檔案館編研工作的發展趨勢

蔣衛榮

2012年以前，筆者對過云樓一無所知。作為一個20世紀80年代初從江蘇昆山農村通過高考來到蘇州，在此工作約30年的“半個蘇州人”，從未聽說蘇州的過云樓這個藏書樓名字。2012年4月，從媒體上獲知，北京匡時拍賣公司拍賣過云樓所藏包括宋版《錦繡萬花谷》在內的179種、1292冊古籍藏書，以成交價2個多億人民幣為江蘇鳳凰傳媒集團競得。當時媒體報道的重點是古籍拍賣，因此筆者并沒有對過云樓存多少關注。順便說一句，匡時拍賣公司還隆重推出“梁啟超檔案拍賣”的爆炸性新聞[1]，為此筆者從專業角度寫了《從梁啟超檔案拍賣看〈檔案法〉第十六條的修改》一文。

2016年，由沈慧瑛領銜的蘇州市檔案館研究團隊將過云樓藏書之外的，并不為社會公眾所了解或認知的日記、家書等點校出版。她以《過云樓日記》《過云樓家書》二冊相贈。本人在學校課堂上，將其作為檔案文獻編纂成果，向檔案學專業本科學生作過展示和說明。由于自己畢竟不是歷史研究、蘇州地方史研究的從業者，只將此書簡單翻過，未作細致閱讀。

2019年7月，沈慧瑛將多年來研究過云樓日記、家書及其相關文獻所得的成果，結集為《過云樓檔案揭秘》一書，交由蘇州古吳軒出版社出版。近日，她將一冊相贈予我。接受饋贈的當日晚上，展卷一覽，便為其書吸引。獨特的版式與裝幀設計、略帶神秘感的封面、與文字極為匹配的書畫作品插頁，都引人入勝，不負以出版書畫等美術作品名世的專業出版機構之名聲。筆者更在意的是作者對顧大瀾、顧文彬、顧承、顧麟士、顧公碩、顧篤璜等過云樓數代主人（以顧文彬為重點）的行狀描述、書畫收藏過往、紳士圈交游、宦海際遇沉浮、兒孫教育及家庭生活等方面的全方位梳理，表述凝練、準確，文字生動、流暢，意趣獨特，可讀性、可觀性非一般書籍可比，作者堪稱過云樓文化傳承人。筆者尤為欣賞作者這種介于散文與論文之間的富蘊人文情懷與歷史元素——辭章義理兼具的文體表達，捧起書來便不忍釋手。由是書所引，筆者較為完整地了解了蘇州近代史上顧氏這個著名文化世族，也第一次聽到了“江南收藏甲天下，過云樓收藏甲江南”，領略了過云樓及其家族史的風采?！敖颐亍闭?，乃是通過研讀相對私密的日記、家書等，為讀者描摹、呈現過云樓顧氏家族史、士紳交游史，以及作為一個以收藏名世的私家機構如何在有限的資源范圍內俘獲心儀作品，與賣家、買家斗法等曲折離奇的故事，當然還有隱藏在這些人物、故事背后的社會史。用兩個晚上的時間，筆者將此書通讀了一遍，自我感覺讀有所獲。

《過云樓檔案揭秘》一書，除復旦大學樊樹志教授所作序，及該書作者自作后記外，全書由《走進過云樓》《風雅真率會》《吳中七老自風流》《晚清士紳交游圖景》《顧文彬與俞樾的交往》《顧文彬與秦緗業的書畫交易》《傅增湘求書求畫于過云樓》《有為青年顧廷薰》《漢玉鉤室主人顧滎》《顧麟士的不了情》《謙謙公子顧公碩》等20篇文章組成。下面略述其中幾篇的讀后印象，以及由此書引發的有關檔案館如何調整檔案文獻編研工作方向的若干思考。

藏書樓之名過云樓由來。顧氏家族二代主人顧文彬取北宋蘇軾“煙云之過眼，白鳥之感耳”句意定藏書樓名，寓意過云樓主人似蘇東坡達觀的人生態度。過云樓曾經過手、庋藏的名家書畫、珍稀古籍，現今大多收藏于國內，包括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南京博物院、蘇州圖書館等公共文化機構，這些過云樓藏品的“今生”與過云樓主人熱衷公益、淡泊名利思想是十分切合的。1953年12月，怡園共有人顧公碩、顧篤念、顧煒等顧氏后人，秉持“藏私不如藏公”的理念，自愿將怡園捐獻給國家。書中收錄了他們為此事致蘇州市人民政府的信函。這真讓人為其家族后人無私高潔品德點贊。

