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去向及與蚩尤關系試考

陸建芳

【摘要】?本文前部分通過對良渚文化繼承與遷移的自然原因和社會原因的研究，考證了良渚文化去向有兩個：一個是向西到達寧鎮地區所以寧鎮地區的些遺址，如南京太崗寺句容城頭山江寧咎廟、高淳朝墩頭遺址，普遍出現崧澤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早期的遺存;另一個方向是向北，如在花廳1987年發掘的M4、M18，部分陶器形制組合顯然具有良渚早期特點。后部分通過對良渚文化和蚩尤關系的進一步考證，涉及蚩尤的形象和身份、蚩尤與饕餮、饕餮形象的實質、良渚部族族徽的主體獸面、良渚文化和蚩尤五個方面，考證了蚩尤就是良諸部族這一觀點，對今后探究良渚文化有所裨益?！娟P鍵詞】良渚文化;遺址;蚩尤

一、良渚文化的去向

良渚文化目前多分為三期，其早期以張陵山上層越城中層錢山漾四層為代表，其中錢山漾四層的標本經碳14測定，距今約5260±135年。晚期以雀幕橋中層、亭林二層、德清輝山墓葬為代表，其中德清輝山M2木質葬具的碳14測定為距今約4120年。因此，良渚文化在以太湖為中心的地區（即東到海西至茅山山脈南達錢塘江、北抵長江，面積約36500平方公里）活動的時間跨度達1000余年。

良渚文化之后，取而代之的是馬橋—肩頭弄文化中的馬橋類型。從上海福泉山、淀山湖、金山墳、亭林、張堰口、馬橋;江蘇蘇州劉家浜、越城;浙江雀幕橋、水田畈、錢山漾、邱城等遺址的情況看，馬橋類型的文化遺存普遍疊壓在良渚文化遺存之上，這就說明馬橋類型比較廣泛地替代了良渚文化。

如果馬橋類型是良渚文化的直接繼承者，則良渚文化的研究，就不存在一個去向問題了，但是，種種跡象表明，馬橋類型不是良渚文化的直接繼承者，這一點，牟永抗、芮國耀以及筆者都曾經提出過。但由于沒有專門的論述，它們之間的差異并未引起人們的重視，在我們討論良渚文化去向的時候，首先必須解決這個問題。

（一）馬橋類型不是良渚文化的直接繼承者

1.陶系

良渚文化的陶系，大體來說，以泥質灰陶和泥質黑皮陶為主，其早晚又有差別，即早期以泥質灰陶為主，晚期以泥質黑皮陶為主，并出現薄胎黑陶，無印紋陶。馬橋類型在陶系上則是以火候較高、胎質較硬的泥質紅褐陶為主，夾砂紅陶、泥質灰陶、泥質灰胎黑衣或紅衣陶、硬陶五類陶系并存，有印紋陶。陶系的不同反映了燒造方法和水平的不同。

2.制法

良渚文化的居民已普遍而熟練地使用快輪制法和磨光技術。陶器器形規整，表面光潔平滑，種類繁多陶胎薄而均勻。他們制造的薄臉黑陶，胎壁僅1.3 ～2 毫米。而馬橋類型的器物卻普遍采用了較原始的泥條盤筑法然后輪修，再拍打印紋，故器內多有墊窩，器物較良渚文化的粗糙。

3.紋飾

良渚文化因為使用快輪制造技術，所以器物上多弦紋竹節紋。另外。良渚文化的陶器上常有鏤孔，其他紋飾少見。馬橋類型的器物則背遍拍印紋飾，有籃紋、曲折紋、回宇紋、席紋、方格紋、葉脈紋等幾何紋飾另外良渚文化少見刻劃符號，而馬橋類型則流行在器物口沿和器表刻劃符號。

4.器形與組合

良渚文化以魚鰭形和丁字形足鼎、竹節把豆雙鼻壺、帶流闊把杯、圈足盤為特點。早期組合為鼎、雙鼻壺、豆缸、罐、帶流闊把杯、簡形杯、盤。晚期則為鼎、雙鼻壺、豆缸、帶流闊把杯、簡形杯、盤和尊形器。

