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電企業海外情報活動的多部門協同機制研究

丁 源，盛 琪

(河海大學商學院，江蘇 南京 211100)

近年來，國際環境發生深刻變化，商業環境持續動蕩，水電企業走出國門面臨嚴峻挑戰[1]。中國水電企業工程合作項目遍及范圍廣，項目建設所處環境差異大、建設周期長、業務活動繁雜的特征，使得企業國際化戰略實施面臨很高的風險[2]。情報作為水電企業國際化進程中的關鍵成功要素，能夠通過外向型方式幫助企業應對多方面經營風險。水電企業所處經營環境復雜多樣，加上經營環境中信息量的指數型增長，導致高質量情報獲取難度增加，企業為了應對海外風險事件的發生亟須提升情報能力。海外情報活動的多部門參與能夠將非情報部門員工的情報智慧作用于復雜的海外經營環境，從而成為水電企業高質量情報來源的重要渠道。該機制強調非情報部門員工將自身情報知識與智慧同企業情報活動相融合，而非拓展企業情報源基礎上的情報收集工作，這對企業海外情報能力的提升意義重大。

關于企業海外情報能力，過去的研究對企業海外情報能力的內涵[3]、影響因素[4]、評價模型[5]、績效[6]等進行了細致的探討。其研究表明，技術因素、協作模式、組織因素等都會刺激或者推動企業海外情報活動的多樣化開展，對水電企業海外情報能力提升具有積極意義。關于情報協同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情報協同的內涵[7]、組織行為過程[8]、模型建構[9-10]、影響[11]等方面。其研究表明，企業通過績效激勵等制度結構的導向和治理結構、激勵計劃等治理機制的建立及影響作用的發揮，能幫助情報部門實現對企業海外情報活動的組織、管理、支撐與保障。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情報部門為主導的情報活動與企業海外情報能力之間關系的分析與探討，而對于非情報部門情報價值的開發與利用的研究略顯不足，導致無法從本質上剖析海外情報活動的多部門參與對于企業海外情報能力的影響作用。

本文基于資源基礎理論與知識治理的思想，將非情報部門情報活動劃分為范圍與深度兩個維度，探討非情報部門情報活動對水電企業海外情報能力的影響機理和邏輯路徑，并進一步考察情報部門協同治理的中介效應，幫助水電企業實現對非情報部門情報活動的引導與規制。為此，構建概念模型，詳見圖1。

圖1 非情報部門情報活動、協同治理與水電企業海外情報能力研究概念模型

1 理論分析

1.1 非情報部門情報活動與企業海外情報能力

1.1.1非情報部門情報活動范圍與企業海外情報能力

非情報部門情報活動范圍是指，水電企業內部所從事的、與情報相關的各類物質或技術活動的非情報部門數量。企業是多主體利益的集合體，水電企業尤為突出，因此企業中不同部門擁有并使用的資源各異。企業要想發揮資源價值優勢，必須對資源進行整合與利用。為了支撐企業的戰略決策，情報部門需要在較大的范圍內持續獲取情報資源。若該工作只依靠情報部門，很難滿足企業多樣化和差異化的情報需求。非情報部門在日常工作中自然地具備第一手信息的接觸便利性，特別是市場、銷售、服務、公關、采購等部門，這些部門及員工對海外市場某些方面的理解往往非常深刻，對有關信息的獲取也非常直接，如果充分利用這些渠道，必然非常有利。

非情報部門參與情報活動具有諸多優勢。首先，非情報部門能夠在不同的國家、市場及細分市場開展業務工作，這使其能直接完成對于特定情報的獲取。其次，長期的接觸使非情報部門的員工對特定信息產生情報敏感性，使其更容易發現信息蘊含的情報價值。再次，非情報部門員工實踐積累所形成的情報智慧，能夠豐富企業情報知識資源。非情報部門參與情報活動能夠保證情報獲取的及時性，實現獲取情報總量的擴大和種類的多樣化。更重要的是非情報部門所提供的及時、大量、多樣的情報能幫助管理者理解事件背后的深層次原因，為管理者帶來情報“組合效應”[12]。不同部門的員工在知識結構、情報素養等方面存在差異，根據資源基礎理論的觀點，非情報部門在實踐積累中形成的情報智慧使其獲取的情報具有價值性和異質性的特點。多樣化的部門和員工共同參與情報活動，形成了企業內部“因果關系的模糊性”，使行業競爭者難以對此進行模仿或復制。這就形成了以非情報部門為基礎，情報獲取的整體VRIO效應(具有競爭力和價值使企業獲得的競爭優勢)。由此提出如下假設：

