出，“有時為了避免分裂，必須對修正主義者（那些同我們接近或者表現動搖的）以及無政府個人主義者實行讓步”〔4〕。列寧對此評價：“這篇文章過去是，而且現在仍然是馬爾托夫分子鉆進編輯部的唯一的入場券?！薄?〕普列漢諾夫這種抽象的籠統的觀點當然使《火星報》的讀者“莫名其妙”，他背叛了他自己同修正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爭論的立場，無疑對布爾什維克和無產階級專政是“暗中放冷箭”。1903年11月1日，《火星報》第51期出版之后，列寧退出了編輯部，自第52期開始《火星報》就成為孟什維克的“派報”了。但是，這些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幽靈”卻不想摘下其真實面具，一直力圖掩蓋和歪曲他們和布爾什維克在組織原則上的分歧，認為只是“枝節問題”，偽裝要團結一致、不搞分裂，博得了李伯爾之流、阿基莫夫之流的“衷心同情”。列寧對此展開了猛烈的批判，認為應該擺脫“任意胡鬧”和“無謂爭吵”，但是決不允許用“違反黨性”的斗爭手段來破壞黨的根本利益，他主張把爭論情況“完全公開”，不要隱藏黨的缺點和毛病。他認為，關于黨綱和黨章第一條的爭論并不像馬爾托夫和阿克雪里羅等想的那樣，是堅決主張“廣泛無產階級斗爭”的人反對堅決主張“搞激進密謀組織”的人的簡單沖突，而是組織上建立新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重大原則問題，關乎要不要集中制建黨，要不要無產階級專政，關乎工人運動的興衰和命運。

第三，祛魅“機會主義幽靈”，必須“從實質上抓住一些中心的基本爭論點”，堅定布爾什維克的根本立場。當然，列寧更清楚：祛魅機會主義幽靈，必須“從實質上抓住一些中心的基本爭論點”，忽略“許多毫無興趣的無聊細節”。其實，當分歧發展為持久、頑強、激烈的斗爭的時候，通常經過一段時間就開始顯現出來一些中心的基本爭論點。戰役的最終結局如何，就要看這些爭論點是怎樣解決的，而斗爭中所有一切細微的枝節問題，同這些爭論點比較起來，就會退居次要地位。黨內革命派和機會主義派的斗爭也是如此，列寧在序言中引導讀者一定要注意“兩個真正中心的基本點”：第一個問題是在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我們黨劃分為“多數派”（黨的革命派）和“少數派”（黨的機會主義派）的政治意義問題，這兩個派別的劃分把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中以前的一切劃分都遠遠地推到后面去了。第二個問題是新《火星報》在組織問題上立場的原則意義問題，因為這個立場真正帶有原則性。列寧指出：“這兩個基本點是很有意思的，是有明顯的歷史意義的，并且是我們黨內當前最迫切的政治問題?！?〔6〕第一個問題是關于黨內革命派和機會主義派黨內斗爭的出發點、斗爭的根源、斗爭的原因、斗爭的基本政治性質的問題。解決第一個問題要靠分析黨代表大會上發生的斗爭情況，“少數”就是為了爭奪“席位”成為“多數”，但殊不知黨的革命派成為“多數”是歷史的必然。第二個問題是關于這個斗爭的最終結果、斗爭的解決、把一切屬于原則方面的東西綜合起來和把一切屬于無謂爭吵方面的東西剔除出去最終總結立場的問題。解決第二個問題要靠分析新《火星報》的相關思想內容。貫穿新《火星報》被列寧稱之為尾巴主義式的“深奧思想”，就是“認為內容比形式重要，綱領和策略比組織重要，認為‘組織的生命力同它所灌輸給運動的那種內容的范圍和意義正比，認為集中制不是‘獨立自在的東西，不是‘萬應靈丹等等”〔7〕。列寧揭露他們實際上是在用所謂黨綱比黨章重要、黨綱問題比組織問題重要的庸俗議論，來替無政府主義不堅定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辯護，事實上就是站在“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立場上了。他們多半唱一些“所謂專制和官僚主義、所謂盲目服從、小螺絲釘和小輪子等等幼稚的動聽的高調”，這些高調使人很難確定其中所包含的哪些是真正原則，哪些是增補問題。他們企圖對他們所仇恨的“官僚主義”加以分析并下一個確切的定義，就不可避免地要導向自治制;他們企圖加深和論證自己的觀點，就不可避免地要為落后現象辯護，走向尾巴主義，陷入吉倫特主義的空調，表現出“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想要掩藏卻愈發凸顯，“藐視紀律——自治制——無政府主義，這就是我們那個組織上的機會主義時而爬上時而爬下的梯子，它從一個梯級跳到另一個梯級，巧妙地回避明確說出自己的原則”〔8〕。列寧揭露并批判新《火星報》這種事實上的“組織問題上機會主義”立場，認為是在加深馬爾托夫在黨章第一條問題上所犯的錯誤，從根本上偏離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列寧希望廣大黨員看清新《火星報》的真正立場，看清誰在捍衛“我們運動中的無產階級革命傾向”，自覺堅定真正馬克思主義布爾什維克的根本立場。

