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戰事后江寧府恢復農業經濟

陸德洛

句容市檔案館藏有一份同治五年（1866）江寧府勸農總局所發執照。該執照載明“眾姓田”領得句容縣鳳鄉六保巫墅村一丘二畝田地，由官方派員勘明界址，發給憑據，準其營業，日后墾熟開征時需按舊規完納丁漕。并強調“如另有業主出認，呈有確據，將該戶并扶同之鄰佑等，一并按律從重治罪?！蓖瑫r還記錄了相關附件情況，及“鄰佑保長不敢扶同徇隱、受賄捏飾，各切結存卷?！眻陶沼覀壬w有兩枚截角朱紅關防，執照整體略有磨損。[1]

從所載內容和頒布年月來看，該執照為太平天國戰爭結束后，清政府恢復社會秩序、促進農業生產的一個旁證。

一、句容的太平天國戰事

句容位于南京、鎮江、丹陽之間，到三地的距離均為百里左右，是南京與蘇南之間的重要交通孔道。在戰爭時期，占領句容就能威脅南京、進軍蘇南。

太平天國自1853年起就定都南京，建立了與清政府分庭抗禮的割據政權。清軍則在東郊孝陵衛扎下江南大營，圍攻南京。而句容既是江南大營的重要南撤后路，又是太平軍東進蘇南的理想出發陣地，故雙方在該地進行了反復的爭奪。

1853年初起，由于戰爭烽煙的迫近，清廷句容知縣趙廷銘就開始籌備守城團練事宜。太平軍于3月下旬攻克南京后，旋即東進占領鎮江。這樣句容的下蜀、倉頭等寧鎮之間的濱江轄區就開始受到戰火波及。此后，由于太平軍分兵北伐、西征，暫時沒有顧及蘇南一帶，因而句容戰事相對緩和，僅作為江南大營的后勤基地，源源不斷地向南京城外輸送糧餉物資。

1856年，太平軍一破江南大營，清軍退往丹陽，句容很快就被跟蹤而至的太平軍攻占。此后，清軍與太平軍在丹陽、金壇一線相持。但不久天京事變爆發，太平軍陷入嚴重內訌，岌岌可危的江南大營得到寶貴的喘息機會。從當年9月起，清軍開始從丹陽不斷向句容發動進攻。

到1857年2月，清軍逐漸攻至句容城下。為守住句容這一戰略要地，太平軍方面進行了數次增援。3月，溧水太平軍北上，攻打句容下轄的郭莊，與清軍總兵傅振邦部相持十余日。4月，清軍張國梁部趕到，雙方發生混戰，方志載“殺賊近十余萬”。清廷誣稱太平軍為“賊”。6月，太平軍再攻包家窯，清軍增援后，太平軍堅守野雞山、盤山等城東南要點，又鏖戰多日。但不久清軍攻陷溧水，戰略態勢大不利于太平軍。正如時任兩江總督何桂清所奏：“句容城小而堅，最不易拔。惟溧水克復，大局始有轉機?！皲嗨?，賊膽益寒，宜并力以圖句容?！盵2]在清軍東西夾擊的困境下，太平軍于7月份被迫西撤，清軍進占句容縣城。

此后，清軍在句容“征民夫浚長濠”，加強各種防御工事。太平天國因內訌元氣大傷，短期內無力開辟戰線，清軍則利用這一時機瘋狂反撲。由此，南京戰事的繼續催生了大量的流民，1858年“江浦、六合民逃徙至東陽、龍潭者甚眾”。句容地方當局對這些流民“抽捐入廣寧局”，以籌備賑災經費。

到1860年，經過長期準備和精心部署，太平天國再次擊潰江南大營。4月23日，太平天國侍王李世賢部占領句容，開始了太平軍第二次對句容的管轄。此后，雙方戰線轉移至鎮江附近，“邑之北鄉焚掠最甚，賊筑石壘于寶堰，運蘇州之糧囤儲壘中，以濟上江之賊?！背硕?，句容民團還不時攻擊太平軍，太平軍則堅決回擊，雙方你來我往，互有死傷。到1862年夏，句容又發生蝗旱等災，“民間宿麥為賊掠，大饑且疫，孑遺之民略盡?！?/p>

而隨著湘軍開始進圍南京，句容成為太平天國重要的后勤保障基地，太平軍不斷通過句容向南京運送糧草。1863年8月，陳鼐致曾國藩的信函明確提到：“獲偽札數十道，嘉、湖之賊籌運米糧，由句容之寶堰陸運入金陵，尚有百數十里，若能斷秣陵關接濟之路，則更易得手?！盵3]這樣堅持到1864年，4月12日湘軍鮑超部攻占句容，太平軍翟本邦、張宏發等叛變，守將翰王項大英、列王方成宗被擒。[4]至此，咸同年間的兵燹才算在句容基本結束。