馬橋類型的器物以侈口凹圜底罐、帶梭盆束腰甗、鴨形壺為特點，器物組合關系不明，但多見罐、盆、豆、杯、壺盔。另一個特點是善于吸收外地文化的因素，所以，馬橋四層中多見其他文化的器物，并出現一些經過馬橋類型改造，因而呈亦此亦彼面貌的器物，在這點上，它們的區別也很大。

5.玉、石器

良渚文化的石器，磨制精致，器形規整，棱角分明，拋光水平較高。而馬橋類型的石器制作粗糙，形狀不規整，幾乎沒有一件是棱角分明，光可鑒人的。另外，從石器種類上看，兩者也有很大差別。

至于良渚文化中輝煌奪目的玉器，馬橋類型更是缺乏，這一點毋須贅述。

以上諸方面表明，良渚文化和馬橋類型的文化面貌，存在著極大的差異，這種差異甚至難以用突變來解釋。首先，良渚文化的泥質灰陶和黑皮陶是以還原焰燒造的。掌握還原焰燒造技術要比掌握氧化焰燒造技術困難。一般認為人類首先掌握氧化焰燒造技術，然后才掌握還原焰。其次，良渚文化的陶器制造技術遠比馬橋的先進。最后，良渚文化的玉、石器以及它所反映出的復雜的社會現象也是馬橋類型所未及的。從先進到落后的發展過程是難以解釋的，盡管馬橋類型的材料還不豐富，可是，從目前已反映的情況看，它和良渚文化顯然自有源流，自成系統，因此，馬橋類型不是良渚文化的直接繼承者。既然如此，在距今4000年左右，良渚文化在太湖地區消失了。

（二）良渚文化遷移的自然原因

良渚文化的去向顯然和自然環境的變化有關系，而這些變化可能是由海侵引起的。

關于全新世高海面和6000年以來海平面變化的問題，以前存在兩種基本對立的意見。一種意見以R. W. Fairbridge 為代表，認為全新世大西洋期結束時，海平面迅速上升至目前海面之上大約3米，并具有6米的振幅。另一種意見以F.P.Shepard為代表，認為全新世海平面是連續，上升的，直至今天才逐漸減小，否認全新世存在比現代高的海面。近年來，由于地質學.地球物理學與數學、力學的發展和相互滲透，在研究這個問題時，產生了一系列新的思路與模式。J. G. Clark把地球表面的相對海面劃分為六個預測帶：I帶為冰川區;II帶為北美與西北歐冰川區外圍;M帶為北大西洋中部與太平洋北部;IV帶為大西洋中部與北太平洋中部;V帶為南部大洋;VI帶為冰川區外圍以外的所有大隆邊緣。其中，I、M、V、VI四帶均存在較現今海面為高的全新世高海面[]。F.P.Shepard為代表的海平面研究，主要資料來自I帶，所以結論不能代表其他區。

從我國的情況看，根據海洋學者對沿海地區的海相層，海南島的珊瑚礁;渤海灣及萊州灣西岸，蘇北與上海地區的長江三角洲兩側等地的貝殼堤，南海及東南沿海的海灘巖，蘇北里下河流域、浙江杭嘉湖、寧紹、溫瑞平原等地的牡蠣礁及太湖地區泥灰層的研究，現有可靠證據表明：6000年來，至少有四次高海面存在，即距今5200～4900 年、4300年、3800年、2100、1500年。其中前兩次分別高出現代海平面1～4米。這就是說，從良渚文化早期至晚期，經歷了兩次大規模的海侵。這一點，我們從考古材料中也能看出。

在張陵山和草鞋山的良渚文化層下，崧澤文化層上，分別疊壓了1～1.5 米和0.3米的淤泥層;在梅埝錢山漾、水田畈、許巷、龍灘湖、正儀車站北、果園村的良渚文化層之上，馬橋類型層之下則分別疊壓了0.1～1.5米的淤泥層。

