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翻譯觀視域下李照國譯《黃帝內經》的 適應性選擇分析及啟示

張丹　肖平

〔摘要〕 著眼于《黃帝內經》的價值及英譯歷程的簡要梳理，介紹較為成功的威斯譯本、吳氏父子譯本和李照國譯本，從中總結中醫文獻翻譯的共識性原則，即闡釋醫理和傳遞民族特色。同時，在生態翻譯觀的視域下闡述了翻譯生態環境和翻譯中的適應性選擇。深度結合李本翻譯實例，詳細分析了采用直譯、音譯、轉換譯法和加注譯法，分別體現其在翻譯過程中的適應性選擇。從而得出李本成功的經驗：譯法的選擇應該結合對譯入語市場需求的準確判斷，以及讀者群體對中醫藥文化的興趣，對中醫術語、中醫思維可接受程度的合理前瞻。這在新時代下，關于中醫翻譯如何繼承中醫文化精髓，如何體現譯者對中國傳統醫藥文化的高度認同和自信，如何服務文化強國戰略等，都具有深遠的啟發意義。

〔關鍵詞〕 黃帝內經;生態翻譯觀;適應性選擇;傳遞民族特色

〔中圖分類號〕R2-0;H315.9? ? ? ?〔文獻標志碼〕A? ? ? ?〔文章編號〕doi：10.3969/j.issn.1674-070X.2019.01.031

Analysis of Adaptive Selection in 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Medicine Translated by

Li Zhaoguo from Eco-translatology and Its Enlightenment

ZHANG Dan， XIAO Ping*

（Hu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Changsha， Hunan 410208， China）

〔Abstract〕 Starting from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value of 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Medicine and its translation history， the thesis makes a comparison among the three translated version by Ilza Veith， Wu Liansheng and Wu Qi， and Li Zhaoguo， and draws the common fundamental principles in transl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at is to illustrate the Chinese medicine and to delivery of national features in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translatology， the thesis gives a brief demonstration of ecology in translation and adaptive selection， and then make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adaptive selections embodied by literal transl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noting in Li Zhaoguo's translation version. The above analysis lead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selection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should be in light of the accurate judgment of need of target language market， and of the reasonable foresight of foreign reader's interest of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and their acceptance to Chinese medicine terms and thinking patterns. This thesis is supposed to give some enlightenment to the transl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keeping its essence and showing the full culture ascription and confidence of nowadays translators.

〔Keywords〕 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Medicine; Eco-translatology; adaptive selection; delivery of national features

《黃帝內經》（以下簡稱《內經》）不僅是中醫第一部理論經典，集中體現了我國古代醫學理論和醫學實踐成就，更是兩千年來中國傳統醫學的基石?！秲冉洝?，明確體現中醫理論體系與哲學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引入了大量的唯物主義哲學元素，如“取象比類”的思維方式，中醫特有的整體觀念和恒動觀念，符合現代唯物主義普遍聯系和永恒變化的基本觀點[1]。

《內經》不僅對中國傳統醫學有著非凡的意義，同時也是世界的瑰寶。國內外學者一直致力于《內經》的翻譯，便于各國學者在醫學、生命科學的角度之外，拓展哲學、倫理學、中國傳統文化和思維科學等多維角度來研究它，挖掘更大的學術價值和文化價值。

1 《內經》的英譯歷程及翻譯原則的基本共識 近百年間，《內經》，尤其是《素問》部分，英語譯本多達13種，目前廣為流傳，在海外接受程度最高，且國內外研究集中的有以下3種。

首先，在海外第一部《內經》翻譯是由美國醫學史博士伊爾扎·威斯（Ilza Veith）于1949年出版的“The Yellow Empire’s Classic of Internal Medicine”。此譯本僅翻譯了《素問》的1至34章，重點介紹了針刺療法，但遺憾的是將《內經》譯為“內科醫學”，與原著的偏差比較明顯。

旅美華人吳連勝和吳奇父子于1997年出版了“Yellow Empire’s Classic of Internal Medicine”，是上世紀末《內經》翻譯的成功之作。吳氏父子有著多年的從醫經驗，但并無語言學習經歷，由此該譯本翻譯原則重在闡釋醫理，力求保證譯本的嚴謹性和規定性，翻譯策略上多倚重意譯、加注和解釋，極少用直譯、音譯?？陀^而言，吳氏父子對當時中國傳統醫學在海外已經啟蒙的現狀，以及譯入語讀者群體對中醫傳統文化的熱情略微低估;并且，與古代漢語高度凝練和中醫術語多義性等語言特征相比，吳氏父子譯本不可避免地損失了一些民族性特征。

