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運河與中國歷史

鄭民德

2014年中國大運河成為世界文化遺產，大運河文化開始受到全社會的關注與重視。2017年，習近平有兩次講話與批示：“要古為今用，深入挖掘以大運河為核心的歷史文化資源。保護大運河是運河沿線所有地區的共同責任?！薄按筮\河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是流動的文化，要統籌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边@為大運河文化的科學保護、傳承、利用指明了方向。

中華民族有著5000年的文明，而中國運河有著2500余年的歷史，對于社會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中國大運河包括隋唐大運河、京杭大運河、浙東運河，在數千年的發展演變中，留下了不計其數的物質、非物質文化遺產，其精神內涵的價值更是難以估量。中國大運河的歷史價值，突出反映在對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上。而在當今社會，對大運河歷史文化的挖掘、整理、研究，對于國家“大運河文化帶”建設及區域社會發展也具有重要意義。

大運河對國家統一的推動作用

中國運河的歷史始于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開鑿的邗溝。當時列國爭雄，擅長舟楫之利的吳國，自邗城（今揚州）下開鑿運河，溝通長江與淮河，使吳國艦隊順利進入山東境內，擊敗了齊國，稱霸中原。其后，在2500余年的發展演變中，中國運河的功能呈現一種軍事功能逐漸弱化，而政治、經濟、文化功能日益增強的趨勢，運河對于國家的統一、商業的發展、市場的形成、文化的交流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運河開鑿最初的目的是軍事方面的運兵、運糧。從夫差開鑿邗溝、菏水，到隋煬帝開鑿永濟渠，春秋戰國至隋代的運河雖然距離不斷增長，但管理、維護程度較低，很多運河軍事功能弱化后，或很快消失，或年久失修淤塞不通?？梢娺@一時期運河最主要的作用是軍事征戰，漕糧運輸服務于戰爭。

隋代以后，漕運作為一種國家策略，逐漸成了中國古代王朝的經濟命脈，無論是運河的管理、漕糧的運輸，都建立起了專業性的制度，漕運系統開始形成，漕河、漕糧、漕軍、漕制、漕法、漕船這些漕運體系的組成部分既相互獨立，同時又密切配合。特別是明清時期，中國漕運制度達到鼎盛，南糧北運，漕糧征兌、漕運官制、船只修造、糧食運輸與入倉均有嚴格的章程。而作為漕糧運輸的河道，運河成為了南北交通大動脈，除供給京師、保障軍需外，還對于國家政令的通達、訊息的傳遞有著重要的作用。為使運道暢通，中國古代王朝設置了河道總督、管河分司、管河廳汛等諸多機構，而負責河防搶修、河道巡視、閘壩管理的基層工作人員更是不計其數。運河作為運輸通道，對于強化國家對基層社會的控制，鞏固政權具有重要意義。大運河有利于中國不同區域之間的政治溝通，使中國不同區域的聯系更加密切，推動了社會的發展與進步，豐富了華夏文明的多樣性。

大運河促進了商業繁榮與城鎮崛起

中國的運河具有濃厚的國家性、政治性，在客觀上也促進了商業的交流、商幫的崛起、城鎮的繁榮、市場的構建。中國的大江大河主要是東西流向，南北之間沒有便利的水路交通，商業交流嚴重受阻。京杭大運河、浙東運河貫通后，這一局勢發生了改變，不同區域之間的經濟交流擴大，形成了最為發達的東部運河經濟圈。

首先，運河打斷了南北之間的自然阻隔。不同區域的物資、商品可以通過運河運往全國，商品流動性增強，特別是農產品的商品化，促進了農業作物向經濟作物種植方式的改變，民眾收入增加，商品種類豐富。

其次，徽商、晉商、洞庭、山右、黃縣等商幫崛起。他們利用大運河轉運物資，以船只作為運輸工具，在運河沿岸或開設店鋪、或建立銷售網點，獲取了大量的利潤。同時為增強商業競爭、擴大同鄉交流、融入地方社會，商幫群體還在運河區域修建會館、興修公共工程、賑濟災民，形成了“義利兼顧”的儒商文化、義商文化，稱雄運河區域數百年。