過云樓主人珍愛的《花天跨蝶圖》畫作誕生記。過云樓之所以為人倚重，當然是其珍藏的數以百計、千計的書畫、古籍珍品。顧文彬本人是詩詞名家，也是甄別、鑒賞書畫作品的妙手。他深諳書畫之道，自己并不作畫，而是將自己的創意、想法、設計思路交由專業畫師完成?！痘ㄌ炜绲麍D》便是這種理念下完成的作品。此圖前后共有兩幅，分別交由畫家董小苑和任薰繪制完成。對于董小苑版絹本《花天跨蝶圖》顧文彬并不滿意，認為“董公畫筆尚嫩”[2]。在董小苑版完成26年后，他不惜奢付“筆資”重制任薰版《花天跨蝶圖》。畫面上，任薰遵顧氏之命繪制了60余位服飾、頭飾、神態各異的仙女，顧文彬身跨巨蝶之上，踏著祥云，飛向仙界。任薰完全遵從貫徹了委托人的設計與創意。由此讓人聯想起現代畫家、美術教育家吳冠中的名言：筆墨等于零。任何藝術作品若缺乏內在的創意、思想及價值觀，其作者便淪為工匠，其作品便不足觀。

風雅真率會。蘇州歷史上作為經濟繁榮、文化昌盛、科舉人才輩出的宜居城市，一直存在亦官亦紳的文化人小圈子。清季光緒年間，吳云、沈秉成（二人為蘇州附近的浙江歸安籍，即今湖州）、李鴻裔、勒方锜（二人分別為前任、現任蘇州地方官，即蘇松太道，駐太倉，后駐上?？h衙）、顧文彬、潘曾瑋（出自蘇州貴潘一支，狀元潘世恩之子）、彭慰高（蘇州籍）七人，仿北宋司馬光罷官回洛陽后與同道摯友成立真率會例，成立吳郡真率會。真率會旨在以私家園林為活動場所，輪流做東，吟詩作詞，鑒賞書畫，酌酒品茗，觀戲聽曲，博弈賞花，遠離廟堂，良辰美景，優哉游哉，為這些文人士大夫閑適有品位的生活提供活動平臺。通過對過云樓日記、家書等檔案文獻的梳理、研讀，作者為我們栩栩如生地繪制了清代地方上層士紳交游、雅集圖景。

張之萬的蘇州緣。張之萬，直隸南皮人，清末名臣張之洞堂兄，道光二十七年（1847）狀元。同治九年，出任江蘇巡撫（駐蘇州），開始與蘇州及過云樓主人顧文彬結緣、交往。張之萬本是一位丹青高手，任江蘇巡撫僅一年多時間，便融入了顧文彬等人的蘇州士紳文人圈子。第二年，升任浙閩總督，卻未馬上赴任，且在蘇州一待就是六年多。蘇州園林中最出名的拙政園是張之萬的最愛，他在江蘇巡撫任上與江蘇布政使、滿人恩錫等人以五千兩銀價格買下，作為八旗奉直會館，園名仍襲拙政園。張之萬與老母親、弟弟張之京等人自抵蘇城起六年多一直居住于此，直到光緒三年母親去世、回原籍安葬，才依依不舍離開吳門。顧文彬在寧紹臺道任上不得分身，張之萬與其子顧承聯系頗多，彼此借觀書畫賞析、求畫、引首題跋者，家書、日記中反復出現，不吝筆墨。張之萬特別喜歡婁東畫派中四王之一的王原祁的作品，顧文彬之子顧承將過云樓藏品中王氏最好的作品借給他，令顧文彬不無擔心，生怕借出的心愛之物有去無回。家書中有關這一段顧文彬心態的描寫惟妙惟肖，一方面收藏者對自己中意的作品志在必得、自信滿滿、藏品“東南無出其右”的“炫富”心態毫無保留地形諸文字，另一方面，又怕自己的珍藏因出借而被人尤其是自己的上司盯上，遭人覬覦、落入他人之手，而日夜忐忑、輾轉反側，懊惱、窘迫感呼之欲出，能使人笑出聲來。

