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暨華中抗日根據地與上海的解放和接管

劉蘇閩

[摘? 要]本文探討新四軍暨華中抗日根據地為上海解放和接管作出的歷史貢獻。在解放上海戰役中，新四軍的老部隊是重要攻堅力量，一大批優秀的新四軍老戰士和華中抗日根據地人員獻出了寶貴生命;上海解放后，新四軍暨華中抗日根據地培養的大批干部，在上海的接管和建設中繼續發揮重要作用。

[關鍵詞]上海;解放與接管;新四軍;華中抗日根據地;貢獻

[中圖分類號]? E297/D231? ?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928X（2019）07-0019-04

1949年5月的上海戰役是渡江戰役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解放戰爭戰略追擊階段的第一仗，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進行的我軍戰爭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堅戰。上海戰役的勝利歸功于黨中央、中央軍委的英明決策和總前委、三野前委的正確指揮;歸功于參戰部隊廣大指戰員堅決執行命令，充分發揚英勇頑強、不怕犧牲的革命精神和吃苦耐勞、連續作戰的作風，攻堅克難，浴血奮戰;歸功于中共地下組織里應外合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援，以及正確的政策、周密的組織、嚴格的紀律所發揮的巨大威力。本文僅就新四軍暨華中抗日根據地對上海的解放和接管作出的歷史貢獻，作一個初步探討。

一、新四軍老部隊是解放上海戰役的重要攻堅力量

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與上海有著極其深厚的歷史淵源和無法割舍的血脈情緣。1945年8月，根據中共中央指示，華中局和新四軍軍部決定，新四軍蘇浙軍區的部隊向上海外圍地區挺進，并組織上海武裝起義，里應外合，配合新四軍解放上海。雖因形勢急劇變化，起義被緊急中止，但卻是上海地區迎接解放的一次預演。1949年5月12日，上海戰役打響，參戰的第三野戰軍第9、第10兵團的10個軍和特種兵縱隊，是以新四軍主力部隊為主組建的。

從領導層面看，第三野戰軍領導干部7名，其中，新四軍老戰士6名，他們是：司令員兼政委陳毅，副司令員兼第二副政委粟裕，第一副政委譚震林，參謀長張震，政治部副主任鐘期光，后勤司令部司令員兼政委劉瑞龍。第9、第10兵團8位領導干部中，新四軍老戰士5名。參戰部隊中，正師職以上領導干部122名，新四軍老戰士86名;軍級領導班子成員49名，新四軍老戰士38名;有7個軍級單位領導班子成員和師級部隊的主官是以新四軍老戰士為主體的。[1]

從作戰部隊看，根據有關史料記載，第三野戰軍的23軍67、68、69師，29軍85、86、87師，30軍88、89、90師和特種兵縱隊共34個團，都是新四軍老部隊。25軍73、74、75師的9個團中，有7個團是新四軍老部隊。20軍所轄的58、59、60師的9個團中，有6個團是新四軍老部隊。參戰部隊中，共有47個團是新四軍老部隊。[2]

從戰役攻堅情況看，上海戰役第一階段是鉗擊吳淞、掃清外圍、封鎖黃浦江。時任三野副司令員粟裕和參謀長張震反復考慮了幾種方案：一是對守軍實施長圍久困的戰法。但考慮到上海有600多萬人口，糧食和燃料等全靠外地運入，長圍久困必使市民生活陷于絕境。二是攻其防御薄弱之點，從蘇州河南實施突擊。但考慮到這勢必使市區成為主戰場，不利于城市設施的保全。三是從上海兩翼迂回，鉗擊吳淞口，封鎖國民黨軍海上退路，誘殲其主力于市郊。這一方案既可阻敵從海上運走更多物資，又有利于保全市區完整。但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為確保其海上退路，勢必集中兵力在吳淞口兩側拼命頑抗。粟?；貞浾f：“吳淞周圍是敵防御的強點。因此，這種戰法，將是硬碰硬的一場艱巨的攻堅戰，一場激烈的反復爭奪戰，我軍要付出較大的代價。但我們是人民的軍隊，為了保存城市的完整，保護上海人民的生命財產，付出一定的代價是必要的，值得的?！盵3]

由此，寶山月浦和浦東高橋成為戰斗最激烈的地方。擔任主攻的29軍和30軍都是新四軍的老部隊。月浦鎮是吳淞、寶山的西北門戶，敵軍筑有堅固的碉堡群和外圍防御工事，與吳淞、楊行構成嚴密的防御體系，并有強大的火力支援。在前三天激戰中，部隊打得非常艱苦，28、29、33軍傷亡8000余人。30、31軍攻擊高橋，經反復爭奪，付出了重大犧牲。10個軍中，連以上干部犧牲最多的是29軍，共77人，其次是30軍64人。