再次，在運河開鑿之前，運河區域的城市、鄉村經濟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運河的貫通使沿線城市迅速崛起。北京、天津、臨清、濟寧、淮安、揚州、蘇州、杭州等城市成了全國性的漕運碼頭、商業中心，這些城市集中了全國各地的物品，甚至國際性的商貨，城中商賈輻輳、店鋪林立、車馬交馳，運河中軸櫓云接、帆檣如林，一派興盛、繁華的氣象，而市民衣食住行、娛樂生活的豐富程度也遠遠高于非運河區域。除大城市外，河西務、泊頭、張秋鎮、臺兒莊、河下、盛澤、塘棲等市鎮也成為了區域性的商業中心，或形成了專業性的商品市場，如絲織、棉布、陶瓷、鑄鐵、年畫，或成了客貨轉運樞紐，或薈萃南北商貨。而這一切都得益于運河的商貿交流功能。

最后，運河構建起了基層社會的市場網絡體系。市場網絡的形成需要相當數目的商人、商貨與交通系統，而運河連接起了沿河大城市、市鎮與鄉村，使不同層級的市場交互性增強，不同類型的商品得以流通，市場之間調劑余缺，互通有無，市場的包容性、開放性、持續性明顯高于非運河區域。正是中國大運河，實現了運河區域商業數百年的繁榮，這種繁榮持續時間之長、輻射范圍之廣、影響區域之大，是其他任何因素都無法代替的，而運河商業文化的經驗與價值更是無可比擬。

大運河擴大了國內文化交流并溝通世界

文化交流促進人們互通有無，增進文化發展與豐富。大運河既是一條交通之河、政治之河、商貿之河，更是一條文化之河，它的文化交流功能主要體現在國內文化融合、國外文化溝通兩個方面。

在國內文化交流方面，大運河溝通了燕趙文化區、中原文化區、齊魯文化區、吳越文化區、荊楚文化區，使不同區域文化相互借鑒、取長補短、共同發展。因此運河文化具有開放、包容、創新等特征，而不是排他、封閉與僵化。運河文化包括國家官方文化的傳播與民間文化的融會貫通。如儒家文化盛行于運河區域，體現在科舉、商業經營、書籍印刷等方面，徽州有“東南鄒魯”之稱，與運河區域的徽商對孔孟思想的推崇有很大的關系。另外官方崇奉的宗教信仰，如關帝、金龍四大王、碧霞元君、真武大帝等與運河、漕運有密切關系的神靈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在運河區域有著大量的廟宇與信仰人群。而不同區域各具特色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節日風俗，甚至文學、舞蹈、音樂、藝術、建筑、飲食等，也隨著運河傳播到全國各地。如京劇就是徽劇沿運河進京時，在沿線城市演出，與不同劇種相互雜糅，融諸家之長而形成。運河沿線的楊柳青木版年畫、東昌府木版年畫、蘇州桃花塢木版年畫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時，也彼此學習、相互借鑒，形成了獨特的藝術珍品。其他像吳橋雜技、臨清運河號子、德州扒雞、揚州玉雕、蘇州雕版印刷等，都是在運河數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歷史變遷中所形成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在增進中外文化交流方面，一方面是商業交流所帶來的文化互通。南宋定都杭州，浙東運河成為對外交流的主要通道，杭州成了海上絲綢之路的中心，日本、東南亞諸國商人通過運河進入南宋王朝統治區域，促進了不同國家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另一方面是大量外國使節、僧侶、學者通過運河進入中國，將外來文化帶入國內，將中國文化傳播到了世界。如日本僧人成尋宋代時來中國求法，他經運河到達都城開封，在中國居住近十年，撰有《參天臺五臺山記》，對宋代運河城市、船閘、河道多有描述。南宋時阿拉伯人普哈丁通過運河到達揚州，并前往濟寧、天津等地傳播伊斯蘭教文化，死后葬于揚州東關外古運河東岸。元代意大利人馬可·波羅，明代菲律賓群島蘇祿東王、朝鮮人崔溥、日本僧人策彥周良、意大利人利瑪竇，清代葡萄牙人安文思、荷蘭人約翰·尼霍夫、俄國人阿列克謝耶夫，都曾沿著京杭大運河來到中國，他們對傳播中外文化，增進中國與世界的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

綜上所述，中國大運河在數千年的發展演變中，對中國歷史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這些影響促進了國家的統一與社會的進步，使不同類型的文化相互碰撞與融合，同時對民族團結、商業交流、中外溝通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明清山東運河河政、河工與區域社會研究”（16CZS017）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