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高考改革看教育新聞報道中的平衡點

鄭天虹

摘要：多元訴求成為教育報道的難題，教育報道“三高”特點容易將報道引入歧途。求真務實占領輿論制高點，應該堅守正確引導輿論的使命，更多地報道群眾信服的改革舉措，以改革人物的酸甜苦辣故事感染受眾。

關鍵詞：高考改革 ?新聞報道 平衡點

新一輪高考綜合改革，從2014年浙滬首批試點，到2017年北京、天津、山東和海南四個試點省市正式啟動，再到今年又有河北、遼寧、江蘇、福建、湖北、湖南、廣東、重慶八省公布高考綜合改革方案。一路走來，高考改革圍繞著“兩依據一參考”的核心，伴隨著社會爭議和改革魄力，正在穩步推進中。筆者持續跟蹤高考改革近五年，發現無論是業界還是民眾，無論是境內還是境外，對包括高考改革在內的我國教育事業改革發展，社會關注度空前高，且存在多元心態和多元評價。作為一名教育新聞記者，在這樣一個輿論高度分歧的情況下，需要客觀分析社會背景，切實增強全局觀念，在“求全責備的社會心態”與“務實求解的改革探索”之間找到平衡點。

多元訴求 ?成為報道難題

教育涉及千家萬戶，有關教育的問題，人人都可以說上一通自己的理解，真是“人人有話可說，人人言之有理”，加上如今全媒體時代下，自媒體發達，人人都是麥克風，個個都想發聲，使得教育問題越發容易引人關注，越發容易成為“熱點、焦點、難點”。在新一輪高考改革的報道中，這一點尤其突出。

家長、教師、教育研究專家，都從各自視角對新高考發表了各種看法。家長認為，新高考無論是“3+3”還是“3+1+2”，對于孩子而言，考的科目更多了，而且以前的“會考”變成“統考”，加重學生負擔;教師們認為，走班給教學和管理帶來了挑戰，有些科目的老師一下子過剩了，有些科目的老師一下子短缺了，“折騰人”;教育專家認為，高考是指揮棒，牽一發動全身，“承上”是高校改革，“啟下”是中學改革，必須取得廣泛共識。

這其中有幾種不同價值取向的爭議。有人呼吁打破“唯分數論”，有人認為“分數最公平”;有人希望通過自主招生實現因材施考，有人認為“自主招生就是給腐敗開了口子”;有人建議招生計劃“按考生數量分配”，有人認為高校招生需要尊重基礎教育質量差異;有的家長希望給學生減負，有的家長覺得減負是個偽命題;有人控訴應試教育的百般危害，有人認為素質教育目前行不通……基于東西方教育的差異，有人盲目推崇西方教育，認為中國的教育把應試推向了極致，扼殺了學生的創造思維，全盤否定我國的教育體制，認為我國的選拔制度就應該效仿西方。很多自媒體在此基礎上發表了各種文章，言之鑿鑿，收獲了一批信徒。

海量信息的傳播，改革的階段性陣痛，不同聲音的沖擊，擺在我們面前的是，我們的教育報道應該站在哪個角度是合適的、客觀的、公正的，既讓各方都有發聲的渠道，又不盲從;既身在局中如身臨其境，又能保持旁觀者的清醒和冷靜。

“三高”特點 ?容易引入歧途

高考改革報道不同于其他，有“三高”的特點。一是高關注度。高考每年有千萬考生，關乎前途命運，社會關注度因此可見，而最突出的關注度來自于公平性的訴求。二是高專業性。高考的招生錄取政策帶有一定的專業性，報道的記者需要在這個領域有一定的積累，否則很難做出準確而有質量的報道。三是高風險。高考涉及的內容比較多，藝考、統考、自主招生、錄取等，稍有問題就容易爆發輿情，記者報道是正確引導還是火上澆油，考驗功力。

筆者從歷年高考報道的實踐出發，發現正因為有以上“三高”特點，教育報道容易“走偏”：

一是以偏概全，以局部判斷整體，以階段代表歷史。新高考改革在每個地區的推進都有很大的差異。教育的理想與現實存在矛盾、高校和中學取向不同、地區之間有明顯差異，比如東部地區學生已經嘗到“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甜頭，而中西部農村地區“只會考試”的學生對此則憂心忡忡。

