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人心，我們還能說點什么

宋嵩

大概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政府對衛星電視接收設備的管制尚不算嚴格，在北方的普通城市人家里也可以收看到香港的“衛視中文臺”。正是在那些主持人怪模怪樣的口音里，我平生第一次聽到了“六合彩”這個陌生的名詞——它離我的生活是如此遙遠，以至于還在讀小學三年級的我誤以為那是一種新品種的畫筆。而在多年以后，一位來自南方的同學偶然在閑談時說起自己家鄉地下“六合彩”泛濫、鄉親們整日醉心于“買碼”的狀況，這個似曾相識的名詞才又一次從我的記憶中跳脫出來，只是我仍然無法理解，它跟電視上體育新聞結束后那些不?；蝿拥?、帶數字的乒乓球到底有什么區別。

“六合彩”之于我，正如魯迅曾經在《摩羅詩力說》里舉的那個著名例子——“如熱帶人既見冰后，曩之竭研究思索而弗能喻者”。也正因為如此，王哲珠的中篇小說《說點什么》里那些關于“六合彩”與一條人命之間關系的述說，帶給我的愕然、驚悚與震撼之感才得以成倍地放大，并和小說結尾主人公鄭遠那雙“極亮”卻能嚇醒人的眼睛一起，在幾天里成為我揮之不去的夢魘。

這已經不是王哲珠第一次在自己的小說里提到“六合彩”了。但是與之前作品里屢屢出現的故鄉父老因癡迷“買碼”而傾家蕩產、家破人亡的情節不同，《說點什么》將讀者的目光引向了“六合彩”的背景。正如這個題目所特有的猶疑、不確定、欲言又止的色彩，作者用第一人稱向我們講述了一場疑點重重的懸案以及“我”努力探明事實真相的過程，但謎底直到最后也沒能揭曉。相信每一位讀者讀過后都會對此給出自己的答案，都能就此“說點什么”。盡管故事里的每一個人都在“說”，但那些滔滔不絕又言不由衷的敘述、欲說還休且前后矛盾的表達，都讓主人公自殺的動因變得愈發撲朔迷離?！暗诙谎プ印边t遲不能落下，讀者的閱讀期待也因此無限延宕。

王哲珠的小說里經常出現“水”的意象，甚至有一部長篇小說直接以《長河》命名;她的敘述語言也有著長河一般靜水流深的質地，平緩而綿延，雖不似山間急流，水下卻時常會有旋渦翻騰。一個讓人“細思恐極”的陰謀，被作者以沏工夫茶般的從容娓娓講述出來。與同類題材小說慣常的情緒波動與起伏不同，那種如浪潮般層層推進的力量，以及對敘事速度不動聲色的控制，都展示出難能可貴的綿里藏針與氣定神閑?！拔摇被剜l后的思緒，被鄉親們七嘴八舌的訴說縈繞，將主人公原本就顯得離奇蹊蹺的死因卷入更為晦暗難測的人性黑洞。一種難言的沉悶貫串于閱讀過程始終，恰如夏日雷雨之前不斷下降的氣壓，雖然風平浪靜，卻令人坐臥不安。

如果只看小說的前半部分，你也許會認為《說點什么》不過是在重述一個當下早已見慣不怪的故事：一位富有正義感的老人偶然發現了筑路工程中建筑材料以次充好的秘密，并打算將此事“捅到上面”，但終究無法抵抗來自多方面的暗中威脅與構陷，為了保護子孫的生命安全，不得不帶著這個秘密投繯自盡。王哲珠顯然不滿足于僅僅講述老人之死的悲壯和無奈，以及控訴黑惡勢力用雞血、雞毛、匿名信之類下三爛手段恐嚇善良人之舉的卑劣無恥;她還要借鄭遠之死，讓讀者一窺人性深處那些難見天日的犄角旮旯，讓那些最見不得人的瘡癰暴露在道德紫外線的直接曝照之下。