清末、民國時期古籍收藏家傅增湘與過云樓主人求書求畫過往。過云樓第四代——顧文彬之孫、顧承之子顧麟士柄持家族事務時，延續收集書畫作品，開始關注宋元珍稀古籍。傅增湘（字沅叔，別署雙鑒樓主人，四川人）是國內最著名的收藏家之一，民國北京政府時期曾任教育總長。有人著文說，過云樓藏品中，書畫可予人觀賞，但古籍不愿共享，甚至秘不示人。雖說得絕對了些，但可能確實存在這種傾向。以世俗的眼光論，過云樓遺產中數以百計種宋元珍稀古籍的價值可能要高于書畫藏品。檔案現存有顧麟士與傅增湘三通未署明年份的書信，其中一封收入《過云樓檔案揭秘》插圖中，封套上直寫“蘇州鐵瓶巷顧六老爺臺啟傅沅叔京師太平湖緘”字樣。信的主要內容是：1916年傅在出任總長之前曾到南方訪書、收集珍稀古籍，在顧府曾見眉州鄉賢所著《續碑傳琬琰錄》和《龍川略志》二書，皆為宋本，后者著者為蘇軾之弟蘇轍。傅氏提請顧府割愛，或借觀，或“攜照象具”攝影復制，或抄錄原書的要求，并且不惜重金從北京“覓得”“開化紙數十紙寄呈”過云樓，希冀顧家能請高手抄錄一套以如傅所愿；還念念不忘顧麟士允諾的畫稿是否已脫稿。但顧家一直沒有松口。直到1926年，顧麟士才將請人抄錄的《龍川別志》和《龍川略志》寄到北京傅府。隨后，傅增湘為二書作跋：“宋刊本《龍川別志》《龍川略志》號為孤本秘籍?！菚鵀閰情T顧鶴逸（即顧麟士，字鶴逸，行六）所得。辛亥以還，余數書往來吳中，因識鶴逸于怡園，獲觀是書，昨歲更影寫一本相寄，將以入吾《蜀賢遺書》中”。多年來念茲在茲的珍稀善本到手，終于得償夙愿。

顧文彬家族正式遷居蘇州鐵瓶巷宅第之前，先后輾轉過多個居住地。顧氏先祖世居蘇州桃花塢，乾隆五十四年后，顧大瀾在南濠街（一段時間改稱“南浩街”）盛家巷買屋另居；嘉慶十二年，顧大瀾將本支從盛家巷搬到附近的由斯弄；道光五年，顧氏從由斯弄遷居聞德橋；道光十五年后，因家族布號生意接連虧損，經濟狀況下滑，“告貸者接踵于門”，不得不先搬到桐溪浜，第二年復遷于申衙前；在顧文彬外放期間，顧大瀾獨自將家搬到鐵瓶巷（即今天過云樓陳列館所在地）。直到同治三年（1864），顧文彬攜家人重返蘇州，買下原租住的房子作為恒產，定居鐵瓶巷。自此，這里便成為顧氏大本營與顧文彬的終老之所。如是材料，沒有作者經年累月的細細梳理、考訂乃至實地尋訪，豈能輕易獲得？地名由于城市拆遷街道改造而失名，隨意亂改而篡名，牽強附會而造名[3]等情況存在、蔓延，由斯弄、聞德橋、桐溪浜等獨具地方特色的地名現已大多不復見，某種意義上說，作者還承擔了彌補某些地名傳承疏缺的功能。

由于職業的緣故，筆者特別關注作者能否對相關文獻事無巨細地搜尋、鉤沉，達至如民國著名學者傅斯年所稱“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境界，并在此基礎上對相關文獻作梳理、解讀及闡釋，以推出結論。這兩者便是近代著名學者陳寅恪、黃侃等人所探討的“發現之學”與“發明之學”。

本人在高校從事檔案學專業教育工作，承擔的教學任務是與多數檔案學課程方向完全不同的檔案文獻編纂學。該課是檔案學專業核心課程中唯一需大量涉及文獻內容的，其取向本質上是文獻學，明顯有別于以管理學為目標的大多數課程。