??? 二、揭蔽：列寧為新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組織原則而斗爭

由于奪取了《火星報》，孟什維克在黨內的搗亂活動和對列寧及布爾什維克的攻擊就此加強。孟什維克新《火星報》成為機會主義的“傳聲筒”，成為反黨斗爭的武器。革命形勢急如星火，列寧必須給孟什維克一個堅決的回擊。列寧在《進一步，退兩步》中除了祛魅孟什維克“機會主義幽靈”，還必須為新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組織原則同孟什維克作斗爭。在書中列寧與孟什維克的斗爭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也蘊含了五條組織原理。

1.在政黨與階級關系上：“決不能把作為工人階級先進部隊的黨和整個階級混淆”，“黨應當是組織的總和”。在無產階級政黨僅僅是工人階級“一般的一個部隊”還是“工人階級先進覺悟的部隊”，以及作為這種“工人階級先進覺悟的部隊”組成的政黨同階級到底是什么關系等問題上，列寧與馬爾托夫是兩歧遂分，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列寧在《進一步，退兩步》第七節“黨章。馬爾托夫同志的草案”中明確表示：“馬爾托夫草案第1條的‘思想是不能使我‘喜歡的，因為他的草案中根本沒有后來在代表大會上提出的那種思想?！?〔9〕馬爾托夫草案第一條條文和列寧草案第一條條文以及馬爾托夫在代表大會上提出并由代表大會通過的第一條條文三者對比，相同點是都要求“承認黨綱”，不同點是馬爾托夫草案以及代表大會通過的條文中，前提條件由“并且在黨的機關監督和領導下為實現黨的任務而積極工作的”變為“并且在黨的一個組織領導下經常親自協助黨的”，都可以成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黨員。需要指出的是，關于馬爾托夫第一條的思想的一個原則疑問：黨的領導機關事實上可不可以對那些“不參加黨的任何一個組織”但由“黨的一個組織領導下”的黨員進行領導呢？答案是模棱兩可的。是否“參與黨的一個組織”成為馬爾托夫與列寧的原則分歧，列寧主張必須“在物質上幫助黨并且參加黨的一個組織”，才能成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黨員。關于這一點，早在《給一個同志的信》中已經充分表明了，列寧直接指出入黨的條件：“（1）一定程度的組織性;（2）由黨委員會批準?！?〔10〕要求黨員必須參與黨的一個組織，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統一活動。相反，從馬爾托夫觀點來看，黨的界限是極不明確的，這樣“每個罷工者”都可以“宣布自己是黨員”了。界限不清雖然可以使“稱號”廣泛散布，可是致命危險是造成一種把黨和階級混淆的、渙散的思想。列寧提出，黨是由擁有通曉“社會發展和階級斗爭”兩大規律知識武裝的工人階級中最有覺悟、最為先進馬克思主義部隊組成的，所以，絕對不能“把社會民主主義降低為罷工主義，重蹈阿基莫夫們的覆轍”，絕對不能“把作為工人階級先進部隊的黨和整個階級混淆”，同一般群眾等量齊觀，降低黨的先進性質。此外，針對馬爾托夫等人指責列寧的條文會使工人同知識分子“處于不平等地位”，把那些“自覺靠近黨的人拋在黨外”，列寧反擊道，黨應當是組織的總和，是工人階級先進部隊按照統一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組織起來的有機整體，不是簡單的算術式的相加，“我們容納真正的社會民主黨人的黨組織愈堅強，黨內的動搖性和不堅定性愈少”，則黨領導工人群眾進行工人運動的影響也就會“愈加廣泛、全面、巨大和有效”?！?1〕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只有按照列寧“工人階級先進組織部隊”這個原理的指導正確處理好組織、黨、階級的關系，才能成為一個強有力的革命領導力量。