于是，在小說的敘述剛好進行到一半的時候，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故事的情節也隨之急轉直下：此前鄭遠在鄉親們眼里是“近似英雄的存在”，關于其死因的猜測隨著傳言的流布而在鄉民中積累起越來越濃重的義憤，矛頭所向是相互勾結的干部和工程負責人，義憤“氤氳成煙霧狀，籠罩著鄭遠的喪事，這煙霧像易燃物，若有一點火星，便將引爆”。然而僅僅過了一夜，隨著地下“六合彩”開碼期的臨近，人們關注的焦點便發生了奇怪的轉變——對與鄭遠的生肖年份、年齡有關的數字的猜測，取代了對事件真相的探究，那種病態的熱情與興奮幾乎遍及全體鄉民，以至于“那天我在鄉里穿行，像處在一個巨大的賭場中”。最令讀者匪夷所思的是最后的開碼結果：“特別號碼正是鄭遠的生肖年份，他的年齡減去四輪后的數字，他去世的日期，他年齡的兩個數字中了連碼。有人買中了生肖年份，有人直接買中特別號碼，有人買中連碼，有人買中單雙數，總之，或多或少都中”。至于“管道的事，工程的事，鄭遠想捅出去的事”，已經沒有人再放在心上，“話題不是被忽略就是被扯開，它們被六合彩激情的旋渦卷走了”。

小說直到終了，都沒有揭開鄭遠與六合彩號碼之間的謎底，作者的確沒有就這個問題“說點什么”，但無論是鄭惠對鄉親們的痛斥，還是“你爸也買了六合彩”的提醒，再到老樹伯把投注六合彩賺來的錢退還給“我”、懇求“我”去“買點什么物件燒給鄭遠”，都指向了人心。正如鄭遠的女兒鄭惠所哭訴的，“人走了還哄人狠狠開心一次，讓四鄉八寨的人都中了六合彩，人家舔著指頭數錢了，他倒成個大笑話”。但人世間的悲涼還有更甚于此者，那就是鄉民們借鄭遠之死中彩后，還要違心地去大肆編造他抑郁的謠言，而對真相卻反倒諱莫如深起來。事實就是如此荒誕、如此“黑色幽默”：一個公認的“好人”為了集體的利益含冤而死，而他的死反過來倒成了這個集體中幾乎所有人牟取不義之財的手段，想想都令人不寒而栗。

在《說點什么》里，作者屢屢提到那股曾經在“我”和鄉民們體內鼓脹、竄動著的灼熱之氣。它就像一團火，就像“我”剛入記者行業時把自己想象成的那一支火炬，原本可以“在陰冷的角落發熱，在暗淡的角落發光”，以正義的光熱照亮一切黑暗，焚毀一切丑惡，卻被寒冷凜冽的人性寒風漸漸吹熄。鄭遠曾經對“我”寄予了無限的希望，他天真地認為“以后，你能幫很多人說話了”，卻終究難以預料到“我”也會在殘酷的社會法則面前泄氣、服軟、認輸，甚至還會為自己找出“七八年了，我早已不是當初的我，怎么還會幼稚到想重拾過去”的借口。小說的結尾無疑充滿了諷刺性：直到參加完喪禮，“我”仍然沒能就鄭遠之死“說點什么”，而是回到城里為一家大公司寫了一篇“軟文”性質的報道，在受到廣泛好評的同時也讓自己“有了那么一點名氣”。所有的秘密，所有的詭計、不公和丑惡，就這樣被輕松地一筆勾銷，倘若不是“我”時常被那雙極亮的眼睛驚醒，就仿佛什么都沒有發生過一樣。伴隨著那雙眼睛的，還有鄭遠標志性的微笑，“像蓄了日光，有種明亮的質感”。這微笑曾經可以融化冰雪，最終卻成了對這荒謬世界的嘲諷。

八十多年前，魯迅先生得知電影明星阮玲玉自殺的消息后，曾撰《論“人言可畏”》一文，痛斥小報記者造謠生事的惡毒，以及小市民們樂于充當看客的無聊。文中有“她們的死，不過像在無邊的人海里添了幾粒鹽，雖然使扯淡的嘴巴們覺得有些味道，但不久也還是淡，淡，淡”一句，實在是傳神至極。然而先生斷不會料到，一個人的自殺，也有可能被消解和扭曲變形，就像王哲珠筆下的鄭遠那樣，那些身后的流言，其惡劣程度甚過“扯淡”何止千萬倍?！叭搜浴辈恢埂翱晌贰?，還“可惡”，“人心”也由此變得愈發“可憎”起來，令人無比侘傺，無比唏噓。

責任編輯楊靜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