自然條件的變化迫使他們大規模地遷移，這個原因，當是良渚文化遷移的主要原因。

（三）良渚文化遷移的社會原因

包括良渚文化在內的龍山時期，是一個劇烈變化的時期。一方面，許多考古學文化此時產生斷層，后繼文化面貌發生根本變化。如后紅山文化到夏家店下層文化，山東龍山文化到岳石文化，良渚文化到馬橋類型。另一方面，原先在空間上呈相對靜止狀態的考古學文化，此時呈動態。例如河南龍山文化王油訪類型南下寧鎮地區;良渚文化的因素則在北方頻頻被發現。因此，在良渚文化的遷移中，我們不能忽視時代的影響。

在《部族與良渚文化》文中，筆者認為良渚文化已經具備了部族的特征，因而其性質應為部族。而在部族之中，由于實行私有制，原先部落和民族賴以維系的血緣關系受到破壞，社會組織之間、地區之間逐漸以地緣關系維系，這就促進了人們對土地的重視。剛從原始社會進化到私有制社會的部族人們，因為主要地依賴土地生活，所以，對土地的占有欲特別強烈。當人口增長到一定程度，擴張便成為十分必要的事了。另一方面，由于部族之上存在著一個有力的統治機構，使得整個部族處于一種有效的管理之下。因此，當擴張成為統治階級的意志時，這個機構就能調動整個部族。這個特點，使得良渚文化的遷移不同于其他文化的遷移，它可能帶有擴張的性質。

（四）遷移的方向和次數

從目前已經發表的材料分析，良渚文化至少經過了兩次大的遷移。

第一次是在良渚文化早期，實際上這次遷移從崧澤文化時期就開始了。其遷移方向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向西到達寧鎮地區所以寧鎮地區的些遺址，如南京太崗寺句容城頭山江寧咎廟、高淳朝墩頭遺址，普遍出現崧澤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早期的遺存。迄今為止該地區還沒有發現成組的良渚文化中晚期的遺存，這就能說明問題了。另一個方向是向北，如在花廳1987年發掘的M4、M18，部分陶器形制組合顯然具有良渚早期特點?；◤d選址近年來已發掘過兩次，發現了66座墓葬。墓葬表明，良渚文化和大漢口文化中晚期遺存在同一地共存，由于材料尚未全面整理且文化的定性還沒有解決，我們無法作進一步的推論，但說它反映了良渚文化北上的事實，恐怕是不成問題的。另外，廣東石峽遺址也發現了玉璧、玉琮，這些器物可能隱示有一支良渚人向南遷移。

反映第二次遷移的材料少而零碎，單憑這些材料似乎不能說明存在著第二次遷移。但是，良渚文化確實是在早中期大放光彩之后，在太湖地區突然消失的。除非有瘟疫或戰爭使良渚部族在太湖地區覆沒，否則它們的第二次遷移也是必然存在的。在花廳遺址中出土的一些良渚文化早期器物暗示良渚文化第二次遷移也有向北的可能。另外，陶寺遺址中發現了三件良渚式玉琮、兩件玉璧和一批破土器。經測定，陶寺早期灰坑（H1102）年代為距今3 910±70年，晚期灰坑（H1101）為距今3 780±70年，晚于良渚文化，其良渚文化因素可能為第二次遷移的孑留。

二、良渚文化和傳說時代蚩尤的關系

有兩批材料很值得人們思索。

1981年2月，延安市碾莊公社蘆山峁村村民向市里送交了9件玉器。隨后，市群藝館又去該村征集了群眾挖出的14件玉、石器。據了解，解放前此地就出過玉器。這次所出玉器地點均在向陽山坡，位置較高。從玉器形制分析，玉璧、 玉瑗、三合玉環、玉斧均與良諸文化同類器一致，其中琮身亦刻有上下兩層獸面紋。另有一件石犁也與良渚文化的相似。璧琮是良渚文化的神圣禮器，不大可能用以贈人或交換，如贈人，亦不會同時贈送生產工具石犁。如果以上推測成立，那么，這些器物又是如何來到陜北的？