H1：參與情報活動非情報部門數量增加對企業海外情報能力提升具有積極作用。

1.1.2非情報部門情報活動深度與企業海外情報能力

非情報部門情報活動深度是指非情報部門將市場數據轉化為情報和知識，所依次經歷的情報搜集、存儲、共享、轉化和學習等步驟的集合。相較于有形資源，無形資源促進企業競爭力的發展的作用更為顯著[13]。作為一種重要的無形資源，情報價值能夠通過情報主體之間的傳遞、共享與碰撞而提升[14]。

非情報部門對其所具有的情報資源進行存儲、共享、轉化和學習將直接影響水電企業的情報能力優勢。首先，非情報部門對搜集的情報信息加以整理和存儲，有利于水電企業對情報信息進行遷移、統計和聚類等處理操作，提高情報資源的利用效率。其次，跨部門員工間的情報共享，可減少不必要的情報重復勞動。再次，情報共享帶來的組合效應能夠提高管理者對于市場資源的認知效率，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有限理性對管理決策的影響。情報轉化與學習是企業實現情報資源利用的最高層次，非情報部門完成對情報資源的轉化與學習，會直接提升水電企業情報分析能力、情報意識與響應能力和情報導向的決策能力。

資源基礎理論強調異質資源對企業競爭優勢的重要性，隨著理論的發展，學者們逐漸認識到異質資源的作用僅是企業獲取競爭優勢過程中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15]。之后的研究豐富了對資源內涵的理解，其中代表性的觀點認為資源包涵兩層含義：一是企業所擁有的異質資源，二是利用這部分資源的能力[16]。競爭優勢是企業具有的異質資源和利用這部分資源能力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情報資源競爭優勢的發揮，還需要實現對情報資源的有效利用。非情報部門深入開展情報活動，能夠幫助水電企業在獲取情報資源整體VRIO效應的基礎上，實現價值效益的最大化，提高企業的情報能力競爭優勢。由此提出如下假設：

H2：非情報部門情報活動深度增加對企業海外情報能力提升具有積極作用。

1.2 情報部門協同治理的中介效應

情報部門協同治理是指，以情報部門為主體，通過建立合適的治理機制與組織結構，幫助非情報部門實現對情報知識資源的搜集、存儲、共享、轉化、研究的最優化。情報部門協同治理是知識治理的具體表現，其本質是秩序和規則，是對水電企業情報活動的引導、規制、激勵與約束。情報資源不可視的特點使其難以共享與轉移，因此情報資源具有很強的獨特性。知識治理機制的建立能夠弱化情報資源的獨特性，解決情報活動中存在的認知不夠、動力不足、難以協調等問題。通過組織結構和制度安排等正式機制的設計，或企業情報文化、員工信任、組織慣例等非正式機制的安排，促進企業情報活動的開展[17]。一方面，情報部門協同治理可以引導和規制非情報部門情報活動，并將其轉化為企業海外情報能力的組成部分。首先，情報部門有針對性的海外風險監測與研究，能夠將非情報部門情報活動與企業情報需求進行匹配，充分利用部門情報優勢的同時，進一步完善企業的情報工作制度、流程和規劃。其次，幫助員工理解業務活動所具有的情報意義，培養員工的情報意識與情報能力，有利于水電企業挖掘和拓展內部情報知識存儲的廣度和深度。再次，幫助水電企業協調各部門情報的收集、處理與分析工作，為員工分享情報工作經驗、知識和訣竅提供支持，促進企業內部多元化知識的融合與摩擦，為企業情報知識共享建立渠道。最后，海外環境的不確定性會分散水電企業的情報注意力，情報部門協同治理能夠幫助企業以時間為基準，不斷積累情報知識和技能。另一方面，以情報需求為主導的傳統情報工作，其內在邏輯強調管理者在情報工作中的作用，這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情報工作模式。這種工作模式能夠有效避開情報工作中的機會主義，但在無形中打壓了利他主義的情報知識分享?；诤献骰セ莸那閳螽a生過程會涉及多部門員工共同參與，這不免會造成“搭便車”、剽竊等機會主義現象的發生。尤其是員工在追求金錢名譽等情況下，這種行為尤為突出。情報部門協同治理作為一種聯結機制，首先能夠發揮保障的作用，即有效規避和約束機會主義行為的發生，使企業中損益對等、權責對等的觀念深入人心，保證參與情報工作員工的權力、責任與利益。其次，能夠發揮激勵作用，即它能夠吸引員工積極參與情報工作，使優秀的部門或個人獲得更多的利益，鼓勵員工進行情報知識的分享與貢獻。最后，情報協同治理能夠實現企業海外情報能力的提升，保證企業情報工作效率。由此提出如下假設：