2.在政黨與群眾關系上：黨不是“狹小的密謀組織”，馬克思主義政黨是同廣大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系并得到“本階級信任和支持”的群眾性組織。馬爾托夫等人歪曲列寧想建立一個脫離群眾的狹小的密謀者組織、陰謀集團，指責列寧想以“使黨員總數以密謀者為限”或以“密謀者的總和來限制全體黨員的總和”。列寧在“（九）黨章第1條”中聲明：“不要以為黨的組織只應當由職業革命家組成。我們需要有不同形式、類型和色彩的極其多種多樣的組織，從極狹小極秘密的組織直到非常廣泛、自由的組織（松散的組織）?！?〔12〕面臨馬爾托夫等“重提舊事”，列寧早在《怎么辦》和《給一位同志的信》已論證，在此再次聲明，工人斗爭不是職業革命家的無聊“獨奏”，也不是脫離職業革命家工人的隨意“鬧劇”。為促使工人自覺有序開展斗爭而建立的以職業革命家為領導的工人組織，是同廣大工人群眾保持密切聯系的群眾性組織，不像馬爾托夫想的那樣，“黨應當去圍繞密謀組織”，使黨成為“狹小的密謀組織”，而是“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應當圍繞既包括密謀組織又包括非密謀組織的黨”，革命家組織應當由廣泛的工人組織圍繞起來。參與工會的職業革命家組織不僅不會削弱而只會擴大其他許許多多工人組織的活動范圍和內容，擴大工會運動的規模，提高工人在工會運動基礎上的團結。在這里列寧列舉了阿列克謝耶夫、梅什金、哈爾圖林和熱里雅鮑夫這樣一些卓越的活動家的小組，認為他們“能夠勝任最切實最實際的政治任務”。他們所以能夠勝任，“正是并且只是因為他們的熱烈的宣傳能夠獲得自發覺醒起來的群眾的響應，因為他們的沸騰的毅力能夠得到革命階級的毅力的響應和支持”〔13〕。社會民主黨人要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就必須深入工人群眾中并得到工人階級完全信任和支持，才會實現無產階級專政。黨的力量在于自始至終與人民群眾保持著牢固且密切的血肉聯系，人民的力量在于人民始終緊緊團結在黨的周圍，兩種力量合力才能使無產階級政黨長期立于不敗之地。