2001年，西安地圖出版社出版了一冊由蘇州市房地產管理局所屬檔案館委托蘇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原副主任王仁宇編寫的《蘇州名人故居》。該書介紹在蘇州出生或在蘇州為官、生活的名人的故居，如潘世恩（留余堂）、沈德潛（教忠堂）、俞樾（曲園）、彭定求（南畇草堂）、吳云（聽楓堂）、李鴻裔（網師園）、洪鈞（桂蔭堂）、盛宣懷（留園）、翁同龢（綵衣堂）等。筆者有一次在逛書店時，無意中發現了這本書。此書是典型的檔案文獻編研成果。蘇州市房地產管理局所屬檔案館有較為豐富、系統且價值較高的蘇州名人故居檔案，較為詳細介紹蘇州名人故居的創意適時、適宜，將其作為編研選題可謂得其所哉。蘇州本地市民對蘇州名人、故居及相關故事大多不甚了了，遑論外地游客或外國游客。蘇州是一個聞名世界的旅游城市，包括名人故居在內的風景旅游點等旅游資源富集，對蘇州歷史文化有一定了解、關注需求的本地市民或外地、外國游客，此書一定會為其所青睞，定會有一定市場。事實證明確實如此，該書發行量較大。稍有遺憾的是，此書并非為檔案館工作人員自己完成，而是委托他人編寫的。

經過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全國檔案系統大規模開展的檔案開放、編纂工作，各地檔案館所藏價值較高的檔案文獻陸續得到公布與出版。業界都知曉，這主要是為專業人員服務的，對象無疑是少數人。近年來，檔案界的理念也在不斷調整，如何將檔案編研工作的服務對象由小眾轉向大眾，擴大檔案編研成果的受眾面，使檔案館成為名副其實的能提供一定公共文化產品的文化事業機構，檔案工作者在不斷思考、探索?！哆^云樓檔案揭秘》《蘇州名人故居》二書為檔案部門的編研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啟發與示范。它們還預示著檔案編研工作的一個發展趨勢，即以傳統的原文編纂為主，逐步轉向以原文編纂與非原文編研并重，甚至不斷向非原文編研方向拓展為主的形式，也意味著檔案館的編研成果需兼具專業性和普及性的特點。就以上述二書為例，前者專業性要強于后者，且兼具普及性，更具可讀性，書中選錄的包括人物像、日記、家書、信札、手稿、畫作、題字、匾額、書影、名刺、捐獻書等70幅插圖與該書正文文字十分貼合，互為支撐，給人以身臨其境、賞心悅目、感同身受的閱讀體驗，現場感強烈。前者的研究性也要大大優于后者。這種形式的文本才真正貼近普通大眾尤其是某些文史愛好者或半專業讀者的閱讀心理訴求。這類介于散文與雜文之間的言之有物的文體特別適合于作為檔案編研成果的呈現載體。后者則完全屬于大眾讀物，匯與編是其主要目的，但大眾讀物往往受眾面更廣。不同材料（數量、質量、內容涉及面及難度、深度等不同）的選題可能帶來成果形式與類型的差異。

信息時代來臨，人們接收信息服務的方式為集成化，內容偏好已由宏觀轉為微觀，編研成果形式的多樣化，閱讀能否便利如可視化、動漫化等，都將成為今后影響檔案編研工作及其成果評定、作用發揮的重要因素。期待有更多的《過云樓檔案揭秘》這樣的檔案編研成果。

*本文為國家檔案局“江蘇省蘇州市檔案館2019年民國檔案文件目錄采集服務”項目的研究成果之一。

注釋與參考文獻

[1]媒體報道“梁啟超檔案拍賣”新聞后，曾引發社會質疑。20世紀80年代梁啟超后人毫無保留地將梁啟超留下的手稿、書信、圖書等文獻無償捐獻給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社會上怎么還會有“梁氏檔案文獻”存在？事情稍有蹊蹺，實乃知其一不知其二所致。梁啟超之弟梁啟勛后人手上確實還存有源自梁啟超的書信、手札等數量不小、價值不菲的“梁啟超檔案”。此次拍賣的標的物便是梁啟勛后人所托。

[2]沈慧瑛：《過云樓檔案揭秘》，古吳軒出版社，2019年，第16頁。其他未注明引文均源自此書相關篇目。

[3]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來，全國各地改名之風越刮越烈，蘇州周邊的一些鄉鎮不少頗具地方特色、歷史信息豐厚的地名被廢棄，如陳墓改錦溪，陸墓改陸慕，簡直不知所云。把徽州更名為黃山市也不為歷史地理學界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