擔任主攻的29軍87師260團團長李干因另有任務不在位。政委蕭卡和副團長梅永熙帶領全團5月12日晚抵達月浦鎮北端，立即搶修工事。13日一早，頭天晚上剛挖的工事就被敵軍陸上火炮、海上艦炮和空中飛機的狂轟濫炸摧毀了大半。到下午2點前，擔任主攻的1營傷亡了三分之一，營長鐘熹清、副營長王德成負傷。主攻打響后，部隊向月浦鎮沖擊中，又遭受敵軍強大火力的殺傷。14日拂曉，全團軍事干部都因傷亡離開了戰場。15日清晨，該團只剩64名官兵。同時，29軍87師261團1營副營長劉飛帶領3連130多人攻擊月浦鎮東側的子母堡時，只有20余人生還。

當時被敵軍抓到月浦鎮修碉堡的少年錢華生后來回憶說，國民黨軍在月浦鎮修筑了321個碉堡，挖了數十公里的深壕，鎮外延伸100米范圍內成為無人區。解放軍攻入月浦鎮時，錢華生和一些老百姓被關押在地堡里，看到一個戰士沖到碉堡的兩個射擊孔之間，對敵人喊話，敵人繼續射擊。這個戰士拉開手榴彈塞進碉堡的射擊孔，被敵人丟了岀來，他抓起來再次塞進碉堡時，手榴彈爆炸了，碉堡內一個敵人被炸死，這位戰士肚子被炸裂，腸子流了出來，還大聲喊著：“沖??！”這時，敵軍又將十幾個老百姓趕出去當炮灰。解放軍官兵發現后立即停止了火力攻擊，裝上刺刀向里沖。在通過一個開闊地時，敵人暗堡里的機槍突然猛烈掃射，不少解放軍官兵當即倒下了。我軍占領月浦鎮后，錢華生跑到陣地前仔細查看，解放軍官兵犧牲了78人。這支部隊正是87師259團團長胡文杰率領的兩個營。

二、一大批優秀的新四軍老戰士和華中抗日根據地人員為解放上海獻出了寶貴生命

在上海戰役犧牲的烈士中，新四軍老戰士和華中抗日根據地工作人員占有較大比重。據不完全統計，上海戰役中，我方總傷亡為33685人，犧牲的烈士7785人，年齡最大的62歲，最小的16歲。其中，解放軍指戰員7613名，地方志士100名，隨軍支前干部和民工72名。[4]以下謹對為上海解放犧牲的580名烈士作一個簡要分析。

首先，上海戰役中犧牲的408名解放軍連職以上烈士中[5]，29軍77人，30軍64人，28軍53人，31軍39人，26、27軍各31人，33軍23人，20軍14人，23軍7人，25軍4人。年齡最大的48歲，最小的18歲，平均28.9歲。解放戰爭前入伍的共329人，其中，新四軍老戰士188名，占57.1%。團職干部7人，新四軍老戰士4人，占57%;營職干部58人，新四軍老戰士24人，占44.4%;連職干部268人，新四軍老戰士160人，占59.7%。如：胡文杰，1938年參加新四軍，29軍87師259團團長，是上海戰役中犧牲的解放軍烈士中職務最高者。王里，1939年參加新四軍，29軍85師253團政治處主任。陳達生，1942年參加新四軍，29軍87師259團3營教導員。張勇，1944年參加新四軍，29軍87師260團3營副教導員。

其次，為迎接上海解放犧牲的100名地方烈士（僅限于1949年1-5月犧牲的），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共產黨員和革命志士，68人;第二類是國民黨軍隊、警察中從事策反起義人員，21人;第三類是與國民黨反動統治作斗爭的民主黨派人士，11人。他們中年齡最大的62歲，最小的20歲，平均年齡29.2歲。

中共上海地下組織與新四軍暨華中抗日根據地之間的黨組織關系和干部黨員交流非常密切。如1940年5月，江蘇省委根據中央部署，將外縣工委所屬的浦東工委、嘉定工委和江南特委劃歸譚震林為首的新四軍東路軍政委員會統一領導。10月，將外縣工委所屬的江北特委、崇明工委劃歸以陳毅為首的新四軍軍分會前敵委員會領導。外縣工委隨之撤銷。[6]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上海租界淪陷，江蘇省委將部分黨員分批送到新四軍華中根據地。如上海交通動員工委共將1500多名黨員干部和技術工人輸送到新四軍華中根據地。

