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的愿望樹

凌嵐

《愿望樹》是1987年蘇聯時代的藝術電影，格魯吉亞導演阿布拉澤的作品，在北京高校的蘇聯當代電影節上公映，與2001年香港出品的同名電影無關。

1987年9月我以大一新生的身份開始在北大讀書?？措娪笆切@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北大給學生的人文教育，其中三分之一的內容來自于影像媒體（電影、錄像）。放映地點包括大講堂、電教教室，聽說更高級的芍園樓也放電影，但我從沒有在芍園看過電影。電教教室放映的是錄像，利用那里新建的多媒體設備——那時還沒有“多媒體”這個詞，我們所見的是一個教室中配備的十幾臺電視機，從天花板上掛下來，可以同步放映錄像。那時的錄像還沒有高清數碼技術，坐在課桌邊的幾個人伸長脖子仰視離自己最近的一臺電視機，距離遠，影像模糊不說，如果是歐美電影或者粵語片，理解得靠字幕，盯著屏幕下那行永遠在移動的字幕看，真費勁。電教常放的美國電影里，《愛情故事》是招牌節目，隔三岔五就會播放，拿這部經典片招攬學生，我和我的同學們大都有在電教看《愛情故事》的記憶。但可惜，所有的畫面都帶著干擾，除了那首膾炙人口的情歌，美麗的女主人公長什么樣都沒看清楚，同去的同學說還不如《紅樓夢》里繡春囊上的“妖精打架”呢。

此后我們對電教的錄像失去興趣。電教里的大教室有膠片投影機，是可以放小電影的，但公開使用并不多。記憶中在那里看電影只有一次，北京電影學院的教授來北大給中文系開電影課，放的是侯孝賢的電影。

要看電影，只能去“大講堂”。當時北大的電影院，是在學三食堂邊的“大講堂”，又叫“大飯堂”。從后面這個名字可以看出它的前身，后來附近另建了學三食堂，原來的飯堂升級為“大講堂”。大講堂跟“學三”成垂直關系，它的正門并不正對講堂里的主體舞臺，而是在舞臺側面。這個奇怪的設計，讓大講堂無論在位置上還是進門后的座位安排上，都有一種偏安的感覺，是典型的小劇場設計。大講堂的舞臺也就是電影銀幕所在的那面墻，墻后是直通北大南門的馬路。這堵墻的隔音效果不好，看電影時能清楚聽到外面的車聲和人聲，現實跟虛構一墻之隔，這不靠譜的隔音層自行消解了舞臺藝術的“第四面墻”。晚上偶爾在正放映電影的大講堂外走過，可以聽到墻里傳來隆隆的聲音。如果是驚險或者恐怖電影，可以聽到年輕的此起彼伏的呼喊和尖叫，被夜里校園的寂靜放大，仿佛里面的人在坐過山車，而且每一個人都沒有系安全帶。

偏于一隅，背路而立，門外世界聲聲人耳，隨時進入觀眾的感官，這是大講堂獨有的藝術姿態。無論是放外國電影，還是《紅高粱》的首映式，崔健演唱會，1991年春夏季電影《紅樓夢》的首映式，最后我們的畢業典禮，都是在大講堂這樣一個“特立獨行”的角落里發生。大講堂的售票處，躲在學三的后部，像一個在兩個建筑之間加蓋的臨時木屋，又像是堆放雜物的工棚改建的?？傊@個北大當時學生使用最多的禮堂，外觀和位置除了方便實用，并無堂皇氣派可言，但它是多么方便和實用啊——離學生宿舍不過是一分鐘的路。晚飯后我們從學三食堂出來，掏幾毛錢飯票買一張電影票，走進大講堂前部那個像船頭一樣，永遠掛著紅色漆布棉簾子的小門，于稀疏的人群中隨便找一個地方坐下來，就可以看電影了。坐進大講堂那深紅色平絨布包面的椅子里，你會感到自己真的藏匿在巨輪之中，海上聚集著風暴的微弱電流，一切校園政治，青春期的困惑，都暫時與你無關。

燈光漸暗，觀眾席里人群聚嘯或者戀人的低語聲漸止。開演前會有幾秒鐘的投影機調試，那幾秒鐘沒有音樂，可以聽到膠片在投影機里高速轉動的聲音。北京電影館借來的資料片片頭一般有資料編號，銀幕上翻滾著巨大的黑體阿拉伯數字，占領整個畫面。與此同時，同聲翻譯接手，翻譯者開始測試話筒的首響效果。有時翻譯會借這個時候自我介紹兩句，我是俄語系的第幾年的研究生某某，今天來給大家做同聲翻譯……搞同聲翻譯的有男生也有女生，記憶中以女生居多。我記得一個非常柔和的女中音，曾經是好幾部蘇聯電影的同聲翻譯。這些一個人的“字幕組”，幾乎都是臨時請來的高年級學生，他們跟觀眾一樣，也是第一次看片，對劇情并不熟悉，他們的翻譯經常并不流暢，有時電影到某個關鍵橋段，他們會恍然大悟，補充說明先前橋段忽略沒有翻譯的或者譯錯的細節，寥寥數語，是銀幕外的敘述閃回。

