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沙金盆嶺出土西晉青瓷對書俑

文 圖/張馳

20世紀60年代，長沙市郊發現一批古墓，其中最有研究價值的是南郊金盆嶺9號墓。該墓出土了西晉永寧二年（302年）的紀年磚和以青瓷對書俑為代表的一批瓷俑。青瓷對書俑是迄今為止所見唯一一件，一般認為它反映了古人校對書籍的具體形象。姜生以宗教學的視角審視對書俑，認為9號墓的空間結構與北斗形狀吻合，隨葬俑群都為墓主人“煉形”服務，青瓷對書俑可能是鬼官北斗。姜生的研究方法比較獨特，觀點較為新穎，將考古材料與宗教學聯系到一起。但該墓葬發掘之前就遭到擾亂，且僅以墓葬平面形制作為論據，使得該觀點未必令人信服。

出土情況

金盆嶺9號墓是一座“凸”字形磚室墓，券頂，坐東朝西，由甬道、墓室等構成。券頂已塌陷。在墓室四角各有一個燈臺，發掘報告稱之為“懸空磚”。隨葬器物大多出土于墓室四周，沿墻壁擺放。紀年磚刻“永寧二年五月十日作”字樣。發掘報告未對隨葬品擺放的規律作過多說明。

青瓷對書俑，俑高17.2厘米

該墓出土了大量隨葬俑，均為手制，頭、身、足、手分別制成后再捏合成一體。俑體都施綠釉，開有冰裂紋，但多已剝落。對書俑二人對坐，均高冠長衣，一人手執筆及簡作書寫狀，另一人手執一案，案上置簡冊，若有所言；兩人之間置一長方形案，案上放一長方形硯和一有四個叉口的筆架，架上置筆二支；案的一端置一長方形箱，箱側有提手。其他隨葬瓷俑還有騎俑、樂俑、立俑、坐俑等，其中有一個坐俑造型較為接近對書俑，發掘報告稱之為“寫字坐俑”。該俑執筆及簡，作書寫狀，戴高冠，長衣遮足，身體前傾。

冠飾及桌上用具

青瓷寫字坐俑，高13.6厘米（湖南省博物館《長沙兩晉南朝隋墓發掘報告》）

金盆嶺9號墓出土人物俑（右一為青瓷寫字坐俑）

在古代，冠飾能夠代表人的身份和地位。研究對書俑的冠飾是我們探索其背后歷史文化信息的關鍵?！逗鬂h書志·輿服志》載：“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边M賢冠為古時文職人員所戴，自漢代始歷代相襲，其下襯以介幘組合成為整體，是為有幘之冠。它的底部是一圈“顏題”，顏題在腦后突起兩尖“耳”，頭上是屋頂狀的介幘。介幘之上有“梁”，梁的數量代表了身份等級。對書俑所戴進賢冠皆只有一道梁，說明二人的身份均屬“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學弟子”一類，一般為侍從、書童或弟子。大概從東漢時期開始，校對已經正式成為一種官職。

寫字坐俑在外觀形象上與對書俑幾乎無異，且身體前傾，仿佛對面坐著一個人。該俑可能也用于組成對書俑，因某些原因而另一半缺失。當然，也不排除其單獨使用或者作為替換品的可能。

長沙沙湖橋漢墓出土多格石水盂（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長沙沙湖橋一帶古墓發掘報告》）

另外，對書俑桌子上的物品也值得我們關注。根據發掘報告的描述，除桌案上的一端放置了毛筆、硯臺和筆架外，在另一端還有一長方形箱，箱側有提手。該物品可能有兩種功用：一是作為箱子，二是作為水盂。若其為箱，則應用于收納文房工具，包括筆、簡等在內；如其為水盂，則供洗筆之用。長沙沙湖橋漢墓出土有多格石水盂，無蓋，外觀與對書俑桌上所見之物相似，故對書俑使用的“箱”可能系水盂。

從對書俑看墓主身份

金盆嶺9號墓是迄今為止唯一出土有對書俑的墓葬，這不禁令人產生這樣的疑惑：為什么這座墓葬中會隨葬對書俑，為何這樣的墓葬僅在湖南地區發現？這應該與墓主人的身份有關。

金盆嶺9號墓隨葬器物分布示意（湖南省博物館《長沙兩晉南朝隋墓發掘報告》）

我們先來看另一座墓葬，湖南安鄉西晉劉弘墓。該墓不論在地域還是年代方面都與9號墓基本一致，出土有“劉弘”和“鎮南將軍章”印。據《晉書·劉弘傳》載，墓主人劉弘，沛國人，“少家洛陽”。太安年間（302—304年），平定荊州叛亂，“轉使持節、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后累遷車騎將軍。永興三年（306年），劉弘在襄陽去世，“士女嗟痛，若喪所親矣”。劉弘墓的平面形制與9號墓別無二致，但隨葬品卻大不相同，出土器物多為金、銀、玉飾品，銅、鐵制兵器，瓷制生活器等，不見人俑。透過這些隨葬的兵器，我們可以把劉弘與武將的身份聯系在一起。同樣的，9號墓出土了眾多人物俑，且多與禮樂、書簡有關，這說明墓主人生前很可能是文官。另外，劉弘墓和9號墓的形制都與長江中游地區同時期常見的墓葬形制不太一樣。究其原因，還是與劉弘的生平經歷有關。劉弘是北方人，長期在長江中游地區活動，死后埋葬在湖南，卻保留了北方地區的喪葬習俗。金盆嶺9號墓的主人可能亦是如此，他雖然埋葬在長沙，但墓葬形制等方面卻受到北方地區葬俗的影響。

隨葬品分布規律

金盆嶺9號墓的形制比較特殊，隨葬品的分布規律爭議較大，姜生認為二者都受到宗教思想的影響。他認為墓室四角的四塊懸空磚可能代表了北斗斗魁的天樞、天璇、天璣、天權四星，甬道表示北斗的斗柄，整座墓葬的空間結構是按照北斗形狀設計而成。至于隨葬器物群，姜生認為器物的朝向、擺放位置都是特意而為，與墓主人“煉形”有關。

姜生的觀點雖具一定道理，但筆者不敢完全茍同。墓葬甬道開口于西壁略偏南的位置，這可能是建造者的無意之舉，不能僅因墓葬的形狀與北斗相似而下結論。另外，墓室內出現的所謂的“懸空磚”，現在學界基本確認為燈臺，這在六朝時期磚室墓中是十分常見的現象，故不宜過于特殊化該墓葬。另外，考慮到9號墓券頂被毀，墓室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壞，以這樣的保存情況來研究隨葬器物群的分布邏輯，難免會有牽強附會之嫌。

至于隨葬品的擺放位置是特意而為的觀點，筆者非常認可。淤泥可能改變了器物的原始擺放位置，但這并不影響我們對整體擺放位置規律的判斷。這些隨葬器物基本都沿著墓室四周分布，大多緊貼墓壁。墓室的四角自然地分割出四面墻壁，四面墻壁下的俑群各自組成了一幅“壁畫”，包括出行、禮樂、文房等場面。這些俑群應該與古代墓葬壁畫的表達方式一致，反映出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場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