1942年7月，根據中共中央關于保存敵占區地下黨組織的有生力量的指示，江蘇省委主要領導人劉曉、劉長勝、王堯山、劉寧一等和機關人員從上海轉移到新四軍淮南根據地。1943年1月13日，中央決定撤銷江蘇省委，在中共中央華中局下設立敵區工作部（又稱城市工作部），對外稱新四軍調查研究室，代號淮南游擊縱隊十二中隊，與新四軍暨華中抗日根據地融為一體。部長劉曉、副部長劉長勝、秘書張承宗，繼續領導上海、南京等地黨的工作，并分批將中共上海地下組織的干部安排到華中抗日根據地學習培訓。[7]抗戰勝利后，劉曉、劉長勝、張執一、張承宗等許多干部先后從華中抗日根據地派往上海，領導黨的地下工作，與新四軍暨華中抗日根據地相互配合，并肩戰斗。解放上海時犧牲的地方烈士中，有32人是從新四軍暨華中抗日根據地派到上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的。如：李白，1945年被派到上海設立秘密電臺，1948年12月30日被捕，1949年5月7日犧牲。沈鼎法，抗戰時期任崇明抗日自衛總隊政訓處主任、新四軍蘇中四分區游擊指揮部第3旅6團團長、崇明警衛團長，后被派到上海等地從事地下工作，1949年5月14日被捕，5月24日犧牲。張困齋，1939年冬回上海進行地下斗爭，抗戰勝利后負責上海市委秘密電臺領導工作，1949年3月19日被俘，5月7日犧牲。秦鴻鈞，曾三次往返于上海和蘇北，完成了建立地下電臺及輸送情報任務，1949年3月17日被捕，5月7日犧牲。

第三，解放上海犧牲的72名隨軍支前干部、民工烈士中，干部8人，民工64人，其中43人來自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約占60%。年齡最大的55歲，最小的19歲，平均年齡39.9歲。

三、新四軍暨華中抗日根據地培養的大批干部在接管上海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華中抗日根據地是新四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用槍桿子開辟的，而根據地政府和人民又以源源不斷的人力、物力、財力有力地支援了新四軍。新四軍暨華中抗日根據地是革命的大熔爐，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治黨、治軍、治政的優秀人才，不僅是抗日戰爭勝利的保證，而且為新中國的成立，準備了一大批德才兼備的干部。

為了解放和接管上海，華東局、華東軍區從部隊和各根據地抽調了5000多人，組成南下干部大隊。包括以曾山、徐滌新、劉少文為首的財經戰線隊伍，以周林、曹漫之為首的政法戰線隊伍，以梁國斌、李士英、胡立教、楊帆為首的公安戰線隊伍，以夏衍、錢俊瑞、范長江、戴伯韜為首的文教戰線隊伍等，其中有不少是抗戰勝利時北撤到山東等地的新四軍老戰士，根據老同志回憶，至少有50%以上的人員來自原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華東局在江蘇丹陽組織接管人員集訓，進行政策紀律教育，建立機構，配備干部，作好接管上海的準備。

上海軍事管制委員會主要領導人員共30名，其中23人為新四軍老戰士。他們是：主任陳毅、副主任粟裕、秘書長潘漢年，軍事接管委員會的軍事部長陳銳霆、訓練部長余立金、政工部長鐘期光、后勤部長劉瑞龍、海軍部長張愛萍、空軍部長蔣天然，政務接管委員會主任周林，財經接管委員會主任曾山、秘書長駱耕漠，文化教育管理委員會副主任錢俊瑞、韋愨、范長江、戴伯韜，公安部副部長（后改為公安局）梁國斌、李士英、楊帆，近郊接管委員會主任趙毓華，運輸司令部司令傅秋濤、副司令曹荻秋，公共房屋分配（管理）委員會副主任魏文伯。[8]

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將5000多名干部按系統進行分工安排，組建了接管上海各系統的工作班子。在廣大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下，積極開展肅清殘敵、維護治安、恢復生產、穩定生活等工作，順利實現了全面接管，共接管單位1397個，人員243820名。

1949年3月，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確定中共上海市委委員9名，7名為新四軍老戰士;常委5名，饒漱石、陳毅、曾山、劉曉、劉長勝，均為新四軍老戰士。1949年6月，上海市委委員增加到16名，其中新四軍老戰士9名，書記饒漱石，副書記陳毅、劉曉（1949年8月后改為第二、第三書記）[9];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市長陳毅、副市長曾山、潘漢年、韋愨，均為原新四軍暨華中抗日根據地的有關領導同志。[10]

同時，大批新四軍老戰士轉業到上海各級機關、社會各界以及工農業生產第一線，他們在黨的領導下，艱苦奮斗，敢于擔當，無私奉獻，譜寫了一曲曲“老兵新傳”。飲水思源，不忘初心，新四軍暨華中抗日根據地為上海的解放接管和建設發展作出的歷史性貢獻將永垂青史。

參考文獻

[1][3][4][5]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警備區，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上海戰役[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56-60.70-71.55.471.

[2]中國新四軍和華中抗日根據地研究會.新四軍組織沿革[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5：481-490.

[6][7][9]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上海組織史資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62.209-230.362.

[8][10]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上海市政權系統、地方軍事系統、統一戰線系統、群眾團體系統組織史資料[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6-11.12-13.

作者系上海市新四軍歷史研究會會長，中國人民解放軍少將

責任編輯：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