同聲翻譯特別像在講故事，尤其是在黑暗的場內，整個大講堂陷入催眠一樣的安靜，銀幕上映出沒完沒了的塔可夫斯基式的長鏡頭，格魯吉亞平原漫長沉默的綠色，雜樹生花間走出秉性各異的人物，雙腿像仙鶴一樣的女主角，安靜得像小動物一樣的眼神，坐在銀幕下直眉瞪眼的文青們看得兩眼發直，靈魂出竅。東北亞的陌生地貌里展現的人生糾結，不能說看懂了多少，對我這樣最遠只到過北京的大學生，只能看到詩意與茫然：影片結尾時那只誤闖進屋里來的小鳥，被壯漢撲殺，女主角最后怎么了？三十年后我都沒有找到答案。

這就是《愿望樹》，朝聞游子唱離歌，昨夜微霜初渡河。

大講堂就是我的天堂電影院，一次一次，我和我那些同坐在黑暗里觀影的、當時彼此并不熟悉的同學們，在幾個小時里，被一束頭頂上橫穿過的跳動的光影所催眠，在最虛空的光線中觸摸到最真實的內心。

別的大學我不熟悉，1987年我進北大讀書，第一次發現北京高校原來在流行蘇聯電影。美國電影不是沒有，但極少。北大舉辦過一次“美國電影節”，排隊買美國電影節的票出現哄搶，有女同學被男生野蠻推開;還有人用同樣顏色的副票作假票混進場里。蘇聯電影多得是，不需要哄搶。北大的“電影愛好者協會”不知通過什么關系，很容易就從北影廠的資料館借到原版的當代蘇聯電影，不僅是《列寧在1918》《戰艦波將金號》這些二十世紀前半世紀的經典老片，還有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這段時間出品的新浪潮電影，在時代末潮上折射出種種影像故事，《白比姆黑耳朵》《兩個人的車站》《小薇拉》《愿望樹》《鄉愁》《藝術家生活》……最后一部《藝術家生活》并非原名，是我憑印象取的名字，我在“豆瓣”上找過卻遍尋無著。還有一部，完全記不得名字，劇情卻是記憶猶新，屬于《四百擊》這種“成長故事”，主角是莫斯科當時的機關干部家庭的頑劣少年，不停地撒謊惹事，游手好閑，在同學家的高級公寓里聚嘯，拿同學父母出國帶回來的高級香水當毒品吸毒，電影結尾時，兩個孩子談到人生夢想，其中一個窮孩子說只想要一件新的冬衣，“不良少年”宣布他的夢想是為人類進步做出貢獻，然后他脫下自己的夾克給了小伙伴。這些故事發生的時間，跟我們觀看的時間相差不過幾年，彼邦少男少女的人生，是此邦大學生的阿凡達。沒想到蘇聯當代電影會帶給我這么大的共鳴。

因是原版電影，海報上宣稱的電影名字會張冠李戴，等放映時才發現是另外一部電影，這種錯誤時有發生，這時同聲翻譯就會嘀咕幾句，“拿錯了！不是《車站》……”聲音由話筒放大到全場，哄笑，但沒有抗議退場的，更沒有起哄要求退票還錢的。反正是藝術電影，有啥區別呢，塔可夫斯基也好，安哲羅普洛斯也好，都是很少的對話，緩慢的空鏡頭。我們這些毛頭學生沒有那么挑剔，年輕的眼睛看到的風景都差不多，在看不懂中體會天地悠悠，何去何從……戀人們觀影時還會互握著手，觀影時享受愛情的電波。有一次我跟男友去看電影，記得是恐怖片《閃靈》，我看得太緊張太忘情，把手放開，再握時就握到座位另一邊的人的手，那只手驚恐地猛地抽回去。迷迷瞪瞪的我這下徹底從劇情中驚醒，轉臉看見鄰座是一個陌生的男孩，銀幕上正好是大酒店里的走廊迷宮，噴血的電梯，銀幕下的男孩子看得大氣不敢出，表情嚴肅，忽然被我抓住手，嚇得一哆嗦，幾乎要從位子上跌下來?！堕W靈》也是同聲翻譯，水平和理解力完全不及那些俄語系的高才生，估計這個翻譯也被畫面的詭異嚇暈了，中文句子比情節發展平均要慢五分鐘。

張冠李戴是常見的多賣票的廣告伎倆。很多電影是北大影協弄來的片子，賣票收入歸他們。比如《偉大的嘉寶》這部電影，招貼畫上是著名的默片時代明星帶“絕望美”的臉，大特寫鏡頭。買票進去看才發現上當，從頭到尾，“絕望美”的美人連影子都沒有！《偉大的嘉寶》在北大多次放映，那張美麗的海報功不可沒。另外一個轟動北大一票難求的是《查泰萊夫人的情人》，D.H.勞倫斯的著名情色小說改編的電影?！埃ㄟ@部電影的）票弄到了嗎？”一度是放映前同學見面的問候語。那時校園里還沒有黃牛，因為我們沒有多少零花錢可以買得起高價票。唯一的辦法是拿作廢的同色的票，或者副票混進去！但看完大家都失望得不說話了，意難平??！情色在哪里？！肉體在那里？！剪片子的官員剪得那叫徹底和負責啊，男女同框的時間不超過五分鐘，連拉手都沒有！女主人公是個中年英國女，按長相我們應該稱呼她阿姨，還不如《追捕》好看呢！