H3：情報部門協同治理在非情報部門情報活動與企業海外情報能力之間具有中介作用。

2 研究方法與過程

2.1 抽選樣本和收集數據

現實中大部分企業沒有獨立行使情報職能的部門，情報職能的發揮是由諸如信息中心、總經理辦公室、戰略部、企劃部等部門承擔。因此，筆者將所有承擔企業情報職能的部門統稱為情報部門，而其余未承擔情報職能的部門稱為非情報部門。由于“情報”話題的敏感性，調研中需要承諾企業隱私的保護，以消除企業顧慮。為了保證研究結果具有較高的代表性和普適性，選擇較為重視情報活動的企業，并且被訪者須對情報工作較為了解。這樣的要求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調研的困難，導致樣本數量不高。

樣本收集時間為2018年7～8月，歷經兩個月，通過微信問卷星、現場訪談相結合的方式共發放問卷150份。其中微信問卷星發放問卷97份，回收數量為66，有效問卷數量為63?，F場訪談發放問卷53份，回收數量為50，有效問卷數量為50。問卷共回收116份，回收率為77.3%。其中有效問卷113份，有效回收率為75.3%。

2.2 變量測量

為保證量表的效度與信度，本文選用的測量條目主要來自于國內外文獻。量表尊重理論嚴謹性，充分考慮了水電企業海外情報工作的現實背景。題項設計確保涵蓋全面，測量內容處于同一層次且不存在交叉。在正式調研之前，評估并完善題項的語義。

非情報部門情報活動的測量，借鑒丁源等[18-19]的研究成果，結合水電企業海外情報實際工作，運用7級李克特量表對變量進行測量，范圍表示水電企業在不同區域(包括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區域)涉及的非情報部門數量：1=企業海外業務涉及部門數為1，3=企業海外業務涉及部門數為3，5=企業海外業務涉及部門數為5，7=企業海外業務涉及部門數為7及以上。深度表示非情報部門(包括人力、財會、物流、營銷、服務等部門)海外情報工作程度所處水平：1=簡單的信息記錄，3=中等的分享，5=情報利用與轉化，7=最深入的情報研究。

情報部門協同治理的測量，主要借鑒Marceau等[20-21]的研究成果，用8個問題測量。包括：海外風險監測，海外風險研究，制定情報工作策略，建立情報工作制度、流程和規劃，培養員工的情報意識與能力，協調部門情報工作，建立情報激勵機制，制定情報懲罰措施。企業海外情報能力的測量，依據劉冰等[22-23]的研究，利用7個問題測量。包括：海外情報工作對戰略規劃服務的有效性，海外情報信息處理的有效性，海外情報研究的有效性，海外市場監測、風險預警的有效性，海外情報報告在許可范圍內有效傳播，海外情報工作優秀且穩定，穩定保護商業機密。這里運用7級李克特量表對上述變量進行測度，其中1=最不認可，7=最認可。

3 數據分析

利用SPSS和AMOS兩種軟件進行數據分析，具體分析方式如下：利用SPSS軟件對樣本進行了信度檢驗與探索性因子分析、相關性分析以及回歸分析；利用AMOS進行驗證性因子分析。通過回歸分析檢驗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設。

3.1 信度與效度

信度檢驗是利用Cronbach’s Alpha系數作為評判標準，結果詳見表1。各維度α系數均大于0.8，量表具有較高的內部一致性。效度檢驗分為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驗證性因子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結果詳見表1，各維度的KMO值均在0.7以上且巴特萊特球體檢驗的顯著性符合統計標準。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詳見表2與圖2，量表整體的適配度指標值均達到理想值，這表明量表效度符合要求。