3.在黨的領導作用問題上：黨的使命是作為最高組織形式“領導工人階級其他一切組織”，“領導無產階級的各種表現形式的階級斗爭”。除了黨以外，無產階級還有其他多種多樣的組織：工會、工人自學小組、秘密書刊閱讀小組以及其他一切居民階層中的社會主義小組和民主主義小組等等。所有這些組織都是工人階級所需要的，但是誰應當把“一致性和計劃性的統一精神”放到這些組織的工作中去呢？誰應當指導這些組織團結起來努力走向一個共同目標呢？答案是馬克思主義革命政黨。因為馬克思主義政黨始終堅持“領導罷工和支援罷工是自己的切身事業”，把自己的利益與無產階級根本利益統一起來。以馬爾托夫為代表的孟什維克卻鼓吹“中立理論”，說黨與工人階級其他組織是平等的，黨不應當領導他們，不應該干預他們的生活，把黨同工會等其他組織等同起來。這樣抹殺兩者的界限勢必會降低黨的領導作用，結果就會削弱黨領導無產階級的其他一切組織的權威性，亦削弱無產階級組織武裝，因為無產階級在爭取政權的斗爭中，“除了組織以外，沒有別的武器”。列寧明確指出，無產階級政黨的使命在于領導無產階級一切形式的斗爭，領導無產階級的其他一切組織。他在“（九）黨章第1條”中特別強調，工會應當在黨的領導和監督下進行工作，“每個工人社會民主黨人都應當盡量幫助這種組織并在其中積極工作” 〔14〕，但又不僅限于社會民主黨人參與。同時，這種對工會的幫助不僅要是“由于經濟斗爭的‘自發的發展”，并且是由于參加工會的社會主義者對他們的同事給以“直接的自覺的推動”，推動工人運動的發展。黨的先鋒隊性質決定了它是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在其他組織中居領導地位，尤其是黨領導的工廠小組對于領導工廠特別重要?！安坏珨盗可显诠と穗A級中占優勢，而且在影響、覺悟程度和斗爭能力方面更占優勢?！薄?5〕馬克思主義政黨是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領導者、組織者、推動者，工人階級所以能夠成為而且必然會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就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正確領導。正如馬克思所說，只有當工人通過組織聯合起來并獲得正確領導時，才能在歷史上起舉足輕重的作用。

4.在遵守黨的紀律問題上：黨要保持自己的隊伍團結統一，就要實行統一的無產階級紀律，“不僅要求普通黨員，而且要求‘上層人物'履行黨員的義務”。二大后，新《火星報》散布了種種謬論，踐踏黨的紀律。把黨說成是“兇惡可怕的工廠”，廠長就是中央委員會，把黨的組織章程視為“形式主義”，把無產階級組織和紀律誣蔑為“農奴制”等等。馬爾托夫等無謂取鬧僅是為了反對代表大會的編輯部，當人們請求他們直爽地說出問題的底細以及他們的意圖，他們卻拒絕交談，只是叫喊“我們不是農奴”。他們自己所說的“我們不是農奴”其實就恰恰暴露出其真實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心理，他們把自己看成超乎群眾組織和群眾紀律之上的“上等人物”。列寧在“（十七）新《火星報》。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中，對此針對性提出無產階級軍隊戰士是不怕紀律的，只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向來害怕組織和紀律，黨內不分“普通黨員”和“上層人物”，要求全黨在紀律面前一律平等，“不僅要求普通黨員，而且要求上層人物履行黨員的義務”?！?6〕此外，列寧認為，“工廠”在某些人看來確實是一個可怕的怪物，殊不知“工廠”正是資本主義協作的最高形式，“它把無產階級聯合了起來，使它紀律化，教它學會組織，使它成為其余一切被剝削勞動群眾的首腦”〔17〕。馬克思也一直勸導那些不堅定的知識分子要把工廠的“剝削作用”（建筑在餓死的威脅上面的紀律）和工廠的“組織作用”（建筑在由技術高度發達的生產條件聯合起來的共同勞動上面的紀律）區別開來。工廠的“組織作用”是潛移默化、深遠持久的，能夠滲透到無產階級觀念、言行、舉止之中，促使其形成無產階級紀律，但這種組織和紀律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絕不能接受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為鞏固無產階級紀律就要同這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行堅持不懈的斗爭，因為沒有黨的紀律，就不可能有黨領導隊伍的團結統一，不可能有黨內意志和行動的高效統一。