張藝謀選擇北大做《紅高粱》的首映式，也不是偶然。之前第五代導演的作品《黃土地》《一個和八個》，在北大中文系的師生中反響熱烈?！都t高粱》在高校公映前已經在北京的教師和媒體中放映過。當時我們文學專業的班主任張頤武老師，提到《紅高粱》贊不絕口，但對其中的殘酷重口細節有微詞。這種“微詞”刺激了我們的觀看期待，等于給《紅高粱》的火預先升溫加熱。在北大召開首映式的時候，《紅高粱》剛剛獲得柏林電影節頒發的“金熊獎”。這個消息傳來，文青熱情變成愛國熱情——電影畫面展開，翻滾如波濤的高粱地，顛花轎的狂野酣暢，發生在山東高密慘烈的抗日故事，大講堂里的我們如癡如醉。影片結束燈光大亮，張藝謀和鞏俐同站在舞臺上，鞏俐穿一身紅。全場起立，集體情緒之熱烈高昂堪比國足獲勝。之后幾年，第五代導演別的電影也在北大搞首映式，雖然熱鬧，震撼程度跟《紅高粱》不可同日而語。時過境遷，《紅高粱》甚至不是我最喜歡的電影，我更喜歡張導的《活著》《滿城盡帶黃金甲》，但平生為電影而歡呼，唯有《紅高粱》那一次。

1988年公映的《搖滾青年》是在北大取外景的。87級的部分同學還充當了群眾演員，那是我們從正定縣軍訓回到學校后不久的事。當時導演田壯壯來北大選演員，標準很低，就問一句，會騎自行車嗎？身高相貌都不挑?！稉u滾青年》片頭，晨光透過路兩邊的梧桐樹照下來，一群十七八歲的大好青年，騎車浩浩蕩蕩從寬闊的林蔭路上走過……幾秒鐘的中遠景就是在北大南門里的校園大路上拍攝的?！稉u滾青年》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唯——部國產音樂歌舞片，仿照好萊塢類型片里的Musicals，就是現在看也不難看。最突出的是它的首樂，完全原創，沒有一首是翻版日本或者港臺地區的流行歌?！稉u滾青年》的電影插曲開創了國內流行十幾年的“西北風”民歌路線，高亢歡快，有迪斯科節奏感，又有中國民歌的醇厚。其中幾首成為迪廳里最受歡迎的中國歌曲——《生活就該痛痛快快》《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閃光的霹靂》《給你一片溫柔》《我不在乎》……參加演唱的歌手有當時剛剛出道的屠洪剛、孫國慶、王迪，過了不久他們開始大紅，藝途青云直上，一度霸占春晚歌手的位置。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田壯壯的命運完全相反。1993年他拍攝的《藍風箏》被禁，從此走進長達十年的沉默期，一直到2000年才繼續拍電影。我在紐約大學的“中國電影周”上看他復出后拍的第一部電影《小城之春》?！缎〕侵骸返昧四悄甑耐崴闺娪肮澊螵?，但并不對我的口味，不知道是我變了還是電影變了。那一年正好是我去國十年，也是我在紐約工作的第五個年頭，已經成家，兒子開始蹣跚學步?？赐辍缎〕侵骸烦鰜?，深秋的夜里下雨了。我走到華盛頓廣場坐地鐵回家，想起的卻是李義山的詩，“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距離1987年秋天，北京秋陽燦爛的早晨騎著一輛二手自行車在北大南門路上飛馳而過，喜滋滋地做《搖滾青年》群眾演員的大學時代，已經十五年過去了。

華盛頓廣場邊種著小樹，路燈下看有點像大講堂的正門的柿子林。冬天的黃昏，柿子林落盡葉子，可以看到尋食的麻雀成群結隊，在光禿禿的樹枝間像煙一樣地飛起落下。冬天天黑得早，看電影的人走過柿子林，如果是好片子，就有人站在那里求余票，渴望的眼神在每一個進電影院的人的臉上搜索。那些年輕的眼神，我多年后都不能忘記，如今想起來還是心中有一種棒動。一起看電影的同學們，你們如今在哪里？

大講堂和它的柿子林，已經不復存在。2004年我畢業后第一次回到燕園，走過新建的電影院，那時是白天，電影院還沒有開門，四周空無一人，售票處的電子屏幕上顯示出當天電影的播放檔期，一行一行中規中矩，完全就是美國連鎖影院的做派，跟我們那時手寫的廣告牌、墻上被遺忘掉的海報不可同日而語。

站在電影院的墻外，我側耳傾聽，里面一片寂靜，但是我還是聽到舊時大講堂里傳出的掌聲、尖叫聲、笑聲、噓聲，一聲聲從遙遠的過去，從時間之外傳過來，震動著我站立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