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媒介接觸對美國民眾中國形象認知的影響

陳勇，張昆，張明新

（1.湖南理工學院 新聞傳播學院，湖南 岳陽 414006；2.華中科技大學 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4）

隨著全球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世界各國增進彼此了解的需求越發迫切，各國國民對他國的認知情況也隨之成為學界的研究焦點。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中國在國際上的影響力不斷增強，其形象日益受到國際社會關注，他國對中國的認知從而也日益成為建構中國對外關系的重要因素。中美關系是中國最重要的對外關系，而美國民眾關于中國的認知對中美關系的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因此，研究美國民眾的中國認知乃當下一個重大課題。

一、文獻綜述

（一）美國民眾的中國形象認知

多年來，一些大型的民意調查機構如蓋洛普公司和皮尤研究中心等，一直在持續跟蹤調查美國民眾對中國的態度。通過他們的調查發現，美國民眾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中國的態度總體上比較負面。

蓋洛普公司自1979年起，連續就“你對中國的整體看法是非常正面，大體正面，大體負面，還是非常負面”的問題對美國民眾進行調查。結果發現，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民眾對中國的好感度波動很大，于1988年達到頂峰，有72%的人對中國持有正面看法；1989年則跌到谷底，只有34%的人對中國持有正面看法。此后近20年間，美國民眾對于中國的好感度處于一個相對穩定的區間，持有正面看法的比例一直徘徊在40%左右。

同樣，皮尤研究中心自2005年開始，也實施了類似的民意調查。其獲得的調查結果與蓋洛普公司十分接近。美國民眾對中國持有正面看法的比例也為40%上下，只有兩年持正面看法的比例超過50%，最高也只有52%。

（二）美國媒體的涉華報道

在美國的對外關系中，中美關系非常重要，因此，美國媒體一直重視關于中國的新聞報道。但整體而言，不同類型的美國媒體都不約而同地采用以負面報道為主的報道基調。彭增軍[1]通過研究1992—2001年間的《紐約時報》和《洛杉磯時報》發現，涉華報道在數量上迅速增加，但總體基調保持負面[1]；Stone等[2]通過分析《時代》《新聞周刊》和《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發現，自1991年蘇聯解體以來，這三大新聞周刊的涉華報道變得更加負面，甚至將中國塑造成了一個新的敵人；王琳[3]通過分析2006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黃金時段新聞節目涉華報道發現，其呈現的中國形象相比20世紀末的確發生了改變，具體形象變得更為強大、富有，在國際上具有更廣泛的影響力。但其報道的總體傾向并未改變，仍以負面報道為主，對中國的發展持懷疑、警惕、不滿、批判的態度。相德寶[4]則發現英文社交媒體雖然在經濟、文化和技術方面呈現了更加中性和多元的中國形象，但在社會、政治、宗教和種族方面則仍然復制了主流媒體所呈現的中國原型。

（三）美國媒體涉華報道對民眾中國形象認知的影響

美國民眾的中國形象認知和美國媒體涉華報道長期以來都維持在負面狀態，故有許多研究者試圖去探尋二者之間的相關性。早期的研究大多認為，美國媒體涉華報道和美國民眾的中國形象認知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Wang和Shoemaker[5]發現，在1979—2007年間，蓋洛普歷年民意調查前3個月內《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今日美國》的涉華報道傾向，與調查顯示的美國民眾的中國形象認知顯著相關。報道越負面，美國民眾對中國的好感度越低。Syed[6]也發現，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美國報紙和電視對中國的負面報道增加，美國民眾對中國的印象相應地變得更加負面。