再就是前述山西襄汾陶寺的材料。

如何解釋良渚文化的禮器和工具在上述兩地的出現，成為目前考古研究中的一個問題，筆者以為，上述現象可能和中國傳說時代的故事有關。

我國傳說時代的下限，一般以夏代開始為標志，而夏代的紀年，據莊春波同志研究，約始于公元前2061年，即距今4000年左右。這就和良渚文化的下限接近，所以，良渚文化在時代上應屬于傳說時代的范疇。而在傳說時代眾多故事中，良渚文化似與蚩尤的故事最有關系。

（一）蚩尤的形象和身份

其形象，多說他“獸身人語、銅頭鐵顏”或“八肱八趾疏首”，“其率為獸形，傅以肉翅”。其身份，或說是“庶人之貪者也”，或說是“蚩尤，古天子” ，或說是 “九黎之君號蚩尤”，徐旭生先生說傳說時代的許多人物其實是部落聯盟的首領，甚是?！妒斑z記·高辛》：“帝嚳之妃，鄒屠氏之女也。軒轅去蚩尤之兇，遷其民善者于鄒屠之地，遷惡者于有北之鄉?！彬坑戎录热挥忻癖?，而且史載他有兄弟81人（一說72人），這就說明蚩尤的身份應為某個集團的首領。至于“獸身人語” “八肱八趾疏首”，顯然不是人的形象，而應是某個集團的徽識或標志性的形象。在古代，部落聯盟或部族的首領常常是以神的化身和部族代表的身份出現的，所以，首領的形象在傳說中經常異化，不是神化，便是獸化。象黃帝、炎帝、太皋，包括蚩尤可能是某個部落聯盟或部族的首領。

（二）蚩尤與饕餮

蚩尤可能是餮饕的看法，首先是由張敏同志提出的。在《獸面紋與饕餮紋》一文中， 他主要從文獻上考證了這一點。其理由有三：第一，饕餮與蚩尤在文獻記載中都是炎帝后裔;第二，饕餮與蚩尤同為貪婪之意;第三，三代彝器上所鑄紋樣的稱謂文獻記載較混亂，既稱饗餮，又稱蚩尤。如“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令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山海經·北次二經》，“狍鶚”條下郭璞注曰：“為物貪婪，食人未盡，像在夏鼎，左傳所謂饕餮也?！庇终f：“蚩尤役后，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為之弭服?！彬坑缺粴⒑?，“后代圣人多著其像于尊彝，以為貪戒”?！膀坑忍旆?，狀類不常，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像，為貪虐者之戒。其狀率為獸形，傳以肉翹”，由此認為蚩尤即為饕餮，筆者贊同上述推測。

饕餮又被用來稱呼南方的苗民，如“西南荒有人……為人饕餮……名曰苗民”，“饕餮，謂三苗也”，可見饕餮和南方集團有關。除徐旭生先生以外，大多數研究古史的學者是認為蚩尤屬于南方集團的。因為除有“九黎之君號蚩尤”的明確記載之外，在《尚書正義》中，鄭玄還注釋苗民為九黎之后。徐旭生先生認為蚩尤為東夷集團，而朋主要活動在河北河南及山東交界處。其主要根據是“命蚩尤宇于少昊”這句話。但是，命令蚩尤住在少昊（即曲阜一帶）不一定他原來就住在少昊。徐先生提出這個觀點的時候，畢竟考古資料還少，南方有如此發達的考古學文化還不被人們所認識，而且跑得那么遠?？脊挪牧系娜狈κ剐煜壬耐普撌艿骄窒?。從目前我們見到的材料看，南北方之間的交流是很早的事情，例如河南龍山文化王油坊類型就有南抵寧鎮地區。南北集團在交流的基礎上為某種目的結成聯盟是毫不奇怪的，但聯盟不見得就同族，僅僅因為黃帝戰于涿鹿，殺兩嗥和蚩尤，就把他們歸為一族，說他們都是東夷是不能說服人的。因此，我傾向于蚩尤屬于南方集團的觀點。