二是讓教育背負所有的社會功能。在教育領域，許多在國外不成為熱點的問題，在國內卻是重大問題，比如國外大學都是自主招生，很少有人提出公平問題，但在我們國家，從招生考試的試卷、各省錄取比例、高水平大學錄取農村和城市學生的比例，都受到社會各方面的關注和質疑。作為教育改革的“牛鼻子”，考試招生制度的科學選才功能與促進公平的社會功能交織在一起，有專家就說“高考不僅是一項考試，更是促進階層流動和社會公平的國家治理體系的一部分”。難以承受的社會功能，使教育改革步履艱難，也使教育報道常常面臨“剪不斷、理還亂”的困局。因此，很多問題不是教育就能解決的，需要整個社會的努力，不要把社會問題都歸咎于教育。

三是求一時的炒作熱鬧，忽視建設意義。此輪高考改革，其價值取向是打破一考定終身，增加學生的選擇性，推進素質教育。目標是清楚的，各個地區的落實方式會有一些地區差異性，落實過程中也會遇到這樣和那樣的問題。比如首批綜合試點地區的浙滬，在高中走班制的推行中，遇到老師短缺和過剩的問題;比如浙江在推行英語科目一年兩考的時候，出現兩次考試難度有差異而加權調整引爭議的問題等。有些報道過度渲染這些特定階段的矛盾，為了追求轟動輿論效應，淡化各地區如何在現有的條件下因地制宜、創造性去解決這些矛盾的過程。這必然對推動改革產生負面意義，僅是“吐一下槽了事”“吆喝賺熱鬧”，處理不好的話甚至容易把社會輿論引向錯誤的死角。

求真務實 ?占領輿論制高點

就像醫療問題一樣，無論人們心情如何急迫，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教育發展的矛盾交織和改革陣痛不可避免。有較高公信力的媒體，面對復雜的教育報道，應該將“過程論思維”貫穿到報道之中，以對社會負責任的態度呵護改革，體諒擔當，助力發展。

首先，應該堅守正確引導輿論的使命。錯綜的關系、復雜的矛盾、集體的焦慮、系統的改革、必然的磨合，面對這樣的局面，教育報道引導輿論變得十分艱難，而放棄職責、迎合焦慮則變得簡便易行，自主招生出了問題，就集中報道教育的腐敗案例;個別教師體罰學生，就把教師隊伍說得一無是處;家長厭惡應試教育，就大力盛贊歐美教育模式……對教育“陰暗面”的“放大”和“追捧”，以非理性的態度迎合誠信缺失的社會心態，消蝕著改革發展的信心，往往使教育界和學生家長敏感的神經更加敏感。

當然，正確引導輿論絕不是“只報喜不報憂”，需要強調和把握的是，報憂的分寸與尺度需要把握。對違規學校、教師的聲討和過度的“抹黑”，很容易抹殺更多教師默默無聞的耕耘和奉獻，影響教師隊伍的職業榮譽感，降低盡職盡責的職業追求，最終受害的還是學生。在教育報道領域客觀準確地報道負面問題，更多地宏揚正氣，就像正確報道醫患關系一樣，有利于維護正常的社會心態、優化誠信社會土壤，這應該作為負責任媒體的基本操守。

其次，應該更多地報道群眾信服的改革舉措。人們對教育發展的不同感受和固有觀點，很難被新聞報道所說服，看得見、摸得著的探索和舉措才能提升引導力。從報道實踐看，面對家長對教育不公、招生腐敗的擔憂和焦慮，一些試點先行地區已經探索了比較成熟的做法，對此強化報道，有利于增強改革的“向心力”。 例如針對新高考改革，筆者采寫的《多把“尺子”量學生 不拘“一分”降人才——粵浙滬高考改革“先行先試”調查》等一系列稿件，被媒體廣泛轉載，實際上體現了社會各界對成功改革經驗的關注和渴求。

第三，應該以改革人物的酸甜苦辣故事感染受眾。教育改革發展的道路，雖然布滿荊棘，依然涌現出一批勇于實踐的“探路者”，他們遭遇的糾結和痛苦，他們收獲的成功和喜悅，是教育事業的“晴雨表”，也是最能打動受眾的故事。對此題材的重視，可以切實提高教育報道的感染力、影響力。

如筆者參與采寫的《“只有想不通的人，沒有走不通的路”——高考改革“探路者”心態錄》，通過一系列改革人物的講述，記錄了復旦大學自主招生模式、廣東的“六三一”模式、浙江“三位一體”招生試點、清華附中的綜合素質評價模型等，通過一系列改革人物的心路歷程，真切地反映了教育改革面臨的壓力、取得的突破和變革的曙光。我們相信，這些“寧做愚公不做葉公”的改革人物，有助于提升大家支持改革的信心。

（作者單位：新華社廣東分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