隨著研究的發展，后來的一些研究得出不太一樣的結論，發現美國媒體涉華報道對美國民眾中國形象認知的影響并非那么顯著。徐劍等[7]的調查研究顯示，除了電視的接觸頻率會對美國民眾的中國評價產生負向影響，報紙、雜志、廣播和網絡的接觸頻率與美國民眾對中國的態度均無顯著關系。Willnat和Metzgar[8]的調查研究中發現，報紙和廣播新聞的接觸頻率與美國民眾對中國的好感度呈現正相關，而電視和在線新聞的接觸頻率與美國民眾對中國的好感度沒有顯著關系。不過，在美國民眾關于中國的一些具體議題的認知上，電視和在線新聞的接觸則呈現出了顯著影響，如收看電視新聞越多的美國民眾，越有可能認為中國對美國構成軍事威脅，并對中國成為亞洲領袖感到不舒服；接觸在線新聞越多的美國民眾，越有可能將中國視為敵人，并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會減少美國的就業機會。而韋路等[9]的調查研究將中國的形象細分為非政治形象、政治形象和威脅認知3個維度進行分析，僅發現美國民眾通過電視了解中國信息的頻率與威脅認知呈正相關；而通過脫口秀廣播節目了解中國信息的頻率與非政治形象評價呈負相關、與威脅認知呈正相關；通過博客了解中國信息的頻率與非政治形象評價呈負相關；通過社交網站了解中國信息的頻率與政治形象評價呈正相關；通過視頻網站了解中國信息的頻率與非政治形象評價呈正相關，與威脅認知呈負相關；而通過報紙、雜志、公共廣播電臺、新聞網站、電影了解中國信息的頻率對中國非政治形象和政治形象的評價以及威脅認知均無顯著影響。維爾納特等[10]所做的調查研究則發現，僅報紙新聞的接觸頻率與美國民眾對中國的好感度呈現正相關，廣播、電視、網絡新聞的接觸頻率與美國民眾對中國的好感度均無顯著關系。

綜上可見，關于美國民眾的大眾媒介接觸對其中國形象認知的影響，現有研究尚未得出比較一致的結論。而且，現有研究主要停留在研究數據的描述層面，很少對數據結果進行成因分析及理論闡釋。因此，有必要通過進一步研究來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二、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采用的方法為以往研究均使用的問卷調查法。為了對問題進行更為全面深入的探究，除了像以往研究一樣分析報紙、雜志、廣播、電視、新聞網站和社交媒體等各類媒介的接觸對美國民眾中國形象認知的單獨影響，還將分析大眾媒介接觸的總體影響。

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提出研究假設：

假設1.美國民眾通過部分大眾媒介（報紙、雜志、廣播、電視、新聞網站或社交媒體）接觸中國新聞的頻率對其中國形象認知有顯著影響；

假設2.美國民眾通過部分大眾媒介（報紙、雜志、廣播、電視、新聞網站或社交媒體）接觸中國新聞的頻率對其中美關系認知有顯著影響；

假設3.美國民眾通過大眾媒介接觸中國新聞的總頻率與其中國形象認知呈負相關；

假設4.美國民眾通過大眾媒介接觸中國新聞的總頻率與其中美關系認知呈負相關；

假設5.美國民眾對美國媒體涉華報道的滿意度與其中國形象認知呈負相關；

假設6.美國民眾對美國媒體涉華報道的滿意度與其中美關系認知呈負相關。

按照研究假設，制定關于媒介接觸頻率、對美國媒體涉華報道的滿意度、中國形象認知和中美關系認知的變量設計，如表1所示。

表1 研究假設中的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設計

同時，根據既往研究及經驗判斷，人口統計學變量和人際傳播渠道可能影響到媒介接觸與中國形象認知、中美關系認知之間的關系。因此，本研究控制了性別、年齡、教育程度、種族、收入、對生活的滿意度、就業情況和黨派傾向這些人口統計學變量。同時，還將與中國有關的人際傳播經驗作為控制變量，包括以下5個問題：接觸中國人的機會；是否去過中國；是否有親戚、朋友或熟人在中國工作或居??；是否有親戚或朋友去過中國；是否在社交網絡上有中國朋友。

三、調查結果

委托美國市場調查公司Qualtrics進行在線問卷調査。采用SPSS24.0軟件對樣本進行分析。該調査于2015年12月23日——2016年1月18日之間進行，目標被訪者為成年網民，根據成年網民的人口構成比例進行配額，最終成功獲取樣本2 200份。