（三）饕餮形象的實質

文獻記載說饕餮“像在夏鼎”，可是，迄今為止我們還未曾見過夏鼎的出土，在已發表的文章中，我們只見到二里頭出有獸面紋銅牌飾。另外有幾塊淺刻了不完整紋樣的陶片，其形狀很難辨識。銅牌飾上的獸面和身體部分結合分析，應是一個趴著 的虎的形象，饕餮就是蚩尤，而“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像，為貪虐者之戒”。那么我們就看看商周彝器上饕餮紋，其原型是什么？

必須指出，現代考古界對饕餮紋的命名及理解，主要是從宋代《宣和博古圖》那里沿用過來的。而宋代對饕餮的理解可能和夏商并不-致，這點有研究者們已意識到，在陳公柔、張長壽的《殷商青銅容器上獸面紋的斷代研究》中，作者并沒用通常的“饕餮紋”一詞。事實上，“饕餮紋”并不能涵蓋青銅器上的獸面紋，它只不過是獸面紋的一個種類而已。而且，饕餐紋是否和古代饕昝是一回事都難說，也就是說現在我們所命名的饕餐紋并不一定代表了古代饕饕的原來形象。

在陳、張二先生的文中 ，獸面紋被分為四種類型。四種類型在二里崗期、殷墟期、西周期有不同的形態。在二里崗期，獸面紋中有角的較少、有耳的卻占很大比例，至殷墟及西周期則反之。從 I?型、II?型二里崗時期的一些獸面紋觀察，獸的眼睛吊起，鼻子和頜部具有貓科動物的特點，而牙齒、眉毛、眉間裝飾盡管已被圖案化，但仍保留了一些虎的特征。如李家嘴鼎 ，鄭州二里崗鼎、鄭州杜嶺鼎等均如此，有的虎面甚至尚未被圖案化，如布里戴奇藏品。至殷墟及西周時期 ，獸之頭頂加角現象增多，獸面紋主體清晰地成為羊和牛，這就說明獸面紋的主體發生了變化。

在以前統稱為饕饕紋的圖案形象中 ，我們發現其中實有三種動物形象，并且早晚不同，有人考證后認為，這其實是一個由威懾形象向祭品形象轉變的過程，即虎為威懾形象，牛、羊為祭品形象。如此，則以虎為主體的形象應為原來的饕饕形象。關于這一點，著名的虎食人鹵亦能說明。

虎食人鹵通高 36. 6 厘米，是商代早期的重器，器物外形為一只猛虎抱吃一人。這個形態正好和所有文獻描述饕饕時所說的“食人未咽害、及其身”形象完全吻合。不僅如此，我們在前面說過，“饕饕”常用來表示南方苗民，在虎和人的身上，也裝飾了幾種南方常見的紋飾和圖案，這就使我們有理由相信，所謂“像在夏鼎”，像在三代彝器之上的饕饕形象，其實就是以虎為主體的圖案化動物形象。也就是說，蚩尤為首集團的徽識性形象是以虎為主體的。

民族學材料告訴我們，古代每個部落都是有自己獨特的崇拜物的，這種崇拜物作為部落標志往往較單一。而在結成部落聯盟，并由部落聯盟向部族發展的過程中，原來眾多的部落圖騰組合形成了新的部族圖騰，也就是族徽。族徽是一種復合圖騰，在族徽中，原來聯盟中勢力較強的部落圖騰會在族徽中成為主體。從饕饕的形象分析，它并不是單一的，它亦應具有族徽的性質 。

至于商王朝為什么鑄造“食人未盡，害及其身”的饕饕形象，除了作為貪戒以外，另外還有原因。商朝前期，四邊方國林立，東有人方，東南有虎方，南有楚、濮，西南有蜀、巴，西北有姜，北有土方、舌方、鬼方等。商朝每征服一個方國或部族，必鑄造一個被征服者的國徽或族徽形象作重器，以表戰功?；⑹橙他u也具有同樣的性質 ，因為黃帝戰蛋尤時，曾請以玄鳥為族徽的商人祖先的幫助，并最終取勝，商人完全有理由鑄一饕饕形象來紀念他們戰勝蛋尤的功績。