二、清政府戰后的恢復措施

戰后初期的句容蕭條異常，民眾衣食無著，只能用呼作觀音粉的涂泥與米麥混合煮食。時人詩云：“大戶避地不敢留，小戶食盡無所投。野菜不生草根死，兒啼女泣同啾啾?？嗫士囵嚺e家死，哀號空自呼觀音?！盵5]常年轉戰南北、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對餓殍遍野的兵燹慘象是有切實體會的。因此在湘軍攻下句容后不到兩個月，就命人草擬了“安民勸農告示”。[6]

1864年7月19日南京陷落，太平天國戰爭在江蘇基本結束。9月6日，曾國藩即以“善后撫綏在在需員差委，裘輔歷署繁缺，循聲卓著，熟悉江蘇情形，堪資助理”[7]為由，奏請暫留句容縣令裘輔協助金陵善后。11月23日，曾國藩又奏請清廷準許豁免江寧府所轄上元、江寧、六合、江浦、句容、溧水、高淳等七縣錢漕三年（同治四年至六年），“以蘇民困而廣皇仁?！盵8]

寧鎮地區是太平天國的心臟地帶，太平軍在此活動最久，地主勢力受到比較嚴重的壓制，當地農民基本養成了“交長毛錢糧，不復交田主糧”[9]的習慣。太平天國失敗后，清政府要求恢復原先的土地所有制。但戰爭期間當地的士紳富戶非死即逃，相關地畝冊籍也亡佚無存，根本沒有恢復土地確權的有效憑證。而且兵燹后人口損失嚴重，“土著農民存在無幾，多方招募，復業寥寥?！盵10]為盡快恢復農業生產，穩定社會秩序，當局采取將墾熟荒地分給墾荒者的辦法，招募外地農民來耕種。

當年11月，曾國藩在與金陵士紳探討善后事宜時認為：“清理田畝、清查公產，皆刻不可緩”。提議可以另設一清查田產局專門辦理此事，并要求江寧地方官在一月之內從速開辦。同時希望地方士紳“公舉廉正紳董入局，幫同委員，認真經理?！盵11]

根據方志記載，最終成立的機構名曰“招墾局”?？偩忠詢擅班l望素孚”的士紳會同知府經理，下轄七縣則每縣推舉一名士紳分治?！班l別以保，保別以四莊，勘田之荒熟，圖之籍之，嚴隱冒之罰”。查勘的方法為“以民之逐丈為初丈，官之抽丈為復丈”。查勘確實后，即“以聯照授之”，這就是本文所涉執照頒發的緣由。此外，墾荒尚需耕牛、籽種，戰亂后民貧如洗，無力置辦，當局遂籌集資金，向農戶貸給牛本籽種，并免除利息。該局不久改名為勸農局。[12]具體到句容地區，該縣轄十六鄉共二百一十一里圖，“墾熟田地五千五百余頃”，牛本籽種的開辦經費分得5000兩。1866年李鴻章署理兩江總督時，又加撥3000兩。而民間歸還本金后，此項經費即留作地方公款。曾國藩主持下的這一善后措施基本掌握了無地農民的想法：“蓋墾種荒田，皆類窮苦農民，圖為己產。如有原主，則明知此田不為己有，安肯賠貼心力，代人墾荒……必以無主之田招人認墾，官給印照，永為世業，仍自墾熟之年起，三年后再令完糧。此等墾戶即屬業主，必不肯舍之而去，久之即成土著矣?！盵13]

從目前已知的檔案史料來看，曾國藩對招墾勸農事宜是非常關心的。1865年3月，曾國藩在“批金陵善后總局詳清查田畝章程”中強調，州縣地方官務必全力督辦清查事宜，每旬必須下鄉兩次。同時指出，此次清查僅記田畝荒熟情況，不涉及升科加賦，以安眾心。[14]4月5日，曾國藩再次札批，招墾“雖系勸農局專責，亦必須地方官實力講求，會商妥辦。江南吏治廢弛，各牧令于民事漠不關心，尚系未經兵燹以前之陋習?！盵15]6天后，曾國藩在批復江寧布政使萬啟琛等有關善后經費報銷稟帖時進一步指點：“凡治大事，以員少為妙。少則薪資較省，有專責而無推諉；少則必須才足了事者，而劣員不得濫竽其間；少則各項頭緒悉在二三人心中手中，不至叢雜遺忘?！盵16]

當然，招墾勸農是一件任重道遠的工作。洋人主辦的《上海新報》在這年5月報道稱：“現在督憲曾設立勸農局，散給牛力子種。（南京）凡東南鄉一帶地方，尚可耕種，而西北鄉一帶地方，村落全無，人煙絕少，所有田畝盡屬草萊，且多野獸，萬難開墾?！盵17]曾氏對此也心知肚明，他在差不多同時發布的公文中就明確指出：“目前設勸農局，實苦經費難籌。如若土地盡辟，邑無游民，殆非三五年功夫不可也?！盵18]

三、善后政策的繼續

土地確權在恢復生產、穩定社會之外，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以此為據征收錢糧。但時移世易，戰后的南京社會經濟情況已經發生了許多深刻的變化。