（一）美國民眾對中國形象及中美關系的認知

首先，在中國形象認知方面，美國民眾對中國印象評價的均值為6.136（SD=2.378），略高于中位值5.5，說明美國民眾對中國的總體印象略為正面。但相比本調查中美民眾對美國印象均值為8.840的評價，美國民眾對中國印象的評價無疑是比較低的。其次，在中美關系認知方面，美國民眾認為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會對美國產生正面影響的程度的均值為3.088（SD=1.220），會對美國產生負面影響的程度的均值為3.112（SD=1.225），二者基本持平。此外，美國民眾對于中美關系將對世界有更多影響的認同度的均值為3.846（SD=0.654）；對于兩國將有更多文化交流的認同度的均值為3.614（SD=0.773）；將有更多軍事沖突的認同度的均值為2.994（SD=0.937）；將在經濟上更加相互依賴的認同度的均值為3.671（SD=0.854）?？傮w而言，美國民眾對中美關系的走勢還比較樂觀。

（二）美國民眾接觸中國新聞的情況

在獲取中國新聞時，美國民眾接觸頻率最高的媒介為電視（M=2.987，SD=1.320），最低的為廣播（M=1.791，SD=1.245），報紙、雜志、新聞網站、社交網絡和其他渠道接觸頻率的均值分別為2.095（SD=1.232）、2.088（SD=1.049）、2.828（SD=1.369）、2.357（SD=1.365）、1.912（SD=1.182）。 雖然美國民眾獲取中國新聞時接觸頻率最高的媒體依舊為電視，但對新聞網站和社交網絡這些新媒體的接觸頻率，已經大大超過報紙、雜志和廣播等傳統媒體。不過，各類媒介單獨的平均接觸頻率都較低，均未達到每周1～3次的水平（賦值為3）。如果累計美國民眾接觸各類媒介的頻率，就會發現其接觸中國新聞的總頻率還是比較高的。此外，從美國民眾對美國媒體涉華報道的滿意度來看，對報道全面性的滿意度的均值為3.084（SD=0.895）；對報道立場的滿意度的均值為3.122（SD=0.862）；對報道數量的滿意度的均值為3.111（SD=0.877），均只略高于中位值3。這說明美國民眾對美國媒體的涉華報道不是特別滿意。

（三）大眾媒介接觸對美國民眾中國形象及中美關系認知的影響

通過對有關媒介接觸的解釋變量、有關中國形象和中美關系認知的被解釋變量以及控制變量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以95%作為置信區間，對研究假設的驗證結果如下：

通過報紙、電視、廣播、新聞網站和社交網絡接觸中國新聞的頻率對美國民眾的中國印象評價均沒有顯著影響，但通過雜志接觸中國新聞的頻率與美國民眾的中國印象評價正相關（P=0.016，B=0.126），假設1成立。

通過部分媒介接觸中國新聞的頻率對美國民眾的中美關系認知有顯著影響，假設2同樣成立。具體來看，通過電視收看中國新聞的頻率越高，越認為中美關系將對世界產生更多影響（P=0.000，B=0.059），中美將在經濟上更加相互依賴 （P=0.049，B=0.034），且認為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對美國的正面影響越大（P=0.012，B=0.046）；通過廣播收聽中國新聞的頻率越高，越不認為中美關系將對世界產生更多影響（P=0.001，B=-0.055）和中美將有更多文化交流（P=0.034，B=-0.037），且認為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對美國的負面影響越大P=0.004，B=0.062）；通過新聞網站瀏覽中國新聞的頻率越高，越認為中美關系將對世界產生更多影響（P=0.000，B=0.061），中美將有更多文化交流（P=0.001，B=0.043）和在經濟上更加相互依賴（P=0.003，B=0.049），但同時也認為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對美國的負面影響越大（P=0.020，B=0.048）。

美國民眾通過大眾媒介接觸中國新聞的總頻率與其中國形象認知呈正相關。其接觸中國新聞的總頻率越高，對中國印象的評分就越高（P=0.004，B=0.026），故假設3被推翻。

美國民眾接觸中國新聞的總頻率越高，越認為中美關系將對世界產生更多影響（P=0.000，B=0.013）、中美將有更多文化交流（P=0.001，B=0.011）和在經濟上更加相互依賴（P=0.000，B=0.090），且認為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對美國的正面影響越大（P=0.000，B=0.011），但同時也越認為中美將有更多軍事沖突（P=0.000，B=0.018），且認為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對美國的負面影響越大（P=0.000，B=0.016）。因此，假設4只有部分成立。