5.在民主集中制問題上：黨要統一就必須按集中制原則組織起來，堅持“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就要有“統一的黨章”，由“黨代表大會所體現”，并且在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由黨中央委員會所體現統一的全黨最高領導機關。擁護自治制，反對集中制是新《火星報》又一錯誤觀點。他們攻擊集中制是“官僚主義”的原則，并且用“民主主義”原則對抗集中制，也就是革命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原則對抗社會民主黨機會主義派的組織原則。后者力求自下而上地來行動，因此凡是可能的地方和凡是可能的程度內，都堅決實現自治制，主張達到無政府主義地步的“民主主義”。前者力求由上層出發，堅決主張擴大中央對于地方組織的權利和權限，“在渙散狀態和小組習氣盛行的時代，這種上層機關必然是一個由于自己的活動和自己的革命徹底性而享有極大威信的小組”〔18〕。列寧強調集中制對黨組織統一的重要意義，主張集中威信應貫穿黨章的始終，上層機關黨中央委員會是最高領導機關，地方組織的領導由上級黨組織任命，“地方聽命于中央”，但也授予地方委員會互選的權利，要求在一切實際活動中，堅持“少數服從多數”“部分服從整體”。在沙皇專制嚴酷統治下，黨組織是不能建立在自下而上的選舉上的，黨具有極秘密的性質，不可能廣泛地實現黨內民主，黨要實行最嚴格的保密工作，就要實行集中制，實行下級服從上級以便統一領導。后來列寧也解釋到，集中制是革命時代黨內生活中一種暫時的現象，這種現象在推翻沙皇專制制度以后就會消失，那時黨就會成為公開合法的黨，而黨的組織就會建立在民主選舉的原則上，過渡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原則上，立足于建設任務上?？梢?，列寧的“民主集中制”并不是簡單總和，更多的是從“集中制”中“分化”出“民主制”來，列寧所講的集中制不是“專制的集中制”，而是“民主的集中制”。所以學界有人提出：列寧雖然不是“民主集中制”的首創者，但是列寧的民主集中制本身是一個“純粹的分析命題” 〔19〕，是“民主的集中制”，即從集中制中解析出的一個命題，前者是后者的“原始狀態”，后者是前者的“改良狀態”。其中，“改良狀態”主要是針對后來第二國際普遍的反對和抵制，尤其是盧森堡《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的批判，列寧對盧森堡“自我集中制”折中概念進行反思平衡后的狀態。于是，隨著黨內斗爭的發展，繼而出現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形態各異、涇渭分明的“兩個‘版本的民主集中制”〔20〕也就不足為怪。實踐證明，當時馬克思主義政黨只有按照列寧民主的集中制組織起來，才能實行強有力的領導，最終才會推翻沙皇專制制度，建立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 三、回歸：列寧組織建設理論對“政治規矩”的現實觀照

如今，列寧與馬爾托夫在組織問題上的歷史斗爭早已遠去。但是，列寧組織建設理論對當今新時代“嚴明黨的組織規律和政治規矩，自覺維護黨內統一”仍具有重要的實踐指導和思想啟示意義。