表1 信度檢驗與探索性分析結果

表2 驗證性因子分析適配度指標值

圖2 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

3.2 統計性描述與相關性分析

變量的平均值、標準差及相關系數詳見表3。研究變量間具有較強的相關關系,這也初步驗證了本文所提假設。

表3 統計性描述與相關性分析

注：**表示在0.01水平(雙側)上顯著相關。

3.3 回歸分析

非情報部門活動與企業海外情報能力逐步回歸分析結果詳見表4。模型1表明非情報部門情報活動范圍對企業海外情報能力具有顯著影響(β=0.309，P<0.001)。模型2表明非情報部門情報活動深度對企業海外情報能力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440，P<0.001)。模型3表明非情報部門情報活動的兩個維度，即非情報部門情報活動范圍(β=0.237，P<0.001)和非情報部門情報活動深度(β=0.337，P<0.001)對企業海外情報能力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表4 回歸分析

注：***表示P<0.001。(同下)

3.4 情報部門協同治理的中介效應

表5為情報部門協同治理對非情報部門情報活動與企業海外情報能力的中介效用分析。引入中介變量之后，情報部門協同治理對企業海外情報能力的作用顯著(β=0.455，P<0.001)，ΔR2上升了0.078，這表明模型效果較為理想。但非情報部門情報活動與企業海外情報能力的回歸系數顯著性下降(β值由0.548降為0.392，P<0.001)，表示情報部門協同治理在非情報部門情報活動與企業海外情報能力之間起著部分中介的作用。

表5 中介效應分析

4 研究結果與討論

4.1 非情報部門情報活動對企業海外情報能力的影響研究

非情報部門情報活動范圍對企業海外情報能力有積極影響，H1成立。參與情報活動非情報部門數量增加能夠保證水電企業情報資源的獲取，促進企業海外情報能力的提升。非情報部門情報活動深度對企業海外情報能力有積極影響，H2成立。非情報部門深入開展情報活動能夠保證水電企業情報資源的積累與沉淀，促進企業海外情報能力的提升。

水電企業不應忽視情報不可視性、路徑模糊性等屬性導致的情報活動獨特性，過分強調情報知識庫和情報網絡的建設。水電企業需要塑造氛圍環境和制度建設為基礎的治理活動，雙管齊下更好發揮情報資源的作用。首先，構建以共享為基礎的企業愿景，在員工之間建立信任與默契的關系，以消除情報共享過程中的不穩定因素，提升員工參與情報工作的積極性。其次，建立合理的獎懲機制與激勵機制，規避情報工作中存在的機會主義行為，通過這種方式改善員工的情報共享行為，調動員工情報分享的意愿。

4.2 情報部門協同治理的中介效應

情報部門協同治理在非情報部門情報活動和企業海外情報能力之間具有中介作用，H3成立。通過合理治理機制與組織結構的建立，情報部門能夠幫助非情報部門明晰情報轉化過程，為情報的產生提供最優化路徑和條件，并為推動企業海外情報能力的提升奠定基礎。

對水電企業而言，情報部門協同治理的內涵包括組織架構、激勵與規制、企業情報文化等諸多方面，更傾向于從制度層面對非情報部門情報活動的引導與規制，企業需要深刻理解其內涵。但需要關注的是，情報部門協同治理作用的發揮是正式治理機制與非正式治理機制相輔相成、共同作用的結果。企業若只重視某方面治理機制的發揮，很可能出現治理效果不符合預期等情況的發生。在實踐中，水電企業要建立以學習型為主的企業文化，注重部門及其內部員工的協調發展，促進部門之間情報知識的共享與整合。在此過程中滿足員工的利益訴求，最大限度地將員工所掌握的情報知識、工作經驗和訣竅顯性化。與此同時，企業要積極組織情報知識和技能的相關培訓，提高員工的情報意識和學習能力，使其在掌握情報知識之后，有能力在從事業務工作的過程中從復雜事件中抽象出對企業經營有價值的情報信息。

5 結 語

本文研究了水電企業非情報部門情報活動對企業海外情報能力的影響，情報部門協同治理在非情報部門情報活動與企業海外情報能力之間具有中介作用。將非情報部門范圍及其情報活動的深度作為提升企業海外情報能力的重要維度，挖掘非情報部門所具有的情報價值，彌補了水電企業在海外經營背景下情報部門在情報收集、分析、處理等工作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從情報價值增值的視角研究了非情報部門所具備的情報價值優勢，在非情報部門參與情報工作的過程中闡釋了其情報活動的全貌，有利于水電企業及管理者全面認識非情報部門參與情報工作的作用機理。