綜上所述，饕餐形象的實質就是以虎為主體的圖案形象，就是蚩尤所代表的集團的標志。而黃帝和蚩尤的戰爭，實際上是黃帝集團和以虎為主體標志的集團的戰爭。

（四）良渚部族族徽的主體獸面

良渚文化琮、鉞等器物所飾的天人神獸形象，目前普遍認為是良渚文化所代表的人們共同體的標志，這個共同體應為部族，其標志則為族徽。從已經發現的上百件器物看，這種圖案無論繁簡，大都是人在上而獸在下，人似有騎獸之意。獸面一般由兩只大眼睛、鼻子嘴、獠牙、眉毛及一些裝飾線條組成。少數在獸面下飾腿和爪子，如反山“琮王”（M12：98）。有些研究者，包括筆者在內，曾設想該獸面主體是否為?；蛲?，但如果是牛，為什么迄今見到的獸面圖案均不見有角;而如果是蛙，則為什么那么多的獸面嘴里有上下交錯的獠牙（反山遺址的M17 ：8、M16：4，瑤山M9：4、M10：19等均有獠牙）。上述情況使我們排除了牛和蛙的可能性。

和殷墟、西周時期的銅器所飾獸面紋相比，良渚族徽和前者有較大差異，最主要的就是銅器上的有角，而良渚的無角。而和二里崗時期的威懾形象以虎為主體的獸面紋比較，兩者卻基本相似，兩只大眼睛、鼻子、嘴均無角，神態也十分相似。這就說明良渚族徽上的獸面當和虎有關系。另外從瑤山出土的兩件三叉形器上描寫具體細致，尚未徹底圖案化的獸面形象有觀察，其形態極似虎形;1981年在延安蘆山峁曾有一件玉虎和良渚玉禮器共出，高代把東南叫作虎方，這些都表明良渚玉器上的獸面和虎有關。銅器和玉器所飾獸面紋的相似，又反映了良渚部族和饕餮有密切關系。

（五）良渚文化和蚩尤

關于蚩尤的居地，文獻僅《逸周書.嘗麥篇》談到一點：“昔天之初，口作二后，乃設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字于少昊，以臨四方，司口口天未成之慶?！薄吧訇弧睘榈孛?，在今曲阜，命令蚩尤住到曲阜去，這說明他原來可能不是住在曲阜的。這一點，另外一條材料可以幫助說服：“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涉）九淖以伐空桑?！薄翱丈！苯浶煨裆壬甲C亦為曲阜，可見原來蚩尤確實并不居于曲阜一帶?！熬拍住睘榈孛?，現已失考?！澳住弊值慕忉屖悄嗾拥氐囊馑?，“九淖”則表示有很多泥沼地，不一定確指九處。曲阜四周，最有可能是“九淖”的地方是江蘇北部洪澤湖、高郵湖、駱馬湖所在地區。這一帶，歷來文獻稱為“沮濕之地”，是淮河和前黃河人海經過之地，地勢低洼，泥沼叢生，稱這個地區為九淖，是很有可能的。假如這一推測成立，那么，蚩尤的原居地，應在蘇北以南。

蚩尤即饕餮，饕餮形象即是以虎為主體的獸面形象，亦即為蚩尤所代表的集團標志，這是我們前面論述過的。良渚文化的族徽亦以虎為主體，且兩者形象，神態又那么相似，絕非偶然。唯一不同的是良渚文化的族徽上有“天人”騎在獸上，而饕餮形象則無“天人”。這個問題，其實也好解釋，因為兩者的性質不同。前者乃部族族徽，天人形象反映了人們祈望神靈保護，后者則是作為戰利品被鑄造出來作為“貪戒”和表彰功績的，當然不宜鐫刻“天人”。如此，兩者原來形象一致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黃帝和蚩尤的戰爭發生在涿鹿，涿鹿在今河北涿縣。也有說是在冀中的?！?蚩尤乃逐帝（炎帝），爭于涿鹿之阿，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說于黃帝，執蚩尤，殺之于中冀，以甲兵釋怒?！眰兤鋵嶄寐购椭屑绞且换厥??！妒霎愑洝氛f：“今冀州有蚩尤川，即涿鹿之野?！?/p>