美國民眾對美國媒體涉華報道的滿意度與其中國形象認知呈正相關。對美國媒體涉華報道的全面性越滿意，對中國印象的評分就越高（P=0.000，B=0.259）。故假設5被推翻。

美國民眾對美國媒體涉華報道的滿意度與其中國形象認知也呈正相關。對美國媒體涉華報道的數量越滿意，越認為中美在經濟上將會更加相互依賴（P=0.000，B=0.112），且認為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對美國的正面影響越大（P=0.034，B=0.060）；對美國媒體涉華報道的立場越滿意，越認為中美關系將對世界產生更多影響（P=0.000，B=0.059），中美將有更多文化交流（P=0.000，B=0.067），且越不認為中美將有更多軍事沖突（P=.004，B=-0.071）。故假設6同樣也被推翻。

四、討論和結論

研究結果表明，美國民眾通過大眾媒介接觸中國新聞的總頻率，對于其中國印象有顯著影響。接觸中國新聞越頻繁，對中國的印象就越好。如前所述，先前的眾多研究均發現美國媒體涉華報道在總體上呈現出較為嚴重的負面傾向。那么，根據傳統的傳播效果理論，美國民眾接觸美國媒體的涉華報道越頻繁，其對中國的印象應該越糟糕，可為何研究數據呈現出相反的趨勢？

對這一問題的解釋，不能局限在大眾媒體的新聞報道所營造的虛擬環境中來進行，而應放到美國民眾的整體信息接觸環境之下分析。美國民眾接觸有關中國信息的渠道是多元化的，除了主流媒體，其他大眾傳播渠道以及日常的人際傳播等都是其信息獲取的重要渠道。美國民眾通過其他信息渠道如教科書和好萊塢電影等所接觸到的有關中國信息，也許往往比美國主流媒體的涉華報道還要負面。這主要緣于兩個方面的因素。

首先，相比主流媒體對最新發生事件的報道，美國民眾通過教科書和電影等信息渠道所獲得的有關中國信息具有滯后性。中小學歷史教科書作為美國人了解中國的啟蒙書，對其中國觀的形成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但美國使用較為廣泛的一些主流歷史教科書對中國的介紹主要還停留在古代以及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對改革開放后所取得的成就著墨不多，所涉及的內容最新的也只到2008年，未能全面深入地展現當代中國的發展面貌。影視作品是塑造美國人中國觀的另一非常重要的途徑。根據吳旭[11]的調查，影響普通美國民眾中國印象的最重要的電影（紀錄片）為《大地》《末代皇帝》《紅色角落》和《天安門》等。這些創作于幾十年之前的作品，總體上呈現的仍然是落后、封閉和專制等非常負面的過去的中國形象。但這些作品又是許多美國民眾了解中國的重要方式，因而導致其對當代中國知之甚少，仍根據傳統的刻板印象來認知當代中國。而且，這樣的刻板印象又會通過口耳相傳的人際傳播方式，不斷固化。趙云澤等[12]70研究在華外國人對中國形象的認知時，曾對一位在華美國女孩進行訪談。該女孩談到來華之前對中國的總體印象為：“覺得中國很古老，文化很神秘，中國很窮，但是人人都有一身好功夫。中國政府是集權政府，人民不能自由發表意見。中國人勤勞謙虛，崇尚集體主義?！倍惹暗目捶ê图胰吮容^一致：“對中國的印象就是貧窮、神秘，我母親以前一直以為中國人還是扎長辮子的，就像電影里拍的那樣”。