首先，從宏觀大局上看，要不斷形成以黨章為根本遵循的政治規矩落實架構，堅持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人不以規矩則廢，黨不以規矩則亂。沒有規矩不成其為政黨，更不成其馬克思主義政黨。列寧與馬爾托夫關于黨章第一條條文爭論的意義在于維護了新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組織性、先進性，使黨的基層組織紀律免受摧毀，黨的集中團結統一免受威脅，這對我們當前積極應對黨“領導弱化和組織渙散、紀律松弛”的挑戰還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第一，黨章是立黨、治黨、管黨的總章程，是全黨必須遵循的總規矩。學習黨章、遵守黨章、貫徹黨章、維護黨章，關系到增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關系到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時代性，關系到黨的事業前途命運、興衰成敗和生死存亡。第二，黨的紀律是管黨治黨的標尺和全體黨員的紅線，政治紀律更是全黨在政治行為方面必須遵守的剛性約束。嚴格遵守黨的紀律，做到紀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紀律沒有特權、執行紀律沒有例外，立身不忘做人之本，為政不忘公仆之心，用權不謀一己之私。鄧小平在1985年3月7日全國科技工作會議上就告誡我們：“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21〕我們黨有力量，就是靠革命理想和鐵的紀律組織起來。第三，憲法和法律是黨治國理政最重要的須強制推動的規矩，黨必須帶領人民模范遵守。只有依法治國，才能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黨和國家事業持續發展提供根本保障。第四，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工作慣例是自我約束的不成文的紀律，同樣需要長期堅持并自覺遵循。優良傳統和工作慣例雖不成文，但實踐檢驗、約定俗成、行之有效，自覺遵守這些規矩，個人才能不觸雷、不踩線，黨才更有凝聚力、號召力。

其次，從中觀實踐上看，要不斷完善落實民主集中制各項制度，推進形成風清氣正的黨內政治生活和政治生態。時時有矛盾，事事有矛盾，矛盾自始至終都會有的，黨內政治生活也不例外。列寧當時堅持在組織原則問題上和機會主義作堅決的斗爭，對我們當前政治生活排除一些錯誤認識、廓清認知、正確處理黨內生活問題和矛盾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具體來說，一方面從內容上，民主集中制不是只抓“組織建設”，而是要系統協調。嚴肅黨內生活，最根本的是嚴肅執行黨的民主集中制，著力解決“發揚民主不夠、正確集中不夠、自我批評不夠”等問題，要全面推進黨的政治、思想、組織、作風、紀律、制度建設，在黨的建設系統工程中健全和落實民主集中制的各項具體制度，使黨工作制度化、常態化、長效化，使黨組織領導方式、工作方式、活動方式更加符合服務群眾的本色需要。另一方面從對象上，民主集中制不是只抓“關鍵少數”，而是要抓好全黨。在實行民主集中制過程中，既沒有“鐵帽子王”和免罪的“丹書鐵券”，也不存在所謂“真空地帶”，不存在“特殊人物”，而是針對的全體黨員的全過程和各方面。要避免“家長制”“一言堂”以及“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的現象在領導班子里出現，就要嚴格執行民主集中制，特別是一把手以身作則。同時，其他黨員要在領導干部的領導下，堅持“四個服從”，自覺樹立“為人民、立正身、講規矩、守紀律、拒腐蝕”的堅定信念，形成一級帶一級、一級抓一級的示范效應，積極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 。

最后，從微觀個體上看，要不斷提升黨員干部的政治本領和政治能力，促使其形成堅定的政治立場和戰略定力。列寧高度重視黨的組織建設，提出黨員必須參加黨的一個組織，對當代中國共產黨人控制發展數量、提高黨員質量仍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鄧小平就曾指出：“一個人數少但有戰斗力的黨比一個人數多而缺乏戰斗力的黨要強得多。黨有戰斗力，就可以發展起來?！薄?2〕在新時代歷史起點上，黨要帶領人民完成“四個偉大”必須切實增強黨員干部的政治本領和政治能力，才能抵御住“四種考驗”和“四種危險”，始終保持住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鋒隊性質。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具體還體現在黨的群眾性中。黨只有始終保持堅定的政治立場和戰略定力，始終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才能做到哪怕“黑云壓城城欲摧”，“我自巋然不動”，安如泰山、堅如磐石。另外，需要強調的是，有權就有責，權責要對等，無論是普通黨員還是領導干部，都應牢記自己的主體責任，在日常生活中強化作為黨員的身份認同，種好屬于自己的“分寸責任田”，時刻牢記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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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管懷倫.論兩個“版本”的民主集中制〔J〕.江蘇社會科學，2006，（2）.

〔21〕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0.

〔22〕鄧小平文選：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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