黃帝和蚩尤之戰十分激烈，有關記載頗多，此不贊述。黃帝經過種種挫折終于戰勝蚩尤后，天下并未安定?！疤煜聫蛿_亂不寧”，可見蚩尤余部仍然有威脅，“黃帝遂畫生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為殄伏”。另外，“軒轅去蚩尤之兇，遷其民善者于鄒屠之地，遷惡者于有北之鄉，其先以地命族，后分鄒氏、屠氏”。說明黃帝除了采取以夷治夷的辦法，還將蚩尤部族打散，分而治之。如果蚩尤和良渚部族是一回事，那么，考慮到他們和黃帝的戰爭，那些散見于陜北、山西的良渚文化因素，包括一些與九黎有關的地名，倒是可以解釋了。

《鹽鐵論·結合篇》說：“黃帝戰涿鹿，殺兩皞、蚩尤而為帝?！毙煨裆甲C兩皞即太皋、少皋。如此，則以兩皞為首的東夷在涿鹿之戰中和蚩尤是同一聯盟的，他們的關系應當很密切。經嚴文明先生考證，東夷文化即山東、蘇北一帶的大汶口文化和龍山文化。而良渚文化恰好和其關系密切。在1987年新沂花廳遺址第二次 發掘前，在邳縣大墩子、鄒縣野店、安丘景芝、兩城鎮、呈子等遺址就發現了不少良渚式石器、陶器和玉器，如有段石錛、雙鼻壺、神面紋玉鉞等。良渚文化的福泉山遺址，也發現了大汶口文化式的彩陶背壺。1987年、1989年花廳遺址兩次發掘后，兩種文化互相融合的情況就看得更清楚了。例如M20，墓主人既有一-套良渚文化常見的玉器隨葬品，如錐形飾、玉圓片、玉珠、玉鉞、玉璦等，又有一套大汶口文化式的隨葬品，如豬下頒骨、背壺、豆鬻等。其他多數墓葬的情況也都如此，這就可靠地說明，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關系是非同一般的，它們很可能確實是一種聯盟關系。

雖然現有材料還不足以從根本上證明蚩尤就是良諸部族，但兩者眾多的相似點使我們不得不把他們聯系起來考慮。筆者認為，現有材料至少證明良諸文化和蚩尤是有密切關系的。解決兩者的關系問題也許能使我們找到一把打開整個傳說時代之謎的鑰匙。

【附記】20 多年前寫作此文時 ，信念來源于兩批考古材料 ：一批是良渚玉器中的“神像”，我堅信它和青銅器上的饕餮紋應該關系密切 ;另一批則是延安蘆山昴出土的那批具有良渚文化因素的玉器。這些玉器在那么遙遠的西北出土，應該有一個合適的理由，而這和良渚文化一定有關系。和20年后的今天相比，那時的材料真是少得可憐，因此，要想論述清楚自己的想法，真是十分困難，但也真是佩服自己當年“無知的勇氣”，要在今天，我會把它分成 兩篇文章來寫。一篇談為什么良渚文化可能是傳說時代的蚩尤，另一篇談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區玉文化的關系。

考古學是實證科學，但也需要想象力。因為考古材料能提供的至多是史前史這條大龍的鱗片。因此，如果沒有想象，就不能通過鱗片知道龍的行跡及基本形狀。寫這篇文章時，大多數考古學者的任務是依據陶片建立各地的考古譜系，而這主要依靠實證。對于有點想象的文章，考古界多視為異端，所以當年文章只敢發在本單位的文集中，影響有限。但是，對于蚩尤和它的行蹤，我和我的同事紀仲慶、張敏，當年是非常認真地討論的。我們經常擺出卡片、文獻一點點地琢磨，有時連飯都忘了吃。兩年時間后，終于理出：長江下游海侵→良渚文化北上投靠大汶口文化→遇到黃河上游的勢力，戰爭失敗→一部分南下進入巴蜀 、嶺南;一部分被俘進入西北地區→帶去玉文化，這樣一個大的思路。這個思路，當然還不能說它完全正確，但20 多年來，新出土的考古材料并沒有推翻它，相反，隨著陜西神木石昴城的發掘，這一思路可能會更受人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