其次，其他很多信息渠道如歷史教科書、好萊塢電影和自媒體對中國形象呈現的客觀公正性和全面性不如主流媒體。美國使用最為廣泛的中學歷史教科書——麥克杜格爾·利特爾公司出版的《世界歷史》對中國的描述帶有強烈的“西方中心論”，從頭至尾都用“共產主義中國”框架來解釋當代中國，認為中國無論如何發展都擺脫不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束縛。而好萊塢電影本身是虛構的藝術作品，對中國形象的塑造往往帶有強烈的藝術夸張。如上文所提到的《紅色角落》通過描述美國律師杰克在中國被關押和受審的痛苦經歷，對中國的司法系統進行了極為夸張的妖魔化。在Youtube上，有不少專門記錄和分析中國的自媒體頻道，影響力最大的兩個頻道為生活在中國的南非人舍培茨（Serpentza）拍攝的關于中國的系列視頻，以及幾個前美國駐華記者錄制的“未經審查的中國”（China Uncensored）節目，訂閱數都高達幾十萬。這兩個自媒體頻道為了迎合受眾，專門挖掘中國的負面問題來進行片面渲染乃至經常危言聳聽。

美國主流媒體的涉華報道當然也會帶有一定的意識形態偏見，就像有學者曾研究的《時代》周刊對中國的報道那樣，“會不自覺地從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出發，對新聞事件進行選擇，并突出或淡化某些事實、選擇某些背景材料、引用某些消息來源以及使用帶有傾向性的詞語”[13]。但美國主流媒體在報道中國時總體上仍然會秉承新聞專業主義的原則，不會去刻意捏造事實，而且在相對比較長的報道時段內，會從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各個方面全方位地展示中國。因此，相比歷史教科書對中國歷史的高度濃縮，美國主流媒體的涉華報道無疑更加多元化和立體化；相比好萊塢電影對中國形象的高度夸張，美國主流媒體的涉華報道無疑更加客觀真實；相比一些自媒體對中國問題的極端渲染，美國主流媒體的涉華報道無疑更加全面理性。

總而言之，美國媒體總體上呈現的是負面的中國形象，但相比許多美國民眾通過其他一些渠道接觸的中國形象來說，其負面程度更低。換言之，美國媒體呈現的中國形象比美國民眾通過其他渠道獲得的中國形象相對要正面，所以，反而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修正美國民眾心目中的中國形象。美國民眾對美國媒體涉華報道接觸得越多，這種修正的程度就越高，對中國的印象也就越好。同時，由于美國民眾對本國媒體的信任度較高，對媒體涉華報道越滿意，就越容易接受媒體的報道，故而對中國的印象同樣也就越好。

瑞士認知心理學家皮亞杰[14]認為，認知結構的發展涉及圖式、同化、順應和平衡四種機能。就美國民眾對中國形象的認知形成過程來看，圖式在這里是指美國民眾已有的關于中國的知識經驗的認知結構；同化是美國民眾將新聞文本所提供的信息整合到自己原有認知結構內的過程；順應是指新聞文本的內容與美國民眾先前的認知結構不一致，其無法同化新信息而引起的認知結構發生重組與改造的過程。在美國民眾接觸美國媒體涉華報道的過程當中，無疑會同時發生同化和順應兩種反應，但順應的反應較同化會更加強烈，從而會讓美國民眾對中國形象的認知水平從一個較低的平衡狀態向較高的平衡狀態過渡。

當然，中國形象和中美關系本身也是復雜的認知對象，是由多種不同維度所構成的。因此，大眾媒介對美國民眾的中國形象和中美關系認知會在不同維度上產生不同的影響。美國民眾通過大眾媒介接觸中國新聞的總頻率越高，既會認為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在某些方面對美國的正面影響越大，也會認為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在另一些方面對美國的負面影響越大；既認為中美將有更多文化交流，也認為中美將發生更多軍事沖突。所以，實際上美國民眾對中國形象和中美關系的總體認知正是受這些錯綜復雜的不同影響而最終形成。

此外，與以往研究結論相似的是，本研究仍然發現不同類型媒介對美國民眾中國形象認知的單獨影響是比較微弱的；只有雜志的接觸頻率對美國民眾中國形象認知有顯著影響，但對中美關系認知的影響卻又不甚顯著。將各類媒介綜合起來進行考察，則發現美國民眾對中國新聞的總接觸頻率既顯著影響其對中國形象的認知，又顯著影響其對中美關系的認知，從而針對大眾媒介對美國民眾中國形象及中美關系認知的影響作出了更為有力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