1869年，兩江總督馬新貽奏稱：江寧等府屬“現在成熟啟征之田，大抵皆同治五年（1866）江北水災饑民逃荒南來，經業主各以牛、種開墾者居多，……賦出于租，而租出于佃。開荒之人因利息無多，往往棄田而歸，業主莫可如何?！盵19]后任的兩江總督沈葆楨也在奏報中提到1869年以前，招墾時“乃求之汲汲，而應者寥寥，實由兵燹之余，鄉民自種自食，每戶不過十數畝而止。余地招募客民，給以資本，應募者來自江北，土性異宜，加以強悍難馴，費資多而交租少，大約從前每畝收米一石者今只收稻百斤或七八十斤，碾米不能四斗，稍加催索，即席卷潛逃，牛具田租均歸烏有，而田已報熟，賦無可蠲?！盵20]為此不少名門大戶紛紛將田產充公，以避免租賦賠累。

但到同治朝末期，為解決中央財政困難，清廷屢屢催促地方開辦丁漕。就此，時任兩江總督的李宗羲在《江寧墾熟田地酌減科則疏》中詳細陳明：

據該府縣轉據耆老紳民稟稱，開墾荒田完繳抵征實已勉力，今聞開辦丁漕銀米并納，不勝惶恐，實緣今日情形大非昔比。從前人物富庶，務農之家，父子相承，無不盡力于南畝，賦額雖重，無敢異議。今則本地農民無多，招人代種，工本倍費，而荒蕪已久，失于培壅，收獲不及從前一半，若仍照舊則完糧，恐未墾之田無人敢領，已墾之田又將復荒。

小民完納正賦，具有天良，茍非萬不得已，何敢率請議減。臣等權衡收放各款，下顧民生，尤應上籌國課，亦斷不敢輕議更張。惟參酌時勢，博訪輿情，仰體圣朝愛民之意，細核從前原收之數。查江寧各屬原額田地，共六萬三千九百二十二頃八十畝有奇，科征銀二十九萬三千五百三十七兩有奇，米豆一十六萬二千三百八十七石有奇，各縣現在墾熟田地共二萬九千二百二十三頃四十一畝有奇，照原則應科征銀一十七萬二千七百九十七兩有奇，米豆九萬三千五百一十三石有奇。今就該司等所擬酌減科則計之，應征熟田銀一十四萬二千七百九十六兩有奇，米豆七萬六千八百八十二石有奇。通盤核計墾熟田地居原額僅及十成之五，而減成收數則較原額尚有五成，只因所科熟田上則居多，其無避重就輕可知，至所減科則少征銀米，僅居原額十分中之一分五厘有奇，于正賦無大虧損，而小民受益無窮，非但目前催科不致棘手，此后農民聞風歸耕，或者荒田漸墾，賦額日增，實于國計民生兩有禆益。[21]

必須指出的是，當農民墾熟了田地，取得了執照后，往往就會有真假難辨的“業主”出面爭索田產。遇到這種情況，就算地方官有意主持公道，也往往因農戶無相關確權憑證而陷入爭訟不休的境地，處于弱勢的農民也往往因經不起折騰而失去土地。當時某地方官在致函左宗棠時就告知：雖然目前荒田很多，但“未墾之先，無人過問，既開以后，胼胝者習其苦，安坐者享其成，恐開荒者不甘也?！盵22]天津的《益聞錄》也曾就這一情況刊文道：“寧郡自遭兵燹后，土地荒蕪。有主之業，百不獲一；侵占之產，十居其九。歷年來，雖由客民開墾，援例納糧，然其折畝數，隱虧耗，奸民串賣，蠹書漏冊，種種弊端，不勝縷述?！盵23]

經過十余年的“善后”，江寧府勸農總局最終于光緒三年正月（1877年2月）裁撤，當時“江寧七縣田凡五萬五千二百余頃”，至1880年“未墾荒田尚有三萬一千余頃”。[24]句容縣“光緒二十年原續墾田地共六千三百余頃?！盵25]

句容市檔案館保存的這份執照，記錄了同治年間江南地區于大亂甫定之際，地方當局在善后過程中的組織方式、行政流程及規章制度，為研究近代蘇南經濟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具體的例證。

參考文獻

[1]江蘇檔案精品選編纂委員會：《江蘇省明清以來檔案精品選·鎮江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6頁。

[2][3][4][5][6][9][17][21]太平天國歷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國史料匯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8年，第641、3502、6463-6490、16130、3928、3764、2739、14975-14977頁。

[7]（清）曾國藩撰：《曾國藩全集》七，長沙：岳麓書社，2011年，第380頁。

[8]《曾國藩全集》八，第75頁。

[10]《劉坤一遺集》第二冊，第569-570頁。

[11][14][15[16][18]《曾國藩全集》十三，第292、304、306、307、309頁。

[12][24]《光緒續纂江寧府志》卷六。

[13][19]《馬端敏公奏議》卷七，第53、50頁。

[20]《沈文肅公政書》卷七，第18、13頁。

[22]《增輯經世文續編》卷三十九。

[23]《益聞錄》，第八十三號，光緒六年十二月初九日。

[25]《光緒續纂句容縣志》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