李照國具有語言學和醫學雙重知識背景，系統分析當下英語國家對中醫及中國傳統文化的接受程度，并基于其對中醫傳統文化的自信，以及西方讀者對中醫理論和中醫文化的興趣值和理解能力，出版了《素問》和《靈樞》的完整譯本——“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Medicine”。李本翻譯策略多用直譯、音譯，并針對中醫術語的負載詞和多義現象，少量使用意譯和添加注釋的方式，最大程度保留了中醫文化和哲學理念。李本是21世紀以來最為成功的譯本，目前已在國內外享有高度認同，收錄入《大中華文庫》。

經過多年的翻譯實踐，中外翻譯家知識背景不同，采用的翻譯策略不同，然而，都能就《內經》及中醫文獻翻譯的原則達成基本共識：既要闡釋醫理，同時要傳遞中醫的民族特色[2]。

2 生態翻譯觀

生態學是指研究生物群落與其所處環境之間關系的學科。近年來，隨著人們保護生存環境意識的提高，生態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研究也紛紛問世，生態翻譯學就是將翻譯與生態學結合研究的一門交叉性學科。

2.1? 生態翻譯觀的發展

著名翻譯理論家彼特·紐馬克（Peter Newmark）于1988年最早提出譯本的傳播過程中體現著某種的生態學特征，但直到2003年，米歇爾·克羅尼恩（Michael Cronin）將視角擴大到不同語言之間“翻譯的生態”的關注，正式提出了“翻譯生態學”這一術語。但西方學者并未系統地從生態學的視角探討翻譯活動，也未構建翻譯實踐的理論框架。國內學者張明權、季羨林、崔啟亮等人都曾借用“翻譯生態”術語來研究翻譯問題。2004年，清華大學胡庚申教授在 《翻譯適應性選擇》一書中正式提出“生態翻譯學”概念：生態翻譯學是一種從生態視角綜觀翻譯的研究范式。許建中的2009年《翻譯生態學》和胡教授2013年《生態翻譯學：構建與詮釋》兩本著作，不僅為生態翻譯學構建了較為完備的理論體系，同時將其研究方法系統全面地應用于翻譯實踐和翻譯評價的研究中。

此外，生態翻譯學研究者于2010年發起成立了“國際生態翻譯學研究會”。國際翻譯家聯盟主席劉崇杰對生態翻譯學的創立和發展給予了充分肯定。生態翻譯學正在國際、國內的翻譯研究中煥發著新的生機和魅力。國內大量研究集中于將生態翻譯與詩歌翻譯、散文翻譯、電影字幕翻譯等結合，產生了大量成果。

2.2? 生態翻譯學的核心理論

胡庚申教授認為，“生態翻譯學是一種從生態視角綜觀翻譯的研究范式，立足于翻譯生態與自然生態的同構隱喻，以生態整體主義為理念，以東方生態智慧為歸依，以適應性選擇為核心理論，是一項系統探討翻譯生態、文本生態和翻譯群落生態，及其相互作用、相互關系的跨學科研究，致力于對翻譯生態整體和翻譯理論本體做出符合生態理性的綜觀和描述?！盵3]

2.2.1? 翻譯生態環境? 翻譯生態環境是一個場，或者一個網絡系統，是在一項翻譯活動中不同分工的人群組合，包括原文作者、原文讀者、譯者、譯文讀者、譯文編審及編輯，甚至包括贊助商、出版商、版權所有人、譯評人、營銷商等。由此可見，譯文是否能夠達成理想的傳播效果，必然依賴于翻譯流程中所有人的協作，生態場中的和諧共處。

2.2.2? 適應性選擇? 就翻譯理論本體而言，不僅需要包括生態環境中從事翻譯活動的相關人員，更應該涵蓋翻譯實踐當時的社會環境和譯文讀者情況的分析與判斷。這也就是需要正確回答適應性選擇中，要適應誰，以及怎樣適應的問題。

胡庚申教授認為翻譯即適應選擇之過程，翻譯是“譯者適應翻譯生態環境的選擇活動，通過多維度選擇性適應與適應性選擇，遵循優勝劣汰、適者生存、強者長存的生態理性和自然規律從而得出適應選擇度最高的翻譯作品?！盵4]適應性選擇是生態翻譯觀理論系統的核心，并對譯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僅要對各種翻譯原則和策略熟練掌握運用，更要對時代的要求，目標讀者群體的要求、興趣、可接受程度等具有合理的評估，并依據這些因素來指導翻譯實踐，在翻譯策略上做到最為恰當的適應性選擇[5]。

3 李照國譯《內經》的適應性分析

3.1? 音譯法體現適應性選擇

吳氏父子的《內經》譯本是上個世紀的代表之作，而李照國翻譯為本世紀較為權威的譯本，分別為二十世紀前后中醫典籍翻譯的集大成者。兩種譯本的對比中，最為直觀的差異體現在中醫核心術語翻譯策略的適應性選擇問題。

李本更多采用音譯法，而吳氏父子譯本中多采用解釋、注釋的策略。相較于吳本，李本呈現出幾個突出優勢：首先，音譯法不用過多解釋說明，也不偏向英語分析、解構的思維方式，反而更有利于保留中醫術語的多義性，突出體現中醫語言的模糊性和神秘感，例如“精神”、“五行”、“臟腑”，采用音譯為Jingshen、 the Wuxing ＼ the Zangfu-Organs[6]，更明確提示整體名詞概念，也更有利于體現中醫的整體觀念。其次，吳本對術語譯文更普遍采用小寫，而李本翻譯中術語普遍大寫，看似是簡單的處理，然而提示作用顯著，有效避免理解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忽略或混淆[7];此外，采用音譯法，回譯性方面無疑得到極大的提升，更便于譯入語讀者領悟中醫術語的內涵意義和外延意義，在保留中醫語言特色方面，也更具優勢。具體見表1。

3.2? 直譯法體現適應性選擇

從句法結構角度分析，李本翻譯中也采用直譯法居多，直接采用和原文一致的平行、并列結構，保證每個小句的主干部分信息統一，而從屬部分信息用來體現不同的病癥或表征，對譯文讀者而言，不僅降低了理解難度、突出了信息重點，同時保留了語言結構的工整劃一，以及由此產生的韻律美，很好地兼顧了闡釋醫理和傳遞中醫民族特色的功能。例如李本翻譯《素問·瘧論》中“其以秋病者寒甚，以冬病者寒不甚，以春病者惡風，以夏病者多汗”一句，就采用“Malaria in autumn is marked by……; malaria in winter is marked by……， malaria in spring is marked by……; and malaria in summer is marked by……”[8]同時，此例中的“多汗”，并未對應為英語的多汗癥“hyperhidrosis”，而是采用“profuse sweating”，最大程度地做到了文化保真。此外，《靈樞·九針十二原》中“夫善用針者，取其疾也，猶拔刺也，猶雪污也，猶解結也，猶決閉也”一句，出現了4次“猶”，用明喻的方式解釋說明針刺療法的不同手法及效果，闡述“善用針者”的技法高超。李照國翻譯為“Those who are good at acupuncture treat disease just as simple as pulling a sting， removing a stain， untying a knot or clearing away silt in a river.”[9]其中“as simple as”保留了原文中的修辭，同時采用4處現在分詞形式列為并列結構，也體現了直譯法的應用。不僅激發譯入語讀者了解和學習中醫的興趣，而且很好地體現了翻譯中的適應性選擇。

選擇音譯法和直譯法，不僅是基于李照國的醫學和語言學知識背景，更是源于譯者對譯入語讀者群體和讀者市場的客觀現狀判斷準確：近百年來，中醫文獻翻譯不斷實踐，譯本在海外流行，已經培養了一批對中醫傳統文化感興趣的讀者群體，對中醫術語、中醫理論體系具備一定的基礎和接受能力。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下，傾向于采用直譯和音譯，才能保證既不會造成理解障礙或文化隔閡，還有利于激發譯入語讀者了解和學習中醫的興趣，闡釋醫理的同時傳遞民族特色，成功實現了翻譯中的適應性選擇。

3.3? 轉換譯法體現適應性選擇

首先，醫界和譯者都認為《黃帝內經》不僅包括內科學的醫理、診療等理論總結，同樣也體現中國古代的解剖學知識，涵蓋古代外科診療方法。李照國對《黃帝內經》的標題譯法為“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Medicine”，直接取消了“內”的局限，打破了之前多種譯本中均采用的“Internal Medicine”的傳統翻譯，破除了譯入語讀者原有將《內經》定位為內科醫學著作的誤解。這是李本中靈活轉換譯法的最直觀體現，也是最為重大的實事求是實踐之一。

中醫與西醫，雖然從哲學基礎和診療理論上存在極大差異，但兩者對生理結構、生理現象，以及病癥、病征的認識和表述，基本能達成共識、保持一致。在這個前提下，采用轉換譯法，遷就英語表達方式，就可有效降低譯文讀者的理解難度，從而提高了譯文的可接受程度。例如在《素問·脈要精微論第十七》中“倉廩不藏者，是門戶不要也。水泉不止者，是膀胱不藏與。得守著生，失守者死”一句，著重論述“藏”的功能與對生命的意義。李本譯為“Failure of the Canglin （granary） to store up is due to failure of the Menhu （anus） to restain. Incontinence of urine is due to failure of the bladder to store （urine）. Normal functions [of the viscera] ensure living， while dysfunctions [of the viscera] cause death.”[8]將“水泉”轉換為尿液“urine”;“水泉不止”譯為尿失禁“incontinence of urine”;“膀胱不藏”譯為不能儲存尿液“failure of the bladder to store （urine）”;此外，將“得守”和“失守”分別譯為“normal functions of the viscera”和“dysfunctions of the viscera”。

3.4? 加注譯法體現適應性選擇

從古代漢語到現代漢語都顯現“意合”的鮮明特征，既不注重形式銜接，結構松散，獨立、平行小句較為多見;相比之下，英語往往呈現“形合”特征，強調使用大量顯性形式銜接成分，使句式呈現結構整合、邏輯嚴密的特征。英語和漢語在語言結構緊密程度上的顯著差異，必然要求譯者在翻譯策略上做出選擇。

李本翻譯除了譯出漢語原文中的主干信息之外，也采用了加注譯法：一方面，在譯入語中添加必要的銜接成分，不僅加強了譯文的銜接緊密程度，使譯文更符合英語高度整合的形合特征;另一方面，使用“[……]”將加注部分顯性標記提示譯文讀者，這些銜接性的信息在漢語原文中其實不存在，而是譯者在翻譯的過程中有選擇性的添加。例如在《靈樞·百病始生第六十六》中：“夫百病始生也，皆生于風雨寒暑，清濕喜怒。喜怒不節則傷臟，風雨則傷上，清濕則傷下”一句，李本翻譯中就多次使用加注譯法：“The occurrence of all disease is caused exclusively by [attack of pathogenic] wind， rain， cold and heat， coolness and dampness [as well as emotional changes such as] excessive rejoicing and anger damage the Zang-organs. [Pathogenic] wind and rain damage the upper [part of body]. [Pathogenic] coolness and dampness damage the lower [part of body].”[9]

采用加注譯法來體現適應選擇性的優越性，不僅在于當前產出了可接受程度更高的譯文;更加在于建立起這樣的長效機制，可以直觀地引導譯文讀者去體驗和思考漢語與英語不同的形式結構特征，在慢慢的調整、適應、接受的過程中，培養了更優質的譯文讀者群體。這為后繼的翻譯者創造了良好的譯文讀者基礎，以后再翻譯中醫文獻時，需要添加注釋的地方就會越來越少，就更有利于在中醫翻譯中達成傳遞民族特色的功能。

4 李照國譯《內經》對當下中醫翻譯的啟示

李本《內經》翻譯基本達成了中醫文獻翻譯原則的基本共識，既兼顧了闡釋醫理的語用功能，也很好地承擔了傳遞民族特色的文化功能。一方面繼承了中國文化的精髓，體現了譯者對中國傳統醫藥文化的高度認同和自信，完全符合新時代下，文化強國、文化興國的戰略。另一方面，李本翻譯體現了其對譯入語市場和讀者群體的準確判斷，不僅結合海外市場對中國傳統醫學理論的需求，對中醫藥文化興趣的深度分析;同時，結合譯文讀者對中醫術語、中醫思維接受程度的合理性前瞻，甚至于已經深入到為后繼翻譯者培養優質的海外讀者的階段。

李照國對上述現狀的合理判斷和前瞻性視角，以及對譯文讀者的培養與塑造，不僅是李本翻譯中適應性選擇成功的經驗，更是對“翻譯到底要適應誰，以及怎樣選擇恰當的翻譯策略來達成適應”等根本問題的最佳回答。在新時代下，這些理據和經驗都對當代譯者，尤其是致力于中醫藥文獻翻譯和中醫藥文化傳播工作的人員，關于中醫翻譯如何繼承中醫文化精髓，如何體現譯者對中國傳統醫藥文化的高度認同和自信，如何服務文化強國戰略等問題，都具有深遠的啟發意義。

參考文獻

[1] 邱海榮，姚? 欣.“譯者為中心”翻譯觀在《黃帝內經》英語中的體現[J].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2017，23（3）：415-417，420.

[2] 李照國.論中醫名詞術語英譯國際標準化的概念、原則與方法[J].中國翻譯，2008，29（4）：63-70.

[3] 胡庚申.生態翻譯學：構建與詮釋[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16.

[4] 胡庚申.從“譯者主體”到“譯者中心”[J].中國翻譯，2004，25（3）：40.

[5] 胡庚申.翻譯適應性選擇[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120.

[6] 吳連勝，吳? 奇.《黃帝內經》英漢對照[M].北京：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

[7] 李照國.中醫英語翻譯技巧[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7.

[8] 李照國.黃帝內經·素問[M].西安：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5.

[9] 李照國.黃帝內經·靈樞[M].西安：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